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巨人的情怀》

作者：武在平【完结】

内容简介：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非常喜爱文学，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作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许多作家的友好谈话、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在文坛上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

前言

走上新的文学道路——毛泽东与丁玲

难忘的延安岁月——毛泽东与艾青

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忠诚联系者——毛泽东与冯雪峰

读书也是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与刘白羽

风流人物在中华——毛泽东与老舍

《红楼梦》风波——毛泽东与李希凡

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与何其芳

粗呢中山装——毛泽东与张恨水

文坛知音———毛泽东与周扬

领袖和作家之间———毛泽东与欧阳山

你去当这面旗帜——毛泽东与茅盾

亲切的关怀——毛泽东与罗烽

只要群众喜欢就是好文章——毛泽东与周瘦鹃

诗坛友谊传佳话——毛泽东与柳亚子

延安情深——毛泽东与柯仲平

从友谊走向决裂——毛泽东与胡适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面世纪闻——毛泽东与姚雪垠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诗词唱和——毛泽东与郭沫若

谈笑满座生风——毛泽东与徐懋庸

两位情投意合的朋友——毛泽东与萧三

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毛泽东与萧军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毛泽东与黄钢

两位伟人之间的相知相契——毛泽东与鲁迅

文学是点，社会科学是面——毛泽东与舒群

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作品来的——毛泽东与臧云远

努力探寻新诗发展的方向—一毛泽东与臧克家

后记

前言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非常喜爱文学，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作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许多作家的友好谈话、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在文坛上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在亲手推动二十世纪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文学天赋和素养，不断写出一首又一首瑰丽无比的古体诗词，这些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风格豪放，具有无限意蕴。毛泽东在与南社诗人柳亚子、文史专家郭沫若交往中的诗词唱和、翰墨往来，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为人们广为传颂。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与作家交往比较集中的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通过个别交谈、小型座谈会、书信往来等形式，结交了许多作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而不断深化和完善了他的文艺思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与作家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在字字珠玑的即席发言中，常常古今中外，博引旁征，谈文学，谈作家，谈作品，谈文学掌故、文坛轶事，这些潇洒自如的谈论，往往生动幽默，妙语联珠，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广博精深的文艺知识，而且有着他对艺术创作实践、对文艺作品欣赏品评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

毛泽东在与作家的交往中，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坚持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还善于站在革命的立场热情地帮助作家、保护作家、鼓励和引导作家走上健康的创作道路。

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家、理论家的威望和文学家、诗人的气质、修养，在广大作家中获得一种超常的崇敬和爱戴。

走上新的文学道路——毛泽东与丁玲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在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宣部文艺处长、文讲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杂志主编等职。她以写小说为主，也写散文。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韦护》、《到前线去》、《丁玲近作》、《我的生平与创造》等。

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丁玲就听说毛泽东是一位奇人。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是她的同学，曾向丁玲谈起过毛泽东。后来了玲在上海大学读书，从瞿秋白等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1930年，她在上海从事“左联”工作时，又从冯雪峰的谈话中，听说了一些毛泽东的事情。但她真正与毛泽东的直接会面与接触，却是在她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后。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随即押到南京，被囚禁了3年多。直到1936年秋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才逃出南京。1936年11月1日，她从西安出发，经过11大的行程，终于抵达目的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4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在各席就坐。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无所顾忌、欢乐满怀他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了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呢地饶舌。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甚是热烈。

毛泽东也参加了晚会，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得很干净。当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已经坐满了人。见到毛泽东进来，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说，他还没理发呢。在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他来只是想轻松轻松，而这种轻松的情绪，或许有益于他的诗兴。宴会后，丁玲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她：“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当兵，当红军。”毛泽东高兴他说：“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丁玲在前线认识了红军里的许多领导同志，还接触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她参加了前线的行军、宿营、执勤、作战和做群众工作，经受了初步锻炼，对红军有了感性上的认识。下久，毛泽东在拍给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赠送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因丁玲一直在前线，未能及时看到。1937年元旦，她在庆阳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同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丁玲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这年春天，她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说话一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格式写下了十行字，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这便是几个月前在电报中附上的那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望着毛泽东那潇洒流利的笔势，心里十分得意，也十分感激。这首同的上阙，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欢迎的情景，下阙则称赞了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纤笔一枝准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

教丁玲当主任

丁玲带着在前线生活的体验又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体会。毛泽东见到她非常高兴，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毛泽东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丁玲喃喃他说：“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毛泽东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当领导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听着毛泽东的话，丁玲不断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涵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时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

丁玲带着任职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要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毛泽东的嘱咐去做。丁玲在中央警卫团的任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从那时起，她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

“三八节”有感

1942年3月丁玲搬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驻地，准备以陕北革命为题村写一部小说。3月7日晚，《解放日报》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让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于是，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这篇杂文就是《“三八”节有感》。文章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丁玲后来回忆道：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尤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的人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地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这期间，毛泽东还找丁玲谈话，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感激毛泽东在会上保了自己，也信服他的指点。虽然《“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但在当时还是和风细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组织对丁玲仍然是信任的、重用的，把她调到“文协”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代，是1957年把丁玲划为右派以后的事。

新的写作作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形势推动下，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下乡下厂下部队，全心全意地投人到工农兵人热的斗争中去。1944年初，她被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创作。这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丁玲到会上去体验生活，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新的人物和事迹，促使她不能不拿起笔来。会问，她写成了有名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称赞。

田保霖是靖边县一个乡的合作社主任，他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扬了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带头人，并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陕北地区近20年的历史变迁。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7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他们的文章，从中感到了新鲜的创作作风，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他们应约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俩吃了饭。明月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丁玲呢，她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多美的枣园的黄昏呵！一钩新月，夏风送来枣花的淡香。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她的记忆里。

后来，毛泽东在高于会议上，在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了《田保霖》和丁玲。陈赓十分高兴地告诉丁玲，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丁玲自己很清楚，从艺术角度上讲，《田保霖》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其成功与其说是在艺术技巧上，倒不如说是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效益方面。因此，她把《田保霖》看作“只是一点点萌芽。”对毛泽东的夸奖，丁玲心领神会。从那以后，按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在写《田保霖》前后，丁玲写出了一组反映边区新生活的作品，如《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后来都以《陕北风光》为名结集出版。丁玲把这本很薄的小书珍视为自己“走向新的开端”。

丁玲是个好同志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下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肖三、艾思奇等同志一起去散步，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20余里，到了一个树林边下车，边走边聊，兴致很高。呆了一会儿，毛泽东发现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论问题，毛泽东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丁玲曾请胡乔木、肖三他们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提意见，现在凑在一起正好议论一下。毛泽东没看过小说，不好

就小说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有的同志把毛泽东讲的关于丁玲的话讲给她听，丁玲很高兴，也很激动。

同年6月，按照中央安排，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6月14日从正定县华北联合大学启程，到平山县西柏坡集中去哈尔滨。6月15日，丁玲意外地在西柏坡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邀丁玲一起去散步。毛泽东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丁玲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又说：“你在农村有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邀丁玲同他一道去吃晚饭。在交谈时，毛泽东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丁玲与鲁、郭、茅同列一等。丁玲说她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泽东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毛泽东表示愿读丁玲的文章。

1951年夏天，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儿，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踏着山坡抬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同志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毛泽东来的人不少，陈明让勤务员赶紧买了两个西瓜。毛泽东、罗瑞卿和丁玲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真像家人团聚，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儿，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毛泽东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辽抽时间爬山看望了丁玲，可见他对知讽分子、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然而，在6年以后的那场运动中，丁玲被扣上了“反党”。“右派”等帽子，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强加在丁玲头上的种种帽子。可是，有关丁玲在历史上仍有政治污点的阴风，总是还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吹散着。其实，这事中央早有结论。有一次，她曾与人谈起此事。她说，1940年，她找过毛主席，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并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给她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完丁玲的陈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做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认为了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把这十书面结论放进丁玲的档案。从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左”倾失误和十年动乱的长达44年的严峻考验，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年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了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尽管经历了曲折，丁玲对毛泽东仍怀有很深的感情。1980年后，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难忘的延安岁月——毛泽东与艾青

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观点的集中而完整的表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为了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之前，毛泽东对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现状曾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书信往来、分别交谈、小型座谈会，周密地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诗人艾青在这段时间里，有幸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忘。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特务们也加强了对革命的文化人的监视和威胁。艾青出门时，也常有“尾巴”跟随。周恩来为保护革命力量，及时组织重庆文化人士撤退。艾青、欧阳山、草明、张仃、罗烽等被安排去延安。2月初，艾青、罗烽和张仃3人同行，他们告别重庆，经过近一个月的颠簸和47道国民党岗哨的盘查，终于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抵达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府——延安。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宣传部长凯丰设宴欢迎艾青等人。艾青的家被安排在蓝家坪的两个窑洞内，同时请艾青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

艾青从法国归来，先是由于从事进步美术活动而被投入监牢，后是随着抗战而流徙于杭州、武汉、临汾、衡山、桂林、新宁、重庆等地，亲历了祖国的苦难和人民的灾殃，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他多么渴望一个美好的、光明的新世界啊！如今，他来到了众望所归的延安，来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倍感亲切与新鲜，所以，他激动地对人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

7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艾青等人。这是诗人“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不久，艾青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出席了边区参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演。艾青清楚地记得，当毛泽东讲到边区的任务时，用的是有力的手势、果断的语言：“我们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呢？没有了！”艾青当时就想：毛泽东讲话真是很厉害，很集中，概括力很强。毛泽东之伟大，就在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是一位通晓辩证法的革命家。于是，艾青对毛泽东说：“你真会讲话。”毛泽东回答说：“我讲话老出毛病，后来知道了，就抓住要点，其他地方就不要紧了，”就在这次参议会上，艾青写成了题为《毛泽东》的诗篇：

他生根于古老而宠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这是艾青到延安后写的第一支颂歌。他的歌颂是真心的。他用诗阐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民的领袖，不是神，是大写的人，他是以对人民的爱才博得人民的信仰，又是以行动实践着思想才能领导人民前进。

随着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和文艺运动的深入展开，人们对边区文艺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地加以解决，听任种种不正确的认识继续存在下去，必将影响延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毛泽东多次找文艺屏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决定召升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1942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写信给艾青：“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撤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述。艾青向毛泽东提议：“最好开个会，你出来同文艺界讲讲话。”毛泽东微笑地询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高兴地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信说：“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文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一篇论文的写作，即《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写来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这是一个新搬的窑侗，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毛泽东把论文交还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在文章的第一页的空白地方，有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艾青正准备记录，但是地面不平，桌子有些摇晃，就走出窑洞去找小石片垫桌子。想不到毛泽东走得更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屋垫稳了桌子。回忆这件小事，艾青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毛泽东千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字修改得更好。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定稿于4月23日，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论文中，艾青就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写什么、怎样写、作家的团结、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篇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召开，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和会议总结。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无拘无束。毛泽东的讲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地、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任务、方针、政策，是革命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座谈会之后，艾青

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到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不久，毛泽东即回信：“艾青同志：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信的后面，毛泽东又补写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艾青到中央党校三部，一边参加整风，一边学习马列。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经典著作，懂得了如何用历史唯物论观察社会，观察现实，研究实际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艾青担任了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秧歌队槁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贬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穿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热情肯定了新秧歌剧和群众结合的方向，还对它的表现手法及至唱腔、舞蹈、服装、道具等等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在一个晚会上，艾青遇见了毛泽东，他对艾青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时再次赞扬了这篇文章：“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不久，即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延安的秧歌成为人民欢庆的一种形式，很快普及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区、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艾青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任国旗、国歌、国徽图案评选组组长，从7月登出征稿启事，一个月年应征稿件“国旗”近5000份，表达了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政权的拥护。经过初步选择和集中，列了数种方案，但看法还未统一。在9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了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的方案，高兴地说，用这个好，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五星红旗，唤起了诗人的诗情，他真诚地歌唱道：

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

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进

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这首《国旗》写于1949年9月27日，这是献给新中国成立的礼花，也是诗人和人民一起欢呼祖国新生的第一声歌唱。10月1日，艾青穿上了节日的礼服，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诗人望着广场上五彩缤纷的气球和花束，望着雄壮齐整的游行队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和亿万人民一起，盼到了祖国的黎明，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忠诚联系者——毛泽东与冯雪峰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过很高的评价，他们虽然相知相契，但两位伟人却终生未能相见。还在30年代，毛泽东曾遗憾地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幸而毛泽东通过冯雪峰，了解了许多鲁迅的情况。由于冯雪峰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忠诚联系者，在这两位伟人之间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起到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

冯雪峰，原名福春，笔名画室、洛扬等。1903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坛村。早年因与同学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诗集《湖畔》而闻名于现代诗坛。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冯雪峰继承先烈遗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经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从此成为鲁迅后朗斗争生活的忠诚学生和亲密战友。1933年秋，冯雪峰在上海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因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年底，冯雪峰奉命离开上海，秘密从海路南行，途经福建，最后到达江西瑞金。起初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随后任副校长。这时的毛泽东正受到王明路线排挤，被兔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做政府工作，毛泽东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苏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之中，消息十分闭塞，许多外部情况，除了从一些过期白区报纸上获知，就来自刚到苏区的同志的口中。毛泽东听说冯雪峰调到中央党校后，便约冯雪峰谈话，两位“诗人革命家”一见如故。从冯雪峰的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更了解到冯雪峰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有一回，毛泽东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告诉冯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毛泽东还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争论中的文章。在暗黄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频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的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在鲁迅受到反动势力以及革命营垒内部那些还不明事理的青年人的围攻时，冯雪峰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做得最好。也是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联系的纽带。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冯雪峰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失败中突围，撤离江西，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转移。长征路上，尽管两人难得相见，毛泽东却一直惦念着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同自己一样离不开纸烟，曾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冯雪峰。对于被“左”倾教条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那些优秀干部，他们同样系念萦怀。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告诉冯雪峰的、他沉痛地对冯雪峰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归，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在1936年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说到，在东征中“游击战争之开展，有七八县乡村群众参加游击，并自己组织，并能自己作战，如雪峰所率之游击队是。”

二

1938年初，为了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开始进行。为了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并把统一战线工作抓起来，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作为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以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冯雪峰经过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以他的忠诚、机警和才干，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4月中旬，冯雪峰从瓦窑堡启程南下。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和他谈话，交给他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第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此外，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报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在党中央交给冯雪峰的几项任务中，“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这一极其重要而又极其秘密的使命，冯雪峰在50年代初《回忆鲁迅》中没有写，在50年代中期所谓“爆炸性”的会议上没有说，“文化大革扩的交代材料里写的派到上海的工作任务中，对此仍然缄口不谈。他这种严守秘密的组织纪律性，实在令人敬佩。从最近发现的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工作的具体内容。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从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实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指示冯雪峰完成“外交”任务，一是同国民党各派系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二是负责联络同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代表；三是了解浙江财团代表人物的动向。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党中央对于冯雪峰的工作也是肯定的，认为“上海工作是有进步的”，“目前工作正在开展”，“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要多派如允生（即冯雪峰）同样的人去。”

冯雪峰在上海住在鲁迅的家中，和鲁迅交谈的机会更多了。他和鲁迅谈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一心向往地谛听着，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感。冯雪峰还受鲁迅委托，将鲁迅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代购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单独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这些东西部由交通送到西安转交陕北。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溘然逝世。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托，出色地主持了鲁迅的治丧工作，使悼念鲁迅的活动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在治丧委员会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第一次公开地将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在上海，冯雪峰还费尽许多周折，找到了流落在那儿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当时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正准备去西欧考察实业，趁此机会，冯雪峰安排由熟悉莫斯科情况的杨承芳同志带着岸英兄弟，随同李杜将军从上海动身，先去法国巴黎，然后再转送至莫斯科。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回了岸英、岸青的照片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