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曾回忆这次在武汉游泳的情景：“堤岸上聚集着一群观看江中游泳的人们，他们不清楚江中有毛主席在游泳，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说：‘今天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居然还有人游泳！’有的讲：‘是掉了什么东西，你看还有三条船，肯定是在打捞什么宝贝！’也有人说：‘可能是在训练出国比赛吧！’还有人讲: ‘他们在游泳锻炼，可能是为了准备打仗。’”
人群的围观和猜测，更使毛泽东游兴勃勃。
他游的哪里是一江激流，分明是一片任人驰骋的自由天地。
苏东坡坐船游长江，禁不住低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孔夫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禁不住感慨: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古代诗人和哲人的感觉中，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匆忙奔流的永恒江河，似乎把人生衬托得格外短暂。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似乎注定要见证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
30年前，毛泽东曾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
如今，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有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水面。在江中挥臂击水，于风吹浪打之中，毛泽东悠然地从桥墩旁边划过。
他一面游进，一面仰望。
还是楚地的天空，还是江城的风物，却这般辽阔，任人舒展。
虽风浪迭起，他依然从容，掩抑不住一贯的自信和潇洒。
在自信和潇洒中，毛泽东的目光飞越眼前，沿江而上，由东往西，到达巫山云雨的三峡一带。
那是几代人都梦想过要修建大坝的地方。
192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溘然长逝。宋庆龄要求在孙先生的汉白玉卧像前刻上他泼墨写就的《建国方略》。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有孙先生在地图上勾勒的青藏铁路设计图，有他设想的三峡水电工程。
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一腔热情只能化为飘渺的云、失落的梦。
宏图在胸的毛泽东和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充满信心地要驾驭那飘渺的云，去实现那丢失的梦。让高耸的巨型水坝—“西江石壁”，去截断巫山的云、巴山的雨。
毛泽东的目光进而穿越现实，投向了神话世界。
那个无所不能，从天荒地老起就在巫峡峰顶上矗立的“神女”，大概还在那里吧。面对即将出现的三峡新貌，她是不是惊讶万分，感叹世界变了模样呢？
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她一定会的。
因为中国大地的建设热潮，本来就是一支“惊神曲”！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诗词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浪淘沙·北戴河》中说的“换了人间”。
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换了人间”有了更具体的内容—
眼前是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未来是“截断巫山云雨”的三峡大坝。
毛泽东很看重《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吟咏改天换地之作。他很少把刚刚写就的作品主动示人，可这两首却不同。1956年12月4 日，毛泽东把它们寄给了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第二天，他又把《水调歌头·游泳》寄给老同学、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录陈审正”。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击水新唱的热切心迹告诉世人。
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想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萦的三峡。
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
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江流，是否适合击水畅游。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有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调查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毛泽东只好乘船过三峡。
挺拔雄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险流急的西陵峡。
卓异的牛肝马肺峡，奇峻的兵书宝剑峡，云雨巫山的十二峰，蜿蜒了千百年的古栈道……
还有屈原行吟的小路，昭君浣衣的河滩，孔明系舟的古渡，刘备托孤的宫墟，苏轼得句的江渚，陆游盘桓的洞窟……
毛泽东感受着祖先的分量，自然的分量，文化的分量，历史的分量。
船过神女峰，他对身边的人脱口念了几句宋玉的《神女赋》后说：“其实，谁也没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给了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船出三峡，到达江陵。凭舷远眺之际，他又想起了李白的名篇，禁不住改诵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
身边的人打趣道：主席把李白的诗发展到社会主义了。
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诗情，自有别样的景致。
毛泽东说: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却不能那样浪漫。
毛泽东不只是浪漫的诗人，还是一个以务实的精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他的诗，拉开了三峡工程的序幕。
但1958年3月，他却批示说：“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作出决定。”
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的建设。
但1970年12月26日，当葛洲坝工程方案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提笔批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是啊，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如孔夫子和苏东坡都感慨过的江河大水一样，是永恒的。
40年后，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
如今，围堰合龙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
少了奇险幽深之美的三峡，新添了浩渺阔远之美。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半个世纪前，有一位诗人，为你的诞生，曾经热情讴歌，曾经魂牵梦萦，曾经中流击水……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这个叫毛泽东的诗人，因为生前没有看到你的真容，曾遗憾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以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呀！”
三峡理解悲欢的诉求。
三峡凝聚新唱的旋律。
三峡相信历史的辛酸。
三峡承载江山的分量。
第六部分
闲适情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到1975年的24年中，除了两年因病不能外出，毛泽东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视察。
在一些年份里，他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
他常说: 在北京待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
走出北京的毛泽东，曾这样安排他的行程—
1959年10月2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1960年3月26日回到北京，在外5个月零3天。
这期间，除在杭州读书、办公近两个月外，还跑了8个省、市，停车开会、谈话59次，视察工厂、公社和部队7次，接见外宾5次。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专列上面。
1960年4月28日，回到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的专列又启动外出了。
新中国许多重大决策，毛泽东是在外地而非京城酝酿和作出的。他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杭州、庐山、武汉、郑州、成都、南宁等地，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规模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中央全会。
这大概是一种与他的性格有关的执政风格。
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
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浙江。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住杭州是1953年12月底，最后一次离开杭州是1975年4月中旬。
在这里，他住过40多次，加起来有800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湖光潋滟、山色空的杭州，更具独特的风姿。这次来杭州，他兴致很浓地游览了杭州的风景名胜。
他看了西子湖畔的岳飞庙。
毛泽东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一进庙门，他只朝跪在那里的秦桧斜看了一眼。在岳飞像前，却露出赞美的神色，看了很久。
看着，看着，他用很低的声音，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他来到了汪庄后山的雷峰塔。
传说中那位一心向往美好生活的白素贞，就在西湖长堤的断桥上和许仙结下了不解姻缘。后来，她被法海和尚无端压在了雷峰塔下。
或许是令人感慨的故事和传说，打开了毛泽东那想象的闸门。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起来，认为白娘子是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的，压在塔下的不应该是白娘子，而应该是那个不尊重女性的法海。
毛泽东还谈起鲁迅写的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称赞鲁迅说的，雷峰塔的倒塌象征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在杭州，他最乐于做的事情，是爬山。
他爬过杭州附近的桃花岭、宝石山、梯云岭、葛岭、紫阳山、栖霞岭，还有龙井、玉皇、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
不走回头路，是他的爬山活动的特殊风格。上山走一条路，回来走另外的小路，有时没路了，他就自己走出一条路。
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原本是他的性格。
杭州城北灵隐寺背后，有一处北高峰。虽为“高峰”，海拔其实只有300多米。但登临此处，可尽望杭州全景。万象在下，群山屏列，湖水镜净，云光倒垂。其间屋宇鳞次，鸥凫出没，草木葱郁，透出盎然生机。而北高峰附近的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更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水墨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摇下，欢迎有晚鹰。
纯粹的景物诗，大可不必在诗中寻求春秋大义。
诗人巧妙地把杭州周围的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这些有着俏丽名字的山峰都一一写了进去。
山水之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端，无非兴而已。
故山水之作，也是性灵之作，适意即可。
乘兴适意，多不必或无暇求其精。
于是，人们在毛泽东的山水之作中，读到的是平和与简淡。
一国领袖，确实难得有闲暇的时候。
闲暇之中的毛泽东，依然是一派诗人本色。
身处名胜佳景，逢迎昌明时代，毛泽东充分展露他轻松的性情和闲适的诗兴，还有愉悦的智慧。
顺着北高峰往南走，有一座五云山，传说常常有五色彩云盘绕其间，五云山在人们心目中便成了吉祥之山。山顶上曾有一座小庙，毛泽东游览这里的时候，他的孩子抽了一卦签。据说拿回来一看，是一卦上上签。如今还保存着一张毛泽东展看卦签的照片。
据说，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也曾来杭州一住，也在五云山的这座小庙里抽了一签。卦辞如何，则不得而知。
反正是天地悬隔，物是人非，颇让毛泽东高兴。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黄莺啼。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到了莫干山。
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120里路。
传说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造出好剑，便跳入火炉中去了。
宝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把雌剑称为“莫邪”，把雄剑叫做“干将”。
这座山，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莫干山。
后来的故事更精彩。
1926年，鲁迅根据传说，写了一篇《铸剑》的历史小说。里面讲宝剑造出来后，楚王杀掉了干将。干将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在一个义士的帮助下，接近了楚王，结果是眉间尺、义士和楚王三人的头颅，都掉进沸腾的煮鼎大锅里打起架来，同归于尽。
毛泽东是读过鲁迅这篇小说的。
游览莫干山的时候，毛泽东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
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下山途中，毛泽东游兴未尽。他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
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一首《七绝·莫干山》—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但并没有写莫干山。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愿意把血腥杀伐的历史沧桑装进自己难得闲适宁静的胸怀，不愿意吟咏那些沉甸甸的诗。
我们的诗人陶醉在大自然里面，诗中透出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诗人从登车启程返回写起。“翻身跃入”，节奏明快活泼，道出身姿轻捷，动作连贯，依然是心情轻松自如的感觉。
被称作“七人房”的轿车启动了。回首一望，刚刚游过的莫干山的峰峦由近及远，渐渐由清晰变得迷蒙起来。“回首峰峦入莽苍”，一个“入”字，好像是作者留恋地目送着峰峦远去。
最后两句，写归程之速，更加轻快。“才走过”又“到钱塘”，一派气韵生动。
四句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遄飞的逸兴。
在这些闲适诗中，政治背景，历史内涵，都淡然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闲适中的畅快和愉悦。
那是稍纵即逝的瞬间感受和感觉，诗人把它抓住了。
这就是幽雅。
幽雅，是一种宁和，一种深邃；一种格调，一种境界。
幽雅，是一种诚于衷而秀于外的形象和微笑。
幽雅，是一切能够显现出人与环境高度和谐的自在自为状态的行为举止。
幽雅，是一种悠然从容曼妙超拔的心理素质和富有文化涵养的精神气质。
在杭州的六和塔脚下，著名的钱塘江十分从容地向东边的大海流去。慢慢地，它受到杭州湾海浪的阻挡，在外宽内窄的海宁盐官镇出海口一带，汇聚成前推后涌的钱塘江潮。
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百姓就把农历每年的八月十八日定为“潮神生日”，由此出现大规模的观潮活动。
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江潮中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些情思。
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也不知倾倒多少文人墨客。
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汉代枚乘写的洋洋大赋《七发》，曾这样描述在广陵曲江观潮的感觉：
“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有人说，枚乘所述观潮的广陵曲江，便是今天的浙江钱塘江。
枚乘的描写，把能想象得出的比喻淋漓尽致地铺排出来，是典型的赋体文风。
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他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说：“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
不光要从前人的描述中领略观潮胜境，毛泽东要亲眼去看一看。
1957年9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潮。
那天，观潮的人很多，不仅有杭州来的，上海也来了不少人。
钱塘秋潮似乎也格外凑兴，狂涛奔涌达到3米多高。
毛泽东的情绪出奇地好，有说有笑。开始坐着，一会儿站起来，指指点点。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伫立江边的毛泽东被这迎面扑来的汹涛巨浪感动了，观潮回来，他写了这首题为《观潮》的七绝。
如今，在海宁盐官镇观潮处，人们把毛泽东的这首诗刻立成了一座诗碑，以志纪念。
人，有时候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闲适的心境，并不是说没有个性的张扬，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首七绝，简明的四句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
“千里波涛滚滚来”。起句于平实中露陡峭，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
“雪花飞向钓鱼台”。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海宁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落到一百多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那里是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
“人山纷赞阵容阔”。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
“铁马从容杀敌回”。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从群体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杭州湾乃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的鼓角战场，厮杀回来的雄师劲旅。
正是这最后一句，毛泽东带出了他的个性，他的感情。
似乎钱塘江入海口外那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
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
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
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
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
诗人融进了这壮阔奇景，也就体会并走进了崇高。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慧的人通达事物规律而行事通畅无阻，像水一样灵动，似乎更喜欢水。
仁义的人遵守行为规范，朴厚稳重而不改变主张，像山一样庄重，似乎更喜欢山。
不过，自然界都是山水相连相通的。
没有江水流淌，高山也会沉默。
因为高山滋养，江水才会歌唱。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漫长路的奋斗中，诗人毛泽东跋涉和歌咏了许多的山。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就有了“青山作证”。
在新中国成立后艰难探索的日子里，诗人毛泽东搏击和游泳了许多的水。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就有了“击水新唱”。
毛泽东是一位既爱山、又喜水的诗人政治家。
智者处惊不乱，仁者临事无惧。
在古代吴越之地的浙江，政治家毛泽东在闲暇之中，诗人毛泽东在闲咏之中，也依然透露着他那灵动如水、庄重如山的情怀。
仅仅在岸边观潮，不是他的性格。
看见风浪就遏制不住激动的毛泽东，渴望把自己像山一样的性格，融合到灵动的水流之中。
就在海宁观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潮起潮落的钱塘江，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气势里，一个人搏击其中，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吗？
毛泽东，终究不是闲适散淡的人！
故乡感怀
关于故乡，古往今来的游子们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比喻。
在遥远的记忆里，故乡是母亲劬劳不息的身影，是亲友悲欢离合的生活，是先生殷切期待的目光，当然还有傍晚时分依稀的炊烟，或树丛之中课堂的灯光。
人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没有故乡，就没有你的存在。而离开了故乡，却又有了你的新
的存在。
但是，哪怕是破土成长为参天大树，它的树叶承载着它的情思，依然飘归于大地。
一个人，无论走到了哪里，无论干出了什么事情，都终生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情。
大体人人如此。
何况是诗人呢！
毛泽东对故乡的记忆，常常充满诗意。
1961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信时，想起了古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禁不住动情地说: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只有前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还不够。
毛泽东有自己眼中的湖南，他用自己的诗笔去描绘了一个新的湖南。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南方考察农村合作社情况，来到了长沙。
长沙，是造就毛泽东的沃土。这里有他的许多故旧好友，这里刻下他青年时代迅速成长的浓浓痕迹，这里能唤起他对风华岁月的美好回忆。
1925年，崭露头角的青年革命家毛泽东，曾在长沙寻觅旧踪，写下《沁园春·长沙》，问了一声“谁主沉浮”？
30年后，已成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在长沙又一次寻觅旧踪，陪他一道寻觅的，还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
6月20日这天，他们先是在水涨流急的湘江里游泳，到达对岸后，又寻访了岳麓书院、爱晚亭、白鹤泉。在岳麓书院传说为朱熹讲学的赫曦台前盘桓一阵，便沿着生满苍苔的石子小路，登上矗立岳麓峰巅的云麓宫和望湘亭。
在云麓宫，毛泽东发现过去挂在壁间的一副对联不见了。那是他青年时代特别欣赏的对联：“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周世钊告诉他被战火毁掉后，还没来得及重新镶嵌在上面。
兴致很高的毛泽东，和周世钊一路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
回忆故人旧事，不免生出人世幽幽的感慨。
周世钊禁不住赋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周世钊把这首七律寄给了毛泽东。当年10月，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前面四句讲6月20日那天的所游所见，后面四句说的是这次游览的所思所感。
大概在同周世钊谈及故人旧事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萧子升。
当年的萧子升，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有志青年。他同毛泽东一起到湖南乡下当“游学先生”，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可后来却选择了另外的人生道路，在国民政府做了农矿部次长，还管理过故宫。祖国大陆解放后，流落到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处境很为狼狈。
从人事变迁来讲，确也为“可哀”之事。
故乡的风物，记载了多少人世间的分分合合。
有的是同路前行，有的是殊途同归，有的是分道扬镳。
有的不在了，有的又聚首了，有的却天涯各处。
这不正是同乘故乡之船外出的游子们搭造的世界舞台，演绎的人生故事？
虽然30年过去了，但毛泽东不认为青春已老，不认为韶华易逝，因为他的经历太充实了。不是吗？如今又来到了当年激扬文字的地方—赫曦台。
那是相传宋代大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地方。
无论是求学奋进的长沙，还是生长启蒙的韶山，对毛泽东来说，都有太多的悲欢，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诗情。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了趟故乡韶山。
从1927年初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已经整整32年了。
毛泽东深爱自己的母亲，就像他深爱自己的故乡。
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仁慈，慷慨大方。正是母亲的慈爱，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
就像许多人成年以后都拥有的感受一样，母亲，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位也是最深刻的一位引路人。
1919年10月母亲病故，在长沙忙于驱赶军阀张敬尧的毛泽东赶回韶山，二弟毛泽民对他说: 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面对孤灯，他彻夜守灵，含泪写下一篇四言古体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如渊如海的赤子深情，足堪与任何一个孝子相比。
毛泽东的一位族兄读了《祭母文》，感慨万千，当即抄录一份，还在文末批注说: “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这位族兄要用这篇祭文教育后辈的想法，不经意间为毛泽东留下了一篇轶文，也为世人留下了毛泽东又一种情感底色。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
毛泽东曾把她接到长沙治病，还搀扶着她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位农村妇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了平生惟一的一张照片。
韶山，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在故乡面前，他永远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永远怀着敬重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故乡，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并特意让他突击学了一些韶山话。
儿子临走时，毛泽东又交代说: 千万不要在乡亲们面前显威风，你必须在20里外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到韶山。
1950年，毛岸英按照父亲要求，回到了韶山。
可半年后，他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
如今，阔别32年的毛泽东也回来了。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韶山还没有醒来，他就踏着小路，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苍翠的松枝，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虔诚地说了一句: “前人辛苦，后人享福。”
这番情景，太像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人到老年，“乡愁是一方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毛泽东在旧居陈列的父母亲的照片前伫立良久，感慨地说: “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在自己住过的卧室里，看到他与两个弟弟同母亲的合影，激动万分，惊讶地问起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找来的。他凝视着母亲的遗容，眼中噙着泪水。
孟子说：“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毛泽东到毛氏宗祠里去看了看，对人说: “敬菩萨是迷信，但这个烈士墓和祖宗牌子，却是个纪念。”
毛泽东来到自己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少先队员簇拥着他，给他戴上了红领巾，留下一张至今让人们能听到笑声的照片。
家乡也有了不怕旱涝的水库，他自然在里面畅游了一番。上岸后，站在山冈上，波浪起伏的千顷稻田和正在田中挥汗劳作的人们，尽收眼底。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跟随毛泽东到韶山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这样一首诗。
看来，当时的人们，便已开始体会毛泽东故乡情思的真谛所在了。
在故乡，毛泽东更加忘不了的是乡亲们。晚上，他专门请了几桌客，参加的有韶山老地下党员，有1925年他在韶山一带发动农民运动时的积极分子，有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他小时候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毛泽东举起酒杯，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泽东的名言。
韶山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国一样，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追求和奋斗，才使山河旧貌换了新颜。
客人们走了，深夜时分的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陶醉之中。
三十二年的风烟岁月，三十二年的故园情思，三十二年的乡亲面容，三十二年的家乡巨变，如何不让他思绪联翩—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最早起的题目叫《归故里》。
当年，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理想离开家乡的毛泽东，有着鲜明的爱憎。“黑手”代表着恶势力压迫，“红旗”昭示着反压迫斗争、前赴后继的人民牺牲精神和今天的光明新天，构成了诗人的大喜大悲。
这是对韶山和韶山人的咏赞，何尝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咏赞？
因为故乡变化如此巨大，中国变化何尝不是如此？
毛泽东是湖南诗人，更是中国诗人。
写完《七律·到韶山》，毛泽东便把诗情投向了整个中国。
他于6月27日离开韶山，6月29日从九江下船上了庐山。
登上庐山，正是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极目望去，但觉眼界很是开阔，仿佛能够收尽注入鄱阳湖的九条水流，能够纵览横浮在长江流域的彩云，能够穿透三吴之地的浩淼烟波。
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妆点了毛泽东的诗情，于是作《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诗兴何等高昂。
犹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诗中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表达的依然是爱憎分明的褒贬，依然是泾渭分明的对比。
东晋的陶渊明，也曾到过庐山，并在庐山脚下当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在庐山上诗兴大发的毛泽东，想起了这位老去千年的诗人，想起了他的行为和梦想。
陶县令看不惯世事，辞官隐居，梦想着一种和平自由的生活。
到哪里寻求这样的理想世界呢？陶县令不得不虚构了一个叫桃花源的地方。
但这是一个从秦朝末年便为了躲避乱世而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生活停止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有一首流行歌曲曾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
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绝不喜欢真的去寻找。
因为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不能改变现实。
人们也不会回到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
乱世已成遥远的记忆。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改造现实抓住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梦境。闭塞的桃花源，也该是山口大开，汇入新的时代，一道耕田同乐了。
这“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问得富有诗意和机趣。接下来的答案，或许正是《七律·到韶山》里说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故乡情思，便这样和中国情思融合到了一起。
本来，故乡是缩小的中国，中国是放大的故乡。
1975年，毛泽东阅读了汉末辞赋家王粲的《登楼赋》。
或许是被赋中“情眷眷而怀归兮”的故土之思感动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和怀念。”
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才30多岁，远远谈不上老年。
毛泽东不正是在借王粲之赋，抒发胸中的感念吗？
从1927年离开故乡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只在1959年和1966年回去过两次。作为立志舍小家为大家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一生以四海为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迹天涯”“离家出走”的人。
他的家在烽火硝烟的战场，在风雪迷漫的雄关漫道，在井冈山，在延安，在山的深处，在河的那边，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正是这种“江海客”生涯，使他一生向往着极为充实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梦家望乡的人。
联结游子与故乡的纽带，就是那复杂纷纭的情。
亲友挚情，肝胆相照。旧友故情，温馨炽热。
大地情，山水情，声声不倦。
故园情，民族情，魂牵梦萦。
1959年回韶山的时候，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看见对面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便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一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毛泽东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则叫它“西方的一个小山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收拾完东西，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于是，工作人员又给他泡上一杯茶，他坐在藤椅上，凝思了许久……
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待病情稍有好转，便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回韶山休养一段时间，还通知了湖南有关部门作好接待准备。
从生命的第一次涛声，到最后一次的潮汐渐次退去，无论你是直驰平川，还是穿越大漠; 无论你在林中漫步，还是登临山岳; 无论你是在清泉石壁前端坐，还是在烈日暴风中奔走……你都会回望故乡，怀念故乡，魂归故乡。
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生命真相，一种叶落归根的生命本质。
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
仙凡巡游曲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
1957年，在出访前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 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
尤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 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
毛泽东喜欢把现实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工作人员感到纳闷儿，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毛泽东却说：如果其他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融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从而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去熔铸文采绮丽的奇特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却绝不是虚无的传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中，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卵，由此断定，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曾遍布南方12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的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