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鹰击长空

毛泽东一行是在四天后的8月19日，抵达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寓所的。

杨昌济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彭道良、萧三等几位熟识的湖南学子，欢聚一桌。依然是人手一双公筷。

杨昌济慰悦地巡顾着锐气自溢的湖南学子道：“没想到你们说来就来，算得是雷厉风行。”

“能出国留洋，谁个不想？”萧子升显出总干事的口吻，“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这里等得都六神无主了！”蔡和森总算可以释然地吐出一口大气了。

“和森各方联系得已初有眉目，就盼着诸位‘尊神’。”杨昌济褒奖着蔡和森。

“爹，你不要光顾着说话。”杨开慧指指桌上的菜，提着醒。她已是17岁的少女了，亭亭玉立，继承了父亲的静谧，那清冽的目光，已少了些稚气，多了些成熟。

“噢，批评得对。请请。”杨昌济引指着桌上的菜。

“开慧，你也一起来罢。”毛泽东相邀着。

“厨房里还有事。”杨开慧嫣然一笑，悄然退去。

杨夫人又热忱地端上菜来。

“伯母，快莫做了，吃不光。”毛泽东欠身致意。

同伴们也一一起身相邀：“伯母，您老也来。”

“坐坐。路上饿了那么多天，快放开肚子补一补。”

一座欢颜！

杨昌济还是心静如故，回复到原来的思路道：“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玉章三位先生发起的，具体由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李先生负责。”

萧子升留意着先生的介绍，问：“噢，李先生？就是李煜瀛？”

“嗯。”

杨开慧端菜进来时，杨昌济想到什么：“霞，把东边的房间收拾一下，晚上大家……”

“早收拾了，就等主人。”杨开慧眼光往“主人”们一送。

杨昌济意外之下，煞是称许：“咳，你们大哥哥一来，我这个女儿硬是不一样！”

一座嬉笑。

“爹！”杨开慧娇羞地隐入厨房。

“世界大战该是差不多了。百废待兴，法国人少，尤其需要劳力。”杨昌济忖度着分析道，“这是一次你们跟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这次可不比上回在半学斋的彻底失眠，而是彻底的不眠——因憧憬而激扬出来的一种难抑的年轻人的兴奋。

东边侧屋里，灯光映照着一围神采奕奕的开拓者们。

蔡和森翻着备忘录，介绍着。毛泽东随即取过“备忘”，重览了几条：“嗯，筹款、学法语……和森，你已是半个‘北京通’了，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还是得拜托你和昆弟。”

蔡和森和张昆弟爽然应诺。

毛泽东思量着加重了语气：“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头等要务，就是拜会蔡元培、李煜瀛先生，具体商量去法国的事项。”

“这可是打向世界的成败所在，我来吧。”萧子升自告奋勇。

“你一个人怕……”

“还是叫润之一起去的好。”

毛泽东眼光掠过萧子升，委婉地提议：“是不是子升、和森加我，我们一起去？”

“好好！”

“再好不过。”

还是保持着在湖南养成的习惯，杨开慧独坐在门角头的竹椅上听着、看着，眨动的眼光里似款款流泻出什么……

“开慧，你看嘞？”

毛泽东一问，倒将未防的杨开慧问愣了：“我？”

蔡和森立时补上：“比起我们，你可是‘老北京’了！”

罗学瓒扶上眼镜：“你不再是长沙的‘旁听生’了，该是个巾帼须眉。”

嬉笑再起。

院中乘凉的杨昌济夫人与杨开智听得东屋里的嬉笑，一样地莞尔不禁。

杨夫人感慨系之：“你这班学生，真像一团火，到哪里，哪里就烧得热气腾腾的。”

杨昌济暗下揉揉腰，挺挺身，欣然颔首：“中国的希望，怕正在于此。”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做了“第一要务”——一起去北京大学拜会久所敬重的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拉着蔡和森的手道：“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面容端谨，八字短须，鼻上架着金丝眼镜，长短适中的倒背头，谦谦一介君子。他字鹤卿，号孑民。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知识界的先驱。时年知命。

“你们来了多少人？”

“这一批二十四人，加上前前后后到北京的，共有四五十人。”

“了不得。你们这个新民学会当了勤工俭学的先锋。好，好！”蔡元培甚是赞赏。少顷，他有心地考问道：“都有什么想法呀？”

萧子升冲口接上：“蔡先生、杨先生都是留洋回来的大家，我们不敢攀比，却乐意追从——求学、问道，报效国人。”

“呵呵，蔡先生、杨先生何足道？有什么不敢攀比的？”蔡元培微微一笑，备显出“大家”的笃诚，“‘小蔡先生’的抱负，我已领教——‘救中国于水火！’那，毛先生呢？”

“不，不敢。”毛泽东欠身致意。

“不必拘礼，请坐请坐。”

“我个人是否去法国，还不一定。”

不啻蔡元培，连两位好友也闻言一愣。

“那你？”

“我们理该去了解法国、苏俄……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自己、自己的国家；了解多了，综合比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国才有救，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

蔡元培眼里划闪出波光，掂量着这位沉稳的学生青年，暗下颔首：“有见地。能否立足于世界之林呢？”他似问人，又似问己，徐徐欠身。

三位学子凝视着自己敬重的师长。

须臾，蔡元培又将目光回落到三位“新民”身上道：“就看你们这一代‘新民’了。”

学子们惶惑又感奋，相顾动容。

几声敲门，进来一位秘书：“蔡校长，学联大会要开了。”

“噢。”蔡元培应诺着，回座写下便笺，交代着，“你们去找一下李煜瀛先生。另外，拟一份赴法的细则和打算给我。”

萧子升接下引见信，爽然允诺：“好的。”

三位学友走出北大门口时，蔡和森憋不住问了：“润之，你怎么还没定下？”

“还得好好想想。”毛泽东拍拍脑袋，“我们先分头行动，晚上碰头再说。”

“子升，不要润之和你一起去？”

“不不，我一个人足可以了。润之要草拟‘细则’，也不轻松唷！”

“好，晚上见。”回到杨先生家的东边侧屋，毛泽东便草拟起已跟蔡和森商量出大概的《细则》来。有间，他猝然一顿，权衡着什么，又疾书而下。

门口悄然出现杨开慧的倩影。她静静关注着“世上无他”的毛泽东，眼里漾动着赞可的波光。

“润之，吃饭了。”

“嗯？不是吃过了？”毛泽东还没有从《细则》的构想中脱离出来。

杨开慧“扑哧”一笑：“你一天就吃一顿饭呀？”

“嗯？天没黑哇。”他一瞄窗外。

“大先生，现在是中饭。”

“噢。”毛泽东恍然大悟。少顷，他念及什么，悄声问：“开慧，告诉我，杨先生身体好不？”

“……”

“我看他时不时揉腰，脸色也不比在长沙，白灰灰的，像有病。”

“爹肾脏不好，还神经衰弱。”杨开慧只得道出真情。做女儿的很有些忧心忡忡。

“看过医生了？”

“嗯，就是来北京查出来的，去德国医院看过好几趟，有时好些，有时又……”

“怎么会嘞？”毛泽东难解个中，“不要紧吧？”

“席尔克医生说现在还不要紧。”

“让你和伯母费心了。”

杨开慧淡淡地一笑。

不晓怎么，此时此际毛泽东的心弦微妙地被谁轻轻叩响了一般。他自己也觉着异常：“咦，怪事，跟开慧在长沙一别虽才两个月，到北京这一见，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在心里悄悄思量着。

杨开慧抬眼间，触觉到毛泽东凝视着自己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好一阵心跳。

院子里，杨夫人在催唤了：“霞，怎么叫人叫人，自己也叫不见了？”

这才唤醒了杨开慧，她脸一红，埋下头道：“呵唷，快走哇！”

跟丈夫一样，杨夫人也很是喜欢这个知礼、有志向的毛泽东。你看，毛泽东刚进门落座，她就直往他碗里夹菜。“润之哇，你们就住在这里，也省得还去找房子哇，饱一顿饿一顿的。”

“润之就跟我睡。”杨开智大来兴致，“妹，你说呢？”

杨开慧莞尔不语。

“去！”做母亲的嗔怪着，“跟孙猴子似的——拳打脚踢，谁跟你睡？！”

一座开颜。

“已经太麻烦了。”毛泽东觉着很过意不去，“我们还要奔忙留学的事……”

杨昌济很理解自己的学生，颔可道：“大队人马都等着，是马虎不得。这里随时可以来，没有麻烦不麻烦的。”

“嗯。”毛泽东由衷感慰。俄而，他想到什么：“杨先生，北京有留俄的机构吗？”

杨昌济理解这位不同一般的学生，遗憾地头一摇道：“现在还没有。”

杨开慧幽目一亮，问：“你想去苏俄？”

“如果能去，会比去法国更有益。”毛泽东判断着。列宁的“俄京二次政变”，是他无法忘却的。从来是最底层的工人、士兵，竟也开天辟地翻身做了主人，这是多么不容易！列宁成功了。中国还没有，还是混战、还是……

杨昌济微微一叹：“俄国方面的情况，当局封锁得很死。不过李大钊、陈独秀先生还在通过第三国途径……”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双眸即刻流露出饥渴，“能够见见他们吗？”

“我跟李先生已经介绍过你、和森……”

杨昌济正说着，蔡和森快步赶来，汗淋淋，兴冲冲的。他舒了口大气道：“总算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说着从兜里摸出张纸片一亮，那是北京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实在是一间可怜的小屋。

外间——姑且算作“间”罢，除了一张长案，别无所有，简陋得只有用“颓败”二字来形容。

“这是我们的公共‘书房’。”张昆弟打趣地介绍着。

毛泽东、萧子升一行加上“参观”的杨开慧，倒仍不失兴味地观光着新居。

再就是内间的半壁大炕，是石头和砖砌成的，外加一只小炉子。

“这便是我们的‘大同世界’。”蔡和森不忘“新村”的生活。

毛泽东联想到什么：“子升哇，比起我们去年‘游学’来，这里可是气派多了。”

“咳，那怎么能比？！”萧子升记忆犹新，“多少个晚上天当帐、地当床，都险些成了毒蛇、猛虎嘴里的美餐。”

毛泽东自嘲地调侃着：“那只‘大老虎’，真把我两个惊吓得不轻嘞！”

“真的？”一室骇异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暗传眼色，一副莫测深浅的情状。

杨开慧静静听着，独自悄悄拾掇起房间来。

“子升，快说说情况。”有人催问着。

“跑了两趟，总算见到李煜瀛先生了！”萧子升兴致很高，“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了！”

同窗们闻之动容！

“那里的生活费用高，李先生起先还担心我们过不惯，听我介绍了新民学会情况和诸位‘志士’的精神，他很吃惊，马上拍板，叫我们抓紧学法语、练手艺，相信我们一定马到成功！”

一室欢动！

“和森，法语班的事嘞？”毛泽东惦记着。

“妥了。两个高级班，在北大；一个低级班，在蠡县。”蔡和森工作得有条不紊。

“润之，你真该去见见李先生，这才是革命家！”萧子升依然情难自抑。

“喔？”

“他是世界主义者。主张互助，友爱，反对流血、暴力，学问很深！”

“那苏俄呢？流了血，打了仗，士兵、工人，老百姓不是翻身了？”蔡和森不敢苟同。

“我赞同李先生的主义！苏俄的路，终非上策。”萧子升相信自己的判断。

罗学瓒扶上眼镜，口气中夹着估量：“苏俄……想来也是走不通其他和平的路，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对对，谁吃饱了饭没事，去流血、去掉脑袋？”

杨开慧慢慢收拾着，信任的目光不觉投向默想中的毛泽东。

“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跟袁世凯‘互助’、‘友爱’吗？结果吃了大亏，不光丢了权，还丢了不晓多少‘志士仁人’的性命。再远一点说，李鸿章跟帝国列强够‘互助’、‘友爱’了，到头来嘞？我们的国土一片一片丢了，我们的矿山、铁路都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毛泽东言之忧愤。

同伴们也不禁忿形于色。

“就近一点说，张敬尧造‘镇湘楼’，杀活人来祭奠；公然私设银号，滥印钱币。……我们自己不是就碰到过那批‘灰面坨’军？一村、一镇地糟蹋女人，连小妹子、老也不放过！你说，我们老百姓还怎么去‘互助’、去‘友爱’嘞？”

“润之，恤民忧国，你我此心相通。如果北军不打南军，南军又不打北军，且不就避免了战争？避免了无辜生灵的涂炭？”萧子升亦言之动容。骤然间他似攫得什么，反戈一击：“你们不也曾尝试过‘新村’的大同生活吗？这不就是‘互助’、‘友爱’吗？”

蔡和森双眉一耸道：“子升！这是两回事。”

毛泽东心潮在奔涌。少许，他定睛望一眼子升道：“我们之间，是互助、是友爱，但跟张敬尧、跟段祺瑞、跟日本之类帝国列强，决无‘互助’、‘友爱’可言！”

静静的杨开慧，双眸间闪射出共鸣的光芒。

争鸣过后，陋室里气氛霎时变得凝重。

“唉，润之，你太好斗了，迟早会……”

“会掉脑袋？到逼上梁山时，也顾不得这个十斤半了。”新月有意，洒泻着爱抚的流光，是那么清白、那么纯静。

一缕流光斜照在大炕上的一排“新民”身上——一般的清白，一般的纯净，通体透明似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把大炕挤得满满的，针插难进。

“哎呀，我又要小便。”

“你怎么那么多尿？不留一点到法国去！”

“不不，还是撒在故土的好。”

一炕嬉笑。

待撒尿人一出，大家连连地伸臂抬腿，觉着松快无比。

“咳，不挤睡在一堆，真不知人世间自由自在，拳打脚踢的滋味。”

相与开颜。

撒尿人一归来，空隙已无，只得佯作警告：“嗳——诸位诸位，我可是反对流血、暴力的唷。”

“怎么就从法国回来了？”

“哎呀，也不晓得‘照顾照顾’——多尿一阵，叫我们多‘自由自由’。”

“来来，还是诸位‘互助’、‘互助’。”

“一、二、三！”七个人按令行事，左右相转。撒尿人好不容易才插回进炕里。

“行了。”

“你行了，我们就这么虾米一样地弓着？”

“我要翻身了。”

“哎哎，慢点慢点，现在不是‘解放’的时候。”

“一、二、三！”于是群起行动，各人这才勉强各归其位。谁个能想见，本是舒服的睡觉会如此艰难！

“从现在起，再不准撒尿了。”

“唷，比张敬尧还独裁！”

一屋大噱。9月下旬的一天，杨昌济陪着毛泽东拜会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出来，毛泽东手里捏着一封蔡元培的引荐信。

“和森他们呢？”

“都在法语培训班。”

“你还没想定？”

“先生的意见？”

杨昌济看定学门高足，缓缓停下步，思量的目光挪过学校，投往更远的去处道：“一国有一国的民族精神，就像一人有一人的个性。自古平治天下者，莫不审察具体的‘个性’，何者革？何者因？何者取？何者舍？了解清白了，才能针对不同的‘个性’来下药，来治理。”

毛泽东深深咀嚼着、领略着……

李大钊杨昌济一面恳谈着，一面又携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介绍他认识了馆主任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看罢引荐信，如对故友般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道：“从杨先生这里，我已是久闻大名了。”他方圆脸，八字须，戴着金丝眼镜，那镜片后的目光，透出睿智与热忱。他字守常，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年29。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叫李先生笑话了。”毛泽东大是不安，“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大手笔。你的《青春》，真把我们的‘青春’都鼓动起来了！”

“哈哈。我这而立之人就怕这‘青春’不辞而别，所以老喜欢召唤她，不想叫她悄悄溜走。”李大钊自嘲地打着趣。

“先生对时局怎么看？中国的出路究竟……”

未待毛泽东问了，李大钊与杨昌济便相顾失笑。

“你看看。”杨昌济早有预言。

“果然报国心切！”李大钊称许地头一点，凝神少顷，“时下南北相争，不论胜败，中国都是军阀的一统天下。直系的冯国璋总统下野了，不是又上来个老牌的徐世昌吗？”

“就不能开出一条新路来？”毛泽东寻究着。

李大钊依旧寻究在自己的思路里：“自辛亥革命起，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四举大旗，都失败了；‘新路’在哪里呢？我想，怕是在士兵、工人……在民众；不是旧的，沉睡的，而是新的、不甘做奴隶的——像苏俄。”

“守常高论。”杨昌济难得动容，此刻也不由得慨然称叹。

毛泽东沉静的双眸，顷刻间折射出火花道：“先生说得极是。我们斗过汤芗铭、王汝贤，大家起来了、同心了，他们就害怕了。”

“正是此理。这里有几本刊物、册子，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太好了！”毛泽东接过书刊，大为动心。在湘乡，总嫌书刊少；到了长沙，像牛闯进了菜园，狂吃猛啃，可慢慢又嫌需要的书、急待参考的报刊等太少，尤其像介绍苏俄革命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故而见尊敬的大钊先生一下借出这么多刊物、册子，怎还能不开眼呢？！

“苏俄的声音，他们封锁得那么死，你们还是挖出来了？”杨昌济很是赞佩。

“可惜太少。”李大钊又拿过蔡元培的引荐信，“让你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太委屈了。”

“不不，只要够吃饭，有书看，能多听听先生的指教，就足够啦！”毛泽东拳拳自剖。

李大钊镜片后的炯炯目光，透出可意的希冀与赞赏。

对于孜孜求索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结识李大钊，不能不说是赴京的第一大收获。正是这一收获，使他的人生翻启了新的一页。

诚如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曾几何时，千寻万盼着介绍“主义”的书刊，如今就在手上！毛泽东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回到小屋，就关在他“书斋”里猛啃。萧三亦饶有兴味，只要没什么大事，天天就陪着老同学啃读。

这天，萧子升夹着几部大厚书，匆匆而归，见三弟也在，就问：“看什么呢？”

毛泽东眼不离书，手一招道：“来得好。你快看看李大钊先生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这一比，就比出苏俄必然成功来了。”

萧子升将李大钊的《言治》季刊挪开，将自己带来的大厚书一搁，极推崇地引荐着：“你还是看看这位——”

“谁？”

“克鲁泡特金！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萧子升西发一捋，挺鼻一昂，仿佛曙光就在眼皮底下。

“喔？太好了！这倒值得领教。”毛泽东一样饥渴的目光又折射而出。少顷，骤然记起：“几点了？”

“十二点五十。怎么？”

“哎呀，上班要迟到了。”毛泽东捧过萧子升带来的《法国大革命》，匆步离去。走不两步又扭身关照：“我们晚上再讨论。”

“润之，你还没吃中饭！”萧三提着醒。

“有了！”毛泽东一拍克鲁泡特金的大厚书。

对于馆主任李大钊来说，委屈了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来说，只要有他至爱的书刊与报纸相伴，虽然是助理员，也很知足了。况且在这里兴许还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这不，机会来了。

毛泽东礼貌地迎候着各式师生的签到。他猝然发现签到人笔下流淌出“傅斯年”、“段锡朋”几个字，眼光不觉一亮！

“二位就是傅斯年、段锡朋先生？”

两人不解地回视着陌生的南方人，回道：

“是的。”

“有何贵干？”

傅斯年、段锡朋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学运中坚。

“在湖南，我就听得二位的大名，能不能请教？”

“什么？”

“如何才能唤起中国民众嘞？”

傅斯年与段锡朋不想这个湖南人会提出如此大的题目，相顾愕然：“你也关心这个？”

毛泽东诚挚地点点头：“是的。”

两人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

“你不妨就等着看傅先生的大文章吧。”

傅斯年矜持地一笑，便与段锡朋撇下毛泽东，径自进入阅览厅内。

毛泽东眼中的波光一记颤动，不过即刻就平伏下去。

毛泽东的自述：

“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待到读者都签到了，毛泽东便坐落下去，投入到克鲁泡特金的“大革命”中。

一旁的李大钊，早就看在眼里，不满地一瞥傅斯年与段锡朋的背影，踱到毛泽东跟前，亲切地关照着：“润之，明天胡适先生有个‘新文学’的讲座，你去听听吧。”

毛泽东欣然欠身道：“有劳先生了。”

“看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

“我们是应该多读一点、多看一点，多作一点比较。”

“先生的文章和介绍的书，我都拜读了，真是大开眼界！”

“能开人一点眼界就不错了。”李大钊将自己看得很平实。他的目光从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上抬起，“苏俄革命，原来也是比较了许多条路以后找出来的……我们也应该找出自己的路来。”

“嗯。先生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是哇。比较是需要的，但根子还在自身。

毛泽东真感到庆幸。你看，肚子不会挨饿，又有书可读，还有讲座可听，北京此行，太美妙啦！胡适先生的讲座，他自然不会放过，还约上了蔡和森与邓中夏。

待到蔡和森引着一身工装的邓中夏迅步赶来听讲座时，大教室里已响起一阵掌声。两人好不懊丧。

“怪我，怪我。”邓中夏频频自责。不过他俩总算听到了胡适先生最后的归结：

“我胡适是文学进化论者。明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应该产生跟时代同步的、新的文学！”

热烈的掌声宣告着讲座的结束。

不意间，他俩听到毛泽东的提问：“请问胡先生，这‘新的文学’和社会的革命该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嘞？”

蔡和森与邓中夏不觉轻轻推开一条门缝。

传出胡适的声音：“你是新来的学生？”

“不。我是特地来旁听先生大课的。”

“你既不是注册的学生，我就……无可奉告了。”

蔡和森顿起不平，欲推门而进，被邓中夏拦住：“胡适先生刚从美国回来，怕也未必就能解答。”

两位知友料想毛泽东会生气，会不平，不料毛泽东居然能“见多不怪”。且听听毛泽东的自剖：

“算不了什么。我们湖南人，一口的土话，也难怪大京城的先生见怪。胡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我敬重他。”

“不愧是当过‘总统’的，肚里能撑船哇！”邓中夏释然了。

毛泽东盯住邓中夏的工装，释然道：“老乡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看看，原来去长辛店了。”

“他们学联想办工人夜校。”

毛泽东立时来了劲，脚步一收，赞叹道：“好主意。好主意！”

“听和森说，你在一师就办过夜校，还搞得兴兴旺旺的！”

“开始工友们不信有这样的好事，不要钱，还能读书、识字；后来信上了，唿，就不得了！”

“你、和森一定来长辛店上课。”

蔡和森立即应允：“只要是工友、农友需要，一定！”

三人相顾会心。不几日，有心的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与蔡和森引领到北大文科学长室，介绍认识了学长陈独秀先生。

寒暄不几句，毛泽东就搬出了请教胡适的问题，把学长与引见人都激乐了。

陈独秀“哈哈哈！……”

“润之兄的这个问题，也是不大好对付唷！”陈独秀毫不避讳地打趣着。他一身书卷气中，飘溢出敏锐与爽朗，又裹挟着不遮不拦的自信与自负。他字仲甫，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年39。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毛泽东与蔡和森面浮敬重，欣悦地聆听着。

“政治要革新，文学不能不革新。”陈独秀替杨昌济添上开水，神思已进入文学的王国，“传统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应当推倒，而代之以新的文学——面向宇宙、人生、社会！”

杨昌济也不能不受其感染道：“你们看得出吧？堂堂学长，也是‘青春’当年呐。”

“不敢当、不敢当。你怀中兄才是眼明如镜，心清如水，我陈独秀可就自叹弗如了。哈哈！”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视一笑，胸臆大快。

“以陈先生之见，我们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嘞？”

“哈呀，你出的尽是难题！”

陈独秀与杨昌济相顾而笑。

“你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陈独秀如实自剖，“北京的直、皖、奉三系军阀，靠不住；孙中山先生仰仗的南方军阀，怕也……靠不住。靠谁？自己。你们不就有个‘新民学会’吗？湖北有个‘利群社’。还会像婴儿一样地一个个地诞生出来！出来了，多了，就该有个……”

“大联合。”毛泽东思绪一荡，脱口而出。

“嗯？大联合？”陈独秀从另一迷蒙的思路里回神出来，“也对，也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一‘联合’，大小军阀可就头痛了。”杨昌济曲言表述着内心的期待。

蔡和森大拳在腿上一击道：“他们头痛了，中国的病才有治！”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又结识了陈独秀，这不能不说是他京都之行的第二大收获。

邵飘萍毛泽东的自述：

“他是我早年崇拜的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有功劳！”

从蔡元培校长，到李大钊、陈独秀先生，毛泽东得助于杨昌济先生，认识了一个个中国教育、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感觉着自己的目光深了一些，也远了一些，他更近地捕捉着拯救中国出路的良方。

这不，又一位非同一般的学者、大家，跟毛泽东“不期而遇”。

那是在北大新闻研究会的例会上，一位长发，中分头，五官楚楚，身着西装，仪表英俊，气质高雅的先生。与胡适不一样，他偏喜欢跟学生们围坐在一堆，谈说得融融洽洽的！这位先生叫邵飘萍，原名镜清。北京《京报》社长，新闻研究会导师。时年34。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细细审度着毛泽东道：“你是来旁听的？”

毛泽东如实回复：“不是正式的学生。”他有心点破自己无身份的身份。

“听说你提的问题，都不好对付？”邵飘萍友好地调侃着，“我倒乐意听听。”

学生会员们禁不住相顾窃笑。

毛泽东感怀之下，反倒不好意思了。

“请提问。”

“谢谢先生。”毛泽东礼貌地鞠了一躬，目光在记录本上一顿，“邵先生想力改报纸新闻单单就按照政府文件发消息的陋习，而力主记者自身的调查，报告真相……”

“嗯。对社会负责，不务空谈。”

“我敬佩先生的胆识，十二分的赞成。可政府能答应吗？不会……”

邵飘萍憬悟到毛泽东的担心，哈哈一笑：“为办报纸，我跟牢房早交上朋友了，它不嫌我，我不嫌它；当然，不去更好。”

满室雀跃，继而敬佩的掌声不期而起。

一个乐于讨教，一个乐于讨论——还颇欣赏对方的赤子之心，于是毛泽东与邵飘萍顺理成章地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之情，当然还有同气相求的蔡和森与邓中夏。

凑了个周末，邵飘萍请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一行来到自己的《京报》社。

“其实我早就认识邵先生了。”毛泽东轻轻一语，把邵飘萍闹了个“顶头呆”。

“你早就‘认识’我？”

毛泽东点点头道：“1912年，在《汉民日报》上，先生大骂袁世凯！……”

“噢，哈哈。”邵飘萍恍然记起，“我的牢房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你真有心呐！”

毛泽东一行进到编辑部，发现什么，六道目光即刻“凝固”了。

墙上，大字醒目——“铁肩辣手”。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邓中夏一吟而出，大感痛快。

邵飘萍注视着仰首凝眸的毛泽东问：“润之想什么呢？”

“我们都负有‘铁肩辣手’的责任。”

“你也想办报？”

蔡和森慨然回复：“我们早有此想。”

“好，时下的中国，尤其需要‘铁肩辣手’，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自述：

“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18年11月11日，波及全球人口十五亿，死亡三千余万，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德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京报》以特大号的黑体字，迅猛地推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爆竹、欢庆，如浪潮冲天，声撼八方。

透过故宫的琉璃屋脊，阴霾的天际似有情地洒下一抹依稀的亮色。

四天后，即11月15日，天安门广场已成了人的汪洋。

毛泽东、蔡和森率着准备赴法的湖南学子，加上杨开慧，汇入到北大学生的人潮中。

“子升他们会去哪里嘞？”毛泽东寻顾着。

“讲好今天全体都来的。这个人！……”

突起的掌声，淹没了蔡和森不满的责怪。惊回首——

李大钊身着灰色棉布袍，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镜片后的目光，较之平素的热忱、激情又平添出几分希冀。他没有演说家的动作，平实如故：“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台下。一张张激奋的脸庞！一阵阵动人的掌声！

“是我们庶民？！”杨开慧静谧的秀脸上，浮起动情的红光。

“庶民？！我们的民众！”毛泽东的双眸间，折射出难抑的光华。

李大钊继续着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倒德国人庆祝，是为打倒世界军国主义庆祝！”

“太对了！”

“打倒世界军国主义！”

口号似潮，掌声如流。沸腾的广场，热浪排空！“失踪”的萧子升，此刻当然不会闲着。他专程去李煜瀛先生府上请教。

大客厅里，除了萧子升，另外还有几位准备留法的学子，他们围着一位蓄有一口引人注目的八字胡，书卷气中透出独有的精明与干练的先生。他便是李煜瀛，字石曾。同盟会会员，华法教育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时年37。

“大家都在庆祝。有什么可庆祝的？德国人败了，可叹；美、英、法胜了——还多了个中国，又怎么样？一样可叹。无论败者，还是胜者，他们只会益发穷兵黩武。我反对一切战争　！”

萧子升深有触动，不由得赞佩道：“李先生不愧是世界主义者！”

共鸣的、疑惑的、费解的，不一而足。天安门广场上的李大钊，睿目流光，已忘情个中：“……资本家的政府指望着大战，把国家的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立世界大帝国。现在不是很有些这样的国家，做着天下为自己所用的大帝国的美梦吗？标榜民主，其实极不民主；标榜人权，却到处侵犯他国的人权！他们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

听者顿有所悟，激起一片评说。

毛泽东、蔡和森几个悄声议论着；开慧与北大的女同学们也不期而然地评说开来，莫不深受启迪。

围聚的人潮，不知不觉间，又扩展了许多。他们一个个都专注地仰首谛听着。

李大钊奋切地点出：“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发起社会革命……”可谓“异曲同工”。

萧子升正请教着李煜瀛先生：“不是出来个俄国的劳兵政府么？先生怎么看？”

李煜瀛手一摆道：“我说过，我反对一切战争！他们靠多少人的性命，去换得一个劳兵政府，一样地违反人道！你们要记住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俄国的革命，就是劳动者的强权，还是流血的强权！”天安门广场上。

李大钊大手一扬，言之凿凿：“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

穿破阴霾的一抹亮色，红彤彤、光灿灿，在天宇间拓展、延伸……

台下，拓展、延伸的人潮，一如滔滔汪洋。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情难自抑，击掌呼应。

狂潮席地漫卷！这非同寻常的狂潮，自然也漫卷到了小小斗室里。

毛泽东长臂一伸道：“李大钊先生这最后一句话，硬是赠送给我们勤工俭学人的。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合格的庶民，就先到法国去做一个合格的工人！”

“决不给中国人丢脸。”

“硬要争口气！”

正是报国学子们激情四溢之际，杨开智飞跑而至：“开慧，爹又不舒服了！快……”

杨开慧心下一记抽紧。

太糟糕的消息！

毛泽东与蔡和森即刻陪着杨开慧，随杨开智赶到先生家，蔡元培先生正陪着一名年在不惑的德国医师席尔克，在检查杨昌济的病情。

杨开慧一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焦切地关注着医师。

杨昌济依旧平和如故，用德语致意：“谢谢，席尔克。”

席尔克宽慰地一笑：“你太累了，杨先生。好好休息。”他用德语关照着，收拾好出诊皮箱，由蔡元培陪着，徐步出外。

毛泽东与蔡和森欲知究竟，也接踵跟出。

到了小院子里，席尔克这才摆摆头，用德语严峻地关照着蔡元培。蔡元培用德语叮问着什么，沉重地允诺着。

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虽听不懂，却也猜度出一二。待蔡元培送走友人回转，两人便几步迎上去：“蔡先生，杨先生的病……不妙？”

“肾炎出现反复，不太好，观察三天，再决定是否住院。”

两位学子的心顿时抽紧了。

“肾炎？……”

蔡元培一脸沉重道：“这病很棘手，……杨先生太累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深感不安，还很有一些太有劳先生的负疚。

萧子升疾步赶来，大衣敞开着，张口便问：“杨先生怎么样？”一见两同窗好友的忡忡神色，心下不觉抽紧。

三学子惴惴地伴着蔡元培守护着杨昌济。

“孑民兄，我的哲学课，往后挪几天。等人稍好一点，我再补上。”杨昌济仍然惦记着课业。

蔡元培头一摆，宽抚着：“上课的事，不用担心；这次，一定要好好治治。”

“老毛病了，不要紧，躺几天就可以。”杨昌济反而宽慰起老友来，“学校事多，快忙你的去吧。”

蔡元培熟知老友脾性，便点头起身，又关照着：“我看，还是住院治疗的保险，大家也可以放点心。嗯。”他似提醒着自己，酌量着，踽踽而去。

“真是位劳心的学兄。”杨昌济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