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寡情未必真豪杰，眷爱更为大丈夫。
这首缠绵悱恻、柔情爱意的《虞美人·枕上》，是1920年冬天因为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惟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
社会背景在诗中淡然远去，惟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隐《无题》中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
对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曾是青春诗人，在青春时节却没有爱情之作。
如今已近而立之年，过了青春时节再来讴歌爱情，或许更见其执著的性情。
毛泽东没有独享这爱情的特殊感受。他把这首词抄给了杨开慧，而自己则把它保存了一辈子。
晚年又把这首词翻出来，作了几处修改。1961年，又书写下来交给身边的卫士张仙朋，希望他好好保存。
诗人的爱情故事，还在延伸。
1920年冬天，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妁之言，“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和毛泽东结了婚。
不久，毛泽东辞去了教职，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
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杨开慧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行色匆匆，使三年的夫妻生活离多聚少。
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
是呵，前者和后者，犹如太阳和月亮。
没有月亮辉映，太阳也会忧伤。
因为太阳照耀，月亮才会发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妻子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
于是，一首《贺新郎·别友》就这样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山欲坠，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枕上》说的是“昵昵儿女语”，这首词却明确表示“不为昵昵儿女语”了。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漂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丝。
说得比较含蓄，革命家的情愫，却是一目了然。
但是，词的上半阕又分明是地道的“儿女语”，分明是夫妻间难舍的人间知己情，诗人甚至把一些不快的误会和私房话也写了出来，希望妻子把误会化作过眼滔滔的云和雾。
健笔写柔情，婉约透豪放。
没有脂粉气，却是情意长。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
在这首《贺新郎·别友》里，革命和爱情，太阳和月亮，交相辉映。你已无法剥离出，哪是革命的太阳，哪是爱情的月亮。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首词。
在延安的时候，他曾读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听，使后者当即认定他是诗人。到了晚年，他多次修改这首词，一直到1973年。
上阕结尾“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了“人有病，天知否？”
下阕结尾“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爱情之歌融化进了革命的涛声。
月光融进了阳光。
正是为了去拥抱革命的太阳，1927年8月下旬，一个朦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灰色长袍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
结婚7年，留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
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着那流泪的烛光，写下她独特的心曲——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
四处转战的毛泽东，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甚至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毛泽东随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杨开慧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不眠的冬夜，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
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29岁。
杨开慧牺牲前，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毛泽东也说了一句话: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借用的是《诗经》里的话。
似乎早有牺牲的准备，杨开慧把自己写的那首题为《偶感》的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
这已经是被岁月浸蚀得斑驳残破的手稿。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成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18首诗词，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读后，想起曾看到过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全词，还给毛泽东寄来自己1933年听说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这首《菩萨蛮》，和杨开慧牺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诗稿一样，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念。
都是阳光下的月亮之歌。
读到李淑一的信和词，毛泽东没有把《虞美人·枕上》抄给李淑一。但李淑一的词，却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他虽然没有读到杨开慧生前想念自己的诗，但却完全可以体会到杨开慧当时的思念之情。
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李淑一“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那个被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砍桂树的吴刚老头，也要折腰向他们奉献上好的桂花酒; 那个偷吃仙丹跑到月宫却永失欢乐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来欢迎他们。
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深化了。
爱是个人感情，却对应着整个世界。
人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
毛泽东并非刻意地藉爱情抒写政治，也不是刻意地用政治比喻爱情。
因为个人与世界的必然对应，他把爱情提高到了政治，升华为历史。
同毛泽东私交颇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1920年的《虞美人》，1923年的《贺新郎》，1957年的《蝶恋花》，即使不能说是毛泽东一生关于爱情的全部咏唱，至少也构成了他的爱情之歌的最强音符和主旋律。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寄情于月亮—
“一钩残月向西流”，“照横塘半天残月”，更有那长空明月，“嫦娥舒广袖”。
月亮的清辉，月亮的清朗，月亮的清美，月亮的清纯……
月是恋人心，月是故人情，它是那般的绮丽忧伤，它是那般的高尚脱俗……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抛洒了眼泪—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重感慨，泪如雨”，更有那“泪飞顿作倾盆雨”。
丈夫有泪即可流，只因到了动情处。
天地有阴阳，人性有刚柔，思绪有情理，声容有哭笑。
真正好的爱情诗，何尝不是月光下的吟唱，何尝不是由血与泪、歌与哭、爱与情串连凝结起来的呢？
第二部分
问乾坤沉浮
前些年有部电影，叫《毛泽东在1925》。影片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当时，32岁的毛泽东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平粜除米，阻谷出境，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 长沙。
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气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
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 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
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
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26年11月，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然后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这时候，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果然，一进入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
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
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做，但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
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
传说一户姓辛的人家在蛇山上卖酒，接待了一位道士。这个道士喝得高兴，随手用橘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从此，每有客至，黄鹤便翩然而下，临风起舞，这户酒家很快便兴旺起来。十年后，道士重返故地，见辛氏已成巨富，便吹起玉笛，骑着这支仙鹤远去了。
从此，便有了这座黄鹤楼。
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灏、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
崔灏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副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鹤去楼空。
黄鹤楼下，江山依旧。
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
时过境迁，已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寻问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体会“茫茫”、“沉沉”、“苍苍”这几个叠词，更加上一“莽”一“锁”二字的选用，便不难体会诗人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呵，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
诗人伫立的黄鹤楼，正处在这南北东西的交汇点上。
在这里交汇的，不光是南北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
“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前途。
“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从1925年秋天在长沙满怀豪情问一声“谁主沉浮”，到1927年春天欲说还休“把酒酹滔滔”，画出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条心灵曲线，这是一条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明快自信，到“沉沉一线穿南北”的苍凉凝重的曲线。
1927年5月21日，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强大的农民运动彻底摧毁，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入地下。
这就是“马日事变”。
正是“马日事变”，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重新去理解“谁主沉浮”？重新去思考“出路何在”？
主宰沉浮的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一个根本没有想到摸枪的人，一旦从教训的血泊中爬起来，可能比谁都更强烈地把枪杆子看作命根子。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结交绿林朋友。
这是诗人习惯的诙谐幽默之语，但同样也是革命家的严肃而独具慧眼的政治表态。
因为只有带着武器“上山下乡”，才是挽救革命的“突围”之路。
当时的中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自幼熟悉《水浒传》的毛泽东，特别喜爱那些扯旗造反，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英雄。
后来果然走上这条道路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宣传《水浒传》带给历史的一个深刻启示—逼上梁山！
20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少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到中国来“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战争大师的。
毛泽东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四个字—“逼上梁山”！
他总是说: 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了，我们也很蠢，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子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经历，再现了“逼上梁山”这条悠远之路。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以新的信念、新的方式重演了这条路上的悲壮故事。
但是，这条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是艰难。它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人生和命运。
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
但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
这种诗韵，毛泽东刚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它的第一个音符。
那是1927年9月。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的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眼见自己策划的这一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起义开始之际。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地兴奋；他一度被捕，心情自然无比地焦急。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
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
搞这样一个大举动，无疑是两年前关于乾坤沉浮的那一声诘问的实践回音。
全词文气，写得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也很自然。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长衫。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几天时间，攻打长沙的三路人马相继受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大家争论不休。
靠诗情写诗，但未必靠诗情办事的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合围攻打长沙的计划，指挥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用兵纪实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他曾在非洲率领军队打败了“沙漠之狐”德军元帅隆美尔。
毛泽东和他很谈得来，曾两度同他握手，还一起回顾了各自的军事生涯。
在1960年的会见中，毛泽东说：“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
蒙哥马利自豪地纠正说：“我有52年了。”
毛泽东也不示弱：“可是我还是共产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坦率的对话，不难看出两个统帅对自己的军事生涯都特别珍惜和自豪。
一年后再次相见，蒙哥马利也再度询问：“在这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还是在上面指挥？”
毛泽东回答：“22年中，有十几年在战场上指挥，有4年当全国的统帅。”
蒙哥马利或许是明知故问：“主席有没有军衔？”
毛泽东的回答显得漫不经心：“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
一个统帅竟然不要军衔，蒙哥马利似乎感到不可思议：“主席不想当元帅？”
毛泽东回答很干脆：“将、校、尉都不要。”
不想当元帅的毛泽东，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大元帅。
只不过在1954年评军衔的时候，他拒绝了大元帅的称号。
孕育中国大元帅的土壤，是中国大地东南罗霄山脉中段一片峭险峻拔的群山，人们称它为井冈山。
多少年来，这里虽然雄伟，却很荒凉。
1927年冬，毛泽东率领一彪人马上了山，同这里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合兵一处。
翻过年来的1928年4月，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里开始成为一片雄伟而热闹的天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在这里燃起星星之火，井冈山成为了哺育未来新中国的一个摇篮，一个鲜明独到的“路标”。
再往后，伴随着隆隆的一声炮响，催生出诗人毛泽东的一首《西江月·井冈山》，又让这片天地化作了永恒。
从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第一天起，他的诗词，便成为了他领导的战事的真实记录。
而他早期的用兵纪实之作，大都是描写守山固寨、反击“围剿”的历程。
朱德和毛泽东，也被那些要“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军队诬称为了“匪首”。
就连国内其他省份闭塞的穷乡僻壤的土豪乡绅们，也有许多人知道赣省出了让人胆寒的“朱毛”。不过，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当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表面看来是传统的造反方式，也不大适应。他们说朱德、毛泽东的搞法，只是替农民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
毛泽东则自嘲地称自己做了“山大王”。
这位“山大王”，在山里写的第一首诗，说的是1928年8月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二次“会剿”中的黄洋界保卫战。
黄洋界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这里山高岭陡，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在峭壁间环绕，用石头垒起来的哨口设在两峰之间。山顶上云雾弥漫，在头上飘浮的白云似乎伸手可接。
放眼望去，山下一览无余。极目处，是罗霄山脉的各个峰头，此起彼伏，好像整个世界都被这连绵不断的千峰万岭占据着。
黄洋界，实在是一个安营扎寨，易守难攻的好去处。
却说1928年7月初，朱德和毛泽东分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袭敌，山上守军不足一营。湘赣两省之敌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对井冈山进行“会剿”。
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第一次大危机。8月30日下午４时左右，敌人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击，驻守在黄洋界的红军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敌人集结攻山的部队轰击。当时只有三发炮弹，不料前两发炮弹都因受潮没有打响，所幸的是，最后一发终于在敌群中炸开了。
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山，连忙在当夜撤走了。
黄洋界上这惟一的一声炮响，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使毛泽东下山前不得已而为之的“空城计”获得成功。否则，红军便将失去立足之地。
9月8日，朱、毛率红四军主力回山，听说黄洋界保卫战取得的胜利，兴奋异常。毛泽东
自然涌动起诗情—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诗人写了一场他并未亲眼所见的战斗。他用《西江月》的词牌，为这首词起了一个凝重而固化的名字—“井冈山”。
卓越的诗人，他的使命，不仅仅是写境，还要造境，乃至一挥笔，就是他自己的世界。
诗人毛泽东已今非昔比，他开始营造自己独有的世界。
旌旗、鼓角、围困、壁垒、炮声、宵遁……这些描写战争的常用词汇，开始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出现了。
是英雄必有豪情; 豪情从来成就英雄。于是，便有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毛泽东笔下，战争不是书生们想象的场面。
笔与剑在交叠，文人与战士在凝结，诗人与军事家开始契合……
在毛泽东笔下，摹景抒情不再空泛，他的诗风转入了纪实。
后来人们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史诗”，无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鲁迅，辗转读到了这首词。他对地下党员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
1934年1月，冯雪峰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把鲁迅的这个评价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看来是“心领”了。
这是人们知道的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惟一评论。
其实，黄洋界保卫战，无疑是一局险胜之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于是，在山上开的庆祝晚会上，官兵们编演了一出京剧，就叫《毛泽东空山计》。
戏里有这样一段唱词—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当然，这只是戏里才有的轻松夸张。
为了宣传，为了鼓舞士气，自然是“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用兵如神”。
事实上，人们始终有一个疑问：从未学过军事的毛泽东，为何能自如地统兵打仗？
就连毛泽东那些远在上海、广州的老朋友，在国民党报纸上读到“朱毛”在井冈山上的军事活动消息，也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位完全是书生形象的故人如何能指挥军队纵横驰骋，一时感到难以理解。
其实，毛泽东从书生到军人，从政治家到军队统帅，虽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相隔，其间的过渡和转变，却也十分的不易，甚至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听听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是怎样说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杆子。”
的确，一位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将军回忆，他只看见毛泽东挎了一次枪，从此不再摸枪。
听听毛泽东在1964年是怎么说的: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
毛泽东说的“两个大败仗”，一个是1928年5月，他让随朱德上山的几千湘南暴动农军返回湘南打游击，结果一去便被敌人击溃。一个是1928年8月，红四军主力再去湘南，导致著名的“八月失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正是发生在“八月失败”之际。
毛泽东接着说：“这两次失败后，我们总结经验。”
毛泽东的总结，有一副他当时撰写的对联为证—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兵法”。
毛泽东从书生成长为军事奇才的秘密，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不二过”。
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需要，把这位不愿带枪的文人推到了革命的“山大王”的位置，进而成为红色军队的统帅。
1937年，毛泽东回忆起“逼上梁山”以后的军事斗争，有一个精辟的总结—
“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
所以，“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常常在敌强我弱、“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中得以展示。
犹如两块燧石剧烈撞击，一定会迸出炫目的火花，毛泽东的诗情才华，也常常在充满压力和张力的斗争环境中得以不可遏止的闪耀。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从此转战赣南、闽西，逐步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苏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央苏区遭遇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1930年底，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万兵力，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对根据地分进合击。红军在江西创建根据地以来遭受的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朱德、毛泽东还是用老办法：诱敌深入。主动退回根据地腹地，搞内线作战。毛泽东派一小支部队去引诱张辉瓒，要求是“只许败，不许胜”。
这样的战法，一直把张辉瓒的部队引到了江西永丰县的龙冈。
1930年12月30日那天，龙冈一带下起了小雨，大雾弥漫。红军主力趁雾埋伏，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师，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据说，发现张辉瓒的时候，他正躲在灌木丛里换士兵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来得及换上。这条裤子后来曾专门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上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