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作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
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借用《圣经》的故事，写下两部宏伟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
如果说《送温神》之一，描述的是一幅人类“失乐园”的图景，那么，《送温神》之二，展示的便是人类“复乐园”的新貌。
在弥尔顿笔下，被逐出天庭失去乐园的人们，过着梦魇缠绕的生活。但生而不幸的现实，却更加激起人们对曾经拥有的乐土的神秘向往。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似乎都体现出一种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最终，人类还是能够凭借坚忍的跋涉超越了自然的局限。
于“浮想联翩”中喜送瘟神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做一只宇宙飞船，飞升上天，巡视在浩茫的宇宙。
超越人间的构思，造就了寥廓而高远的意境。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毛泽东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像一个横空出世的主人，在那里优哉游哉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
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派。
或许正像诗人曾经断言过的那样，换一种角度巡视，地球上的人们，本来就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
依然是历史的变迁给予了他特殊的精神支撑。
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 “小虫”。
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再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它已无处藏身，不得不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氛围中，被送离人间。
送走了“瘟君”，也送走了悲哀的时代。
汉代的扬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则仿佛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
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者改天换地的行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
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也钟情于构想新世界。
对美善境界的梦想与追求，仿佛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
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
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诗人所以要按捺不住地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还不够。当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
正是在这封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预感到，“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曲高而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
想象越奇特，越难寻得同道。
果然，这两首诗在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信中专门作了解释—
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
“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朴实的真理，似乎一点就通。
深刻的哲学，本来蕴涵诗意。
惊世骇俗的奇特想象，人们很难用一般的逻辑公理去推论，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却夹带着合理的文化内涵、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人格内涵。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以至“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不拘成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终极，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进程。
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常常倡导破除迷信的精神作风。
这一年，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宣传：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
迅那样，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他还说: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
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
毛泽东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如此，能够把浪漫热情和务实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书生型的政治家，都能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大道。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
他曾对人说：“我想把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
正是这种紧迫感，使他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心情。
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运动和变革，都伴随着洋溢激情、充满畅想的精神氛围。
历史的奇妙恰恰在于—
在许多失败中，常常体现着深厚奇丽的个性力量和勇于尝试的思想锋芒。
在一些成功中，固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陈列着一连串的陷阱。
在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机械地重复经验，经验就变成了陷阱。
1958年的“大跃进”，掉入了“陷阱”—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消泯了经济建设和诗意想象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
灵感触发下的豪言壮语满天飞舞，那种过去成功岁月积淀起来的激情和畅想，膨胀得硝烟四起，催生出火红的年代和火热的社会，进而弄出大放“粮食卫星”这种怪异的事情。
毛泽东期望甚高的这一尝试，很快就难以为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说：我也有胡思乱想的时候。1958年、1959年的责任，主要在我。
毛泽东一生都被他的高远的理想鼓舞着，被缤纷的幻想诱惑着。有时候，人们分不清，哪是他的理想，哪是他的幻想。
如果不是写诗，而是书写社会变革这部作品，那么，理想的实现是史诗，幻想的失败就成为了悲剧。
诗是美好的，但用它来同现实打交道，往往坏事。
在诗的世界，在美的世界，甚至在哲学思考的世界，时代和历史或许可以超越，可以走在它们的前面。
但是，在社会进步的实践链条中，在政治家的决策和操作程序中，它们在根本上是不能超越和打乱的。
政治家的高翔，凌空蹈虚了。
诗人高翔的翅膀，仍然在继续扇动。
毛泽东坚信：“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是啊，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忍、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
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他和早年好友、林业科学家乐天宇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
乐天宇的家乡正好在九嶷山，随即念起一首诗给毛泽东听: “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己，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拿清朝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呢，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去九嶷山看看。
故交旧友们知道了诗人的心事。
1961年夏天，乐天宇、周世钊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休养时，一起闲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乡好友。三人商定，分别送毛泽东一枝九嶷山的斑竹，一根斑竹毛笔，还有两首咏九嶷山的诗。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一幅有蔡伯喈《九嶷山铭》复制品的条幅。
毛泽东又见斑竹。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舜帝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两位帝子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江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挂上了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
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梦乡曲”和天上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
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形象，远不是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
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缥缈的仙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当然，这一切，都是诗人在梦中的想象。
越是“非常之人”，就越有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妙情结。
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结，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观。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着自己的悄悄话，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这是一种深远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种让人陶醉、给人激励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幻想图景。
而幻想就应该是美丽的。
也只有美丽的幻想，才值得去幻想。
第七部分
新人赋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过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浓浓的情感底色—
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他偏爱小人物。
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他偏爱青年人。
毛泽东钟情于未来，所以钟情于青年。
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这些词汇，诠释着他对青年人生命活力的深情赞美，也诠释着他对青年人进取精神的热切期待。
在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建设中，一心要探索一条新路的毛泽东，常常呼吁要破除迷信，反对墨守成规，希望人们不要信守教条，不要惧怕权威。
青年人，似乎特别应该而且最有可能按他的这个期望去做。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29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
这当中，有29岁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
有14岁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
有率劣势之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
还有30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更有在16岁就发明棉纺细纱先进工作法的挡车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
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1965年1月，毛泽东读到乒乓球世界冠军徐寅生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稿，立刻批示“再加印发，广为宣传”，并要求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们都仔细阅读。
他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吗？”“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期望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诗笔渐渐奔涌出一种迎接挑战的严峻气氛。
这大致是从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开始的。
庐山，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
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股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世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儿媳刘思齐。因为儿子毛岸英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便特意交代说：“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赠给庐山当地的同志，并在诗末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正是在1961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江青拍摄的一张题为《庐山雄姿》的照片。
照片是暮色时分拍摄的。摄影者立足于相传为唐朝八仙之一吕洞宾居住过的仙人洞角度，近景是雄居高空的松枝，远景是昏暗辽阔的天空和茫茫的云海，中景是御碑亭和树木葱郁的险峰。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的题照诗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的泰然自若。
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不管哪种解释，都昂扬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
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气象。
1961年，毛泽东还写有另一首题照诗，更为鲜明通脱地豪举出新一代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与前一首题照诗不同的是，诗人吟咏的对象是一位英姿勃勃的女民兵。
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毛泽东的机要员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在一次休息时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
1961年2月，小李送一沓文件到菊香书屋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突然问她是不是参加了民兵，她说参加了。为了让毛泽东相信她还参加了训练，便拿出这张照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端详一阵，说了句“好英雄的模样”，便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提笔挥写—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即兴写完这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后，毛泽东又对小李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里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一张小照，为什么能激起诗人的奇情异趣？
因为毛泽东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们，有平等的心情，有同等的抱负和志向—他青年时代，不也曾高喊过立奇志、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琅琅上口，在20世纪60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与此同时，另一个妇孺皆知的传统故事，当时也唱遍了神州。
这就是叙述穆桂英挂帅故事的《破洪州》。
为了推荐这出戏，毛泽东在1959年专门给周恩来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
穆桂英和女民兵，历史和现实，在诗人毛泽东的视野里，就这样奇妙地交融在了一起。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在毛泽东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映，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
到1963年，14年过去了。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八连官兵，没有被染黑。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
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在1963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除了“拒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奇儿女之“奇”，奇在精神。
精神是人的内心生活及其品质。毛泽东在1918年就发出了对它的执著追求和坚定维护的誓言：“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作为五四青年，这是毛泽东当时追求的新人气象。
在毛泽东的个性辞典里，“精神”还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称谓。
它有时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有时是一种深刻的思考与追问，有时是一种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时是一种无畏无敌、勇往直前的浩然正气，有时是一种具体奋发的作为，有时是一种不衰不屈的意志，有时是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欣赏《八连颂》，因为它毫不含蓄，过于直露。
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格律诗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特别瞩目王勃，称他为“英俊天才”。毛泽东还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从起义队伍里还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之舟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
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
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这首《七律·洪都》，并没有吟咏洪都往事。
诗人1964年曾来过南昌，所以说此番一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72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还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下，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桨发誓: “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决不再渡此江。”
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们的故事，就这样传递着晚年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曾期望它长出麦子和钢铁，如今，更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1965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
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
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还是智者的思考？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是习惯。
创造力消失之后，留下的陈迹便是“传统”。
晚年毛泽东不愿遵循的，或许就是这习惯；他试图摆脱的，或许便是这传统。
他要倡导精神的活力，去创造“新生事物”。
在世界的五颜六色中，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热烈、浪漫、进取、革命、创新的话，那么，晚年毛泽东尤其喜欢玫瑰红，则多少是他的这些内心向往的折射。
晚年毛泽东用的地毯是红色的，沙发是红色的，窗帘是红色的，甚至他下水穿的游泳裤，也是红色的。
也许，只有鲜红的颜色，才会使他变得年轻。
晚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最易动感情的人。
看电影《创业》，当主人公说：“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他流泪了。
看《雷锋》，当主人公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你们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他流泪了。
1976年春节，看《难忘的战斗》，当演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时候，他流泪了。
这些画面，这些形象，仿佛折射着他的心声，传达着他曾经拥有的风云历程，再现了他领导的事业中奔突的创造活力。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第一天凌晨，两个美国青年走进了他的书房。
看到毛泽东正将头靠在沙发背上休息，还张着嘴好像是在吸食空气，两个美国青年不由得感到有些心酸。
毛泽东也许注意到他们的凝视，开口便语出惊人：“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接下来的交谈，让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身上的活力奇迹般地出现了。
走出毛泽东的书房，两个美国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冬夜的空气。
一位情不自禁地感慨: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另一位则理性地述说: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冬天的歌
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 “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由于“愚顿”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扫清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极为赞美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
舞台上如此，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诗人的感受中，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在是多事之秋。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 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 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继续冷战对抗的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联手保持核垄断，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与此同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名存实亡，但中国依然感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国际形势上腹背受敌，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
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鬼怪妖魔。他常常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还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初编完后，他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沿着这个思路，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是一目了然: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
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
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
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
“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传达给同事和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