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结束了。
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毛泽东以如此的语言来阐发长征的意义—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了将来的这个收获，毛泽东决定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写在文字上，编印成书。他专门向参加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要求他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编辑出版一本《红军长征记》。
这本书编好后，毛泽东曾对编辑们说，“最好由我来执笔写一篇总记。”
然而，这篇“总记”终究没有写出来。
也许，在他的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也许，在他的心目中，长征是没有终点的。
也许，在他的感觉中，永远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革命家的斗志、战士的信念，不能不永远保持冲刺状态，不能不永远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沉重而艰险的考验。
大事业总会有大悲大患，大人物总要经历大风大浪。
走过昨天，也就走进了历史，但见道路雄伟，没有遗憾惆怅。
因为身后的脚印，化作了同大地对话的记录，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
天骄风流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
这是1949年进城后，按中央首长可以佩枪的规定发给毛泽东的。持枪证“注意”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
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
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35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
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抓笔杆子的毛泽东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
他成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并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
也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的双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真正像军人那样挎枪，只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庆祝大会上，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的毛泽东，挎起了一把匣子枪，显得很兴奋。他开玩笑地对朱德说: “背着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但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了。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大家族。”
毛泽东一生都不像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和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的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加协调。
的确，无论是二十多岁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还是三十多岁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先生，毛泽东都督促人们习武练身，但他自己却从来不喜好摆弄兵器，只是酷好读书。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是这样评价的：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宣称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师。
然而，大获全胜的却是这位从军人的仪表上看并不很合格的毛泽东。
奥妙在哪里呢？
奥妙在没有枪杆子的笔杆子固然是软弱的，而没有笔杆子的枪杆子却总是颟顸失路，刚断易毁。
奥妙在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而没有思想的枪杆子只能创造死亡。
奥妙在创造思想的军事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发现自己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南面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西面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所处的陕北则是迎面来“进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对历经千山万水剩下来的区区两万多红军，施行“一困、二剿、三消灭”的战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早在这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八一宣言》，呼吁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入华北，汉奸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他还收获了一首旷古未有的词作—《沁园春·雪》。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部署渡河行动那几天，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
身披浑莽的雪。
俯视浑莽的河。
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
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
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或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那是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
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原本沉寂的世界生机盎然起来。
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啊！
诗人的视线穿过偶而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熏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20世纪中国的骄子。
诗人视野变得模糊起来。
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大舞台走去。
于是，曾风云一时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
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了。
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度关山的汉武帝来了。
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
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
还有那个长于策马弯弓、驰骋草原，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成吉思汗，也来了。
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
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淼。
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
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不是在自我满足中去炫耀祖宗的功业，更不是在民族危机的今天请出亡灵来帮忙。
不甘沉沦、重铸辉煌的真实含义，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新的民族奋斗之路，而这条路可以通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难以企及的地方。
历史上功业赫赫、威震四方的英雄，其文治武功往往不能兼备。他们虽然气壮山河，风卷残云，有王者风，霸者气，但大多文采黯然，风骚庸庸。他们在历史的窠臼中循环往复，难有独具魅力的文化渗透力量。
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笔超历史。
一笔见精神。
一笔显魂魄。
一笔动世界。
我们的诗人从哪里获取了这般自信？
因为诗人和他领导的队伍，固然是天之骄子，但他们同样是一群脚踏深厚的民族土壤，身披中国现代革命风云的大地之子。
如果不是大地之子，他们的形象与感受不会这样厚实，同样也不会得到大地永远的厚爱。
因为他立足于坚实的大地，所以他的目光才能够穿透浩茫的天宇和历史; 因为他的根扎得很深很深，所以他的心才飞得很高很高。
“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
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 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发生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西安，正是《沁园春·雪》歌咏的“秦皇”、“汉武”、“唐宗”们端坐龙廷，抖出泱泱大国气派的地方。
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帝陵。
远古时期，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号轩辕氏。他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逐鹿中原，平息部落间的纷争，统一了天下。后人把他当做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黄帝。
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中国最早的陵墓—黄帝陵。陵前设有祭祀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奠仪式。
民族的香火，靠“黄帝”这个若有若无既远且近的人物的凝聚，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黄帝陵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不惟声情并茂，更有金石诚心。
其中几句，如果翻译成白话，仿佛掷地铿锵的誓言—
“我毛泽东之辈，虽然没有济世大才，但挥戈披甲，奋力奔走，驰骋万里，这都是为了给祖国尽力效命。历经险阻，苦斗多年了，不驱除日寇，莽莽神州，不可能有我们的家园。
“面对民族存亡的大局，我们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面对列祖列宗的英灵，我们决心整顿军队，经营战备，共赴国难。
“请大地明察，请苍天作证，我们黄帝子孙的一片赤诚。”
向历史靠近，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
向未来走去，爱国志士的气节、民族英雄的风骨、革命战士的神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
他们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
这，或许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风流人物。
这，或许就是20世纪中国的天骄情怀。
边关韵
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稿，这当中却只有一首诗作，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国民党军队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
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毛泽东似乎整天面对的是书桌、会议、电信、文件，再不就是讲话和接见。一束束阳光射进窑洞，不时还传来战士们和文化人欢乐的歌声。
不见了险关、急流，不见了马蹄、追兵。
耳边没有了枪声，身旁没有了鲜血，似乎也就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作为“马背诗人”的岁月似乎过去了。
毛泽东是怎样结束他的马背诗情的呢？
依然是以诗人的方式，向马背岁月作了告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手下将领的诗。
1936年12月，在中央机关就要迁居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中国作家的诗。
寄情于拿枪的将军和握笔的作家，期待着文治与武功的辉煌。
这是多么耐人寻味啊！
这或许就是那天骄的视野、统帅的胸襟。
1935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两千多骑兵尾追红军到了陕北。
19日那天，毛泽东在保安县的吴起镇，部署了一场“割尾巴”的战斗。战斗打响前，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战场的地理特征是“山高路远坑深”。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打胜了初到陕北的第一仗。
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
一位横刀立马的伟岸将领，越山驰骋，夺关斩将，赫然眼前，不觉让人想起在长坂坡上横矛怒喝，令木桥断裂、让河水倒流的张飞。
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后来回忆：“战斗结束后，我回到毛主席的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这首诗。……我当时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从井冈山开始，便统领一支人马，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且不说他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征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劳，就说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们沿途夺关斩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彭德怀打仗，以勇猛敢拼闻名; 林彪打仗，以谨慎机巧著称。
毛泽东时常问计于他们。
有的可打可不打的仗，如果连彭德怀都说不能打，毛泽东绝不会去打。
有的可打可不打的仗，如果连林彪都说能打，毛泽东会果断决策去打。
正是靠这样的英雄之师和忠勇之将，中国革命才走出绝境，赢得未来。
毛泽东赋诗激赏爱将，自在情理之中。
勇往直前的彭大将军，理应堪当盛誉。
堪当盛誉的，当然还有红军队伍里的执笔之士。
1936年11月初，刚刚在南京摆脱国民党囚禁的作家丁玲，来到了陕北保安。
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在此之前，她已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母亲》等出色的小说，还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在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和囚禁后，一度传言遇害，鲁迅听到这个误传的消息，还专门写文章悼念她。
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还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那天，在保安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欢迎会后，毛泽
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她回答：“当红军。”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
丁玲立刻随红一军团开往陇东前线去了。
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写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
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
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让毛泽东振奋的是，落照下的边关孤城，不再寂寞，因为有了新人的到来。
让毛泽东高兴的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也不再柔弱，因为她加入到了阵图滚滚的洪流，从“文小姐”变为“武将军”。
更让毛泽东称道的是，一支能写雄文的“纤笔”，可以抵得上三千带枪的“精兵”。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前线，诗人笔下的两个文武将军会面了。
丁玲采访了彭德怀，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彭德怀速写》的报道，发表在1937年2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面。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幅丁玲手绘的“彭大将军”的肖像画。
如此操执“纤笔”的文化人，自然是多多益善。
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到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以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苏区，并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的名字，由毛泽东亲自命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1936年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1937年1月，毛泽东离开住了一年多的保安县城，来到东南面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住进城内凤凰山的一座窑洞。
延安，这座古老的西北边镇，曾演绎过多少风烟故事，留下多少文风武韵。
汉代“飞将军”李广曾在这一带驻守，阻击北方少数民族东进南下。
《三国演义》中那个善使方天画戟的勇将吕布，则生长于斯。他还在延安一带，收得了一匹“千里赤兔马”，这马后来成为关云长的坐骑，也同关云长一样名垂青史。
流浪中的唐代诗人杜甫，在延安一带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名句。
北宋初年的杨家将，几代热血男儿，曾在这一带浴血奋战，上演幕幕悲剧。毛泽东后来住过的杨家岭，原来的名字就叫“杨家陵”。
还有文武双全的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在这里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传世名篇。
依然吹来历史古道的风，千载黄土的浪。
但历史的过客，都走远了。
虽然是边关故地，陕北延安却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活。
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后，这里成了国民政府下辖陕甘宁边区“特区政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正是在延安，通过非凡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 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横空出世。
毛泽东在延安走完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领袖的最后一段行程。
他虽然没再写诗，但诗词依旧是他不可或缺的语言故乡和充满诱惑的精神家园。
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丁玲，曾这样回忆她在延安和毛泽东接触的情景—
“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
一直保存在丁玲手里的，有一首毛泽东抄写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武昌起义的大功臣黄兴的《临江仙》—
“十万貔貅驰骋地，那堪立马幽燕！羯奴何处且留连，毡庐迷落照，狼穴销残烟。”
诗意浓郁的毛泽东，依旧不忘那金戈铁马的生涯。
1947年3月，毛泽东果然再上马背，开始度过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金戈铁马的岁月。
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以为占领了延安，便意味着共产党大势已去。
敌强我弱，毛泽东决定主动撤出。他说: 我们要用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他的这个深刻预见。
当时，连外国人都看出来蒋介石一心攻占延安的不妥：“蒋介石去拿延安，等于一个人花一大部分财产去买一条钻石项链，它光辉灿烂，但一无用处。”
毛泽东离开了居住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
临走那天，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敌军轰炸延安的炮弹碎片，拿在手里掂了掂，说了一句: “可惜了，是块好钢，可以打两把菜刀。”
接下来，54岁的毛泽东，率领着小小的司令部转战陕北。
他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州、佳县、靖边的垄埂沟头，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这也是一场规模罕见的战争。
在陕北前线直接指挥打仗的，依然是“彭大将军”。
他率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的沙家店打了一个大胜仗。高兴异常的毛泽东重新书写12年前写的“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寄给了他。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凹凸不平、寸草不长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摩下，犹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
在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密锁着神秘的风采，孕育着生命的力量，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它们相互激荡化合，似乎酝酿出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股脑儿地喝了下去。
这“浓酒”起了作用。
在枕戈待旦的日子里，毛泽东骑在马上重又找回了在长征途中一再迸发的诗情和想象。
停歇十年的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待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五律·张冠道中》，写的是穿雾迎风、披霜带露的行军感受。显然是有意识地汲取了唐人边塞诗中常见的秋漠朔气、秦月汉关、刀雪落照的意象。
唐人边塞诗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这首诗则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将军百战征夫泪”的余情。
边关的战争渐渐奏起胜利的凯歌。随着沙家店、蟠龙镇几次大捷，到1947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扭转了陕北战局。9月29日这天，适逢中秋佳节，略有闲暇的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喜闻捷报》—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笔调有些像杜甫在“峰火连三月”时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也像是杜甫诗句的化用，但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念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毛泽东在捷报传来时的感受，却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春秋代序，万象更新。
在陕北转战一年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棉帽，在陕西吴堡县川口村的则塔渡口东渡黄河。
这是他第二次东渡黄河。
1936年2月渡黄河，他曾经收获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这次渡河，正值黄河凌汛，船到河心，水面骤然翻滚咆哮，巨浪挟着冰排滚滚袭来。站在摇摆不已的船上，毛泽东兴奋不已，禁不住高声吟诵起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然而，船上的马却没见过这惊涛骇浪的阵势。它们你挤我拥，只听一声嘶鸣，毛泽东的坐骑老青马被挤下黄河浊流。它在急流中顽强地挣扎，好像是舍不得离开陕北，不知不觉回头往西岸游去。
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
望着西岸，毛泽东禁不住说了一句：“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的坐骑老青马最终还是被人送过了黄河。
东渡黄河的毛泽东，没有像第一次渡河那样写诗。
东渡黄河的毛泽东，忙于指挥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战略反攻！
东渡黄河的毛泽东，书写的是一部改朝换代、改天换地的历史大书！
第五部分
开国气象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一部曲折起伏、大气磅礴的史诗，顺理成章地演奏出它的动人高潮。
这年3月25日，导演这部史诗的毛泽东，住进了北平西郊的香山，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因为院内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出来，人们把这里叫做“双清别墅”。
他为什么不直接住进北平城里的中南海，有不同说法。但即将夺取天下的中共领袖，没有急匆匆地住进皇宫禁苑，多少同历史上那些马上得天下的成功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决心摆脱曾反复上演的改朝换代模式。
他说: 我们到北平是赶考来的，考不上退回来就不好了。千万不要学李自成。
正是在双清别墅，他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筹划了直捣黄龙的渡江战役。
国民党政府的“黄龙”，就是南京。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到了南京，曾感慨地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三国时的东吴，以及随后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一共有六朝帝王把都城建在了这里。
古都南京，在历史上也有了不同的名称：建业、石头城、江陵、金陵……
每一个名字后面，似乎都诉说着王朝更替的沧桑。
它曾几度繁华，又几度衰凉。
不少古人来此，都掩抑不住怀古之情，生发今不如昔之慨。
唐代的刘禹锡来了，他在这里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宋代的辛弃疾来了，他在这里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元代的萨都剌来了，他在这里怀古：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
这以后，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把大明王朝的开国都城选在了南京。
这以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把一个仅仅存在十多年的王朝都城定在了南京。
这以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把自己的首都建在了南京。
明孝陵、天王府、总统府……
凝聚着多少历史风烟，铭刻着多少历史真谛。
1949年4月的南京，又要见证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
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炮齐鸣，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天险，捣毁敌军经营了三个多月的江防要塞，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
虽然不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但当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飘了22年的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官兵的欢呼声中被扯落下来的时候，倒也是“千寻铁锁沉江底”，“金陵王气黯然收”。
4月24日这天，毛泽东拍下了一幅很有名的照片。
他坐在双清别墅院内廊下的木椅上，双腿并直，左手拿着一份印有特大字号“南京解放”的号外，低头注目凝看。
他这个时候想些什么呢？
他难道还会像古人那样，去抒发今不如昔的思古幽情吗？
他不需要了。
他要抒发的，是一曲今胜于昔的人间正道之歌—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战争诗。
全诗纪实言理，酣畅淋漓，犹如渡江战役本身，给人以势如破竹的感觉。毛泽东的感情、才气和思想，也一气呵成、一泻千里。
诗人抛却了前人的怀古之思，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黄钟大吕之声，来抒发自己对未来南京的美好憧憬和信心。在诗人看来，南京获得新生，是人民的胜利，也是历史的胜利。
诗人那精骛八极、视通千古的目光，也不会局限在一次战役的视野之中。
在大胜大喜的日子里，他的思绪似乎越加冷峻—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息兵罢战的教训如在眼前，因此要“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面前，他的思绪也飞得更为深远—苍天是冷漠无情的，它默默地
注视着人世间的各种演变更新。如果它有情的话，看尽人世的生生灭灭，盛盛衰衰，那么它早就衰老了。
诗人要告诉人们的是：天地沧桑，世事更变，绝非冥冥天意所支配和主宰，靠的只是“人间正道”！
什么是人间正道？
人类社会在变革中实现进步的规律，这就是人间正道。
新生的战胜腐朽的，先进的取代落后的，这就是人间正道。
蒋家王朝的覆灭，南京的解放，就是天地沧桑、历史巨变中的人间正道。
或许是人间正道的厚重和深远，吸引了毛泽东，他对自己的诗作反倒不是特别在意。
写完这首宣告国民党政权终结的七律，诗人竟然毫不经意地把它扔进了纸篓。倒是细心的秘书田家英，从纸篓里把它捡了出来。
直到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毛泽东才如旧友重逢一般见到这凝聚历史一瞬的文字。否则，还真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这段诗情了。
光昌流丽的诗句，好像壮丽的长河涌流，把一个旧的时代卷走了，把一个新的时代推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得这样一个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生的国家，无疑是诗人毛泽东平生创作的最辉煌的作品。
为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追寻了一个世纪。
毛泽东，也在山沟里，在窑洞中，在枪声里，在马背上，倾注了一腔才情，半生心血。
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了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
丰泽园后靠岸柳依依的中海，面对碧波涟漪的南海，西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一进丰泽园大门，是它的主体建筑，叫颐年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常在这里开会。
顺颐年堂往里走，东边的一个四合院，叫菊香书屋，庭院里有老槐苍柏，常有鸟雀盘绕其间，发出啾啾语鸣。这里早先是清朝皇宫藏书的地方。
对一身儒气的毛泽东来说，住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
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7年。
马背生涯彻底结束了。
但历史变迁的人间正道，仍然在拓展和延伸。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经典的时刻。
1950年10月3日晚上，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的150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汇集到了中南海里的怀仁堂。
他们向毛泽东献上了哈达、伞、帽子等各种各样的礼物，献上了少数民族的无限深情。从毛泽东那明朗的笑容里，不难看出，他对新中国这一良好的开局，感到多么舒心。
的确，如此“太平大同”的和睦景象，如此民族大团结之盛况，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唐代以后，便很少见了。
少数民族献礼大会结束后，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歌舞晚会。毛泽东兴致勃勃观看演出，他的前排，正好坐着近代中国旧体诗坛领袖柳亚子。
毛泽东高兴地对他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
让人作词，主动要唱和，这在毛泽东的诗人生涯中，恐怕是惟一的一次。
诗情高涨的柳先生，即席赋了一首《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第二天，毛泽东便派人给柳先生送来了一首《浣溪沙》的和词。
如果说，柳先生之词，着眼于眼前的翩跹舞蹈和月圆歌声，那么，毛泽东的思绪则穿越历史时空，又一次去触摸天地沧桑的人间正道—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上下两阕，分述古今。
国家巨变，从分裂到统一，从隔膜到和睦，从动乱到太平，恰如黑白之分，天地悬隔。这就是毛泽东要表达的诗情，这就是遵循人间正道的新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所拥有的开国气象。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它犹如一棵盘根错节、虬枝茂叶的参天大树。
疆域是它生存的土地，历史是它的根须，不同的语言是它的枝叶，不同的民俗是它的色彩，所有的成员是它结下的果实。
而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则是它得以永葆繁茂的生命源泉。
“万方乐奏有于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里说的“于阗”，是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县名，古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国名，西汉时归附中央政府。毛泽东在词里提到它，实写新疆歌舞团在献礼大会上表演的节目，言下之意，连古称“于阗”的偏远之地都献歌献舞，怎能不是“万方乐奏”的大团结景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