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
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为人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在外廷也要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帝和天启帝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赵南星、郭正域、叶向高、孙慎行、邹元标、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只要朝中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帝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甚至史书上有一个成语，似乎就是专为他们而创制的，叫“众正盈朝”。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挟起的滔天浊浪，如何能击垮这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也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并不是这个政治集团的自称，最初，是他们的政敌叫开的。这里的“党”，那时也不是一个好词，其意与“沆瀣一气”差不多，也就是现代俗话里的“抱成团伙”。东林党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蔑称，反讥对方为“邪党”。但是这一政治集团总要有个名称，后来的人们习惯了，也就以“东林党”名之，渐渐地，最初的丑化意义就消失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以学为乐，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求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
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那也是末世的奇景了——有一部分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他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东林书院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四月十一，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初九告竣，共用白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绝不屈服的人物！
然而，好事多磨，历来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围绕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结党营私。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绩）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皇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现锐减之势，仅“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62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节操与风气，到嘉靖初年还都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的乌烟瘴气，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品质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成“党”，时人往往以他们的籍贯名之。比如，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昆党——领袖为顾天峻（昆山人）；齐党——有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等人；楚党——有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等人；浙党——有姚宗文、刘廷元、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其中以浙党的势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内阁首辅。而齐、楚、浙三党又以科道官员（监察官员）为主。
这些“党”虽然彼此之间也偶尔互掐，但在对付东林党的问题上却是一鼻孔出气，不分你我。他们“声势相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通鉴》）。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名分问题。东林党是拥护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此后又有“三大案”之争，也都是由万历死后皇帝谁来做这个敏感问题派生出来的。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明史》称赞他“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他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撤销为害百姓的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他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党与日甚”（《明神宗实录》），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党揣摩万历皇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顾宪成此时已经下野，他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等人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淮抚”。但不料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李三才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他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在名誉上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万历邸抄》）。“入党”一词，大概就发源于此。东林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继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帝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的。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200多年，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大法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的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大活人，所以就有了第二宝——祖制，是自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箍咒那样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因为批评的机制在，为批评而设立的官制在，谁也不敢把它取消了。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皇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地出来工作，他就要听廷臣对他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和评价，这不过是皇帝对胡乱批评的一种惩罚和制约，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来暗箱操作。
正因为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如果想逐渐控制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们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呀！
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为政治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民主，也要讲个资格与程序。
然而，所谓公正的历史，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的细部组成的。客、魏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大大的幸运，却接二连三地找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不奇怪。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就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比他还强，与天启帝的渊源比他还深，而且又识字，记忆力还在他之上，但客氏不幸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宇宙中有一些规律，是雷打不动的，就叫做“宇宙定律”吧。“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的永恒定律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是在明朝的内廷，赤裸裸的就是个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这里择其要者，先来说说他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人，入宫的时间很早，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心腹太监李进忠（这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多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于李选侍心腹，但本人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儿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客氏的船上，咸鱼翻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要比魏忠贤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了解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知道他已经将罪责推给了另外那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李进忠杀了灭口算了（杀没杀无考，但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到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季，三人密谋杀王安，客、魏送给了王体乾一顶内廷最高的官帽（因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新船上终于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明史》）。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年月之下，是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的重要谋主，在皇帝前面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这家伙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帝恢复廷杖，说他万恶不赦一点儿都不冤枉。
第二员大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通县）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5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15岁才混进京，在万历王皇后之母赵氏家里当下人。混到了19岁，才有机会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专业对口”进了宫，在坤宁宫当近侍，伺候皇后。
哪曾想才干了两年多，就犯了大错误，被拘押劳改了18年，其间多次险些被赐死。多亏大太监陈矩力救，才保下小命一条。
他是在被拘期间学的文化，先读了四书与《诗经》，又研习《易经》、《书经》、《左传》、《史记》、《汉书》等等，估计比当今的于丹老师学得还透。这期间，他还学会了一手好书法，会下棋，善作诗，也能品评八股文。其才华若放在今天，在《百家讲坛》中也是一流的了。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时，万历在临死前不知怎么想起了他，在遗诏中嘱咐将其释放。他出来后还是在坤宁宫，不过这次是在王皇后的灵位前伺候了。直到这时，李永贞才初次认识魏忠贤。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秋，李永贞被派到秉笔太监兼兵杖局掌印太监诸栋手下。在兵仗局里有个宦官叫刘荣，是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与刘荣臭味相投，遂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年，诸栋病死，通过刘荣的引见，李永贞转投魏忠贤的名下，正式上了船，升任文书房。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他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上将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坏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能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经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像上了贼船原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李永贞后来被崇祯皇帝清算时，是被判斩决的。
第三位，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这家伙“姿容修雅”（《酌中志》），是个大帅哥。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与魏忠贤有同样的业余爱好。他的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且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属于客氏的私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帝玩木匠花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老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别派人管理，现在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他也大言不惭，强行买下了皇亲李承恩的宅子，在门口的匾额上大书“户工总部”四字，以为炫耀。“总部”一词，原为明初吏部下设的属部之名，后废除不用。涂文辅将自己私宅以前代官衙名命名，嚣张不可一世。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司长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扬扬于长安道上，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古代大官出行时，仆从中有专门吆喝清道的“道子”，一路要高声呼喊“轿子来了，前面的车辆闪开、闪开”，是为“呼殿”。涂文辅的队伍出来，呼殿之声“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细而长，仿佛圣驾”（《酌中志》），内外官员无不下马回避。
从入宫起，涂文辅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跟徐一起被贬至凤阳，但总算逃过一死。
第四名，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被选入宫，在兵杖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欢读书。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由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他“每见逆贤，即屏人语，移时方出”（《酌中志》）。也就是老魏见他，总要屏退左右，对他长时间面授机宜。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皇帝咽气，他察觉形势不对，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许。到了十月，他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梁栋，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丰台）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大臣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算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到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帝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的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帝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帝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而且，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地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帝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的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地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地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对准死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投靠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唯有清流！唯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很多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魏忠贤首先选中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远不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