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的岁月也绝非天堂
然而相面先生终究还是没看透魏忠贤。这个仪表不俗的魏二爷终非池中之物是有可能的，但流氓哪里就能立地成佛？相士先生前脚一走，魏二爷后脚就又去下赌场、逛青楼，不知凡间有什么愁事，直把那千金散尽。
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没钱也不去要饭了。好机会就像水资源，要找水你得到“水库”去找。官宦人家、豪门权贵，这才是社会资源的水库。他们把水都憋住了，你不去套近乎，他们凭什么给你活命的水？
这一次，他选择了去给大户人家帮工挑水，趁机开展公关活动。他素来能说会道，又有豪爽之风，很容易就跟一批豪门的家仆打得火热。待火候到了，他就央求人家：把我给你们家主人推荐推荐，成吗？
由于这次方向选得准，很快就见了效：有人推荐他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家里去当佣工。
茫茫人海中，谁是救星？这次，真就让他给蒙对了。
孙暹是谁？在万历朝的中期，这个名字，在内廷外廷都是如雷贯耳的。他的职务，不光是秉笔代皇上批文件，而且还提督东厂，是全国最大的特务头子。秉笔太监一般在内廷有好几个，倒也不稀奇，但是秉笔太监再兼提督东厂，那就是内廷的第二个爷。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全在他监视之下，只比司礼监掌印太监低半格。这在全明朝，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水库”。
人要想脱贫致富，走向上流，那就得有一个支点。找不到这个支点，等于是瞎忙乎。
土地庙里的梦，好像是有点灵啊！
魏忠贤这回总算找对了门儿。虽然还是做苦力，但是成了个“上头有人”的人了。他知道：时不我待，再混的话就要完蛋了。于是他格外卖力。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个月劳动生涯。
人固有的性格与素质，终于起了作用。他机灵乖巧，善辨颜色，干活肯下死力，很快就受到孙公公的赏识。
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孙暹一高兴，把他推荐进宫当了“小火者”。
“小火者”是什么呢？就是宫中的杂役，职务范围是看门、打扫卫生、挑水、劈柴、跑腿儿。这是宦官金字塔中的最底层。“火者”一词，据说源自波斯语，但我以为，这个“小火者”，很可能就是“小伙计”的转音。
尽管身份还是劳动人民，但毕竟进了紫禁城。这说明，“牺牲”并没有白牺牲，失了那个物儿，可物有所值——天底下有多少劳动人民能离奉天殿的龙椅这么近？魏忠贤狂喜，眼睛都不够用了。踩踩脚下，是中轴线的青砖；看看三大殿，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不仅在《大明全舆图》上，就是在《天下全舆图》上，这也是中心之中心啊。
紫禁城的黄昏
魏忠贤知道：支点已经蹬住了，今后就看怎么爬了。他不能就这么摧眉折腰事一辈子权贵，他就要在这儿翻身！
于是，宫里的事，他就比较留心，多看、多听、多打听。比方，老规矩是如何，人际关系是怎样，皇上有几个娘娘，老公公里谁权大谁权小……日子一长，都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按照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想象，这魏二爷到此就算走上坦途了，守在皇帝和娘娘的边上，要往上混，还不容易么？
非也！我们往往低估了古人的智慧。须知，紫禁城是皇家禁地、帝国的心脏，近万间房子，太监、宫人好几万，每天在这儿上班下班，操持事务，若规矩不周密，等级不森严，那还不乱了套？所以，内廷这个金字塔，结构相当严谨，运转很有规律。
往上爬？难矣哉！
魏忠贤高兴了没多久，头脑就清醒了。他此时已经老大不小，宫中的繁文缛节，学起来脑袋都疼。而且一个河间府地痞出身的人，身上有改不了的恶习，动辄就会触犯宫中规矩，受人白眼。这不是个好干的地方啊。所谓的体制，在何朝何代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一张网。魏忠贤觉得，这网把人勒得有点儿太紧了！
宫中的太监，一般都不是吃白饭的，其平均的文化水平，比京城的胡同居民要高得多。很多人是自小就被阉了送进来，在内书堂受过系统教育的，读过四书五经的也有，通晓历朝典故的也有，精熟琴棋书画的也有。你想想，为皇上后妃办事，素质低了怎么能领会精神呢？
魏忠贤在肃宁县算是前卫的，但是一进宫，差距就显出来了。如何品字画，如何鉴宝玉，还有那些浩如烟海的典故，都让魏二爷一头雾水。别人说话，他搭不上茬儿；他说话，一开口就是硬伤。
堂堂魏二爷，在宫里成了笑柄了。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魏傻子”。魏忠贤鬼精鬼灵，“傻”是不可能的，这是说他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的岗位，是在御马监，由御马监太监刘吉祥照管。名义上，魏二爷是孙暹大总管名下的人，干的却是扫马圈的低级工作。一开始他还能夹起尾巴，小心谨慎，时间长了，本性就尽露了。人家别的宦官，业余时间都能看看书、写写字，聊以消遣；他一个文盲，连《三国》都品不了，晚上真不知道怎么打发好。
喝酒、赌钱，这两项爱好又让他拣起来了。偏巧物以类聚，宫中也有三两个不成器的，魏忠贤渐渐地与同属孙暹名下的徐应元和赵进教成了酒肉朋友。
徐应元和魏忠贤很有缘分，两人同年，又是同时进的宫。徐是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也是文盲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他相貌奇丑，性格怪异，高兴时口若悬河，不高兴时张口就骂人。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也是个典型的垮掉一代。这家伙命好，崇祯刚即位时他可是玩大了，可惜被魏忠贤拖累垮了。不过，这时候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大出息。
三人行，比一个人胡闹有意思多了。他们一有空，就去饮、赌、嫖。上瘾了以后连工作都不顾了，上班只是去点个卯，瞅空子就溜号去逍遥。如此肆无忌惮地胡来，群众的意见大了。
说到宦官嫖娼，这好像是个很大的悖论。现代人会对此很困惑：家伙都没有了，难道意淫么？这个问题，有的历史专家说是因为技术原因或向招聘官员行了贿，少数宦官仍有“余势”，保存了性功能。其实不然，宦官不等于和尚，宦官对女性感兴趣是普遍的，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功能没了并不影响性取向和欣赏趣味。况且，性享受不止一途，古代男人甚至把摩挲女人小脚都能作为最高享受，所以说，宦官嫖娼，也会有他的所得，不会白花银子的。这里恕不详论，好事者可以查阅清人笔记《浪迹丛谈》和查慎行的《人海记》。
三个人这么放肆，心里也是不踏实的。万一哪天露了馅儿，皇上发了火，上司不愿意罩着或者罩不住了，问题就将很严重。
宦官本来就是奴才，小火者更是猪狗不如，连娘娘养的一只猫都比他们尊贵。宦官就是不犯错，皇上都还要拿他们撒气。比方说，走路快了、慢了，表情太高兴了或者太丧气了，都得挨一顿毒打。
万历年间，皇帝喜怒无常，把对外臣的廷杖之法也拿到内廷来责罚宦官。凡是宦官工作的地方，都常备有打人的板、杖。皇上一发话，立刻就得开打，即使冤枉了也不能辩解。东厂为了惩罚犯错误的宦官，发明了一种寿字杖，头粗尾细，打在冬瓜上，瓤烂而皮完好，打人也是一样。后来又有革新，杖里灌了铅，打上十几下就能致人死。曾有好几百宦官就死于这种杖下。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前途如何？魏忠贤很茫然，为求得精神解脱，他有段时间常上宣武门外柳巷的文殊庵去拜菩萨。一来二去，认识了庵里的秋月和尚和大谦和尚，经常听他们讲佛理。有时魏忠贤高兴了，也施舍一些钱给和尚。久之，他便与秋月和尚等人结成至交。
日子这么干耗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魏忠贤越干心里越没底。在宫里打杂，还不如在肃宁县胡混来得痛快。自己才三十出头，这一辈子的命运不是看到底了么？
就在这时候，他瞄好了一个机会，想着也许能发一笔横财。此时当朝的万历皇帝，是明末最贪财的一个皇帝，他向各地派出了大批太监，充任“矿监”和“税监”，目的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钱。这些太监口含天宪，是皇帝老子的代表，地方官不仅不能干预，而且只有乖乖配合的份儿。
太监们若是正正经经地开矿、合法地征税，倒也罢了，老百姓谁都明白，皇家不靠这些办法搂钱，平常还怎么摆谱。但是这帮“没下边”的爷，出了京城，就没人能管束了，几乎个个都在胡来。矿监看好了哪个富户有油水，就硬说人家宅基地下面有矿，你要是不想破家，就拿钱来。税监也不含糊，在长江上商船密集的地方，隔三五里就设一个税卡。你走一趟货，一天里就要扒你几层皮。若有行贿和交税不痛快的，一声吆喝就绑了你，押在船上的水牢里泡着，一天暴打几遍，让你求死不得，只能乖乖送上银子。
要是他们为国家征税征到了这么疯狂的程度，也算是古代的劳模了。其实大不然，国家利益哪能激发出这么大的疯狂劲儿来。据各种不同的史料印证，万历年间的矿税收入，十之七八是入了这些太监爷爷们的腰包。万历皇帝可能也知道一些情况，但不会想到有这么严重。他不相信奴才敢把个人利益放在皇家的利益之上，有地方官员向他告状，他也不信。
有皇帝罩着，能公开勒索民财，这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魏忠贤看好的就是这个路子。
他当然没有资格去做一个地方的矿税大员，但即便是在矿税太监手底下跑腿儿，也强过扫马圈吧！
此时，万历皇帝得知四川云安县石砫寨有早年封闭了的银矿，大喜，派了太监邱乘云去四川任矿税总监。这个邱乘云不是别人，正是孙暹大老爷原先的掌家。明朝的司礼监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班子，称为“各家私臣”。这些私臣各有其衔，分掌其事。掌家就是一家的主管，下辖管家（事务及出纳）、上房（箱柜钥匙）、司房（文书收发）。这些私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
这邱乘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史有明载。他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去的四川。矿税太监外驻，朝廷是不给他派工作班子的，因此就只能在京城招些无赖混混儿随行。正好，欺压老百姓用好人还真不行。去的地方石砫寨是个少数民族区域，朝廷在当地任命有宣抚使。邱乘云一到，就让县令贴告示，限令家住矿脉之上的老百姓一个月内全部拆迁，官府不给任何补偿。
这一方的百姓坐不住了，找到宣抚使马千乘，求他代为说情。马千乘是个爱民的好首领，他自己拿了五千两白银送上，请求勿骚扰百姓。邱乘云见钱眼开，同意了，不过要求贿银再加一万两，皇帝那儿他自可说妥。
当地官民又凑了一万两白银奉上。不料消息在当地有所走漏，邱乘云臭名扬于外。他不由迁怒于马千乘，便将这一万五千两白银派人送往了京城，面呈皇上，并附密奏一道，称：“石砫土司马千乘向奴婢行贿白银一万五千两，阻挠开矿。现将此银献与皇上，听候处置。”万历见了奏报，又怒又喜，对众臣说：“上下内外，有哪一个似邱乘云这般忠心？”于是下诏，将马千乘逮入云安大牢，听候查处。
马千乘的夫人是个女中豪杰，立刻四下里奔波营救。可是万历皇帝不理政是出了名的。人一关起来，就不判也不放。到京师去疏通，刑部里也是衙署空空，无人理政。马千乘在狱中关了三年多，竟然连罪名也无一个。他郁闷百结，难以释怀，最终病殁于云安狱中。
这一下，石砫一带民情激愤，人人要反，都想要拿下邱乘云为好官抵命。邱乘云手下那些开矿的爪牙，也被石砫军民打得抱头鼠窜。邱乘云便诬称石砫土兵已反，呼吁附近的总兵前来镇压，但镇守将领们都知道内情，谁也不动，只说是矿源早已枯竭了，还是不要激变当地土著为好。
事情捅到万历那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既然一万五千两白银已经到手，也就含糊过去算了。邱乘云知道地头蛇不好惹，只得罢了手，另寻财路。
后来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是邱乘云在重庆府衙内，某夜不知被何人取走了他脑袋，祭奠于马千乘的墓前。他生前所得的赃银六十余万，也都作为矿税，归了皇家的内库。当然，这不过是个传说，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情绪而已。
那个好官马千乘的夫人，后来成了明末大名鼎鼎的“剿贼”女英雄——她就是秦良玉。
当时给矿税太监当马仔，是个吃香的差事，好多人挤破头都要去，因为明朝的官僚集团，实质就是一个庞大的分肥机制，在中下层要是占了好位置，也能狐假虎威捞他一笔。魏忠贤于是向孙暹委婉地提出，要去四川给邱乘云效力。他想，好歹自己和邱乘云同属孙公公名下，况且邱公公也是从御马监起家的，这也算多了一层渊源关系。去邱公公的手下干活儿，他能不照顾一下吗？
孙暹觉得这魏忠贤不怕蜀道难，非要到第一线去，也是满有上进心的，就答应了。
魏忠贤大喜，想方设法筹了点盘缠，就上了路。
四川重庆府离京城不止五千里，魏忠贤风餐露宿，走了两个月，总算走到。一路有美梦支撑着，倒也是——越苦越累心越甜。
哪知道，他这一去，惹怒了一个人。谁呢？是邱乘云在京的掌家，名叫徐贵。这个人的资格比较老，魏忠贤的那点儿臭事他全知道。徐贵见魏忠贤此去，纯粹是准备放手大捞一通了，于是心里有气，便写信给主子邱乘云，告了一状，把这个混蛋小火者的劣迹一一细数，提醒主子说：这不是个能干事的人。
信是走的驿马快递，比魏忠贤先到目的地。邱乘云虽然政治品质不好，在四川打击、排挤了许多正直的官员，但却是个注重效率的人，不能容忍下级宦官吊儿郎当。于是当魏忠贤兴冲冲迈进邱乘云的监衙时，等着他的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邱乘云骂完了，还不解气，命人将魏忠贤关禁闭，其间还倒吊起来过，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准备活活折磨死他。
可怜这位20年后将令全明朝都感到震恐的宦竖爷爷，此刻被倒挂了金钟，命悬一线！
然而，龙年出生的魏忠贤，好像注定了不可能就此收场。虽然50岁前坎坷不止，甚至几乎丢命，但又屡有贵人相助。他本来这次是死定了，眨眼间却又绝处逢生。
原来是那宣武门外的秋月和尚，此时云游到了四川，正路过忠州。那邱乘云也是文殊庵的常客，与秋月和尚是多年老友。秋月走到此地，就特地来拜访，正与邱乘云寒暄间，忽听到魏忠贤在禁闭室内杀猪似的喊救命。当下知道是魏忠贤遭了殃，秋月便起了恻隐之心，恳求邱乘云放这混小子一马。
秋月德高望重，邱乘云只好买这个面子，放了魏忠贤，还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速回宫去继续扫地。
魏忠贤大难不死，对秋月和尚连连叩首相谢。秋月索性善事做到底，给自己在宫中的老友——太监马谦修书一封，嘱马谦务必要关照一下这个倒霉的小火者。
据说，魏忠贤在临行之前，恳请秋月师傅指点迷津，他说：“我今日扫地，明日扫地，扫到何时方能出头？”
秋月只是说：“扫尽一屋，再扫一屋，或可扫天下。”
这话里面的机锋，不知魏忠贤听懂了多少。他只能唯唯而退，别了和尚，揣着推荐信打道回府。
这个收信人马谦，又是一个魏忠贤命中的吉星。该人资格极老，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就入了宫，历任司礼监写字、内宫监总理、乾清宫管事，现在是伺候皇帝起居的大管家。他朝夕亲睹天颜，容易跟皇帝说上话，因而地位比较显赫。但为人宽厚，并不因此而跋扈，待朋友很真诚。
秋月和尚是他素所敬重的人，居然来了这么一封信郑重嘱托，他当然要尽力去办。
魏忠贤的命运之舟，颠颠簸簸了许久，可能看得都让人心焦了，而现在好像是——船到了桥头！
马谦果然是厚道人，见到归来的魏忠贤，看了秋月师傅的信，他没有二话，立刻给了狼狈不堪的魏二爷一些钱物，然后就四处奔走，要帮魏二爷谋个好点儿的差事。明朝人的所谓事业、所谓前程，多半是走通了关系网后就能一帆风顺的，跟本人的素质、能力无关。
马公公的一番活动见了效，不管谁，都还是要买他账的，魏忠贤很有希望被安排到宫内十大库之一——甲字库当差。
不料，这件事又被徐贵大总管知道了，他不想让这个混蛋小子反过把来，就告了一个通天大状，向司礼监太监王安汇报了魏忠贤私自出宫嫖娼的事，请王安按宫规给予惩治。王安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太监，为人正直，万历年间，他是皇长子身边的亲信。这是他头一次处理魏忠贤的问题，以后还有多次。
好事多磨，王安假如这次要是下了狠手，魏忠贤逃不脱一顿暴打不算，宫里的饭可能也就吃不成了。
马谦见事情要出岔子，连忙四处打点，把这事化解掉了。王安公公高抬了一次贵手——他不可能知道，这一次小小的宽恕，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厄运。而且他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在魏二爷的问题上犯糊涂。
甲字库那边，掌库的太监李宗政也对马谦吐了口：就让那小子来吧。
曙光初临，鸿运当头啊。没想到，背透了的四川之行，给魏忠贤开启了一扇通天之门。他终于放下扫把，当起了内库的保管员，开始向太监金字塔的上层攀登了。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司、局（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里眼实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里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里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么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这法子很眼熟啊）。
这甲字库，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里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耗子，同时也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来钱之道。比较主要的两种，就是“铺垫”和“增耗”。
铺垫，始于嘉靖年间，是指内库在接收商人所交的物料时，要求带有相应的包装、垫衬等物。这只不过是个名义，实质是伸手向商人额外要钱。这数目，可不是个小数，商人往往承受不起。宦官就把他们锁住拷打，或者捆起来在烈日下暴晒，直到答应行贿为止。有的商人实在交不起，被逼破产，上吊投河的都有。
增耗，这个法子是跟地方官学来的，即收东西的时候，要求比原定数量多出一部分，作为抵顶损耗之用。若多收百分之几，倒也不奇怪，但是明代内库的增耗大得惊人，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才得以入库的。正德朝时，纳米一百石，要加增耗银六十至九十两；到万历年间，增耗更高达十倍，江南白粮解户，鲜有不破产者。
此外还有“茶果馈仪”之类，我们现代人也很熟悉了，那就是喝茶钱、红包。要是你不想给，就把你的东西撕烂、踹碎，或者索性没收，让你完不成任务，拿不到“批回”（回执），自然有州县官府治你的罪。那时候的仓门内外，往往是富户痛哭就死，内官把酒相贺。
仓官硕鼠，从来就是这么猖獗。
他们在东西入库时捞钱，在出库时也是一样。少报多支，不打条冒支，这都是通行的办法——东西拿出去就能换钱。如果贪占的数目过大，账目上实在核销不了时，就放把火，烧了仓库，让皇上也查无可查。
现在，你该明白魏忠贤是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地方吧？
人穷志短，现在魏忠贤可不穷了，也有了大志向。从四川回来后，他脑袋大大开了窍。他考虑的不是秋月和尚这样的善心人给他解了困，反而看到的是马谦位高权大，才给他带来好运。因此他认定，权大就是好办事。人生前30年，居然没认识到“官本位”的意义，愚啊！
他的为人处世，从这时起，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
他打定主意，从此就要瞄准权力大的人交朋友。手头上，从仓库贪占来的银子源源不断，不能再赌了，要拿来做政治投资。什么王公公、马公公、邱公公，来日我也没准儿可以成魏公公。
◆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
魏忠贤开始走上层路线了。其实，地位低微的人，与身处高位上的人，是不可能平等交朋友的，只能靠拍马屁、套近乎。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跟人”。
跟人，也要有术。魏忠贤准备瞄准的目标，须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在要害部门里掌有大权；二是此人要吃阿谀奉承这一套；三是此人要有点儿侠义心肠，肯出手帮忙。
魏忠贤跟定的第一个有权势的人，很巧，跟他一个姓，名叫魏朝。
这个魏朝，上述三大要素都具备，特别是第一条。他是王安名下的人，属于东宫系统，先后担任万历时代皇长子朱常洛（后为泰昌帝）和皇孙朱由校（后为天启帝）的近侍，后来升了乾清宫管事，兼掌兵杖局，也是个`“大珰”了。
其时，万历皇帝对皇长子常洛不大待见，只喜欢宠妃郑贵妃的儿子常询，所以迟迟不立太子。但是朝臣几十年都在不懈地推动这件事，到后来，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能预见到，常洛立为太子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王安的这个系统，潜力就非常之大。只要万历爷一驾崩，新皇帝就是常洛。现在常洛的内侍人马，将来就是皇帝的近侍，肯定要成为内廷里最有权势的一系。
魏忠贤选择“跟”了魏朝，明显的就是预先投资，这一点儿也不含糊。下了一番工夫之后，魏朝果然很满意，两人关系渐密，好到干脆认了“同宗”，结为兄弟。魏忠贤年纪稍长，为兄，魏朝则为弟，外人呼为“大魏、小魏”。
魏朝果然很仗义，为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兄不吝鼓吹，见人就夸。特别是在顶头上司王安面前，没少为魏忠贤美言。王安这人，《明史·王安传》的评价是“为人刚直而疏”。“刚直”是不错的，但这个“疏”却要了命。他颇知大局，但就是用人不察，耳朵根子软，对恶人下手不狠。
王安原先处理过魏忠贤违纪的事，对这个魏傻子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听亲信下属魏朝这么一说，便以为魏忠贤真是浪子回头了。
下属对人物的品评，对领导起的作用往往不可低估。王安按照魏朝的评价观察了一下魏忠贤，果然发现了一些优点：谨慎、机灵、能干。于是他也开始器重这个大器晚成的内库保管员了。
不久，皇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那里，缺了个伙食管理员，魏朝就大力推荐让他的“魏哥”去。魏忠贤在肃宁的时候，曾经学过上灶，算是专业对口。一番活动之后，便顺利调过去了。
王才人虽然是皇孙的亲妈，但是在太子常洛那里，地位并不是很高。常洛宠爱的是被人称为“西李”的李选侍。李选侍的野心颇大，但可惜没生儿子，只生了个女儿“皇八妹”，将来是做不成皇帝的妈了。由此，她对王才人忌恨甚深，不许王才人与常洛见面，又派宫女监视其行动。王才人的处境，形同被软禁。
看起来，王才人这里是个“冷灶”了，但魏忠贤钻营到这里来，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接触到皇帝的家人了。宫中权力体系的核心，无非就是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无论接近了他们中的哪一个，都等于接近了皇权的最关键部分。只要跟对了人，一旦时势变异，一个小小的近侍很可能会一夜间骤贵，大权在握。
魏忠贤有了这个机会，心中暗喜：为王才人办膳，一样有油水可捞，而且伺候了皇孙的妈妈，跟皇长子、皇孙也就有认识的机会。这两个人，可都是大明未来几十年最伟大的人物。魏忠贤隐隐感觉到，攀爬的前景是越来越开阔了。所谓进身之阶，已在脚下。
他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进宫十多年，无所作为，头些年，穷得连老家的亲戚都接济不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侄女、外甥女被卖给京城大户人家做奴婢，能怎样？只能恨老天不开眼。
转到王才人这里后，他知道这位置来得不易，便格外勤勉。虽然王才人和皇孙朱由校母子正被人冷落着，但魏忠贤倒不计较“烧冷灶”。他伺候王才人伙食的同时，自然也顺带照料皇孙由校的生活。这个历史的偶然细节，日后，对晚明历史的走向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时谁能想到呢！
魏忠贤对这母子俩忠心耿耿。难道他有预见？当然不可能。当时不要说皇孙，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尚迟迟不得确立，地位很不稳定。30多岁的人了，仍是在父亲和郑贵妃的冷眼下，活得战战兢兢。常洛身边的太监，大多觉得跟着他发达无望，都纷纷以各种借口离去。有几个没走的，也都对常洛不大热心。大冬天的，常洛上课，他们连火都不给生，反而一伙人躲在自己的屋里烤火。奴才之势利，可见一斑。
至于皇孙由校，用奴才们的话说：“陛下（万历）万岁，殿下（常洛）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由校）登基鸿恩，有河清耳！”等到黄河清了，才能沾上皇孙的光，这哪等得起？一般多遥远的事物，才能用得上“河清”来比喻呢？——大同世界！
可见近侍们的绝望。
魏忠贤却不，他干得挺有滋味。这原因，绝不可用“政治远见”来解释，当时有远见的太监，应该跑得越远越好，万一常洛真的被常询取代了，大家就都白干。我以为，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玉镜新谭》的作者朱长祚说他“言辞侫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但也说他“有胆气”，这归纳得大概是不错。魏忠贤性格中也有粗豪、仗义的一面。此时王才人母子地位可怜，他也就不免心生怜悯，伺候得越发周到。
闲来无事，魏忠贤还要哄着小皇孙，讲一点儿市井奇闻，品一段平民三国。魏忠贤年轻时穷得妻离子散，此时大约是把对那个可怜女儿的感情，移到了小皇孙身上。而皇孙由校这一面，由于李选侍存心不想让他成器，以便将来好控制，竟然不许他读书。父亲常洛因为时有身份危机，也顾不上关照。因此，皇家的人伦，可能还抵不上这平凡的主仆之情。
这一长一幼的主仆俩，内心肯定都有一种“移情”现象发生。关系给倒了过来，犹如一对父子。否则，后来文盲皇孙成了天启皇帝之后的一系列事情，就无法进行透彻的解释了。天启初年，权势一度很大的东林党人，曾经猛攻魏忠贤而无果，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一层关系。他们仅以“内臣不得干政”的祖制、以正义与礼法来发难，当然不能奏效。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核心，除了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在！
可是，正当魏忠贤把冷灶烧得正起劲的时候，这灶忽然倒了！李选侍长期压迫、甚至于毒打凌辱王才人。王才人郁结于心，想不开，死了。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宫里的大变化很快就要到了，可惜她没能等得到。
王才人被“殴毙”，李选侍如愿以偿。她自己生不了儿子，就鼓动常洛去跟万历皇帝说把由校交给她照看。小皇孙从此就被李选侍控制，这女人，已经想到了将来——先谋求当皇后、进而当皇太后，不控制住皇帝的接班人怎么能行？
万历皇帝的龙袍王才人一倒灶，魏忠贤没了着落，只能重回甲字库。但有了这一段经历，他受益匪浅，不仅熟悉了很有潜质的常洛父子，还搭上了强势人物李选侍的关系，经常为她办一些事。渐渐地，魏忠贤竟成了李选侍的亲信。这当然也符合“王八瞅绿豆”的规律，即是，恶主自然要挑选恶仆。
说话间，就来到了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进了七月，出大事了，万历皇帝驾崩。这个以懒和贪财闻名的皇帝，带着天下财物还远远没搜刮够的郁闷，见老祖宗去了。此后的一个月内，政局让人眼花缭乱。大明朝，走马灯似的换开了皇帝。
委屈了好多年、勉强才当上太子的常洛，终于熬到见了天日。可惜的是，他刚想在朝政上有一番作为，却中了老皇帝的遗孀郑贵妃使的“美人计”，接受了她馈赠的8名美女（一说4名），昼夜加班“宠幸”。结果纵欲过度，上任刚满一个月，就伸了腿儿——死了。这就是福薄命薄的泰昌帝。
这下子，本来“河清无日”的小皇孙朱由校，眨眼之间就被推上前台，成了皇帝，是为天启帝。
紫禁城里，一个月死了两个皇帝，这已经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而从万历皇帝死前，到天启帝即位，宫内外各种势力又展开了连环恶斗，出现了一系列诡异的政治事件。先有“妖书案”、“巫蛊案”，后有震动朝野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后面的这三个，就是晚明有名的“三大案”。要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非有专章不可。因此大家不妨顺便看看本书的附录《惊心动魄的“三大案”》。其诡异万端、纠缠错结，即便几百年后，也还是让人惊异不止。
大明慢慢地走到末路上了，天下虽尚未乱，朝中先乱起来了。乱局中，就该有枭雄出世。可是这枭雄本人，此刻还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日后注定要搅乱大明朝的魏忠贤，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泰昌帝即位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獷这样的“正人”新入阁，内廷是老成持重的王安主持大局，朝政还算是清明，不容魏忠贤有更多的幻想余地。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再干上伙食长，与皇家的人走得近一些，权势大一些，多捞上一点儿，以免晚景凄凉。
泰昌帝的忠仆王安，顺理成章地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他为人虽然低调，但在内廷显然已权倾一时。要想爬，就要拍好这个人。这点儿觉悟，对魏忠贤来说，不用教就会。魏忠贤此刻就专攻王安。王安常年操劳，体弱多病，魏忠贤就殷勤上门，给他送药、送好吃的。
经过多年历练，魏二爷的痞子恶习已经收敛了许多，懂得如何示人以“憨”。一般来说，官不打笑脸人。王安也是常人，脱不了这俗套，分不清这是真效忠还是假惺惺——不到下台他怎么能分得清。于是心一软，把魏忠贤调入东宫典膳局当了头头。
这是给未来的皇帝伺候伙食了，“专督御厨”，再不是当年的冷灶。上到了这个台阶，魏忠贤已经很懂得他应该怎么表现了。
如果他的技巧仅止于送东西、溜须拍马，那么无非也就是个低能的末流野心家。认真考究起来，他这一段的攀爬技巧，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根据朱长祚给他做的总结，这一段，他的手段有三招：
一是狐假虎威。在我国古园林建筑设计上，有一个诀窍叫做“借景”，即园林本身不是很大，但可以借用附近大的背景，以延展其深邃阔大。在政治权术上，其实也有这一套。《玉镜新谭》说，“忠贤日随老内相（指王安）出入禁廷，而忠贤悬牙牌（出入证），衣锦，亦居然一内相也”。这就是政治上的借景——常跟领导在一起走，借领导之光，使自身显得比实际上要高大得多，给人一种该人正在蒸蒸日上、倍受宠信的印象。
二是不可小看群众舆论。魏忠贤为了将来攀得高些，这段时间“先以小忠小廉事人，为入门诡诀。人人咸得其欢心，亦咸为其笼络。”光是领导满意还不成，要人人都说好才稳妥。领导本来看到的只是你的笑脸，再听到群众呼声，就对你更是不疑。他这一手，确实强过一些眼睛只向上看的雏儿，雏儿们不知道，在吾乡吾土，一个刚起步的小爬虫，要是一开始就敢鄙视群众，那众口一致的唾沫也能把你淹死。
三是好处切不要自己捞尽。朱长祚说，魏忠贤掌了东宫御厨之后，“每啬于己而丰于人，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悉颂之。”这是想上进的人起码要做到的克己礼让，也是争取群众的基本手法。常见有那急功近利的官迷，总想好处自己全部搂来，闹得人人暗里讪笑、咒骂，自己给自己设下无数陷阱，其实是太不懂辩证法了。
这三招，是爬升的基本功。魏忠贤进宫后为潮流所迫，也学了点儿文化。在内书堂跟着讲读官沈潅，学了不少道理。运用到实践中，倒也暗合官场三昧，比草民我亲见的三五个现代小爬虫高明多了。
据说泰昌帝在为太子时，就很欣赏魏忠贤这一套，命他随侍皇孙朱由校。魏忠贤受命后，不以皇孙年龄幼小而打马虎眼，而是“服劳善事，小心翼翼”。正因如此，由校对他“喜逾诸常侍”，这才有了一段史上罕见的“父子情”。
泰昌帝暴死后，昔日的小皇孙骤登大位。按说，魏忠贤的好运就该来了。他没文化，当不了秉笔太监，但做一名其他监、司、局的首脑，总还是可以吧。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能当个尚膳司的掌印太监，也许是他此时的最高理想。
但实际上，这一变局，对魏忠贤却有极大的不利。原因是，他千思万虑向上爬，却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
在前面提到的“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红丸案”发生时，魏忠贤还是个微末角色，当时在舞台中心的，是沈一贯、叶向高、方从哲这样的当朝首辅。大人物多的是，排一百名下来，也轮不到他。
但是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移宫案”爆发时，原东宫膳食官魏忠贤的名字（当时还叫李进忠），就开始出现在有关史籍上了。虽然仍是小角色，但在本案中的作用一度甚大。
移宫案的主角是李选侍。在泰昌帝死后，为了给自己争权、争名分，她几乎是独自一人与廷臣展开了储君争夺战。这一案的核心，就是李选侍以手中的朱由校为筹码，不肯搬出皇帝住的乾清宫，“偃然以母后自处”（《莲编》），试图以此达到实际上的垂帘听政。
她这么干，显然超越礼法，大明没有这个先例。前朝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果有时很难预料。廷臣怎么能容忍？于是就纷纷拿了礼法这面旗帜去反对。当然，今天不乏有新一代史家认为这“姑娘”也颇值得同情。因为她不这么干，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远离开权力中心，无异于僵尸。一个只当了一个月皇帝老婆的女人，就要从无限风光堕入长沟冷月之中，其情可悯。争一争好处，也不为怪。
当时廷臣方面，有刘一璟、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等一干死硬的卫道者，勇与谋兼而有之，再加上内廷有王安与之呼应，势力甚为了得。
李选侍当时虽然把储君由校抓在手，可是面临的压力之大，几乎不是她一个妇人能承受的。她除了内廷有几个太监可供驱策之外，无人可给予支持。在几次争夺中，她又只顾耍蛮，屡屡失误，错失了不少良机，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壮，实际上内心大概惶恐得很。
魏忠贤就是在此时，成为李选侍的重要智囊的。他不仅受命出面奔走，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为选侍指点迷津。他出的招，往往非常老辣，曾在不利之中为李选侍扳回了几分。
魏忠贤为何要支持李选侍呢？这个问题，不应绕开不谈。泰昌帝生前，李选侍有所依恃，既权势显赫，政治发展空间也很大。那个时候甘愿为她奔走，可说是利益驱动。可是现在情况已经逆转，新皇帝就要即位，李选侍既不是储君的生母，又不是储君的嫡母（常洛的太子妃早已死了），等于什么名分也没有。仅仅想以先帝遗孀的身份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继续发威，可能性非常小。
她身边的一伙内侍，受她的指使，拼命阻拦廷臣抢回储君，大多是出于习惯。主子一时还没倒，权力幻觉仍在，再加上太监集团天然对外廷的敌视，大伙还想不到那么多，都在死力捍卫李选侍。
可是魏忠贤不同，他是能够看清大局的，知道外廷不好对付，也知道李选侍是在做困兽之斗。他之所以不退缩，又是他性格中的“胆气”使然——看到一个女人可怜而出手相助。
这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的人物。当然，也不能说他很有原则，比如，他忠心耿耿伺候了王才人多时，王才人无端被李选侍殴毙，他似乎并无义愤，转而投入李选侍名下。对比之下，王安就很不同。王安正是因为此事，而对李选侍恨之入骨，遂支持廷臣坚决阻遏李选侍的图谋。
可是他有时又能流露出若干同情心，很难用利益去解释。过去他对小皇孙、对王才人，现在他对焦头烂额的李选侍，都是如此。史家在评价他的时候，一般都强调他勾结某人、进窥中枢，而对他同情弱者这一面，因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所以往往不提。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在移宫案中出现的几次镜头。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凌晨，泰昌帝崩。李选侍揽权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通政使司（皇帝秘书处）将每日奏章先交她阅过，再交嗣君看，这实际已经是在垂帘听政了。这个要求，就是让魏忠贤出来传的话（许熙重《宪章外史汇编》）。此后尽管由校很快就被廷臣们抢走了，但这个程序却一直被执行着，直到李选侍被迫搬家为止。
初一早上，大臣们闻知噩耗，兵科给事中杨涟便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商议：“天子宁可托妇人？”他建议在进乾清宫哭灵（瞻仰遗容）的时候，把嗣君抢过来。众大臣认为可行，于是在杨涟带领下，突破了由宦官持梃组成的防线，闯入宫中，但是却找不到如今身份已是皇长子的朱由校。原来，李选侍把小家伙藏在了暖阁里。
首辅方从哲不是个坚定的人，他提议，可以等李选侍主动移宫以后再说。
杨涟却毫不通融，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选侍无僭居乾清之理！”（《先拨志始》）杨涟此前曾上疏抨击万历的遗孀郑贵妃，很为泰昌帝看重，将他列为了顾命诸臣之一。因此在朝中威望极高，在权力出现真空的这几天，他的意见往往能左右大局。
随后，杨涟便叫人把魏忠贤传到殿上，严厉斥责，跟他讲清了藏匿新天子的罪过。
在王安的说服下，李选侍同意让由校出来见群臣，履行一个拥戴新天子的手续。可是，她刚一松手，就反悔了，急忙又拉住由校的衣襟不放。王安哪里容得她变卦，抢过由校就跑。出了暖阁，群臣一见新天子终于露面，立刻伏地高呼“万岁”。而后，由王安开路，刘一璟抓住由校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抓住右手，把小家伙扶上了御辇。慌忙中等不及轿夫了，就由大臣们自己抬起轿子就跑，直奔文华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