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在今湖北）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他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廉洁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高度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官职大约是个司长级，管监察。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又不让太子朱常洛探望父亲。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度。万历帝死后，郑贵妃心不死，仍要泰昌帝给她封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贵妃不是泰昌的生母，因此不够资格封皇太后），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内，亲自接见，瞩目良久，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小老婆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由校，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最终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个仇视妇女的人，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喝斥甚至挖苦过。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求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当他“跳帮客船”成功后，便思报复，只是苦于“计无所出”（《明史·杨涟传》）。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月二十四，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其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
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帝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选侍为“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经算开恩了。
天启帝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说杨涟“结王安，图封拜”，也就是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而杨涟在此时，就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绝决而已。
这实质是让出了战场上最好的地盘，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希望皇帝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激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谁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帝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帝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帝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帝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帝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帝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一面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帝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得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帝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帝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帝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獷、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帝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帝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帝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年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剔透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没有止。到这一年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獷、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闻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帝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帝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当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不信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上不知”（《明史》）。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帝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帝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肚子里坏，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他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帝“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帝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声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你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么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干他娘的。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为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帝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帝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的这些老账，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帝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帝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帝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帝，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唯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不过，历史上也有天天说好的，形象却越来越差。是何原因，待考）。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蛊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帝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帝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皇帝上台后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一面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帝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