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又仿佛强化了他悲壮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不仅用笔写诗，他也用自己的行为写诗。
在毛泽东用行为写的诗里，产生了后来的历史需要去勘正和修改的作品。
风骚行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 “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自己的秘书说: “毛泽东的确是一位
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当我们仰望一棵参天树，可曾注视过它的土壤？
当我们掬起一捧长江水，可曾想到过它的源头？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拣金。
你看他: 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风骚故道溯流而上—
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奔来眼底。
大风歌，黄莺儿；边塞曲，杨柳风—交响合唱。
《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延伸路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毛泽东都以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他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数不胜数。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当在1200首以上。
其中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窗前明月的故乡情，独上西楼的长相思，草长莺飞的江南梦，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斗霜傲雪的一剪梅。
它们或刻写历史，或鞭笞黑暗，或思索人生，或憧憬光明。
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范围不仅广泛，也极其专精。
比如，1957年12月，他提出要把历代名家注解的《楚辞》以及有关屈原的著作都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只好请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才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搜集了50多种送给毛泽东。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1974年8月25日，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写下了“唐宋名家词选”这个书名，告诉工作人员，他要看这本书。另有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元曲选》，毛泽东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5年夏天，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书了，又请人帮助他读书—实际上是“听书”。
“听书”过程中，毛泽东感到，当时的中国，实在缺少古典诗词歌赋的好选本，便对帮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说: 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1976年2月12日，他还亲笔给一位大学教授复信，谈论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他说：“李义山的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不仅读诗、品诗，还以其独特的毛体书法，写下了一首首他喜欢的作品。
中央档案馆1993年编辑的十卷本《毛泽东手书选集》，有两卷是他书写的古典诗词，涉及90多位诗人，共有230多首诗词歌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躬行着他的这一主张。
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20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奇葩。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给现代诗人徐迟写下三个字—“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
没有理想，没有磨难，便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
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追求着人品与诗品的和谐，追求着道德与才华的统一。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以生命的真诚，栽种诗歌的花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志不能伸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些诗人诗作迎面走来—
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理想的屈原。
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
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
有“国破山河在”而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有听一曲琵琶，便泪洒青衫的白居易。
那一边有登一座高楼，便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大江上有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
灯光下有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沙场点兵。
更有那柳永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
还有那李清照为“梧桐更兼细雨”凄凄黯然神伤。
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毛泽东是在倾听，是在感叹，是在对话，还是在倾诉那不平之鸣？
在这条精神河流中，毛泽东特别欣喜那诱人的浪漫之波。
1958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非常坦率地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讲述了自己的诗词爱好。他说: 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的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一年后，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专门为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说屈原开创的骚体诗赋，“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奇诡的想象世界，博大的时空意识，对现实不拘成规的超越，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这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艰难中奋起抗争，在曲折中永远乐观，在决策上不拘一格，站在此岸思考着彼岸，推动历史变化进而设计着未来—这是战士、思想家、战略家毛泽东的形象。
浪漫主义和毛泽东，在精神品貌上的沟通印证，是不难体会到的。
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笔下的民生疾苦，也时时拨动着这位追求民主和平等的革命家的心弦。
翻阅江州司马白居易被沦落风尘的艺妓感动得流泪时写的《琵琶行》，毛泽东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读者多少有些忽略的伟大感情。
他批注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白居易是琵琶女的知音，毛泽东是白居易的知音。
他完全凭着记忆，书写下六百余言的《琵琶行》。
现实主义作品，常常给毛泽东带来现实政治的启迪。
1958年３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游览了杜甫草堂。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他感慨道: “是政治诗。” 随后又专门借阅了杜甫草堂收藏的十二部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
他随后来到武侯祠，观看各种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在这幅楹联下久久驻足，欣赏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要求把武侯祠的30多幅楹联全部收集起来给他阅读。
正是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动手编选了两本诗集，一本叫《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叫《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个集子选了30多位古代诗人的90多首作品，全都印发给了与会者。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向来有豪放和婉约两个派别。毛泽东明确宣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1963年，当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到有人说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应该提倡战斗的作品时，禁不住反驳说：“战士就不需要抒情吗？宋词也是这样的嘛，有苏轼、陆游的豪放派，也有柳永、李清照的婉约派，婉约派就是讲爱情的。”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凡是收有李清照的《醉花阴》这首凄婉哀丽之作的集本里，都留下了他对该词的圈画痕迹—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当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要同爱人约会时，他可以停下工作，为她抄写《诗经·静女》中的几句话—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他还把秦观的《鹊桥仙·七夕》抄写下来，送给身边的卫士—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深沉的情感。这一情感，在面临河山分裂的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笔下，汇聚成慷慨激越的豪放声浪。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常常被这些慷慨悲歌所感动，甚至震撼。越到晚年，越能激发起他深沉的共鸣。
一张由昆曲艺术家蔡瑶仙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唱片，或许会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心声。他曾经整整一天放着这盘录音。
是什么打动了他—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或许，岳飞的《满江红》也会告诉你毛泽东的心声。
在1975年7月23日接受眼睛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曲声中，他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生前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国古代诗词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1954年，毛泽东到浙江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里徘徊寻望。
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也格外爱读鲁迅的旧体诗。
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鲁迅诗集》，收入了54首作品。这本诗集，毛泽东一一细读，留下不少批画。
让毛泽东特别感慨的是，鲁迅不仅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61年10月，他写下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送给来访的日本朋友。他担心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嘱咐陪见的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
这一年，正好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杀害的23名革命青年，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说: “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鲁迅的“积习”，就是以笔为旗的抗争。
除了这篇杂文，鲁迅还写了一首《七律·无题》，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怒吼: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一怒吼，在毛泽东心里唤起深深的回响，于是便有了“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由鲁迅，毛泽东想到了浙江绍兴历史上的雄杰名士。
这里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南宋大诗人陆游。有辛亥革命志士，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她牺牲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诗句。
“剑南歌接秋风吟”。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曾经被国人称为“蛮夷”的西方人和邻近的“东洋人”，一手端着大炮，架着军舰，挥着毛瑟枪；一手捧着《圣经》、达尔文、西医、电报；一手抱着三权分立、议会制度或者君主立宪，强行闯入了中国。
强行闯入者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有理由，那就是因为他们强而你弱。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本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冲击。
大危机、大冲击必然产生大精神，呼唤大英雄。
列强的侵略，残酷地切割着诗人们的赤子之心。
救亡图存，舍身报国，他们书写着时代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诗坛，屡屡响起呼唤英雄的黄钟大吕。
这里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里有黄遵宪的“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里有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国诗人的激烈壮怀，中国风骚的雄强气度，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在近代以来的河床上，再一次奔涌出爱国主义的惊涛骇浪。
它披带一路风尘，抛洒一路血泪，挟裹一路呐喊，让无数志士动容鼓舞，感发兴起。
没有从古到今这许许多多的优秀诗人，不可能有诗人毛泽东。
千古诗人的文化土壤，养育了诗人毛泽东。
诗人毛泽东，也映照了这些诗人的不朽。
接受，是服膺和适应。
创造，是立异和升华。
诗人毛泽东有一个健康的“诗胃”，他吐纳古人之长却没有追步古人之尘。
在古代诗人面前，毛泽东善于接受，也善于创造。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
正是这“非分之物”，使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传统风骚最卓越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诗人谢幕
1945年在重庆，因为柳亚子的索诗，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诗词风格。
他称道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接着说，自己的作品，“似与先生诗格略近”。
毛泽东把自己和柳亚子，都归于豪放一路。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
在近代诗坛独执牛耳的柳亚子，从毛泽东的诗中，读出了不让苏东坡、辛弃疾这些豪放大家的独特品格。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开，在中国诗史上，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别开生面的巨匠。
屈原，中国诗史上第一位个性化诗人，开启浪漫主义先河的大师，最大的愿望是辅佐明君。而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位开辟时代的政治家。
屈原是在做大政治家的梦想破灭之后，成了诗人。毛泽东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和理想的逐步实现过程中，写出了他的诗篇。
诗仙李太白的确潇洒、狂放，他卑视“摧眉折腰事权贵”，他高唱“为君笑谈尽胡沙”。然而，他一生没有赶上看懂一份军事地图的机遇。醉卧长安的诗人，不可能体会到万里戎机的玄妙和辛苦。
黄州太守苏东坡，以一曲音节高亢，景象开阔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领袖豪放词派。但他在一番“故国神游”之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的喟叹。
稼轩居士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有一番驰骋疆场的风云生涯。但到得中年以后，便只能“梦回吹角连营”，低唱“闲愁最苦”，一腔抱负化作泡影。
历史上的浪漫者和豪放派走远了。
在20世纪中国的旧体诗坛上，又出现了毛泽东和柳亚子两位豪放大家。他们的诗交，成为中国文人佳话的现代回响。
清末秀才柳亚子，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他是同盟会元老，民主主义革命家，又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旧体诗社南社的盟主。
从1926年在广州同毛泽东相识以后，他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毛泽东，还频繁地赠诗毛泽东。
投桃报李，毛泽东一生只写过六首唱和之作，其中三首是步柳韵之作。
两位豪放诗人，似乎很容易实现心灵的沟通。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之初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坦诚直率的柳亚子，在1949年到北平后，连续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情，不免有些牢骚，甚至产生像东汉名士严光归隐浙江富春江一样，回乡隐居。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传递自己的牢骚。
这首七律便是毛泽东读完柳诗的唱和之作。
作为政治家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诗中回顾了两人于广州饮茶、重庆论诗的情谊，暗示共产党不会忘记长期合作的老朋友，随后委婉地劝说柳先生不要“牢骚太盛”，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先暂时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耐心等待，将来参政议政必定胜过回乡隐居。
4月29日写完这首和柳之作，毛泽东当即派秘书田家英把它送给了柳亚子。柳亚子把此事载入日记: “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是指他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
他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两天后，毛泽东又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造访柳亚子。他们先在屋里谈了一会儿诗词，随后出门，联步走过著名的长廊，又乘画舫泛游昆明湖。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 先生是位大诗人，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表示，自己写的都是老一套，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最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与润之“谈诗甚畅”—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感受。
又过了四天，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同去香山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随后邀请柳亚子夫妇
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席间所谈，自然离不开诗词。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上述诸语。
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坛上，毛泽东是一颗高悬璀璨的明星，但不是一颗孤独的星。除了柳亚子，他还有很多诗友文朋。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毛泽东同他们或相互唱和，或相互切磋。一片赤诚诗心相待，一派文人意气共赏。
因为他们生活在、追寻在同一个诗的世界。
在老一辈人中，他把自己新写就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民主人士黄炎培。他细读章士钊的百万言的《柳文指要》，写信同他讨论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
在同一辈人中，他同郭沫若、周世钊唱和，还屡屡请郭老帮助修改自己的诗词，仿佛经过郭老“斧正”之后，他才放心。
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谷城谈《离骚》、谈李商隐；他请臧克家改诗，讨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发表的新诗，立刻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党内领导干部中，他评改陈毅的诗作；他称道董必武的五律和叶剑英的七律写得好；在报上读到叶剑英的《七律·远望》后，当即背诵下来，几个月后又书写给自己的孩子们。
在身边工作人员中，他几度为胡乔木改诗，更是一段佳话。只要读一读胡乔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部诗集的“后记”，便可体会毛泽东鼓励后学的殷殷之情了。
胡乔木说: 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诗刊》的创刊号上面发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别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共收37首。
为编选《毛主席诗词》，诗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还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出版自己的诗作是何等重视。
这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由于该词对毛泽东的创作概括比较恰当，仿佛毛泽东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
此事惊动了中央领导层。1966年2月，康生在武汉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查实之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说明为高亨所作。
这是一首怎样的词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
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这位承续中国文化根脉的诗人，不再写古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古人的看破红尘，不再写古人寒蝉凄切，不再写古人的报国无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就像诗人自己描述的那样，他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常有人主动谈起毛泽东的诗词。
1960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国人面前，毛泽东时常感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写诗太少了。他甚至说，一些政治问题把他的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诗人似乎格外怀念战争年代骑在马背上哼诗的写作状态。
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有人说，少年是童话，天真浪漫；青年是诗歌，热情奔放；中年是小说，丰富动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隽永。由此构成了不同色彩依次变幻的人生四季，并进而使人拥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对毛泽东来说，充满诗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当浓重且颇为一贯的情感底色。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上万。
但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或那么几珠青莲出污泥而挺立独秀。
它们所凭借的，除了共有的环境，更有主体上那些恰到好处的要素组合。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环境中，便是一个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来难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
他是学生运动的精英，是工人罢工的领袖，是农民运动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传家。
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吐故纳新的哲学家，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经济天下的政治家，是别具一格的书法大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诗人，还是博览多识的学者。
就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一样，毛泽东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诗人写的诗，似乎再也没有人写得出来了。
毛泽东的歌唱，成为绝唱。
有的，诗人活着，诗却死了。
有的，诗人死了，诗却活着。
岁月推移，没有磨灭不朽的诗篇。
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
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中国大舞台上演的悲欢离合。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