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在于阗（今改称于田），还真的出现了一桩让毛泽东兴奋的奇事。
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人，四处打听，“毛主席是一个地方，还是一尊神，还是一个人？”人们告诉他，毛主席是中国的领袖。他就问: “我从巴依（地主）那里分到了14亩地，这件事毛主席知不知道？”此后，他几次三番要带着土特产，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
库尔班老人真的来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人间正道的叙事诗，竟是这样绵延博大。
1950年，西班牙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的《和平鸽》，随着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迅速飞遍全球。
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鸽》也翱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
就在少数民族献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晚上，柳亚子又两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鸽》。
这是一出鲜明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剧目。
联想到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组织“十六国联军”出兵干预，甚至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柳亚子禁不住再赋一首《浣溪沙》—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就在这歌舞升平的时刻，毛泽东的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必须作出一项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抉择。
是出兵参战，抗美援朝，还是隔岸观火，被动地乞求和平？
就是在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是意见不一，难下决断。
毛泽东曾有多少个踌躇再三的不眠之夜。
难在何处？
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虚弱百废的经济正待收拾。人们更担心“引火烧身”，把新建立的国家打烂，苏联领导人也是犹豫退缩。
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同美军的实力相差太远。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00万吨，而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军有1500门火炮，我们的志愿军每个军才有36门火炮。
反反复复之后，从不信邪的毛泽东下定决心。
1950年10月8日，他发布了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命令：出兵援朝。
这大概是毛泽东作出的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但很快被事实证明是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在盛会上，毛泽东洋溢着诗人的浪漫。
在地图前，他沉浸在军事家审慎和周密的思考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应该在哪里打，应该怎样打？
他选在了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接连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大将军发去了几封电报。
11月6日，前线便飞来捷报，我军在妙香山歼敌15000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到了柳亚子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舞剧《和平鸽》后写的《浣溪沙》。
承续前一首《浣溪沙》和词的兴致，毛泽东又和了一首—
颜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一生追求光明和民主，做人做事不拘小节的柳亚子，向来傲视权威。毛泽东由他而联想到了战国时期一个叫颜的处士。
一次，齐宣王召见颜时，齐宣王让他到自己跟前来，而颜却让齐宣王到自己跟前来，由此发生争执，各不相让。
历史故事给毛泽东的启示是: 在旧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要其他政党都依顺于它，听命于它，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却反对独裁，矛盾斗争多年未息。只有在新中国，那种颜和齐王之间的对立状态才一扫而光了。
更让毛泽东欣喜的是，他在柳亚子的《浣溪沙》里，看到了诗人对美军的声讨，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热情赞颂。
正好是妙香山大捷两天前，11月4日，国内各民主党派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郑重宣布：坚决拥护志愿军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
大敌当前，中国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考验。
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的关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志愿军成功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军队一百多年来在世界战争舞台上一次最为出色的表现，打出了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中国东部边境的稳定和安详。
设想，如果当初中国不管，让美军摆在鸭绿江一带的边境上，那将是什么样一幅景象啊！
那正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说的: 他们随时有借口侵略我们。
诗友之间的联唱，前线的佳音，仿佛在毛泽东胸中奏出一曲欢愉的乐曲。
从中国天安门的红旗，到异域妙香山的战旗，仿佛再一次诉说着人间正道的真理，诉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气象—
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历史，在中国，永远结束了。
大海边的坐标
第一次看见大海的人，心里的感受肯定不会静如古潭。
当呼啸翻卷的猛涛恶浪冲你奔袭而来的时候，会出现两种对立的感觉：或惊惑、提防，意识到自身的渺小; 或抗拒、搏斗，唤起一种豪迈。
在无涯的水天一色的茫茫围困中，你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感到窘迫。
当你尽力舒展想象，用自己的胸怀去包容对象时，你又会发觉自身的无限。
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一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遭遇了大海，他把自己的心境提升到了豪迈的境界，并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
他就是曹操。
公元207年，曹操挟带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的声威，远征幽燕辽海的塞外之地乌桓。
这是能否统一北方的关键一役。曹操跃马挥鞭，劳师北伐，又是大获全胜。这年秋天，他在班师凯旋途中，路过山海关北戴河一带。
夕阳西下，秋风阵阵，他登上渤海岸边的碣石山，近观沧海，巨浪与礁石相撞，发出振聋发聩的狂吼。或许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戎马一生的曹操受到了空前的震撼。
不知不觉，已是星汉灿烂。极目远眺，那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星星，究竟是在海里，还是在天空，已经分不清楚了。
辽阔的沧海壮景，似乎衬托着曹操的胸怀，显现着他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于是，一首《观沧海》诞生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往事越千年”。在一个新时代到来以后，有人想起了曹操。
1950年9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乘车路过河南许昌时，他特意到许昌旧城遗址去看了一下。
1918年夏天，刚刚走出校门的毛泽东、罗章龙、周世钊等二十多个青年，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大水冲断了铁路，列车在河南郾城停了下来。作为汉魏古都的许昌旧城，便在附近。毛泽东提议到曹操建都的许昌县张潘镇古城村去凭吊一番。
旧城在南北朝时期便毁于兵火，诗人们反复吟咏过的汉魏宫阙，早已荡然无存。满目荒凉之中，内外城垣倒也依稀可辨。
登临凭吊，毛泽东和青年朋友们自是感慨万千，不觉背诵起曹操的《短歌行》和《让县自明本志令》。
在遗址面前，毛泽东和罗章龙还联句作了一首诗—
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
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命运似乎有意要给毛泽东一个机会，让他在告别青春，寻找人生新途的时刻，对一直倾心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英雄，作一个诗意浓浓的顾盼，来一次壮思遄飞的共鸣。
32年后，周世钊重又来此，所见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的烟厂正收烟叶，农民肩挑车送，田里遍是豆苗，一派兴旺。
一首《五律·过许昌》在周世钊胸中油然而生—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铜雀萧条已成异代，陈迹一扫，纪元新开。人们大概已经不知道“邺中王”曹操了。
周世钊把这首诗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还记得曹操吗？
收到周世钊这首《过许昌》，显然勾起他青年时代风尘寻访许昌旧城遗址的往事。过了几年，在给周世钊回信中，他还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曹操大概是毛泽东最为推崇者之一。因为曹操不仅有武治功业，还有文采风骚。他多次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说起曹操，人们总能想起那个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夜晚，一位在长江大船上横槊赋诗、对酒当歌，高唱“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一代英雄。
毛泽东推崇曹操的政治功业。
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他支持郭沫若等人为曹操翻案的文章，还特别称赞郭沫若歌颂曹操的话剧《蔡文姬》。
毛泽东称赞曹操的军事才能。
在汉末群雄竞起之时，曹操讨董卓、除袁术、破吕布、败刘备、灭袁绍、降张绣、征乌桓，四处纵横，扫荡群雄。特别是在统一北方的关键之役—官渡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这些都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心心相印。在战争年代，他领导的军队不就长期处于弱势吗？于是，他把“官渡之战”写进了自己最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毛泽东还欣赏曹操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作为建安文学的始祖，曹操开一代诗风，他的诗歌古直悲凉，“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毛泽东对人评价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还说：曹操的文章和诗歌，“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闲暇时刻，毛泽东圈阅曹操的诗，书写曹操的诗。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曹操观海赋诗的地方。
他站在了北戴河的大海岸边。
曹操离他似乎更近了。
曹操的碣石之行，观海之诗，犹如历史老人在大海边栽种下的一个坐标，撩得毛泽东怦然心动。
7月23日那天，他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这里说的“碣石诗”，就是《观沧海》。
这也许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第一次真正地看到大海。
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当助理图书管理员时，为了看大海，曾专门坐火车到天津的唐沽，因为是冬天，他看到的只是一片冰封雪冻的死寂滩涂。
也许，他后来在广州、在上海看到过海，但那是城市环抱的海，是江河的入海口，只能说是看到了海水。
如今，他看到了一个坦露胸襟、毫无保留的大海。
在碣石山下，大海岸边，52岁的曹操在“观”沧海。
在同样的地方，年过花甲的毛泽东，却是在“游”沧海。
一次，台风驱散了暑气，也卷来了狂风暴雨，堆起了癫狂的海潮。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照例下海游泳。
在浪涌万叠之中，毛泽东几次被打倒，几次被冲上沙滩，但他仍然在浪峰下面钻来钻去，游了一个多小时。
面对威猛耸立的浪潮，卫士们照例奋力地前挺后挡，但也照例地被浪涛打下抛起，甩回了沙滩，就是在毛泽东身边，也不想站起来了。
毛泽东却说：“怎么站不起来了呢？这点水浪难道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吗？”
“刘戡的七个旅”，那是转战陕北时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
这就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在与风浪搏击中，他总是拥有着在严酷挑战中奋勇拼搏的感受。
毛泽东后来向人们宣传说：“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大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一点风浪，游起来倒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地爬。”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泽东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
他的挑战方式和他的目标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和他的任性一样执著惊人。
这种挑战和应战的特殊风格，成就了毛泽东，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去争取胜利。
他太喜欢游泳了。他一生最喜欢的锻炼方式，大概就是游泳。
在青年时代，他不仅游水，甚至要“游风”，并发明了一种“风浴”。
什么是“风浴”,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或许，从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个大概—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种看起来是忽发奇想的“风浴”。
毛泽东只好在学校里组织起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披着太阳余晖或迎着寒风，散入江中舒臂击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晚年曾回忆说，他当时写了一首游泳的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上面这两句。
击水之中，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人生。
毛泽东从韶山老屋前面那一方池塘游起，一直游到了大海。
毛泽东从乡间走出，一直走向了天安门城楼。
他的一生，不正是挑战风浪、击水江河的一生吗？
因为他是罕见的风浪挑战者，于是他成了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弄潮儿和大海不再对立，甚至同大海的广阔和风浪有了一种共鸣，一种亲近，有了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在搏击中，毛泽东最大限度地舒展自己的情感想象，体会到历史巨变中那种特有的深沉和惬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首《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写得最好的一首词。
上阕写景，景中有情。
视通万里，舒卷风云之色，在海天一体中，关切地寻问汪洋之中的一只小船。
下阕写史，史中有意。
思接千载，吐纳珠玉之声，在瑟瑟秋风之中，怀想那历史的沧桑。
这是风物依旧、人事全非的沧桑。
毛泽东仅仅是在自然的大海里游泳吗？他难道不也是在历史浪潮中搏击？
统一北方、凯旋而归的曹孟德，踌躇满志，来到雄关阔海面前，所见所写，一派壮景勃思。
同样具有包天容地胸怀的毛泽东，则有别具一格的历史吟咏。
他或许比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更有理由自信，更有理由豪迈。
来北戴河之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就要来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
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带着心潮澎湃而又扑朔迷离的神情，似乎对未来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诗意构想。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最为舒心。
自抗美援朝结束后，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面，诸项事业进展顺利。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盛的新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泰民安，政府廉洁，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在1953年提了出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这个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来北戴河前，他刚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要产生了，外国人说这是中国迈入近代国家的标志，毛泽东称它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他号召人民经过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种措施进行的社会变革，在毛泽东看来，不是自我感觉“幸甚至哉”的曹操所能够比拟的。
在曹操来过的地方，在大海里游泳。这一望无涯的空间物象，这沉甸甸的历史风色，怎能不装进毛泽东那用追古思今的诗句编织的胸怀！
万顷波涛，千岁沧桑，百年辛酸，几十载奋斗—
同样是风物依旧—“萧瑟秋风今又是”！
毕竟却人事全非—“换了人间”！
击水新唱
毛泽东登过中华大地数不尽的山峰，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
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和安徽安庆，他游过长江……
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
水库、武昌的东湖……
曾经有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敢于向任何江河挑战，就是不愿游黄河，因为他不能藐视这条母亲河。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听听他1959年9月在济南黄河岸边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一段对话吧！
毛泽东: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天来济南横渡黄河。”
舒同：“黄河泥沙太多，不便游泳。”
毛泽东：“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舒同：“黄河旋涡太大，太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旋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游。”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夏天毛泽东没有能实现他的这个愿望。这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让毛泽东遗憾的还有，他畅想到国外去游大江大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他曾渴望到孕育东方古老文明的其他河流中去体会一番。
1960年，他对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提出了到尼泊尔游泳的想法。柯伊拉腊回答，去尼泊尔要经过印度。毛泽东说: 那更好，我也想到恒河去游一游，只要让我游，我一定去。
他曾渴望到洋溢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河流中去体会一番。
也是在1960年，他和来访的美国老朋友斯诺进行了一次关于游泳的对话。
斯诺：“1936年在保安，你曾说过想到美国一游，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兴趣？”
毛泽东：“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能够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游泳。但这是一厢情愿，华盛顿政府会反对。”
斯诺：“如果他们同意呢？”
毛泽东：“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内就去，完全是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一下。”
这就是不会事事循规蹈矩，胸中常怀奇异想法的毛泽东。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以政治之复杂，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去畅游一番的。
不过，正是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至刚至柔、变幻莫测的江河大水的对话中，毛泽东常常会触发灵感，并富有个性地表达他的兴趣，传达他的思想。
于是，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爱好和兴趣，经过诗心的糅合，便有了格外的意味。
比如—
游泳里面有哲学。
毛泽东说: 水是个好东西，它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抵抗力。但人在通过它时，能够把水压下去，结果人就浮在上面了。我研究了水的脾气，水怕人，不是人怕水。
游泳里面有人生。
毛泽东号召青年人敢于到大江大河的风浪里去锻炼成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知道或响应过这一号召。
游泳里面有军事。
毛泽东多次提出，“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都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
他还找到了军人必须学会游泳的历史上的依据。
《湘军志》记述曾国藩的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被太平军打败，许多官兵溺水淹死。读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提笔批注: “水军应学游泳。”
游泳里面还有政治。
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怕群众，就跟怕水一样。我到处提倡游泳，水是个好东西。打过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干部就像是游水的人，你不要离开水，要顺着水游，不要逆着水游。脱离群众，等于游泳脱离了水一样。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
“上善若水”，“天下之至刚者莫若水，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老子》一书对“水德”的赞美，是哲人的成熟智慧。
毛泽东对“人水关系”的推崇，则显其诗文匠心、人生观念、政治经验、哲人思辨和军事智慧的圆通组合。
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亲身体验到胜利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么地让人欣喜异常。
于是，他禁不住唱出新的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曾对人解释说，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毛泽东好游泳，而这是他惟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颂歌，而这是他惟一一首吟咏工业建设题材的诗作。
1954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
1956年夏天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1956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前，刚刚作完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新的探索、新的思路、新的目标，是如此诱人，如此若明若暗地在前面召唤着中国人，激发着毛泽东以创新精神去实践它，接近它。
这次南下，毛泽东先是到了广州，随后从广州北返。5月30日那天，他在长沙畅游了湘江，旋即到了武汉。
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要在武汉游长江的计划，还派人先到武汉去测试长江水情。
长江，似乎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沧桑、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期望。
毛泽东情系长江，已经好多年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天，他在中南海听取邓子恢、薄一波关于长江中游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时，要求“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这个决策，开始了治理长江的序幕。
1953年2月，毛泽东又乘坐“长江号”军舰，从南京到武汉，一路考察长江水情，萌生出把三峡“壶口”扎起来，修建既防洪又发电的引水工程的设想。
1954年夏天，就在毛泽东畅游北戴河海面的时候，南方的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沿岸三万多人葬身鱼腹。这一洪灾，加速了论证三峡工程的决策。
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了。
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
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
6月1日，他下水了。
6月3日，他下水了。
6月4日，他又下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