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周天寒彻。东林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只能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命运裁决。
杨涟等人被驱逐之后，魏忠贤顾盼得意，心情放松了不少。但是他的狐群狗党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东林党大臣被逐，只是暂时离开了庙堂，焉知什么时候天心回转，还会卷土重来。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恶人的喽啰，往往比恶人还要恶，这是他们的固宠之道。这时便有人提醒魏忠贤：“不杀杨涟，公公之祸不日将再起！”
这话说得对，但只对了一半——即使杀了杨涟，公公之祸也一样逃不了！
然而魏忠贤品味此话，却觉得甚有道理，当下颇感不安，忙与“领导班子”诸人商议，如何能想个万全的法子来消除隐患。
讨论的结果，是定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将东林党官员尽可能地逐出，空出的位子由本党人士补上，让朝中没有东林党复燃的余地；其二就是兴起大狱，斩草除根！
自“三大案”以来，廷臣们对各次政治事件都有很不同看法，即便是一党之内，也不尽一致。因此东林不东林的，有时不易分辨。
天启帝对东林党已经厌恶之极，一度有逐尽东林党的想法，但他深知甄别不易，就作罢了。在宣判东林党的特谕里曾经提到：“本当根株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万钧讵可骤施？”
他高高在上，当然不知道详情，就连魏忠贤也说不清楚。
但是“小的们”却行。同僚之间交往，不须深谈，一颦一笑，便知是不是同类。顾秉谦、魏广微就是在这时上的《缙绅便览》和所谓“正人名单”，供魏忠贤逐斥东林党和提拔阉党作依据。
此后，大小喽啰们又有黑名单陆续呈上，崔呈秀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王绍徽献《东林点将录》，沈演献《雷平录》，温体仁献《蝇蚋录》，阮大铖献《蝗蝻录》、沈演（或杨维垣）献《杂稗录》。这些黑名单，统称“七录”，供魏忠贤备用。
其中《东林点将录》（作者是谁，其说不一，以王绍徽可能性最大）最有特色，全部参照《水浒传》108将的绰号、排序而写成。首列“天罡星”36人，有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等；次列“地煞星”72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这些黑名单的原件，都由魏忠贤的男宠李朝钦保管。“领导班子”王体乾等人分别命手下人将名录抄在摺子上，藏于袖中，每天看奏折时拿出来参照。
初时，阉党使用这些黑名单时还颇为保密。人们惊异于“圣旨”对东林党人的辨认竟然如此之准，冥冥中似有天助。
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东厂搞的勾当，后来阉党越来越猖獗，也就不保密了，经常说：某人在某录上有名，故予以处分。人们这才明白真相。
一次魏忠贤在得意之中，将《东林点将录》进呈给天启帝过目。但天启帝从小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没看过《水浒传》，劈头看到“托塔天王”四字，竟大为不解。
魏忠贤赶忙给他讲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并说：“古有能移塔之人，本朝李三才善于蛊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正与移塔相似。”
天启帝本是个好武之人，听了移塔故事觉得回味无穷，忍不住鼓掌大叫：“勇哉！”
魏忠贤一听，知道弄拧了，忙把名录收起。后又叮嘱众喽啰，不能再让皇上看到名录，只能偷着用（见《明宫词》）。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第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党人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党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党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的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帝的视野。
天启帝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帝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逮捕他的诏令当即发出。等他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就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帝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才彻底靠上魏忠贤。
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13人给魏忠贤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在杨涟上疏后，为帮助魏忠贤摆脱困境，他建议要以皇上的名义为魏公公正名，并亲笔起草了一道诏旨，以100余字赞扬魏忠贤是何等德才兼备。叶向高看到诏书后，大惊：“此绝非阉人所写！”
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
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皇上你那时候就是个傻×），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又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啦）？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吓着俺们了）？党人之力，至此极矣（这不是要搞政变么）！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
——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账统统理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今日有些急于“上进”的诸君，终日摩拳擦掌，还不如到《明熹宗实录》中将这一篇疏文抄了。要打击异己，就照此篇的逻辑罗织罪名，可以省去许多功夫。
天启帝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像得了白痴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白痴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当了皇帝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罪名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三月，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帝趁着听课（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明熹宗实录》）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党残余势力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党或者不愿意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帝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刑力度大不一样。
镇抚司就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就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边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万历野获编》）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知道他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仁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白银，买得此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这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了起来追赃。
魏忠贤眼巴巴等着有大家伙出来，指示许显纯加大审讯力度。
许显纯受恩于魏公公，当然要拼死卖力以报恩。他便明明白白地诱供，要汪牵出东林党大佬来。但汪文言也不是吃素的，死也不肯说了。
汪文言的外甥去探监，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眼见活不久了，不禁泪如雨下。
汪文言厉声喝止道：“死，何足道哉！勿学小儿女状！”
许显纯无奈，就建议魏忠贤以移宫案为突破口，直接把杨涟、左光斗抓来算了。
徐大化却不同意，他说：移宫一事，无赃可言（有赃的是你魏公公），你凭什么杀人家？莫不如说他们受了熊廷弼的贿，则封疆事重，杀之就有据了！
魏忠贤觉得这主意好，就下了死命令，务必严刑逼迫汪文言，让他说出杨涟等人受过熊廷弼的贿。
顿时诏狱里又是一片忙乱，审讯行刑，昼夜不停。
施用的刑罚有多可怕？据亲眼所见者说，比较常用的有镣、棍、拶、夹棍、械五种，都是专门夹、抽打、敲打手脚这些神经敏感部位的，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又不能马上死掉。
此外还有脑箍、拦马棍、钉指、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等等，仅看字面就令人毛骨悚然！以刷洗为例，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为止。
据记载，有一种最厉害的，“名曰琶，每上，百骨尽折，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荼酷之下，何狱不成？”（《明书·刑法志》）具体怎么行刑，不详，估计是拿铁家伙把浑身骨头一根一根敲断。
古人折磨人，过于惨毒了，余下的就不详述了。
任你再是刚强铁汉，也是吃不住劲！汪文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地说：“我之口终不合你意，你想要我招供什么，我认就是。”
许显纯见有门儿，便扳着指头一个个数：东林党人某某，受贿多少、贪污多少。汪文言已濒临崩溃，许说一个，他应一声：“是。”
说着说着，许显纯又按下一个手指头：“杨涟……”
不等他说完，汪文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然坐起，凄声大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别号）哉！”（《明史》）
妈的，老子不认了！随后，他坚决否认了许显纯刚才的胡编，抵死不肯诬陷东林党诸人。许显纯恼羞成怒，让人在汪文言身上再上一夹。汪只是咬住嘴巴，不吐一词。
许显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第一个骨头就啃不下来，这怎么交差？
他只好硬起头皮，编造了一套假供词，将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20余人牵进，分别加上罪名，说他们这批人逼选侍移宫是为升官、整顿吏治是为揽权、为熊廷弼说情是为求贿。
三月二十九，假供词报到了天启帝那里。按照惯例，镇抚司审理完毕，案件要交给刑部再审并定罪。
许显纯也按这个程序，报请将汪文言移送至刑部，他就算交差了——这个姓汪的可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但是魏忠贤比他想得远：要想全面剿灭东林党，从汪文言身上牵出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块骨头还得继续啃！
魏忠贤知道：自己蓄势几年，就在今朝一搏。他催促皇上赶紧下诏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到京。同时，他还亲临镇抚司坐镇，继续审问汪文言。
四月初，汪文言意识到许显纯已经在编造假供词，知道关系重大，搞不好东林党诸人要因此全军覆没，他便对许显纯嗔目呼道：“休得妄书，我就是死，亦要与你面质！”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许显纯。此案搞得这么大，免不了将来要在什么公开场合审理，如果出现对质的情况，他造假的事就会露马脚。到时候责任都是他许显纯的，魏公公不会替他承担。而且连个汪文言都没有制伏，魏公公也会瞧扁了他。
许显纯想，反正假证已经做出来了，总算牵连出一批人，不如趁机就把汪打死，来个死无对证。拷掠致死，这是镇抚司常有的事，魏公公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于是没过几天，许显纯就安排人把汪文言秘密害死了。
许显纯这么搞，是歪打正着。这么一来，在杨涟等人到京后，就已无“首告”可以对质。这个假案也就此“锻炼”成了铁案。
天启帝同意逮捕六人后，锦衣卫“缇骑”立刻离京四出，分赴杨涟等六人的家乡逮人。
这一批逮的六人，就是天启惨案中赫赫有名的“六君子”。
“六君子”在各自的家乡深得民望，缇骑到时，乡里一片骚动。
咱们明朝的百姓，不懂孔孟之基本原理，不懂君为臣纲的世界观。但是哪个官儿清白，哪个官儿无耻，还是分得出一二三的。逮人的消息传到杨涟家乡后，郡县百姓大恸，有数千“勇士”涌入公署，欲砍断官旗，衙役们紧闭内院大门方才得免。缇骑到达宣读圣旨之时，又有各乡数万百姓汇集城外，哄声响彻云天。
杨涟被逮走时，百姓夹道号哭。一路上，州县村舍，到处有人焚香迎送，设醮祈祷生还。路过郑州时，情况也是一样，前去送杨涟渡黄河的人络绎于道。
此一去，易水萧萧！
只恨那浩浩苍天，今日竟如聋如盲。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民心里的忠奸之辨。世之楷模，时之豪杰，那决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
一人被逮，万民悲戚，这就是好官！
一人被逮，炮竹满城，这就是民贼！
什么是检验官员的唯一标准？这就是！
当日缇骑来抓杨涟时，杨涟正在家中奉母教子，整日闭门不出。一日，有家人来报，说应山县城来了缇骑，不知是为何事。
杨涟一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锦衣卫此来，必是抓自己无疑。于是他请出八旬老母、50多岁的老伴及三个儿子，向母亲从容说道：“此番进京，断无生还之理。儿死不足惜，然养育之恩未报，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儿死之后，望不必悲伤，知儿为国尽忠，虽死犹荣就是。”
八十老母闻言，泣不成声！
杨涟又叮嘱夫人，一定要替自己尽孝：“吾九泉之下当深感夫人大恩！”说罢，向夫人深深跪拜。
杨夫人大恸，连忙相向跪下，劝慰杨涟道：“此去也许苍天有眼，可保全老爷性命。”
杨涟叹道：“但愿如夫人所言！”
随后又叮嘱三子：“为父官居三品，但未有积蓄，只传给你们‘清白忠直’四字。我死后，汝辈自食其力，切勿鸡鸣狗盗、有损家声！”
此时，应山县令已经来到家门，请杨涟到驿馆去接旨。
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逮捕令），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里有现成的大把银两在手？只好向亲戚告贷，凑得几百两。锦衣卫还嫌少，声称还是要“依法办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解囊，这才让锦衣卫的狗官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押解启程时，百姓又闻讯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狗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制止得住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曰：“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万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那里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汝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昂然而行。
壮士赴阙日，生离死别时。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并且不等百姓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到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再说左光斗。缇骑到了他的老家桐城，他得知消息后，神色坦然，只是悄悄对他的子弟叹道：“父母老矣，如何道别！”
妻儿知道大难临头，都环绕在他身边哭泣，他似无所见，只是叮嘱平时跟随他学习的子弟，要以读书为善。
左光斗为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本城的贫苦百姓，多有赖他接济才得以存活的。当地百姓奉其为父母。
弱势群体也不是永远弱势。一听说缇骑要逮左大人，立时群情耸动，举邑若狂！市民在四个城门插上旗帜，相约要到京城去上告。还有数千“暴民”闻风而动，祭祀神灵之后，围住了押解队伍，攘臂要痛打缇骑。
左大人极力劝阻道：“如此徒然给逆党提供口实，非但不能救我，反连累诸位同死，何益！”说罢自上槛车而去。
从桐城到庐州（今合肥市）一路上，父老攀附马首号哭，声震原野。众人焚香求天，一路相送，直至黄河方回，连缇骑也为之感动下泪（见《颂天胪笔》等）！
魏大中被逮时的情景，亦同样是感天动地。四月初，汪文言被逮的消息传至浙江嘉善，正在家中的魏大中即知自不可免，便暗中做好准备，于四月十一为次子学濂完婚。十天后，缇骑到达郡中，魏大中才叫出家人，讲明了原委，叮嘱家人不必悲伤。
四月二十四，缇骑来到乡里，将魏大中叫出，宣旨后逮捕。这一拨锦衣卫狗官也想趁人之危，敲诈一笔钱。他们以防自杀为名，把大中双手各套上一个竹筒，使其百事不能自理。大中家人苦苦哀求，均不允。大中之子学洢、学濂只得当尽家产，送了他们银两，才得勉强去掉竹筒。
魏大中考上进士以前，是在乡间做塾师，其道德学问无人不晓。百姓听说消息，都纷纷赶来送行，又募集银两给大中作为路途之资。
北上路过苏州时，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正巧愤于权阉当道，在家休假。他不顾众人劝阻，特地来到押解舟中，与魏大中相会。
虎狼当道，怕事者避之唯恐不及，但却有周顺昌这样的好汉，敢向刀丛而行。他与魏大中见面后，相扶而哭，并把大中接到家中，款待三天，同卧同起。其间，周顺昌激励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之下，知有继杨继盛而起，乃魏某人，亦不负读书一场！”（《明季北略》）
押解官员多次催促启程，周顺昌怒道：“你等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去请告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明史》）
说完此话，他攘臂叫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大中向他嘱托家中之事，他一口应承。大中最不放心的是孙子在今后的安危，周顺昌立即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
临行时，周顺昌对魏大中道：“联姻之语，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明季北略》）
孤帆远去，满目的春色何其惨然。
唯人间正气，不随残花凋零。
正所谓，壮士一诺，泰山亦轻！丑类虽狂，奈何赤心！
此次壮别，缇骑回京后，当然一五一十汇报给了魏忠贤。这事也成了周顺昌后来遭难的原因之一。
说来，这周顺昌与东林党并无关系，完全是为东林党人的忠义所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我居然见今世有的史家，指责他此举甚为不妥，说魏阉既然已诬陷你们结党，为何偏要跳出来授人以口实？
这真是，天理昭昭，奈何有人目盲？卑琐之心，怎度高洁之怀？
冤狱将至，自是有忠贞之士慨然就戮，他们选择的就是“好死”。古今百代，退缩者苟活之愉快，正是壮士唾弃之腐鼠。
——唯有忠义，才是人心中不倒的丰碑！
◆“六君子”案和蒙冤的名臣熊廷弼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五、六月间，六君子陆续被逮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才送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六人相见，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握在一个无赖手里，真是福祸难料！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疾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光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全体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到六月二十八，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中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之外，其余五人同日开始了恶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暴，却又粗通文墨。为了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早已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已经安排好给各人“受贿数目”：杨涟为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的银两交上，就可以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须知当日的一两银，可不是今日一元钱能比得上的，我们也就知道了这分量有多重。当然借款也可以还赃，但君子之交，也大都是君子，哪里有肥得流油的朋友可求助？且高压之下，人人畏避，即便是央告借款，也是万难！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么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徐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断成“铁案”，然后把汪杀死。
由于魏忠贤最恨杨涟、左光斗（自移宫案时就恨起），所以给他俩就编的比较多。同时，魏忠贤和徐大化又最恨顾大章（因几次跟他们对着干），结果给顾大章编得就最多，让他成了六君子中最“贪婪”的一个。
顾大章过去当过刑部主事，待下属相当仁义，如今入狱，狱卒见了都不忍，纷纷叩头掩泣。
恰在这几日，诏狱院内的土地庙前，有一株大树上长出一支黄芝，艳丽异常，观者皆以为奇。有狱卒认为这是吉兆，竟跑去向顾大章道贺，说没准儿不日就可释放。
顾大章却不以为然，叹道：“芝乃瑞草，今困于此，吾六人其不终乎！”（顾大章《狱中杂记》）他有预感，怕是今生也难走出这虎狼窝了！
那么，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党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熊廷弼29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他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从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之所以被问罪，是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6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个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帝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职（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杀头也难抵其罪（万历帝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
有了调明代边墙查，就有了发言权，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搞生产建设兵团。“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钳制努尔哈赤。
万历帝见他说得好，就干脆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干上也很有一手。他先后主持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的七百余里边墙（关外长城）；还修建了新城7座、墩台100余座、粮仓17所。三年之内，积谷30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搞得很好，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各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战略，后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可惜，他后来与辽东巡抚（省长兼军区司令）杨镐意见不和，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之败亡，这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大关节。
由于他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作派。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弹劾，丢了官，回乡一待就是7年。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辽东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大败，损兵折将。朝廷这才又想起熊廷弼，赶紧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命他宣慰辽东。熊廷弼受命后，兼程来京，但朝廷却又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他只能在京城干等着。
到了六月，努尔哈赤攻陷了开原。熊廷弼忧心如焚，上疏请急赴辽东，并要求大权独揽，以避免多方牵制。万历帝这时候大概是急了，马上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并赐以上方宝剑——你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七月，熊廷弼离京，在赴辽东途中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后，更是差点儿没把他气晕：辽阳已半是空城，官绅大都逃离，留下的也都人心惶惶。
熊廷弼此行应变的身手果然不凡：一路上他不断命令逃民返回原地；一进辽阳，就逮捕了有退缩之意的知州李尚皓；又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开原、铁岭死节将士。三下两下，便初步稳住了军队和民心。
此时他得到情报，说是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占辽阳。如果如此，明军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熊廷弼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日夜督促士兵造战车，制火器，加强防务。他还斩了贪将陈伦，撤换了纨绔子弟、懦弱无能的总兵李如桢，以振奋军心。
就这样也还是不行，熊大人索性玩起了孙子兵法，他把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调到辽阳，大飨军士，摆开阵势，佯装要进兵。
努尔哈赤虽然经常品《三国》，但此刻还是中了熊大人的空城计，在疑虑重重之中，没有立刻进攻辽阳。
你不来，我就要忙了！熊廷弼趁机加固了辽阳城防。另外还有更绝的：他不满足一般的吓唬，还亲自出马，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冰冒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前。熊大人坐在马上，虚张声势，以鞭指点地形曰：“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的哨探听到。
努尔哈赤闻报大为恐慌，以为熊廷弼真的要冲关了，连忙砍树堵山口，运石头整修关隘，累得满头冒汗。熊廷弼却以此赢得了时间，继续大修辽阳城。三个月后，一座城垣壮固的辽阳城赫然雄峙于辽东，防卫形势为之一变。
努尔哈赤这才回过味儿来，跌足不已。
熊廷弼用兵如神，决不是虚名。他算准了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就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两地城防，用以扼住抚顺，然后命令总兵官贺世贤率兵三万去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去守奉集。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进攻这两个地方，都被明军击退。八月，后金又以六万大军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抵抗，又让后金白忙了一场。
熊廷弼不仅把努尔哈赤玩于股掌中，还提出了能够彻底剿灭后金的“坐困转蹙”战略设想。大致的方略是：将辽东的明军分为四路，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这几个点上，每路3万人，相当于能攻能守的独立战区，各路相互策应。
这样，既能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消灭后金零星扰边的小部队，又能在农忙季节对后金境内进行频繁袭扰，使之不得耕种，日见困乏，然后四路兵马可相机同时进征，一举灭掉这个辽东大患！
万历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一位懂军事的皇帝，他很欣赏老熊的这一套，就不断给老熊拨兵、拨军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