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
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帝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其次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痛仇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獷、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帝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帝办事是不经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这是明朝的民主集中制，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帝忽悠。
天启帝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十八，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作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帝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他老人家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
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变完了。祖制，那不就是一些印刷品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帝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帝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帝对此也是不予理睬。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帝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帝，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帝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帝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帝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帝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帝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帝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帝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帝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帝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帝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帝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獷，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隙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帝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依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獷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干部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铖。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地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帝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帝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朝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帝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獷、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出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弹劾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的。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帝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作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党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帝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魏则不问。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帝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党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帝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帝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党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帝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帝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帝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但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两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帝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下。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人去冒这个险。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易轻动。因为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党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个人，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经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帝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实是此次行动的致命劣势。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斗争规律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并死得很难看，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真正能干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他们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也不由得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像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不够硬气。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杂种，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生存！
天启二年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帝，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做“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拼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是，恶人可以日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苟且存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人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当今之世有人议论，说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另外有人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不知用了这些恶毒的词汇，能解何人心头之恨？能泄何种无名之忿？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我以为，策略不策略的可以讨论，但杨公之正气不容怀疑！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挡于道，土豪劣绅扼住小民！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理，则历史将永远是暗无天日。
这样的一群无骨之人，居然还想乞求永世的幸福，可能么？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初一，杨涟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了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其上疏人官职之高，都乃前所未有。
高压之下，百鸟静音。此疏一出，震天憾地！
奏疏摘要如下——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违者法无赦。”圣明在上，却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斗胆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魏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缘入宫。起初只诈为小忠小信以邀宠，继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拟旨专由内阁，而自魏忠贤起擅权，圣旨多由宫内传出，真伪莫辨。近来更指使宦官，三五成群到内阁威逼阁臣按其意愿拟旨，或不经票拟、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此大罪一。
刘一璟、周嘉谟均为顾命大臣。当往昔人心惶惶之际，亲捧陛下御手，拥陛下速见群臣，以安天下。魏忠贤不容陛下任用父之臣，急于剪除异己，令孙杰上疏逐二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进药之间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心议论，魏忠贤却将二人排挤出朝。而对袒护李选侍的沈潅，则多方给予维护，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前为安国本（为太子常洛争名分）有功，及至王纪为刑部尚书，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工部尚书，清修如鹤。魏忠贤却将二人构陷斥逐，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选拔阁臣，魏忠贤竟一手握定，力阻大臣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捏造理由百般压制，莫非真欲提拔“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简用大臣，重在廷推。去年南京吏部尚书、北京吏部侍郎出缺，排名在前的不用，专用排名于后者，致使一时名贤皆愤愤不平而去。魏忠贤颠倒选拔常例，玩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
皇上新政，正需忠直之臣辅佐，但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等上疏稍忤魏忠贤，立被贬黜。京师人言：“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传闻宫中有一贵人，因德性贞静，受皇上宠爱。魏忠贤恐其露己骄横，去年南郊祭天之时，趁陛下不在宫内，托言贵人有病，竟置之死地，使陛下不能保其宠幸之人。大罪八。
裕妃因有孕而被封妃，中外欣然相庆，而魏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使陛下不能保其嫔妃。大罪九。
皇后有孕，已经成男，忽焉流产。传闻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阴谋于此，使陛下不能保其子。大罪十。
先帝在青宫（泰昌帝做皇子时）四十年，参与护持辅助者，唯王安一人。陛下仓促受命之时，拥立维护，王安亦有大功。魏忠贤以私愤矫旨杀于南苑，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惨毒难言。此不但仇王安，而实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侍无罪而被杀被逐者，又不知几何！大罪十一。
魏忠贤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求索无穷。近来又于河间府拆人居室，起建牌坊，镂凤雕龙，直插霄汉。预造坟茔堪比皇陵，大违制度。大罪十二。
魏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家中满堂高官，皆乳臭小儿；敕封之族，均目不识丁。侄甥之辈，滥袭恩荫，亵乱朝纲。大罪十三。
魏忠贤用立枷之法，枷毙国戚家人，又意欲诬陷国戚，摇动中宫。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因开煤窑伤及魏家坟脉，魏忠贤便诬以开矿，立致之死。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有侵占牧地小事，本应由抚按审理。魏忠贤径自将其拿入监狱，恣意拷掠，视士人之命如草芥。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纠劾织造太监李实，魏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能行使任免权，言官不敢行使封驳权。大罪十七。
北镇抚司刘侨，不肯以滥杀取，魏忠贤则以不善逼供，矫旨削籍，以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又传旨诘问，使煌煌天语（皇帝指示）朝夕纷更，将令天下后世视陛下为何？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为缉奸。自魏忠贤提督以来，日以报私仇、行构陷为能事。告密诬陷，日夜不已；片语稍违，驾帖（逮捕证）立下。大罪二十。
辽东奸细韩宗功潜入京师，侦探我虚实，往来于魏忠贤家中，事露则令之避去。倘若韩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宫内不养兵，原有深虑。魏忠贤与奸相沈潅创立内操，安插羽翼，安知没有大盗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深为可虑！大罪二十二。
魏忠贤往涿州进香，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天子大驾出巡。回来时又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绕，则俨然天子乘舆矣！其间入幕投效、马前献策者，不乏其徒。魏忠贤如此张狂，自视为何人哉！大罪二十三。
闻今春魏忠贤骑马奔于御前，大无人臣礼，陛下射杀其马，恕其不死。魏忠贤不思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差一念纵容，遂至不可收拾，何以养虎于肘腋间？今若寸脔（千刀万剐）魏忠贤，亦不足抵其罪！大罪二十四。
最后一段，杨涟画龙点睛，直指要害——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偶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掩饰），更有无耻之徒攀枝附叶，依托门墙，表里为奸，互为呼应。掖廷之内，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即使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受习惯势力影响），积势之所趋，亦似不知有陛下，只知有魏忠贤者。如此下去，羽翼将成，骑虎难下，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势益孤（皇权日益削弱），不知陛下之宗庙社稷何所托？
杨涟最后说：
恳请陛下大奋雷霆，集大小文武勋戚，令刑部逐款严讯，以正国法，以快神人。奉圣夫人亦并令居外（把她撵出宫去），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好个“死且不朽”！
有壮士豪气如此，奸人才略有胆怯，不至使世界黑到彻底！
这是东林党对魏忠贤发起的一次总攻。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所列罪状，无非是“乱朝纲”。其实东林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忠君。这个“忠君”，并不是愚忠，不是皇帝说啥就是啥，而是要维护皇权制度的正常化。
国子监老照片
魏忠贤所干的，确有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破坏了秩序。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专制的；但其细部运作规则，到明代已有相当的民主化与合理程序。内阁首辅如果专权，尚且会引起激烈反弹，魏忠贤以太监身份专权，当然为正直的廷臣所不容。
张居正专权，是为了“事功”，为了提高效率。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为了“做好事实事”。因此他能用“正面理由”压制住反弹。而魏忠贤的专权，则看不出这个趋向来，所以没有可以堵住人嘴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