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
作者：陈晋 【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将毛泽东全部诗词，以年代为序，以历史变革为线，以情感历程为论述场景，将毛泽东激扬文字的青春、婉丽悲欢的爱情、运筹帷幄的决断，抑郁困顿的沉浮，坐地巡天的浪漫，人物的慷慨，乱云飞渡的从容一一展现。文字优美飘逸，笔触酣畅淋漓！
第一部分
“奇士”的青春
月亮吟
第二部分
用兵纪实
狂飙图
第三部分
悲壮的一跃
青山作证
第四部分
天骄风流
边关韵
第五部分
大海边的坐标
击水新唱
第六部分
故乡感怀
仙凡巡游曲
第七部分
冬天的歌
千年一叹
第八部分
风骚行
诗人谢幕
第一部分
心路风景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
21世纪的荣光更加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人举臂一呼便群起响应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
人们脸上的神情在自由而个性地绽放。
人们心底的追求更为本色和真实。人们心底的追求闪耀着愈益多彩的光荣与梦想。
社会发展，时势迁变。
纵横捭阖的英雄故事会被遗忘吗？
引领历史的伟人风采会失去光泽吗？
虽说历史的法则是严酷的，但渗透情感、智慧和人格需要的历史评述，却从来公正，甚至有些温情。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轰轰烈烈也不假。
20世纪的轰轰烈烈已经远去，但宏大的史诗不会戛然而止，人们总会看到轰轰烈烈的史诗被一代一代地传唱，为的是给心灵世界留住永远高于实际生存状态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传承文化和积累智慧的必要方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春风里，依然弥漫着过去年代的记忆和这些记忆挟带的理想、激情，还有无数英雄们的故事。
在人们的视野中，21世纪的政治和文化沙滩，不会掩没特殊人物的光泽。
比如，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人生和性格、才情和作为，以至他用兵、谋政、治国的决策，在今天依然是颇有诱惑的话题。
翻检他一生的纵横捭阖史，总有些让人惊讶复兴奋的决策行为。他的果断，他的别出心裁；他的深谋，他的见近知远；他的灵活，他的预留地步，常常会在当事人以及后来者的心目中，唤起阵阵激赏和意外的涟漪。
一个行高于众的人，被一群一流的精英所选择，进而被一个民族所归仰，自然靠他自身挟带的卓而不凡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一部大书，记载着一个人的历史重量和文化含量、智慧境界和人格品位。
解读这部大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他的智慧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有时候，他的谋断犹如万泉之水出深山。
有源头，又好似没有源头。
这是让人称奇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气象。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人们习惯上称为心灵窗口的诗的角度，去仔细揣摸和解读毛泽东，或许能够窥见一些神韵，领略他的人格风景。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80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要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
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晚年邓小平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最忙的时候，是当总书记的10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南渡黄河；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毛泽东，他的心路或许是——
最慷慨激昂的时候，是青年时代激扬文字。
最艰难困顿的时候，是引兵井冈山和驰骋赣南。
最郁闷痛苦的时候，是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挤和打击。
最惊心动魄的感受，是万里长征。
最高兴的事情，是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亢奋探索的时候，是在20世纪50年代。
最悲患忧虑而又孤独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每个人返顾自己那条苍茫往时心路，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而许多警悟，总是在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够获得。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宽阔，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难走，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70来首诗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记载毛泽东人生经历最深刻的精神自传，是记载他对事业追求的另一种生动的叙事“版本”，更是诗人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性灵花朵。
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情感？
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临海而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而依天抽剑的呼喊。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
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
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的风景，是这般奇绝灿烂。
细细审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景、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暮年已至的心头，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也是他别具一格的生存方式。
在他的血管里，似乎也流淌着红色的诗。
一步入诗的王国，他那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了一种遏止不住的倾泻和升华。理智和情感，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大多能获得默契的沟通和共鸣。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那时候，毛泽东诗词还远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看到的这样丰富，传播的范围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可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蓝眼睛，为什么一下子看出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呢？
她们凭的是女性的直觉和敏感？
或许不全是这样。
诗人固然要写诗，但写诗的并不一定是诗人。
诗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里面，但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才华和情感，却总要在他的行为作风乃至他的事业追求里吐纳声光。
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
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由于毛泽东从小就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因为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４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
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程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外部封锁之后重又走向整个世界。
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意愿，未必是想成为诗人。
但他的本性，他的素养，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事业，却让他无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中国的变化，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历史，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历史。
毛泽东写诗，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不单单是由于兴趣和爱好，甚至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掌握了写诗的技巧。
写诗，是与他的生命和个性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历史，给了毛泽东罕见的激情。
历史的演变，给了毛泽东独有的创造和创作灵感。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给了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
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
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中独到的平仄和韵脚。
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中卓绝的遣词和句式。
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飞翔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
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迷漫宇宙飘落飞舞的雪……
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一个理想的形象见证。
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着一扇窗户，往里看，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顺便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
这是一部史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
他的一生，十分自然地成为了诗人的一生。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于是，一位外国朋友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是诗人最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伟大作品！
“奇士”的青春
什么样的岁月会在人生心路上刻下浓浓的痕迹？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岁月。
什么样的故事会在人至晚年时深深地萦绕梦乡？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故事。
青春的岁月所以刻痕最深，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中，无不信心百倍，壮怀激烈，一览无余地展露着生命的蓬勃活力。
青春的故事所以萦绕梦乡，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些故事里，预示着人生价值的不可限量，而整个人生的故事，也常常在青春行为里若隐若现地藏伏着序幕。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
启事结尾化用《诗经》里的话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思是鸟儿鸣叫着以寻求朋友，我也像古人那样呼吁，请兄弟们来帮助我。
结果只来了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相约见面。
畅谈三个小时，双方以风流自诩。一种流脉千年的文化精神把他们牵在了一起。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长沙赋”，说的是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就是创作出《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
春秋战国时，湖南属于楚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和爱国志士，都曾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抛洒在这片土地上。
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范仲淹、辛弃疾、王夫之，他们的人格精神，融入这水光山色之中，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近代更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以至中国的近现代史如果缺了湘人，几乎不可想象。
在流浪行吟中，纵身跳入湖南汨罗江的屈原，以深沉激越的爱国主义、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上天入地求索理想的浪漫情怀，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人格象征。
毛泽东刚上师范时，有一本听课笔记。一共46页，而前面的11页，都是用魏碑字体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了眉批。
如此追踪诗哲先贤，大概是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鄙视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风; 大概是屈赋的光芒照亮了诗国的天空，成了他汲取诗情和灵感的太阳。
和罗章龙订交后，他们时相过从，常作郊游。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观览名胜古迹了。
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寻访远逝的骚客先贤，青年毛泽东是在同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还是在抒抚古思今的感慨？
正是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似乎感受着符合他性格本色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叫作诗文意气。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 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
青春之心所以比天空更广阔，是因为拥有比天空更广阔的期盼、追寻、想象和情感。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了两个好朋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途中的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
在湖南安化县城梅城，发生了一件趣事。
好吟诗作对，有点自命不凡的劝学所所长夏默庵，要试试来访的青年学生学问深浅，出了一个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即书属对，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对得工整且不说，语中内涵，也让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好意思，顿然亲近有加。
这次 “游学”，他们走了五个县，行程九百多里，历时一个多月。人在旅途的生活显然让毛泽东收获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诗句。
这些诗句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只是从他的朋友们的记载中，知道有这样一些联句——
“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为赋新词强登楼。”
少年之作，在对景物的观览中，那视线还是青春的单纯，学子的轻松。
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走进沉重的历史；他的个性，还没有融进困顿的现实。
当青年毛泽东的目光投向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看到的，便是另一种诗情，另一番意境了。
让人们惊讶的是，他留有手稿的第一首诗，便是长达40句的伤世感怀的五言古风。
那是1915年5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去世了。悲从中来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青春诗人毛泽东的感觉中，一阵飙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泣。
好友早夭壮志未酬，活着的人们长歌当哭，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的长剑如何。诗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诗人的惆怅像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
诗人为何这般惆怅？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这两句，正是全诗的“诗眼”。
对此“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
毛泽东在封面上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同窗好友易昌陶恰巧就是这个时候病故的。
易昌陶的去世，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个信念: 强健体魄，对于人生奋斗，对于报国济世，有着重要的前提意义。
青年人都崇拜英雄。
毛泽东阅读了恺撒、拿破仑、彼得大帝、俾斯麦这些外国杰出人物的传奇故事，生命深处似乎洋溢起无比的兴奋和震颤。
毛泽东目睹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接连不断的军事角逐，生命的力量和体魄，似乎是施展抱负的根基。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毛泽东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
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着他的这个信念。
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身。
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
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
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运动体操，四处推广。
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志虽然人人都有，但可在格调上见出高低。
青年毛泽东之志是远大的，奇特的。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是他当时在日记里写下的人生箴言！
他常对人说: 丈夫要为天下奇，即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他把此话当真，此话也果然成真。后来的实际情形，无论是人格气质，还是功业贡献，都是如此。
青年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奇士”。
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胆识之奇，志向之奇，甚至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奇士”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是一群生活在浓烈的精神氛围中只顾大思大想的青年。
他们甚至不食人间烟火。
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
“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决定一个人的本质和生命的理想，总是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时，它就在他的心中发芽了，当他以青年人的热忱追求历史的真、社会的善、心灵的美的时候，它就已开花结果。
以后的收获，事实上都取之于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
成立会上，“纵宇一郎”罗章龙赋诗高歌——
他说：“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是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有着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人格气象。
他说: “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这是一群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佻不拘、立于天地之间大喊大叫的热血青年。
化用今日青年唱的歌词，仿佛是：要想就想它个透透彻彻，要做就做它个轰轰烈烈; 想喊就喊它个倒海翻江，想唱就唱它个荡气回肠。
生逢国难当头的岁月，“奇士”们的青春，是何等耀眼。
让人生的青春融入扶危救国的“新民”，又是那般灿烂。
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
这个团体的许多人物，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青春的聚散，犹如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支使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
这是三年前毛泽东和罗章龙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旧地重游，旧地送别，当年谈论屈原、贾谊的诗文意气，又平添了新的抱负。
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虽然不免有历来送别诗的伤感词句，但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诗开篇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人。
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副对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诗人还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纭世事，一派斯人当大任的雄心壮志。
志，犹帅也。它统摄着人的灵魂和生命，它支撑着人的胸襟和抱负，它规划着人的行踪和轨道，它孕育着人的气度和才干，它预示着人的发展和成就。
志之大小，总是决定着作为的大小。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鸿鹄之志”的人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没有“胸中日月常新美”的人格之志，何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之志，以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之志？
志，在毛泽东的探索和追寻中，后来成为了主义之志，信仰之志。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
这年，他25岁。
最绚丽的生命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
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开始完成空前的凝聚。
这时的生命，因美好而格外短暂，因短暂而格外美好。
“鲲鹏击浪从兹始”！
在诗意的想象中，既为一段生命历程划上了句号，也仿佛是历史女神为他们这群青年施展抱负拉开了帷幕，必须以大智大勇的心力，作一番激动人心的演出。
生命之花的初期开放，是值得赞慕的。
它的“欲放难含”而又“放而难束”的景象，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还有久久难舍的留恋。
一年后，沐浴着五四大潮的毛泽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青春意气——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
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
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
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
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
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
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这是青年毛泽东曾经唱过的湖南学生运动曲的歌词。
1919年8月，他把它发表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面，
月亮吟
初恋，是人生最为珍贵，也最富有诗意的情感经历。
在情人眼里，河床上总是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清波，清波里总是倒映着绿得发亮的垂柳，垂柳下总是生长着如诗如画的花草，花草间总是旋转着金黄的太阳和银白的月亮。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萌发的爱情，也是这样地充满着诗情画意。
爱情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开始的。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作过这样的回忆—
“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 ‘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和毛泽东一道享受这些美景的，是一位18岁的姑娘。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正是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作为书香门第的闺秀，杨开慧生活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理想之中。
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也是那样地富有个性。
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坠入爱河的杨开慧，是一位新青年。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她“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
结果，两位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
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
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在孤夜独处，地上那双星星般的眼睛和天上无数眼睛般的星星深情对视的时候，毛泽东的情丝是那样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