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最高决策层，在决定撤出中央苏区的时候，开始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后来不知怎么，想到毛泽东毕竟还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主席，在红军中又有威望，还是带他一道走吧。
这一念之变，决定了毛泽东的命运。且不说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中，瞿秋白、何叔衡牺牲了，活下来的著名人物也就只项英、陈毅、谭震林。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即使生存下来，也至多是偏居江南的领导人。
这一念之变，也多少促进了中央红军的命运转变。没有毛泽东的长征，是否有遵义会议的及时转折，是否有四渡赤水的用兵奇迹？是否有同红四方面军的合而又分，分而又合？
历史确实不能假设，但又不能不让人惊心动魄地深思。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了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
他告别了一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
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身后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
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地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近10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
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
它等待着人们去跨越。
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翻开了最为沉重的一页。
它等待着人们去重新书写。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中央决策层的根基摇晃起来。
担架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并提出: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只在担架上讨论。最终的政治舞台在中央会议上。
面对接连失败的巨大压力，面对红军官兵的强烈呼吁，中央允许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会议。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那天他是骑着一匹大白马进城的。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复出的毛泽东，开始真正地抓起大事，写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这一笔，写在流经云、贵、川三省汇入长江的赤水河畔。
刚刚开过遵义会议的3万红军渡赤水北上，被蒋介石调集的大军阻挡。毛泽东避实就虚，先南下后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后，为调开挡路的滇军孙渡，红军又三渡赤水，做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急忙调主力追击，红军却虚晃一枪，从川南折回贵州，四渡赤水，军锋直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使他不得不急调滇军前来救驾。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曾说自己打仗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聪明的指挥员出的产品”。
他的体会是：这个“妙”，就是灵活性，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
用兵的神奇之处，大概只有运筹帷幄的人能够体会。
四渡赤水，红军官兵不知跑了多少路，以至在前线领兵的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这位毛泽东的爱将，也受不住了，向中央发电埋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指挥。
毛泽东后来只说了一句：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用兵的神奇之处，大概只有靠获得的神奇之功来证明。
四渡赤水后，北上的道路就此打通，几十万敌军被甩在了川南。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长征以来遭受围追堵截的局面。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架人力发电机，眼前的事实不能不让人体会到，当他处于中心转动的时候，其能量同他处于外围嗡嗡作响的时候，是多么地不同。
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同时还写下他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作品。
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坐落在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面。
这里山高岭大，如今公路上却是车来车往，很少有人旁骛。离此不远有一个大溶洞，是游客们揽胜的好去处。零星的游客如果顺便光顾一眼娄山关，也大都扫兴而去。只有镌刻着“娄山关”几个大字的石碑，不避寒暑沉默地竖在这里，凝视着偶尔专程来此凭吊的后人。
历史真的被冷落了吗？
是近七十年的风霜湮没了毛泽东曾经在这里留下的诗韵风情，还是沧桑巨变消逝了红军官兵们当年在这里冒着炮火硝烟奋勇冲杀的身影？
当年，袭取娄山关一战，维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命脉。
红军是拂晓时分开始向这座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进发的。战斗打响后，经过反复的冲锋，来往的肉搏，一直到傍晚，才把敌人完全击溃，占领了娄山关关口。
在毛泽东登上这道雄关的途中，迎面碰上抬下来的一个被打断一条腿的伤员。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钟赤兵，是红三军团的一个团长。很多年后，毛泽东还谈起这个细节。
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残留的硝烟似乎还轻抚着山坡上的血迹。
毛泽东走近在野草丛中竖着的这块石刻前，专门把上面的“娄山关”三个字指给身边的人看。
跨上娄山关的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
写战前的凝重、战后的悲壮，在古来战争诗中都是少见的杰作。
为这首词，毛泽东后来专门作注说，此词的写作大背景是：“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难怪，这首词给人的感受是如此的苍凉和凝重。
因为战争本来就是在特别紧张和压抑的心理情绪中开始的。
没有光昌流丽的色彩。若明若暗的晨月，仿佛已被浓霜给封冻起来，在罕见的凝重气氛中，给人一种引而不发的情绪积累。灰蒙蒙的长空中偶尔传来一声雁叫，似乎带来一种殊死搏斗前的威慑和震撼。
没有嘹亮宏大的声音。“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马不是在狂奔，而是走着又急又细的步子。军号也不敢吹得太响，只能压得像哽咽的喉咙发出的哑声，仿佛是某种巨大的即将炸裂的东西被使劲地捂住了。
依然是殊死搏斗前的压抑和沉闷。
长风掠去烽烟。
夕阳立马高山。
战斗结束了。晚霞抹红了无尽的天空、绵延的群山，也斜照在诗人的身上，他身上的灰色军装透出淡淡的桔黄。
《忆秦娥·娄山关》下阕的描绘，视野放得开阔起来，但依然是在雄浑中透出沉郁和悲壮。
这里没有战斗胜利后的喜悦，全词甚至没有一字写胜利本身。
重领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是只有悲壮战后的统帅才有的特殊感觉。这也是对未来征程的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
前进途中还不知要越过多少雄关漫道，迎接多少悲壮的挑战。
所以，毛泽东说他写这首词时，心情是“沉郁”的，尽管娄山关一战是在他的指挥下，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
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单纯诗人的地方。
只有那些纯粹的诗人，才会把领兵打仗看得易如反掌。
比如，“诗仙”李白，你看他说起历史上的战争，是何等轻快：“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安史之乱时，突然奉诏，甚至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笑谈尽胡沙”。
战争的胜败，仿佛真的是袖里乾坤一般。
伫立娄山关的毛泽东却深深地体会到，对自己的复出和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尽管从“会昌城外高峰”到娄山峰上的漫道雄关，毛泽东的人生难关和中国红军的命运险关，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这是一段多么悲壮的行程呵。
历史更需要“从头越”。往前看，依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里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只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
山海茫茫，茫茫谓之浩阔。浩阔征程且看路遥知马力。
落照殷殷，殷殷谓之悲壮。悲壮革命应是疾风知劲草。
面对未来，诗人的感受，竟如此深邃而又遥远。
面对未来，诗人的联想，竟如此沉着而又回环。
青山作证
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在同斯大林会谈时，他说起中国红军艰苦奋战的情形，使用了一句中国成语: “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翻译不解其意。毛泽东补充说: “就是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
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似乎是听懂了，他小声对翻译费德林说：“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征中的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熟读《圣经》的西方传记作家说，他很像《圣经》记载的那位 “摩西”。
摩西，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奉上帝之命去埃及带领希伯莱人脱离奴隶之境，法老却给他设置了数不尽的障碍。他带领人们一路与敌人作战，在漫漫旷野上跋涉，走向上帝耶和华给他们指定的地方—迦南。于是，在后人的想象中，摩西成为带领人们脱离苦海，走向幸福和光明的人。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很有些像一部划时代的“神话故事”。
在这一点上，东方中国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确有些像摩西。他们率领红军走向中国的“迦南”—延安途中，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比摩西少。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没有上帝的庇护，他们所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信念和意志，还有让整个世界惊叹的生命力。
更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还在长征途中写诗。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
如果还是借用西方人的观察，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
这位战略家手中的地图，画满符号的地名，似乎总是山。
在中外历史上，带领一个政党、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生死攸关地在崇山峻岭穿行的诗人和战略家，是异常罕见的。
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
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不是具体地写哪一座山，是一种虚写，写诗人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诗人感觉到山的高耸。剽悍神速地打马越过之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座山离天才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诗人感觉到山的壮阔。在对山的一种横视中，仿佛连绵起伏的巨浪奔马。这不正是对“苍山如海”的一个形象注脚吗？
诗人感觉到山的陡峭。陡峭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险挺，是尖锐，尖锐得像利剑一样刺破了青天。
追日月，“马作的卢飞快”。
射天狼，“弓如霹雳弦惊”。
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
通篇未写一人，但处处皆人。不正是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山，成了跳动的火焰，成了离弦的响箭，成了奔涌的狂澜。
一路上，毛泽东偶尔是“马上低吟三五句，灯前速记六七行”。诗人的气质，将军的风骨，长征的内蕴，就这样融进了对群山的感觉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随红一军团行进的毛泽东，先后翻越了二十多座大山。
在江西境内，有大庾山脉的支脉雷岭。
在广东境内，有五岭山脉的支脉苗山、大王山、小王山、大盈山。
在广西境内，有湘桂间的要隘永安关和瑶族地区的白茅隘。
在贵州境内，有娄山关和五岭山支脉紫金关。
在四川境内，有入川的主要隘口小相岭、大相岭，彝族扼守的冕山、雪山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以及荒无人烟的拖雷岗、腊子山，高原草地分水岭。
在甘肃，有朵扎里、岷山、六盘山。
穿行在这崇山峻岭之中，绝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在诗人笔下，那些像战阵，像利剑的山峰，虽然被看得不在话下，可事实上，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些自然山水的阻隔面前，决不会有亲近可爱的感觉。
当红军借助明月或打着火把，在若明若暗的夜色中跋涉的时候，盘根错节的乱石，或令人战怵的悬崖峭壁，都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奇异的军队，更何况还有那些前堵后追，比陡峰深谷更凶恶的敌兵。
毛泽东后来在解释《忆秦娥·娄山关》时，还说了这样几句话：“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心情。”
这里说的“以下诸篇”，就是《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有意思的是，这几首，都是写的山。
毛泽东对山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在《毛泽东诗词集》收入的67首作品中，以山为题和写到山的，就有三十多首。他的代表作，大多是以山为题材。
因为他这时期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人们称他为马背诗人，就是这个意思。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辉煌，是从“山里”起步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是靠着对山的跨越和曲折前行而走向成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随后，分左右两路北上。
但是，分裂的危机又开始逼近这支“摩西”率领的队伍。
1935年９月上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坚持南下。在无法说服张国焘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率领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9月12日，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甘肃俄界把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了岷山。
革命老人吴玉章曾回忆说：过岷山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顶，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在回、汉族人民的热诚欢迎中，我们很快进入了村子。”
这正是毛泽东后来说的，过岷山以后拥有的那种“豁然开朗”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境。
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意外地发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那里离这里只有七百多里路程。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
长征的落脚点这才最终定了下来。
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且战且走，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落下脚，不免有四顾苍茫之感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文中这样回忆：
“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到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有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
中央红军的长征就要结束了。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诗来记述这一年多来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长途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
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记录的时空内含，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这首《七律·长征》，除山之外，还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
长征中的红军曾飞渡过近二十条江河。谙熟历史的毛泽东选择金沙江和大渡河入诗的时候，头脑里或许闪着两个令人难忘的名字—诸葛亮和石达开。
在《三国演义》里，金沙江被称为泸水。这一带，即使在春天便已酷热难耐。毒气聚于江水之中，泅渡或饮用，都会中毒。诸葛亮在四五月间南征时，部下马岱率军渡泸水，不知此情，折损了一千多人马。后来在当地老乡指点下，才在夜静水冷之际安全渡过。
毛泽东和红军过金沙江，正好和诸葛亮的南征是同一个季节，于是便有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感觉。
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7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令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也没有重演。
惊天地、泣鬼神的漫漫长路，文字已无法记载它的艰辛和悲壮，无法尽数它的残酷和凄凉。
那里有爬不完的大山，渡不完的大河，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到头的草地，永远看不到顶的雪山。
长征是什么？
红军官兵靠野菜和皮带充饥。
多少战士被敌人的机枪打下了万丈深渊，打进了湍流翻滚的河谷。
沼泽吞没了他们的躯体。
风雪把他们凝成了永恒。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
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尼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艾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
这就是长征，两万五千里路的长征。
它需要何等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才能走完？！
红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跨越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演出了一幕幕悲壮传奇的故事。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才剩下两万多人，还不到红军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将近70年的岁月过去了。沿着万里长征路，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个又一个的悬崖绝壁会在眼前闪过，盘山公路像一条腰带绕上云霄。一条又一条的江波河浪会在脚下奔涌，各式各样的桥梁把大地连成为一个整体。
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带血的传说和偶尔可见的一些没有纪念碑的坟墓，那些在漫漫征途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
倘若你细细倾听，倘若你深深凝视，这山水之间，却依然掩映着那些远征者伟大的人类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都说战争能湮灭情感，战马会踏碎人性。如果你听了下面这个故事，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说不！
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面，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临产，部队只好停了下来，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追兵越逼越近。这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整整两个多钟头，小生命才姗姗来到人间。而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几个战士，有人叹息，董振堂却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
“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
“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是最美丽的诗。
“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
长征，就这样成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
长征，也让毛泽东多次淌下眼泪。
到延安后，他曾对妻子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落了泪。一是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忍不住也要流泪。二是跟我的警卫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牺牲了，我难过得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受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在长征途中，为保卫毛泽东而牺牲的第一个警卫班长叫胡长保。时间：1935年5月过大渡河后不久；地点：在一个叫花岭坪的地方；遭遇：敌机轰炸。晚年毛泽东还多次说到这件事。
贺子珍也是在长征经过贵州时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感是诗歌的真生命。
毛泽东是拥有情感的“富翁”，又是擅于抒唱的“歌者”。
穿过风雪，就有了风雪的坚韧。
走过草地，就有了草地的深邃。
爬过大山，就有了大山的抱负。
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河的豪迈。
于是，在《七律·长征》诗中，山，不再那么凶险了。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不过像滚动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也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只是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更加欢喜的美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是多么奇特的人生经历。
这是多么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
在困难的岁月里，除了有一种崇高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没有一股子英雄豪情也是不行的。面对无数难以想象的障碍，毛泽东往往展示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毛泽东向世人公开介绍的第一首诗词，是他的《七律·长征》。仿佛一般的语言已不足以透彻地表达他半生经历的惊风密雨了。
毛泽东不是把长征前的诗词，而是把有关长征的诗首先介绍给世人，可见长征经历在他的生涯中占有何等分量。
毛泽东不是把长征中写的其他诗词，而是把《七律·长征》介绍给世人，可见这首诗在他写的长征诗词中占有何等分量。
让青山作证吧，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诗人毛泽东最长的一首诗。
让青山作证吧，长征是一曲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显奋斗的悲壮的歌。
第四部分
和大地谈心
1949年12月，革命刚刚胜利两个多月，毛泽东便乘坐专列，跨越中苏边境去访问苏联了。
望着窗外茫茫无涯的西伯利亚雪原，毛泽东感慨地对陪同的苏联官员费德林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竭尽全力，要给大地带来生命！”
毛泽东和大地的关系，引起了美国传记作家的兴趣。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里，作了这样的描述—
“毛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青年时代读书时想象过的庙宇山峦。……他作为自己的主人旅行，以自己的思想考察山河的壮丽，并把它作为对自己的新的革命方式的最严峻的考验。”
就像恬淡隐逸的陶渊明爱菊花，仙风道骨的李白爱喝酒，孤高傲世的林和靖爱腊梅，慷慨悲歌的辛弃疾爱宝剑一样，把中国和世界装在心里的毛泽东，早年崇尚“我自欲为江海客”这种奔劳生涯的毛泽东，从“山沟”里一步步走进北京紫禁城的革命家毛泽东，一生钟爱山川，酷好游历。
即使到晚年，在平常的谈话中，毛泽东也毫不掩饰他的这个兴趣。
他推崇明代的徐霞客，说他一辈子都是走路游历，才写出了富有创见的《徐霞客游记》，它既是科学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毛泽东还说：“我很想学徐霞客。”
在1959年4月举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曾立下这样一个志愿。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带上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一直往昆仑山那里走，然后就可以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
他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中央警卫局还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游历黄河、长江源头的骑兵大队。
1964年夏天，骑兵大队为毛泽东训练的坐骑— 一匹小白马，被运到了北戴河。毛泽东骑着它，还照了一张照片。
不巧的是，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国际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准备中的黄河、长江源头之旅从此耽搁下来。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了一场。好转过来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产量和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想游黄河，你先回去吧。”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注视着江河源头的莽莽荒野？是因为那里盛开过唐藩古道的驿路梨花，还是因为藏伏着民族文化的古老秘密，奔腾着五千年历史的雪浪狂澜？
古希腊神话有这样一个传说: 海神和地神的儿子安泰，只要身不离地，就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大地母亲会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和勇气。
雨果说过: 诗人可以插上心灵的翅膀飞向天空，可他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大地。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大地之子。
他心潮滚滚地拥抱山川，想象丰富地与大地交流，情意无限地赞美大地。
“坐地日行八万里”，使毛泽东心驰神往。
“遍地英雄下夕烟”，让毛泽东流连忘返。
“洞庭波涌连天雪”，令他叹为观止。
“桃花源里可耕田”，叫他浮想联翩。
在高天滚滚寒流之际，他谛听着来自大地的消息—“大地微微暖气吹”。
他甚至把自己最紧迫和最要紧、最宏大也最深远的心事托付给大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位大地之子，一生似乎都在大地游历，与大地谈心。
在大地上游历的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走向的探路者。
1954年，一次在杭州登山，已是傍晚，有人说，再往前走，没有路了，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提出下山往回走。毛泽东说: 你们是累了吧，不能累了就不干了。有山就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我们往前走，绝不下山，好马不吃回头草。
毛泽东属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是在黑夜沉沉的奋斗岁月里，寻找希望和实现希望的时代; 那是在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而必须开辟道路的时代。
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正是在游历中，毛泽东感受到日月精华，承受了甘霖瑞雨，拥有着高天厚爱，汲取了大地深情。
正是在游历中，毛泽东的革命家的意志，能够得到独特而充分的展露。
正是在游历中，毛泽东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人格和诗人的气质得以高度的融合。
正是在游历中，毛泽东发现了自己，也丰富了自己; 发现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1935年9月，在长征途中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
这就是昆仑山。一个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
昆仑山脉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山脉之一，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长约2500公里，横贯新疆和西藏，东入青海，最高峰有7700多米，终年积雪。因其高大耸立在亚洲中部，有着“亚洲脊梁”之称。
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昆仑山向来是一座神山。
晋代张华《博物志》里说: “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还说著名的神话人物西王母就住在这里，昆仑山只是她的“后花园”，里面栽种有让人长生不老的神灵妙药。
诗人屈原曾经畅想过: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在当地百姓的传说中，昆仑山也是唐僧赴西天取经时遭遇的火焰山; 是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借来了芭蕉扇，连扇了四十九下，只见满山大雨滂沱，天空气温骤然下降，群山峰顶渐渐飞雪，整个世界一片银白。
一红一白的变化，造就了整个世界的五颜六色。
一热一冷的更替，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万世沧桑。
伫立岷山峰顶，观不尽神话般的白雪山巅。毛泽东的想象已经超越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风云；在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上，毛泽东感受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古来诗词，使典用事，多涉及昆仑，但都取其神话奇境。
这首《念奴娇·昆仑》，既有遥远眺望的虚幻想象，又有身临目接的现实感觉。伫立岷山峰巅，事实上看不到终年积雪浑莽的昆仑山主脉，显然是神话传说的积淀刺激了毛泽东对昆仑的艺术构想。但他又避开了古代诗人的既成思路，没有去写种种传说，而是实写昆仑的形貌气势和自然特征，评说它的千秋功罪。
模山范水，诗人常情。但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寄情山水，而是超乎山水之外，以雄放挥洒的气势，在巨大的空间物象中渗透他浓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
于是，在毛泽东笔下，超出人世的蛮荒昆仑，俨然成了看尽人间沧桑的历史老人。
事实上，昆仑山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
披盖在它身上的冰雪，好像无数条白龙腾空飞舞，把整个世界搅得寒冷透了，有多少生灵冻死其间。又是它身上的这些冰雪，在融化之后，倾泻直下长江、黄河，像鱼鳖一样淹死无数生灵。
然而，这位叫昆仑的历史老人却无动于衷。因为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是它自身的变化。
哀痛者自哀，哭泣者自哭。昆仑山不相信眼泪。
我们的诗人却不能无动于衷—
坦荡而真朴的昆仑山，你涵盖着广袤的天地，你容纳着漫长的时间。你沐浴过无数的阴晴雨雪，你经历过遥远的沧海桑田。
粗犷而细腻的昆仑山，你造化出冬秋春夏，你飘忽着美妙疑团。你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你又荡涤了多少动物生灵。
可敬而又可恨的昆仑山，你的冰雪是维系中华大地、滋养中华民族的命脉，你的冰雪却又是为人民带来灾难的祸根。
千秋功罪，该怎样来评说你呢？
与其评说历史，不如改造历史。
诗人最奇特的想象出现了—
他要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需要把昆仑山剪裁开来！
靠什么来裁剪昆仑呢？
楚国辞赋家宋玉在《大言赋》中，写了这样一种长剑：“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
在创建新中国，让世界真的变了模样以后，毛泽东阅读了宋玉的这篇赋，还把描写长剑的这几句话书写了下来。
宋玉笔下奇大奇长的宝剑，被毛泽东化用在他的诗中。他想象着要倚天抽出的，正是这种比昆仑山还高还长的宝剑。也只有它，才能把既冰封宇宙，又消溶宇宙的浑莽昆仑砍下来，分给世界各国，从而改变寒热不均的纷乱现象，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在民族平等中进入“大同世界”。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和追求，一个民族的理想和期待。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在这首词里获得了超出中国革命本身的世界和平的意义。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性的主题。也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诗人走向纵论世界的诗坛。
长征，伴随着群山合奏的音韵，仍然在连绵起伏地延续着。
对依旧跋涉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塌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反动派。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个敌人犹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如果说《七律·长征》是一部关于长征的史诗，那么，随后写的《昆仑》和《六盘山》，仿佛就是在两侧为这部史诗作出永恒证言的山脉。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翻过这座山，就可以进入长征的目的地—陕北了。
可以想象，毛泽东伫立在六盘山山顶那一刻，有着多么复杂而强烈的感受。此时酝酿的《清平乐·六盘山》，或许就是一个鲜明的见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头去“望断南飞雁”？
也许，他在怀念那些倒在途中的烈士。
也许，他还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
也许，他期待着依然在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也许，他是在回顾这一年中跋涉过的山山水水。
也许，他只是掰着指头计算着行军的里程。
不管是哪种假设，“望断”二字都透露着太厚太重的情意。
把往南追望的目光收回来，眼前却是一派令人振奋的情景。
猎猎红旗在西风中漫卷飞舞。一种胸有成竹的胜利豪情油然而生。仿佛已经有万丈长缨在手，捆住那凶恶的敌人，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清平乐·六盘山》中被称为“苍龙”的敌人是谁呢？
毛泽东后来专门批注说：“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大概是最早被谱成歌曲传唱的作品。1942年８月１日，新四军办的《淮海报》刊登了一首《长征谣》，歌词是: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著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六盘山的主峰在宁夏固原县。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受宁夏有关部门委托，请毛泽东亲笔书写这首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写完后还在诗末特意注明: “1961年9月应宁夏同志嘱书。”派人把手迹送给董必武时又附信说：“必武同志: 遵嘱写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写了还可以再写，自然是为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如此热心，还因为没有这些山脉河流，就没有诗人毛泽东。
革命和自然交融重合的“万水千山”，不仅孕育了诗人毛泽东，也孕育了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毛泽东。
读毛泽东这个人，诵这个人的诗，如果抛开了或忽略了山水，多少像丢失了走进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红军的脚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何止是两万五千次的对话？正是在对话中，大地被激活了，有了灵性，因而也有了诗意。两万五千里的山山水水，在毛泽东笔下，也就被开掘成为永恒的见证—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未来的永恒见证。
当然，它们也是毛泽东的生命纪实，是毛泽东的事业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