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写这首词的。完稿后，他分别书赠正在杭州养病的周
恩来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 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
千年一叹
上个世纪40年代，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发现毛泽东有一个同其他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说: 毛泽东“并不是那种一谈政治报告，便将自己的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
他的结论是: 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的行动家”。
读过毛泽东著述的人，常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 现代历史如果没有把毛泽东铸造为革命家和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完全还可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一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
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至今还放在那里的一张特制木头大床，似乎诉说着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
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主人睡觉的地方。
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从头到尾读过的，并留下了大量的圈画和批注。他读过的一套二十四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影印出版后，尽管售价达16万元之巨，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藏精品。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了哈佛大学。
我们可以想象—
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
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脚之间写了起来。
毛泽东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1958年1月12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住所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比如，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住所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远逝的历史烽烟，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千回百转，千淘万漉。在记忆的河流中，奔涌的应该是历史的兴衰，民族的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
军事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充实的拥有者。
大诗人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执著的观赏者。
革命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勇敢的批判者。
思想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深刻的辨析者。
到了晚年，毛泽东重又上溯到烟波浩淼、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里去游泳了。他的目光穿越遥远的时空，投向若近若远的千年烟尘，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胸怀视野的，大都是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唐朝文宗时期一个叫刘（fn）的人。
当时，宦官专权，朝中许多官员都不敢说话，而进士出身的小官刘，却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唐文宗举行“贤良方正”科考时，他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对策，直斥朝政，说“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办法。
连考官都害怕了，不敢录取他。但被录取的人当中，有人上书唐文宗，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也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
唐文宗也是个怕宦官的人，竟没有采纳。最终，刘遭宦官迫害，屈死他乡。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传》时，特意在刘所写的对策开头处，批了三个字：“起特奇”。
似乎言犹未尽，又写一诗一首：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七绝·刘》，写于1958年。
起句便以莫大的时空，造出一介书生刘的不凡气概。虽失意受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但他仍如中箭摧羽的“孤鸿”，拖着带血的身子于一片沉寂的天空中，向敌对阵营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永恒地刻在了青史竹页之上，穿透几千年岁月，在20世纪的革命家和挑战者毛泽东心中，激起深沉的回响。
三年后，1961年秋风萧瑟的季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特别钟情的屈原，又进入了他的诗思。写下一首题为《屈原》的七绝—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作为诗人，毛泽东没有把屈原作为诗国的太阳来称颂，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没有展其才志的政治家。
事实上，也是先有一个遭谗去职、放逐漂泊的三闾大夫屈原，才造就了一个能写出《离骚》的流浪诗人屈原。
毛泽东叹其磨难，感其情志的时候，最奇特的体会，是认为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
憎恨蝇营狗苟、卑劣污浊的“艾萧”小人，乐于在逆境中作坚忍的抗争，这正是毛泽东的人格选择。于是，他赞美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这种遇难不屈以身殉志的大丈夫气概。
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
毛泽东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1958年，他把这篇凝聚治国智慧的策论推荐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还说里面有一股“颇好的气氛”。
贾谊二十多岁就当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老博士们都说不出所以然，独贾谊能“尽为之对”。汉文帝曾想让贾谊做手握重权的公卿，但遭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写了有名的《吊屈原赋》。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可惜刘揖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为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
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
他连写《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两诗，予以评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在毛泽东看来，留下《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的贾谊，不仅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还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贾谊的《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
然而，“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才俊一往情深的毛泽东，似乎体会到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在历史上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
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逐渐清晰起来。写了具体的历史人物，似乎该从整体上来考虑历史的规律了。
1964年的春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咏史诗中最好的作品《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 ju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诗人以咏史的形式，透彻地表达了甚至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但这又是激情的酝酿，形象的思维，诗意的总结，好似在文明峰巅对文明河谷的俯瞰。
不是吗？开篇就让读者听到天边传来的悠远天籁，百万年前的人类从童年走来。
人猿相别，石具铁器，刀耕火种，人类进化的艰难过程被浓缩为几幅极具情态的画面，宏大的诗意沧桑一步步把读者笼罩。瞬间，诗人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高度—“不过是几千寒热”。
含而不露的平静下面，是沉雄的底气。
混沌的史前文明，就这样轻轻拂过了。
接下来，历史厚重的铠甲打开了，冰山融化了。一览无余的历史原野上，展露出连绵不断的战争，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战争，更展露出让人震撼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一般书生的惊世骇俗之论。
也不是单纯史家从故纸堆里淘出的无奈浩叹。
这是沉淀着不凡经历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历史的观照中得出的一个宏大结论。
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把对垒、冲突、争斗作为永恒的题材。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更为实际的活动演绎了。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许有些绝对。但基本事实如此。
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记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战争就有1800多次。
如果一场战争平均打一年，那就占了1800多年，何况有的战争常常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一则读书笔记里欣然写道：“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在晚年的一次闲谈中，依然表示：《资治通鉴》那是一部“相砍书”。
“相砍”的结果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是毛泽东阐发的有名的历史观。
然而，在青灯黄卷之下虚掷生命的古代读书人，有多少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呢？
毛泽东发现，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一代一代的修史，一代一代的读史，重复着宫闱演变，重复着帝业兴衰，重复着隐恶扬善，重复着偏见与不公。
一部漫长的二十四史，遍布毛泽东的怀疑和诘问。
他要向历史挑战了。
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庄、陈胜、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底层的民众创造历史？
毛泽东的答案是：一部二十四史的风流人物，应该从这些“奋起挥黄钺”的底层造反者说起。
这与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毛泽东自身的作为是吻合的。
回想当年—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正是他揭竿起义的根本原因。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也正是他拥有力量和自信的所在。
毛泽东把历史进步的最高法则，归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把最高的赞美和最炽烈的虔诚，献给了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
古人期期向往而不可企及的最贤明的英雄，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近在眼前，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亿万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是毛泽东晚年的名言。
“歌未尽，东方白”。
欲说还休的毛泽东，读史的沉重思索还在延伸，借用诗词来展露史观的灵感和热情，继续迸发。
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这两大政治思想和实践派别，进入了晚年毛泽东的视野。
这两个派别的分歧，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重怀柔还是重权威，重王道还是求霸道，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而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礼仪方面，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功业方面。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
第八部分
业未竟 鬓已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 “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小雀的逃避处，不过是虚幻的仙山琼阁。
鲲鹏的理想，却是借助风云来改造世界。
小雀成了患得患失、中途退却的指喻。
鲲鹏成了坚信马列、继续奋斗的象征。
决心继续奋斗的毛泽东，在创作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之前，回了一趟井冈山。
1965年5月22日那天，一到黄洋界，汽车刚刚停下来，他便快步走向山顶，观看良久，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这就是黄洋界！”随后让人去察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否还在。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
有时候，一种心物碰撞的契机，会突然把人的经验一层层剥开，人生隐秘的大门也就一重重开启，让你走进去，再走进去，从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份泛黄的记忆。
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记忆似乎已把他经历的一切综合起来，甚至覆盖起来。
在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大步走向峰峦崖边，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
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没有了强势对手，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和田野，一望无际的江山和阳光，一望无际的欢呼和拥戴，还有心灵世界一望无际的比较和缅怀。
这里是他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
这里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摇篮。
这里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
这里的山峦，不仅燃烧过他的诗情，还燃烧过他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火种。
这次回井冈山，离毛泽东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整整38年了。
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惨烈，革命是何等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
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回味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他晚年常常说的这句话，或许透露着当时的一些心声。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这时在构想他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追忆流逝的风烟，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成为诗。
诗人当时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同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以“井冈山”为题写了三首词。
井冈山，成为毛泽东惟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在诗人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激发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
这些豪情壮志，既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创造未来的动力和信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红旗，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象征，也是诗人特别酷爱的意象。
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研”……
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茫茫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
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座精神之桥，一座从昨天到今天进而开辟未来的思想之桥。
毛泽东的诗兴和诗思，就这样走进了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他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去揭示命运，去掌握未来。
一年后，他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决策。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称: 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打击。
一生都深谙政权无比重要的革命领袖，为了掌握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后，不惜以73岁的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去“改造”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先后到了杭州和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