分子的估计时说：“八大起草报告时有不少人不同意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样提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方面不策略。……难道你们不是”。当时有这种估计：似乎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同意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还是资产阶级，性质一样的，只不过小一点。”刘少奇的这些话说明：在“八大”时不承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不可能重述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论断。政治报告只是说：“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①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八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模糊的说法，实质上是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②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他虽然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人2民服务的，对我国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但同时又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因此他强调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在1957年1月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②后来又说：“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③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有时他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④讲得透底。”他认为知识分子最容易翘尾巴，但是决定大局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主要整的是知识分子，结果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打击，向科学进军也大受影响。在1961～1962年，“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62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进行“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把一批长期在党内从事理论工作、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不仅把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把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也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一统天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他在知识分子
①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②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09页。②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③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④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452页。
阶级属性标准上的错误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受雇于资本家阶级的，是受资本家剥削的。马克思把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的教师、演员、作家等称作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生产劳动者”。
马克思是以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的地位来判定其阶级属性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是依据知识分子所依附的阶级来判定阶级属性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广大的知识分子列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将和体力劳动相近的、不剥削他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列为劳动人民，把广大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民主革命动力之一。1957年，毛泽东从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这两方面分析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他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不欢迎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是爱国的；只有极少数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敌对的情绪，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与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分析相一致的。从世界观上来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他认为，赞成而且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占少数；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占少数；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赞成而不熟悉。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大体也是符合那时的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他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如前所引述的，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显然是错误的。拿世界观作为划定人们阶级属性的标准是不科学的。按照这种标准，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就是在工人、农民中，真正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也是极少数，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将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我认为，只能按照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来确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在党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从李琪（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在1962年11月给彭真的信中可看出：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以世界观作为划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李琪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划分成分，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主要看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政治态度，即为谁服务，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如果只用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就会把许多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①人划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从而使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李琪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问题未能展开讨论，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发表与传播。毛泽东讲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在现代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定为资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43页。①李琪：《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问题》，《李琪文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页。
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认为，知识分子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在思想感情上，世界观上来一个彻底转变，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他向全党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历史任务。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①
毛泽东在1957年对知识分子估计的错误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不仅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影响到他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开始，这是同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相联的。在否定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时，我认为要注意：（1）在1957～1966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虽然有“左”的错误，但总的来讲还是对的。（2）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等思想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四、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
从60年代开始，反修防修成了毛泽东的头等大事。而他的反修思想可以说萌发于1956～1957年。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害，同它进行了斗争。中国革命是在同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批评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也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教条主义性质的，有必要批评教条主义。195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说：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是有所保留的：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在未同兄弟党打招呼前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批评斯大林，不同意“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退党。根据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
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我看有两把“刀子”，
①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62、463页。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他接着又说：我看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以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丢掉了。①
毛泽东的批评有合理的一面，即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到头来否定了苏共的历史，否定了自己，为反动派所利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文章说：“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这篇文章重点显然是在批评修正主义，但文中还没有公开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许多讲话、谈话中批评了国内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如3月10日，他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①和了解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如前所讲，那时，他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作为否定一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把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作为教条主义的典型。他虽然两种倾向都批评，但重点是在批评教条主义，批评教条主义怀疑“双百”方针，批评教条主义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在3月10日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即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的必要。1957年的整风主要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2～3月时，毛泽东把整教条主义当作反对主观主义的重点。他在3月8日同文艺界的谈话时说：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几个东西：一个是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
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总之，毛泽东在2～3月间虽然也批右倾思潮，认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右倾（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建设上），但总的倾向则以批评教条主义为主。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知识界认为是争鸣的春天。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批评修正主义的文字是在发表时增补进去的，最初的讲话中并没有。
到了5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他写道：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他认为，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中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①联成一起，亲如兄弟。”从此以后，他重点转向批判修正主义。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进了“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如何评价“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我认为，在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确实有右的东西，有修正主义，这是不足为怪的，是很自然的。毛泽东提出在批判教条的同时要批判修正主义，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这也是正确的，表明他有很高的警觉性。他关于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和国际根源的论断是精辟的。但他把修正主义作为当时的主要危险则是脱离了当时实际的。毛泽东所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指铁托、赫鲁晓夫。铁托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确有过头之处。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论确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他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应当肯定的。从总体看，他们并非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者。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还刚刚开始。对几十年间形成起来的教条主义要扫除掉是不容易的，教条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思想障碍。毛泽东把
①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23、424页。
修正主义视为主要危险，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有教条主义理解的地方。
“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支配了毛泽东的整个晚年，直到去世。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喜欢创造性。但他的思想又未能完全摆脱列宁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即把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左的言论行动都视为修正主义。他本人不迷信任何教条，可是无意之中他把自己的言论当作教条，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作是正宗，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他人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视为旁门左道。在1957年以后，他实际上把自己当成判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判教者。
任何时候都有左右两种倾向，因此，应从两方面作战，而不能只反一种倾向。一般说来，反右时，容易出“左”，因此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容易出右，因此反“左”时要防右。至于何种倾向是主要的，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有任何主观性、随意性。列宁讲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我们可以说，修正主义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1989～1991年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剧变可以说是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惩罚。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①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1957年整风运动后传了下来，到了1966年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四大”并不是在整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匈牙利事件后，国内有少数人主张搞大民主，认为小民主不过瘾。毛泽东批评这种主张缺乏阶级观点，认为是错误的。但他对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欣赏，认为大民主、小民主的说法很形象。因此，他也常用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他认为，民主是个方法，要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不肯改正的死官僚主义者，但不能用大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只能用和风细雨，不能用急风暴雨。3月1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匈牙利搞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十天后，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又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提出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总之，毛泽东在开始时不赞成用大民主。但他讲，对大民主也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在整风过程中，有的人主张大鸣，大放，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67页。
向共产党提意见。以后学校、机关又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表意见。大字报出现后，有人很害怕，毛泽东则认为，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群众可以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右派。“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①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到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四大”“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四大”这种形式，“最②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他又说：“四大”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没有采用这种形式，因为那时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就不好了。现在情况不同了，于是就出现了“四大”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③
在毛泽东看来，“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他说：“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④大字报”。”又说：“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⑤“四大”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他说：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既然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四大”向无产阶级进攻，那毛泽东为什么还提倡“四大”呢？他认为：“四大”，“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①建成社会主义。有人怕：四大”，一是怕乱，一是怕下不了台。他认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人民中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是要把国家搞乱。“四大”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应当怕，不会下不了台。“四大”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字报”这种形式。可以说，没有大字报，也就无所谓有“四大”。毛泽东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传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因此，大字
①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64页。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0页。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⑤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8页。①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②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4月15日）的短文中又写道：“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③
总之，毛泽东把“四大”看作是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革命形式，认为“四大”有利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利于改进工作，克服缺点，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大”发展到极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大”写进了宪法。“文化大革命”后，在总结历次经验教训时，普遍认为，“四大”从来没有起过好作用，“四大”从宪法中删去了。
究竟如何看待“四大”？我认为，毛泽东对“四大”的评价有过头之处，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四大”尤其是大字报是揭露社会矛盾，克服官僚主义（尤其是死官僚）的一种有效手段。有的时候群众的一些问题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反映，无法解决。而当群众的大字报一贴，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四大”也有很大局限性：一是很难正确分析矛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是容易为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容易助长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把“四大”看作是革命的新形式是不妥的，“四大”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将它从宪法中删去是有理由的。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由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开战，由革命为主转向以建设为主，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适时的。他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也是对的。但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他头脑中一度放松了的阶级斗争弦又绷紧起来，过分夸大了实行双百方针过程和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思潮，错误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又推动了他的理论进一步向“左”的错误方向发展，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这也是对的。但他把修正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则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了“四大”在揭露矛盾，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忽视了“四大”的局限性，错误地把“四大”看成是适合新的革命内容的新形式。
②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47、448页。③《红旗》杂志，1958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