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砍倒东林党一杆大旗
对于廷臣的异议，天启帝已经习以为常，自有他的一套对付办法。所有替万燝喊冤的折子，他一律不看。开始还批个“已有旨了，不必渎扰”下去，后来干脆留中不发——让你们的抗议没声没息。
魏忠贤轻松除掉万燝，气焰顿时大张，觉得暴力镇压这一手还真是解气。他睁大了眼睛，扫视外廷，觉得一个小小的万燝还是太不过瘾了，想找个影响更大一点儿的来狠狠收拾。
他现在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可巧，又一个机会撞上了门来：有两个宦官向王体乾告了巡城御史林汝翥一状。
魏忠贤得到了报告，查了查林汝翥的背景，不由大喜。
这个京城治安官到底有什么来头？
他和首辅叶向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林汝翥，字大葳，福建福清县人，是叶向高的同乡，在祖籍两家离得很近。京中都盛传他是叶向高的外甥，可见两人关系是够铁的。
他是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六月才出任这个职务的，刚上任不久，就亲手处理了一件民事纠纷。
京师小民曹大的妻子与小民牛臣的仆人因故吵架，曹妻一时想不开，服毒药寻了短见。这曹大虽不起眼，但与宦官曹进、傅国兴有点儿关系，估计与曹进是同宗。
这下牛臣等于捅了马蜂窝——关系学没学透，一脚踩炸了营！
曹进、傅国兴带领二十多名流氓地痞，不由分说闯进牛家，把财产抢掠一空，还用锥子把牛臣扎了几百下，让他终身别忘了要学好关系学。
事情当然是报了官，但因为事涉宦官，京城各级刑官谁也不敢插手。案子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林汝翥的手上。
这林汝翥相当于首都公安局局长，他没有地方推了，同时也不想推。当即就提审曹大，一顿杀威棒，曹大就把曹进和傅国兴都供出来了。林汝翥大怒：宦官又如何？谁都不是法外臣民！他立刻办了驾帖（逮捕证）拿人，结果只拿到了曹进。
宦官在民间触犯了刑法，最终处理是要移交给内廷。巡城御史问清楚后也不能办罪，只能通过奏疏弹劾，由皇上下诏给予处罚。
曹进怕就怕把事情捅到皇上那儿去。他见林汝翥不是个用钱能买通的主儿，就哀求道：“大人只要不参我，我情愿受笞刑。”
林汝翥想想，也行，就命手下打了他50下竹条子。这东西也很厉害，但比打板子强，一般死不了人。
本来这事情也就算了了。没想到，一日林汝翥在巡城时，忽然跑来一个不男不女之人，拦住他的马头就破口大骂。
京城里还有敢这么撒野的？林汝翥立刻叫人把这家伙逮了，一问，原来他就是傅国兴。
正找你找不着呢，倒送上门来了。林汝翥把惊堂木一拍，指指卷宗说：曹进都招了，你想怎么办？
这俩阉竖，可能是属于低等宦官，既怕治罪，又拿不出钱来贿赂。傅国兴也只好自请处分——你打我一顿得了。打完了，林大人就把他也给放了（见《明史·林汝翥传》）。
这场官司，应说处理得不错，错就错在时机不大对。官司办完几天后，就碰上了杖死万燝的突发事件。
小宦官们虽然没什么政治头脑，但宦官势力这次是把朝官势力干败了，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
屁股被打肿的曹、傅两人，一下子就起了复仇心，跑到王体乾那里，挤出几滴眼泪，揉几下屁股，求王公公给他们做主。
王体乾和魏忠贤是全体宦官的头儿，自己的手下被巡城御史揍了屁股，主人脸上也无光。两人碰了碰情况，都很恼火，便商议着要报复。可巧又听说林汝翥是叶阁老的外甥，两人就更不能罢手了。
至于林汝翥是不是叶阁老的外甥，史料上记载不一。《三朝野记》和《启祯野乘·一集》上都言之凿凿说是，《明史》和《明熹宗实录》则说是传闻。因此现代史家各自采用的说法也就不同。
不管是不是，总之有瓜葛。
好，这次我老魏也要来一下打狗欺主。
于是，他们由王体乾出面去忽悠天启帝，客、魏在一旁溜缝。轻车熟路，把天启帝又给激怒了：宦官是皇帝的服务员，打宦官就是冒犯天威！六月二十一，皇帝下诏，杖责林汝翥一百下，削籍为民。
林汝翥猛然接到圣旨，魂飞天外！
这巡城御史原本是个很牛的官儿，责任就是管理京城街道的治安，老百姓又称之为“巡街御史”。出巡时的派头，可谓地动山摇。队伍前列有两个兵卒手抡长鞭，辟空“啪啪”作响。小偷、流氓、车匪一听到这鞭声，都撒丫子就跑，躲得远远的。
有时候六部九卿的车夫狗仗人势，在大街上争道，谁也不让谁。要是碰上巡城御史路过，立马就和解。有那眼神不济的，还在争执，林大人一声令下，当场按倒就打屁股，不管你的主子是谁。
巡城御史揍两个小宦官，不也是小菜一碟吗？这是国家法度。
可是，法能大过人吗？开玩笑！
林御史这回知道宦官的厉害了。廷杖？万燝刚被一顿棍子打死，我还能活吗？他越想越怕，反正官帽子也没了，就跑吧！
他怕被东厂的人盯上，就翻过自家墙头，躲到邻居家一座空房子里，藏了一天一夜，然后瞅空子溜出城去了。
前首都公安局长潜逃！
魏忠贤也没想到林汝翥还有这一招。派去抓他的宦官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
这林大人能跑到哪里去呢？如今遍天下谁还敢窝藏他？
魏忠贤一推理，觉得这人没准儿藏到叶阁老家去了。
于是他派了一批宦官去叶阁老家里要人。宦官们得了令，如狼似虎，先把叶府团团围住，然后进去“喧哗搜捉”（《三朝野记》）。
叶阁老家中当然交不出逃匿的犯官，小宦官们就咋呼着“打倒”“炮轰”的，不肯撤围。
叶向高哪里受得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朝第一大臣，受魏忠贤的气也就罢了，如今居然连小宦官也敢来家里闹，还有没有《大明律》了！
他立刻奋笔上疏求去，说：“中官围阁臣第（宦官包围阁臣家宅），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
说二百年来未有，是夸张，但确实是太不像样子。
事情报到了天启帝那里，天启帝也觉得宦官这么闹，有失国家体统。于是下令：赶快撤了。
撤是撤了，但围也就围了。围困宰相府，没受到任何追究。抓坏分子嘛，过激也就过激一点儿了。
这个林汝翥一跑，最没面子的是监察系统的头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他手下的属官，一贯是监察别人违纪犯法的，怎么能就这么跑了？即便皇上要重罚，粉身碎骨也得挺着——娘打孩子嘛，错了也可以理解。就是不能跑！
孙大人正卧病在床，手拿不动笔，就叫李应升替自己起草奏疏，要参这个贪生怕死的林御史。他说：“林汝翥不肯做强项之人（指坚持真理不低头的人），竟成了逃跑之臣，致使皇帝座下少了一个取义成仁的忠臣。御史台有这样贪生怕死的官员，实在有损国威！不听皇上的话，就是破坏法纪！”
这奏疏固然是对林御史临阵脱逃有气，但骨子里还是在讽刺皇上糊涂透顶。
其实，林汝翥并不是真的想一走了之。他一个朝廷命官，即使削了籍，还有起复的可能。如果真的跑了，那就永为罪人，前面的几十年都白干了。
他这次是跑到了遵化，进了顺天巡抚邓汉邓大人的衙门，算是投案自首。逃离京师，不过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想要躲开宦官的毒手。
七月初一，邓汉如实上报。但天启帝并未有所松动，让继续执行前旨，还是要打。
都察院这下炸了锅！这叫什么话，堂堂监察大员，被宦官逼得逃命，完了还要打。一帮御史们就商量着要上疏营救。
李应升也跑去找孙玮监察长，说：“林御史投案，法纪幸未破坏。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能代皇上公正执法的部门，而不想死于宦官之手。而且以我们御史大人的一百棍，对宦官的五十竹条子，于法也不公啊！”
孙玮一想也是，就叫李应升赶快写疏论救。
长官带了头，十三道御史（分管十三省区的监察官）就纷纷上疏救人，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林汝翥没有躲得了一顿打。但他这一跑，引起了舆论轰动，还是对保命起了作用：一是锦衣卫虽然照打，可终究没敢把他打死了；二是小宦官们也不敢再跑出来拿锥子扎了。
前后一个月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这其中，首辅叶向高内心的震动最为巨大。他看明白了：在皇上的眼里，在魏忠贤的眼里，原来他这个三朝元老、当朝首辅什么也不是。无论万燝事件，还是林汝翥事件，他们对自己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将来还能谈什么有所作为？
大明的朝政，眼看着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就随他去吧。
只可叹数年来小心翼翼的“调停”，一腔心血，全泡了汤。
学富五车，位极人臣，还赶不上个“卵切除”的混混儿！真是天理何在？孔孟何用？人间何世！
阁老万念俱灰，在家躺倒了，把大门紧闭，不再上班了。
他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了。复出以来，他的辞职报告一共写了18份，大多是“以退为进”的官场虚套。不过是提醒皇上：我对你有所不满，希望你能改一改。自从出了万燝杖毙事件，他就一连上了多道辞呈，去意渐浓。至林汝翥被杖，他就更坚定辞官归田的打算了，不再有任何虚情假意。
正好天启帝对他这一段以来的别扭态度也不满，于是君臣俩心照不宣。天启帝也虚情假意地挽留了几回，就于九月初七下诏，允叶向高致仕，一切待遇从优。
叶向高在临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对自己主持“东林内阁”这一段的做法相当懊悔，曾经在给朱国桢的信中说：我就像个赌徒一样，老本已经统统输光，这都是因我谋划不周所致，怨不得别人。
叶阁老具体懊悔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与虎谋皮”是谋不来东西的，他大概已彻底明白。当初还不如脖子挺一挺，协调大家跟阉党方面死拼一下，或许还有个活路。如今战也不成，和也不成，确实是满盘皆输。
但是，叶向高在天启党争中的作用，也不好一概而论。他的“调停”策略，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负作用是没能以阁臣之重，统率、协调众臣与魏忠贤决战，反而起到了涣散斗志的作用。正面的作用是毕竟魏忠贤对首辅略有顾忌，叶的周旋对整个东林阵营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他毕竟是一面墙，尽管老而朽。当他一旦倒塌，东林党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未来的形势，已可嗅得到血腥味。
在另一阵营，魏忠贤的目标倒是非常明确。杨涟上疏的时候，他就精确分析过形势，提出了“必去叶向高而后可”的总路线。
他注视着叶向高蹒跚而去的身影，额手称庆。也许心里在说：余皆不足虑矣！
车辚辚，马萧萧。秋来又辞长安道。
阁老的心里，弥漫的也是秋之悲凉。他这一去，“东林内阁”等于轰然倒地，虽然还有韩獷，还有朱国桢，但他们真的是“不足虑矣”！
他行前上的一份“陛辞疏”，也就是御前告别信，还试图最后对皇上、太监、廷臣三方面分别进行劝告。但强势的一方怎肯收手？弱势的一方又怎肯束手就擒？
血战，是注定要来的。
叶阁老纵有高瞻远瞩，谁又能听得进去——“事久必自明。历观前史，自汉唐以至本朝，中官之邪正善恶，昭然若揭，未尝歪曲漏掉一人！”
宦官不相信坚如磐石的权力能消亡，廷臣等不得让历史来做最终结论。
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过招吧！
明朝的这悲剧，来自我们民族的母血。
孔孟万年，汉唐千载，问世间：“和”为何物？
——更无一人领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却又见连营百里。这就是我们的母血，滔滔无尽啊！
◆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
宦海沉浮40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子就暴露于外。现在东林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党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党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党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的“原则的化身”，我们民族历来太少。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可是自从现代有人提倡“脑袋都没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之后，这样的人几乎渐渐绝迹。很多人学乖了，美其名曰“务实”。可是我看很多的人脑袋虽然无虞，幸福却一点点也没有了，活得生不如死。
以软弱换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民的幸福。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党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帝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帝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党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元老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要，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却劝他不要退缩：“如今钻营的人多，你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怕什么？若皇上不批，我们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报告送上去了，按例有三个工作日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东林众人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二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大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是千古疑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帝自有他的主张：“大计”还是要用东林党的人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这小子。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冷冷地看着这小人如何表演，面色如霜，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帝让吏部勘察。
赵南星心中有数：还勘察个屁！官贪不贪，平头老百姓都知道——披一袭官袍，堆一脸的恭顺，不过就唬了皇上您一个人。于是他立刻上疏建议“遣戍”，让那小子劳动教养去吧。
天启帝看了，知道这崔御史是什么货色了，就下诏予以革职，责成淮扬地方官查清贪污数目。
这下，崔呈秀把胆都吓破了，走投无路之中，决定投奔阉党。他穿戴上表示身份卑贱的青衣小帽，连夜跑到魏忠贤家投靠。一见魏公公，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他哭诉道：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挟私排挤，请魏公公千万给予保护，我愿永世做您老的干儿子。
魏忠贤转了转脑筋：这个崔御史，说他不贪，三岁小儿都不信，但是可以为我所用！于是老魏绽开笑脸，安慰了一番，当场收了个高素质的儿子。
崔呈秀以前一心想加入东林党，人家不要，想不到现在入阉党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心生感激，立刻建言道：“老爸啊，不除去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你我都不知会死在哪里，其余的人也没一个能站住脚！”
这个建言，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一下子就点醒了魏忠贤。他在此前的剿灭行动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此之后，就明显地有板有眼了——专挑关键的人物定点清除！
东林党又给对方“贡献”了一名军师。
高攀龙与崔呈秀的冲突刚完，紧接着东林党诸人又与阁臣魏广微起了冲突。
魏广微那时是阉党在内阁的内线之一。叶向高去后，内阁首辅由韩獷接任，韩虽然也是直臣，但分量上比叶阁老要轻得多了。魏广微大概也就有些放松，在一次宫廷活动中出了大纰漏。
十月初一，皇上照例在殿上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法，群臣列班朝贺，魏广微却把这事给忘了，在家里睡大觉。颁完了历法，皇帝上又亲率群臣去太庙祭祖，叫做“时享”。时享是朝廷大典，四季之初和年终各举行一次，极之隆重。由皇上带领群臣向祖宗牌位供酒水，行大礼。
等到仪式接近尾声时，魏广微才睡眼惺忪地赶到，慌慌张张地挤进廷臣行列。
大家正在庄严行礼，一位阁臣却是这么个狼狈样儿，众人无不气愤！
典礼一完毕，负有纠察纪律之责的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想上疏弹劾。黄尊素却担心此举会有连锁反应，劝阻道：“魏广微气量狭小，且极好脸面。如此攻他过急，恐生变，不妨搁置。”
魏大中不听，还是上了一本，痛斥魏广微身为执政近臣，“倨傲不拜正朔（大明历法）”，猖狂有如辽东建州女真和西南的叛贼。
魏广微去太庙祭祖迟到，严格说来不过是个考勤的问题，跟人品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政治立场。魏大中弹劾他一下也就罢了，但不该上纲到奉不奉“正朔”的高度上。这种无限拔高的党争陋习，恐怕是近世“浩劫”中大帽子满天飞的早期渊源。
如此一激，魏广微当然要气得跳脚！
他立刻上疏自辩（理由总找得着，譬如为国事操劳过度睡过了头等等），同时四处展开活动。这小子早就暗投了魏忠贤，内廷的宦官对他很买账。一时之间，不光阉党成员，就是宫中的一般内侍，也纷纷为他说好话。连客氏都亲自出马，向天启帝进了言，说魏大中这不是小题大做、要排挤人么？
天启帝平时就很厌烦廷臣之间的纠纷，见魏大中的话说得确实比较过头，就于十月初八下了一道敕谕，也就是告诫书。
他说：“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及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望风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堕废。”他总结道，这种风气的原因是“纪纲不肃，结党徇私”，因此警告廷臣要反思，要改弦易辙。
抽象地来看，天启帝这道谕旨说得不错，特别东林党方面是有这些问题。大臣一受攻击就引退，小臣依照“政治划线”评判人物，结果党争只能越来越激烈，于国事丝毫无补。
东林党人只强调品德、操守和“划线”问题，对国计民生始终没能提出好意见，就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惠民强国的措施了。天启帝对他们的弱点，还是看得很准的。
当然，阉党方面，问题就更严重，远不止这些。但是天启帝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以为意——与自己较亲密的下属，那是越看越可爱啊！
本来这个特谕针对的并非一党，是对大家说的。可是在魏广微被劾之后颁布，就明白地带有袒护的意思。天启帝就是再傻，也不能直接为魏广微迟到的事开脱，而这个特谕，恰是最冠冕堂皇的开脱。
皇上居然坐歪了屁股，连公然违礼都不追究，东林党方面当然有人不服！
压不住火的是都察院御史李应升，他于十月十一上疏，对魏广微的自辩狠狠砸了一家伙。
本来魏广微的自辩也还算讲得有点儿道理：一是说自己“罪止失仪”，根本没到“不拜正朔”的程度；二是说言官有“风闻生事”的恶习，让人不能自安。
然而东林党的官员们，逻辑思辩都相当厉害，且又站在道德制高点，所以砸起人来，势不可当。魏广微哪里是对手？
李应升的驳斥句句击中要害，他说：“如果是行礼中动作出错，那才是‘失仪’，而魏广微是误了典礼。按照《大明律》，失误朝贺，应笞四十；失误祭享，应笞一百。魏大人应该领哪一条呢？”至于说到言官，李应升认为：“国家设言官，称为耳目近臣。所言若涉及天子，则天子改容以听；所言涉及大政，则宰相闭门待罪。魏广微之父曾为言官，公正发愤，敢直言，因得罪阉臣而去职，美名传诵至今。魏广微为何不思其父？至此，广微应退读父书，保其家声，勿再与言官为难。如此可上对神明，下对士林，异日九泉之下亦不至愧见其父！”
这一顿砖头，砸得魏广微脸面全无，想与东林党撕破脸皮吧，又觉得还没到时候。无奈之下，他想起了李应升有个老师孙承宗，现为督师辽东的大学士。这个孙督师与自己既是同年（考中进士）又是同乡，也许会帮忙圆场。于是他立刻上疏，向天启帝提出：孙承宗督师辽东有功，皇上应给予特别恩典。
他拍孙大人这个马屁，是为了换取支持。
他所考虑的这些因素都不错，而且孙大人也确实劳苦功高，但他就是忘记了一点：孙大人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直臣，满腹文韬武略，又曾是天启帝幼年的老师，他怎么能吃这套？
有功不有功，轮不到你来说！
孙承宗全不顾什么老乡同年的情面，上疏给予驳斥，说魏广微这是居心不良，行钻营之术。
魏广微又吃了一瘪，知道自己与东林党再无调和余地，于是才公开投到魏忠贤门下。原来还仅仅是自称“宗弟”，现在降了一辈，自称“宗侄”了。
那边李应升的奏疏当然是触犯了天启帝——刚发了特谕不要纷争，怎么又来说？皇家尊重大臣，你何必借故轻侮，还要引用《大明律》！那么今后大小官员再有迟到的，是否皆依律惩处？
客、魏在一旁，又是假装气愤地一通忽悠。天启帝来了火，又想动用廷杖。韩獷听到了消息，赶忙写了个条子递上去劝住了，改为罚俸一年了事。
魏忠贤正准备杖死一个东林党祭旗，结果被韩獷给搅黄了。他这下连眼睛都气白了。
又是你！
韩阁老，有一笔老账咱们还没结清呢。
杨涟上疏的时候我四面楚歌，求到你，你不肯帮忙。现在我要打击东林党一个小小的御史，你倒这么起劲！
看来，内阁的石头还没有搬干净。你们这些东林党的同路人，是否也应该统统给我开路了？
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跑过来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党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大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帝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帝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前年的十月，明朝的第82届状元、翰林院编修文震孟上疏，不指名地纠弹魏忠贤。疏文里曾说皇帝诸事不理，上朝“犹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个傀儡戏班子入宫，为天启帝演了一场，把天启帝看得手舞足蹈。戏毕，魏忠贤就说：“万岁爷，这就是傀儡登场呀！”天启帝这才回过味来，气晕了，下诏把文震孟廷杖八十。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帝越发觉得东林党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帝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院、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部、院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掺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帝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帝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他还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帝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帝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自大明建国以来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獷、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帝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帝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然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诺诺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事情就这么简单。小人不谄笑，他靠什么本事固宠？君子有才干，他怎么肯低三下四地献媚？于是，在低能的领导眼里，就有了亲和疏的分别。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伙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账的日子也就到了！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
阉党到目前为止，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不过名声还不怎么样。阉党的首领终究是个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不免鬼鬼祟祟。如今，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了，扬眉吐气地喊一声“有奶就是娘”了。
但是，吾土吾民，干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比如“黑猫”这名字不好听，若叫成了“非白之猫”，也就多少理直气壮一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阉党谋士在欢喜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碰头，凑了一篇特谕草稿出来，要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给东林党扣一顶黑帽子。
——舆论工作要是不做好，咱们就是胜了也还是鬼鬼祟祟。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帝。
天启帝对东林党正憋着劲儿，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党人士“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近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援而后快！罔上之心，却使人尽缄口，然后满足其无边之欲矣！”
这一通连珠炮，把东林党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什么叫“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送给你们。
谁是千古罪人？谁是坦荡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谁能保证皇帝说的都是真理？
——不用保证，无须逻辑。有了最高权力，逻辑还有什么用？
这道特谕对东林党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今元凶已放（放逐），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如果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那我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脑袋了，顶风上了一疏，为赵南星、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么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事深可虑矣！
他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帝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党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是好像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的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晚了。在当初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党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两边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一旦杨涟爆发，东林党全体就应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左顺门事件”百人集体被杖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帝，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然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势力出来转圜，达到新的平衡。捱个几年，魏也就完蛋了。
可惜，东林党跟魏忠贤的斗法，多没有章法，单打独斗。人家那边一反击，当枢要的东林党大臣就挂冠而去，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党看扁了——“技止此耳”！
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帝的高压。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帝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帝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帝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帝跟东林党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什么叫“怙恶不悛”？就是近世曾流行一时的“死不悔改”之意。
古往今来，想要整人，连帽子都很相似。
天启帝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皇家的事，你为他呕心沥血了也没用。他看重的不是你的忠诚，而是你有没有用。
想不到东林党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獷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党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帝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帝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在古代，小人就懂得——所有的勾当，都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即便是抢人家东西，也要抢得名正言顺！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现代意义的“民主原则”，但“改革”这个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帝的账。一天也不等，他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帝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