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围剿”就这样快捷利索地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在一首词中依然是纪实般地作了描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还只有上阕，就已经写到把张辉瓒捉住了。
不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很快就为这首词的下阕送来了素材。
1931年2月，何应钦指挥20万人马，布成700里的弧形阵线，严密包围，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推进，其势汹汹。
毛泽东便有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阕——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词向来便于抒情，而不长于记事。这首《渔家傲》却是典型的用兵纪实，语言直白，不用任何雕饰。诗人省略了繁复的战斗描写，直接写张辉瓒的被捉。
“齐声唤”，看来是先听到战士的高喊，不知怎么回事，细一听，原来是“前头捉了张辉瓒”，诗人显然是在后面指挥时听到这一捷报的。由此渲染出战士们的兴奋之情和疾速进军的行动特征。
“不周山下红旗乱”，则是30年后毛泽东以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来咀嚼这场战争时，改写出来的句子。
相传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共工的人，敢于挑战权威，同当时的颛顼争夺帝位，不惜以自己的头颅，去碰撞不周山，结果，折绝了天柱地维，使山河改变了形貌，日月星辰也换了位置，于是，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出现了。
在毛泽东看来，共工并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
眼前的红军，不正是以“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进行着一场针对强大旧秩序的伟大挑战吗？他们也像共工那样，充满着献身精神，也充满着悲壮的诗情。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现代的“共工”们打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
，不但胜利了，而且胜利得依然是那样的干脆利索。
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队20万人马“围剿”根据地时，汲取第一次“围剿”“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700里的战线上，从东往西布成一条弧形的阵线，向根据地步步推进。
毛泽东采用的依然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红军在江西吉安的东固一带，秘密埋伏了25天，在5月16日那天，出其不意地对来犯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一个师。接着，转入反攻，由西向东横扫700里，16天中打了5个大胜仗，歼敌３万余人。
毛泽东后来称这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他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古代写战争场景的诗人，多是一介书生。出色一点的，也多只是一员战将。
在刀光剑影中奔突的诗人毛泽东，不只是战场的亲历者，不只是一般的战场指挥者，作为一方的统帅，他常常还是整个战役的导演者、策划者。
于是他有了和古代战争诗人不同的感受——“枯木朽株齐努力”，不同的视野——“七百里驱十五日”，不同的气魄——“横扫千军如卷席”，不同的诗趣——“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渔家傲》，也同前面那首一样的直白。
“枯木朽株齐努力”与“雾满龙冈千嶂暗”相呼应，有些斩木为兵、草木皆兵的味道。
“飞将军自重霄入”则同“天兵怒气冲霄汉”相衔接，生动写出红军如神兵天降的态势。
“七百里驱十五日”则如“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样，明明白白的纪实，没有任何雕饰，却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抒发。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这一回，他决心亲自出马了。他心中显然存有一个大疑问: 当年耍笔杆子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哪里学来这等打仗的本事。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30万人马，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红军主力决战。
3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古人说：行非常之事，得非常之功。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更精彩。
可毛泽东却没有写诗。
这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
谁不希望脚下的道路平坦，然而坎坷更能使意志顽强，才华高涨。
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
正是革命战争的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
也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
狂飙图
莎士比亚有一段名言：“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可显出非常的气节。……当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
智慧是战胜险难的钥匙，勇气是战胜险难的力量。
在险难面前，毛泽东以独具的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挑战。
不断经历的险难，又反过来磨练着他的智慧和勇气。
正像一位哲人说的那样：“平静的湖水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毛泽东的军旅之路，惊险危殆相继，始终是曲折连接着坎坷，希望伴随着失望。
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军就十分被动，常常遭敌人伏击、穷追，连连失利。红四军军长朱德的妻子，也在转移途中被俘牺牲了。
一种前途茫然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滋长，连毛泽东手下的爱将林彪，也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命运也悲观了起来。
1929年2月，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让他们把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决定，朱德和毛泽东马上“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4月间才收到这封著名的“二月来信”。
战略家的判断，加上诗人的直觉和激情，使他作出了另外的选择。
毛泽东在回信中直陈中央的指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认为红军分散活动的前途只能是被敌军消灭和瓦解。
在逆境中坚持理想，在黑暗中预见光明。
早在半年前，毛泽东就预言: 蒋介石和广西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军阀间的争斗，恰恰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果如所料，毛泽东的回信刚刚发出，蒋桂战争就爆发了。
红四军趁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9月间又攻占“铁打的上杭”县城，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闻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
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纷乱局势，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热闹场面，交错在他的脑海里，便有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上阕写天怒人怨的军阀争斗，不乏嘲讽。
下阕写红军“跃过”、“直下”，何等轻快。
军阀给人们带来的“怨”和红旗到处带来的分田之“忙”，不正是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诗意显现吗？
在鲜明的对比中，毛泽东对未来的预见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富有诗意了。
1930年1月4日那天晚上，他住进了红军“直下龙岩上杭”的上杭县古田赖坊村一家临街小店。
在一盏马灯下，毛泽东铺开纸来，调墨挥笔，畅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高潮——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一封写给红军将领的信，也是一首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诗。
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可随着一声鸡叫，天边露出了曙色。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跨上了他的大白马。
红色政权，毕竟只有在马上才能开拓。
这时候，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敌军，已调动14个团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其先头部队还有30里路就要抵达毛泽东的驻地古田。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前往小池迎敌，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接下来，毛泽东又率部向北进军，经过福建的宁化、归化（今明溪）和清流，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历经20天的长途转战，终于在１月下旬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部队在广昌会合。
1月30日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旧称元旦。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令人舒心的新春气息似乎已扑面而来。他忘不了由福建入江西赣南一路跋涉的情景，遂写成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寒冬时节，一路是陡峭崎岖又窄又滑的山林小道。虽是艰苦异常，可走在前头的毛泽东，站在山顶极目一望，在竹木枝杈的掩映下，猎猎红旗若隐若现，旗下一队队官兵，伏身前行。
好一幅壮美的行军图。
诗人的笔，与其是写行军，不如说是在展露作者良好而舒心的感觉。全词字韵清越铿锵，节奏朗朗上口，把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表现得如此轻松。
好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如梦令》是典型的短歌小令，毛泽东这一时期写的小令，别具风采，别有神韵，也别开生面。在他的笔下，小令不小。体裁小而气势大。
毛泽东几乎总是在马背上指挥着红军，穿行在密林丛中，疾驰在乡间小道。
红军反反复复的进攻、转移和撤退的行军路线，尤如一条流动的诗韵，随便截取一段，便成一幅气壮山河的图画。
在赣南汇集在一起的红军第四、五、六军声势浩大起来。他们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准备先夺取吉水，然后向吉安进军。
行军途中，遭遇了南方罕见的风雪，毛泽东又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写的依然是行军，又是一首小令，又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又是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一生喜欢白雪的毛泽东，第一次用诗笔写下了雪景，写下了与猎猎红旗交相辉映的雪景。“漫天皆白”，一个“漫”字，点化出风飞雪舞的强烈动感和雄浑大境。 “情更迫”三字，透露出行军背后的整个战局。“风卷红旗过大关”，同唐代诗人岑参笔下沉重悲凉的“风掣红旗冻不翻”相比，更有一种开拓、舒展和从容的气度。
接着，在“行军”、“过关”、“何去”这一连串动态描写的铺垫之后，陡起一句“十万工农下吉安”， 犹如一支势不可当的利箭，射穿了迷迷漫漫的千里风雪，透露出诗人那流动顺畅的感觉和此行必胜的豪情。
《如梦令·元旦》和《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的都是行军所见，一样地感觉愉快。
毛泽东似乎有意要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流播于军营，在1930年２月间把这两首词抄给了陈毅，还同朱德一起探讨过。
两首词在红军里传开后，有的人还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如梦令·元旦》就是谢觉哉1956年在一篇题为《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的文章中首先披露，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面。
红军开始进入全盛时期。1930年6月，以朱德为军团长、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汀州成立，下辖四个军，近万名官兵。两个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林彪和彭德怀率领的两个军团，近4万名官兵。
赣西南苏区连成了一片，扩展到几十个县境。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
发展的形势，让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脑子热了起来，以为革命的高潮果真来临了！
他们从上海发出指示，要红一军团打南昌，红三军团打长沙，然后同贺龙的红二军团和徐向前的红四军团一起去围攻武汉。
他们豪迈地把这个战略叫作“饮马长江，会师武汉”！
不是诗人的革命家们，却迷惑在了诗意的畅想之中。
毛泽东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去打南昌。
1930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他和朱德率领一军团从福建汀州出发了。
骄阳之下，毛泽东策马而行。闷热的天气，炽热的胸怀，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
但眼前是红军前行的壮举，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不管结果如何，毕竟让人振奋，让人激动。
作为统帅和诗人，毛泽东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
正是在从汀州到南昌的途中，他不禁吟咏起来——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还是进军，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和前两首小令不同的是，诗人把中央关于湘、鄂、赣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其意象，其比喻，其气势，更有了一种震撼力。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何等的奇情壮志！
人而有志和立志，是为常事。难的是一生有志，并遵志而行，永志不衰；难的是一旦立志，便志不可摧，矢志不移。
毛泽东一生拥有着奇情壮志，并在奇情壮志的策励下，一路前行。
学生时代，他要“指点江山”！
大革命时，他问“谁主沉浮”？
创建苏区，他“征腐恶”、缚鲲鹏！
漫漫长征，他缚苍龙、裁昆仑！
解放战争，他“过大江”、“追穷寇”！
胜利以后呢？他“送瘟神”、“换新天”、“驱虎豹”、“争朝夕”……
回到《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鲲鹏”，这神话中的大鱼大鸟，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毛泽东却一反常例，用它比喻敌酋顽凶，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也只有惩腐恶的“天兵”，才有如此气势。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反第一次“围剿”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一个就是“偏师借重”的黄公略。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开辟了湘赣根据地，所以说是“赣水那边红一角”，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一年后，黄公略在行军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突兀起意的两句，化自杜甫的“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但于慷慨激昂之中，仍见悲怆。
对攻南昌打长沙的“诗意”构想，毛泽东或许有难言的隐忧情愫。这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
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国际歌》，伴随这特殊的歌声，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弥漫四周，仿佛昭示人们，这将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诗人的心情突然从“席卷”、“直捣”的豪迈，转向了沉郁、悲怆一路。
卓越的革命家，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止的想象和激情。
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导引他们踏着荆棘困难地奋进。
然而，打仗毕竟比不得作诗。
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烧了别人，也会毁了自己。这种现象在历史中不乏其例。
奉命“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红一军团，在7月30日那天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果然太强，明显打不下来。
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便撤走了部队。
第三部分
战场看人生
生活的目标应该有比生活更美好的东西。
战争的目的也应该有比战争更深刻的东西。
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人们很难看到或参透生命的意义。
如果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人们很难感受到战争背后的美丽。
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
他以革命家的见识，勾连起正义战争的理想。
他以诗人的眼光，描绘出战场景致的美丽。
他还以哲学家的头脑，在自己的诗词里对战场人生作了独到的思考。
古希腊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说过: 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作为哲学家，毛泽东是一位诗人哲学家。
他常常在诗词里写下自己的哲学，传达自己的思考。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
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毛泽东的沉浮，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你不能把彼此间的不同之处明白地表达出来，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呢？”
毛泽东从来喜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他敢做敢为，不是一个遇事模棱两可的温和的人。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部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难成大气，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应该加强前委的领导作用，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其他同志则觉得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
但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
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
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些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讣告》还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不凡的人物，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柳先生特意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合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竞秀，黄菊遍野，溪流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
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
这时的毛泽东，也是格外地轻松，时常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
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
缓缓逝去的汀江水流，则让人想起岁月的飘逝。
临江楼庭院内盛开的簇簇黄菊，更唤起复杂的人生感慨。
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
从领导秋收起义以来，才只有两年的时间，但这是怎样的两年啊。
这样的经历，正像鲁迅说的那样，可以抵得上太平盛世一个普通百姓一辈子的生活。
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一一掠过诗人毛泽东的脑海。
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七大”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是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
毛泽东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他的人生感受，却格外地透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达到的乐观和高昂。
他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新的感伤世界。他把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上阕写情，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诗人抛却了古人“悲落叶于劲秋”的凄绝感伤。
下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诗人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
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关于战争的诗篇。
或是对战争惨烈的指控，或是对战死沙场的苦诉，或是对怀人思妇的悲歌，或是对征夫远戍的倾吐。
毛泽东没有这样。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他把上阕末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深情礼赞。
战地人生之美，是因为正义的战争犹如促进人性进步和高扬的狂飙，狂风扫过，会荡涤所有的萎靡、自私、怯懦和慵懒之气，使生命展示出罕见的智慧和激情，爆发出强劲的力量和精神。
这一深情礼赞，与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那一声沉痛感叹—“战罢沙场月色寒”，形成了强烈而有趣的反差。
一个在战地凭“月色”伤怀，一个在战地赏灿然“黄花”。
后者的真风流、大诗思陡然凸现。
一花一月。“春花秋月何时了”。
多少诗人写过花前月下，多少诗人写过花间儿女。
绮词丽语奔眼来，多是些悲欢佳话。
一朝风雨花憔悴，吹落它雪月风花。
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样的句子？
没有无“思”之诗。诗歌总需要智慧哲思之光的照耀。
毛泽东是一位吐故纳新的哲学家。
诗人与哲学家的合一，诗与思的凝聚，在毛泽东这首战场诗中得以充分的展示。犹如情感在人性的天空中尽兴地飞扬，毛泽东的哲思也常常在他的诗词的王国里自由地翱翔。
伟大的诗人必定有深邃的哲思，否则也只是一个吟花咏月的诗匠。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
共产国际的《讣告》说，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殊不知，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远远还没有完成。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他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起来。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这一次，却是遭遇中央“左”倾路线的打击。
1931年秋天，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回到了瑞金。但中央决策层
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的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
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主席兼总理。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
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他不得不交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权。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只不过是后方的一个闲差。
毛泽东又病了一场。
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
他的那匹大白马，1929年攻打长汀时从敌军师长郭凤鸣跨下夺来的坐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着硝烟弥漫的地方。
虽然时常听见大白马仰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
直到1933年夏季的一天。
1933年６月，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州坝赶到宁都，参加由博古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第二次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
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成为了泡影。
心情沉重的毛泽东骑着马，踏上从宁都回到瑞金的归程。
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他在离瑞金60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停了下来。
大柏地，这里太熟悉了。突然，毛泽东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子弹击出的小坑，展露在一抹夕阳的金光里，格外地刺眼。
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叩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陡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时，他们被敌军两个旅追了一路，红军且战且走，来到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这里山峦起伏，有一条狭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
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长。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凭吊旧战场，毛泽东如何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照映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按古人作诗的逻辑，凭吊昔日战场，通常会借机倾泻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平境遇，进而归于“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
毛泽东没有这样。
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
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那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低唱。
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虽然化自温词，可接下来的“关山阵阵苍”，顿使境界大别。
一个写零落的花香，难免是孤情绵意。
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属沉雄一路。
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无意间成为了红军胜利的见证。
昨日的战争，与其说给村落带来了创伤，不如说它破坏了旧的世界，分娩出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战争结果的不同，战场旧址的感觉也不同。
战争观念的不同，对战争的审美旨趣也不同。
鲜血铺洒过的战场旧迹，在毛泽东的心里世界鲜活明艳起来，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旧战场不再是李白笔下的“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
枝”。
旧战场也不再是李华笔下的“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
毛泽东是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
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蔽破败，没有欷嘘的人生感慨。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
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可读者在这首词里确又难以找出这种情绪。
那么，毛泽东说的“郁闷”之处何在？
对一个如周恩来当时所说“兴趣在打仗”的诗人，在只有靠旧战场来抒发人生豪情的时候，这本身不就是一种“郁闷”，一种凭吊吗？！
写完《菩萨蛮·大柏地》不久，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依赖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他把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
他说：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
一向话锋繁富而尖锐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的表示吗？
然而，就像我们在不断延伸的历史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遭遇挫折的环境，有时是天才的坟墓，有时却是伟人向上攀登的阶梯。
有足够心理准备的毛泽东，从来不把人生的道路想象成一马平川。
旭日总是在诱惑晨曦，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
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不可遏止。
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
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有了一种革命家的新的战争哲学和战争美学。
悲壮的一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这样评价先后担任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内阁中任何只需要进行纯粹思想活动的角色，都将使丘吉尔变得无能为力，除非他任首相。”
丘吉尔的能量和驱动力，使他在处于附属位置时，会使一些上级和同事疏远他。
中央苏区时的毛泽东，似乎也有相似的尴尬处境。
1934年五六月间，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时，博古让他转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想到苏联养病”。
不料王明听后，似乎也不愿毛泽东来莫斯科，他说：“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于是回电国内：“苏区离不开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和打击者，也不能不承认他能力非凡。
中央苏区离不开“能抓得大事”的毛泽东。
但中央最高决策者却并没有让他去抓大事。
当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失去发言权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越来越苦。
1934年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
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南面的会昌县文武坝养病，同时兼做一些巡视工作。广昌之败，毛泽东无可奈何。此前他曾接连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但遭遇却像辛弃疾说的那样：“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1944年，美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毛泽东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处于少数方面而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的时候？”
毛泽东回答说：“我曾经是在少数方面，在这个时候，我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1934年夏天的毛泽东，便是在等待。
等待的方式，就是去登山。
会昌东连福建，南接广东。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1934年7月23日这天清晨，毛泽东踏着朝露登上了这座高峰，俯瞰被曙色笼罩的会昌城景。
往东极目远眺，起伏绵延的群山，似乎一直连接着福建那边的东海。向南挥手指看，应该是草木葱茏的南粤风光。
一派让人感慨万分的大好河山，就这样涌进了毛泽东那精骛八极、视通万里的胸怀—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清平乐·会昌》，既是对人生进取精神的高扬感慨，也是对革命根据地的热情赞歌。
赋闲等待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消泯同中央决策层在识见上的歧异，但他乐观地承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与之融合，进而主动地向可能世界追寻和挺进。
这里没有悲患，却很坚实; 没有悲壮，却也执著; 没有痛苦，或干脆无暇顾及痛苦。
诗人关注的是人生和革命事业的塑造。
最能体现人生观的，大概要算对时空问题的思考了。
于是，我们在《清平乐·会昌》里读到了诗人不断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和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
正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这种突破时间束缚的态度，才赢得了青春不老的人生风采—“踏遍青山人未老”。
有了超越时间、催人奋进的人生观，世界才显得如此的多彩而美丽。在诗人的感觉中，才有眼前“独好”的风景，以及“更加郁郁葱葱”的未来。
但若干年后，毛泽东依然说，写这首词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读者在词里依然不大能感受到“郁闷”的气氛。
他“郁闷”在何处呢？
郁闷在“独好”的“独”字？
有人解释说，“风景这边独好”，是指毛泽东在会昌期间利用他在红军中的影响，指导红22师打了一些胜仗。
郁闷在“莫道君行早”的“君”字？
“君”指何人，诸家有不同理解。20世纪60年代因为要翻译成外文，袁水拍、叶君健等人便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这个“君”是指作者自己，而不是别人。
作为早行人的“君”，大概心里是孤独寂寞的吧。
“郁闷”还在于那字面背后没有言传的形势。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撤退远行作探路准备。
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
这时，中央机关已经搬到瑞金西面的云石山。
山顶有一座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云深不老春。”
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时便坐在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
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原本同博古的关系很密切。可渐渐地，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同博古他们发生分歧，便被排除在了决策层之外，眼下也是多半赋闲。
危险的时局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央决策内情，张闻天则更多地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
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与此同时，一个关系毛泽东命运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