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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投降卖国的需要，大肆逮捕东南几省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冯雪峰不慎在义乌家中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在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并且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得知冯被捕，他当即与陈云同志商定，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助。胡秋原打电话给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冯雪峰。由于冯雪峰被捕时用的是冯福春的化名，因此，在狱中没有找到冯雪峰，故营救未成功。以后党组织又多方设法，找到当时还未加入革命队伍的第三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由他保释，冯福春——冯雪峰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冯雪峰辗转来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了解到国民党准备利用重庆谈判之机长

期软禁毛泽东的情报，他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周恩来，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及早制订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蒋介石的阴谋终未能得逞。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专门抽时间读了冯雪峰的杂文新作集《乡风与市风》和诗集《真实之歌》，他们见面时，毛泽东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好的作品。”冯雪峰听到毛泽东这样夸奖自己的作品，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四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班研究生李希凡和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师蓝翎，因对俞平伯和胡适研究的《红楼梦》有不同看法，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一文，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李希凡先给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艺报》写信，介绍他和蓝翎的文章，询问贵刊可否刊登。没有回音，他们便寄给了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结果，在1954年第9期上登出了。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快些转载。冯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后，9月份出版的《文艺报》上即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冯雪峰在《编者按》中说：“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动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作了五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青年团员一个23岁，一个26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怕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的“试着”两字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同密”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批语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占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毛泽东于10月16日给政治局诸同志及有关人员（包括冯雪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给俞平伯定了性，也对文化艺术界表示了极大愤懑。

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一场批判运动很快形成。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认真修改过才发表的。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下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加的。

这篇文章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冯雪峰，此时的雪峰正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和先烈遗著的整理出版上，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几乎毫无精神准备，但他还是在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做了检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冯文谈到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胡适唯心论观点一向不加注意一段，旁批：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在文中谈到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敏锐的感觉，旁批：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在文中“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去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中“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旁批：应说自觉。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文中说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一句旁批：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

1954年11月10日，毛泽东再次就《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示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子》、《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篇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人阅。批语：“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批给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批语同上。《火狱》是冯雪峰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联攻进柏林后的大火。作者欢呼“在火光里，全世界照见自己，照见着自己的胜利。”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列为寓言，对该文的内容又有什么看法。

12月上旬，《文艺报》改组领导班子，主编冯雪峰仅仅保留了一个一般编委的职务。1958年初，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由此经历了革命者最痛苦最艰难的历程。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他曾惨遭迫害，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仍然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强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冯雪峰对毛泽东后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他曾向不少朋友谈过他的看法：“毛泽东同志晚年在一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对毛泽东晚年不能听到群众意见而十分痛心。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毛泽东终生怀着的敬仰与钦佩。他曾向人说道：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往往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毛泽东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党内杰出人物不少，但准也不能与他相比。

读书也是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与刘白羽

1939年2月，正是严寒冬天，刘白羽踏过黄河断裂的冰层，攀上西北高原，来到延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正在为抗日战争日夜操劳。刘白羽没有期望能够很快见到毛泽东，事情却出乎意料。在刘白羽他们到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就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们。这是刘白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戴着灰布八角帽，穿着灰布军衣，踏着粗布鞋，沿着挤满行人的、延安中心的石板路，迈着大步走过来。由于拘束、紧张，刘白羽缩在后面，还是丁玲一把把他拉到前面来，介绍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和刘白羽握手时，刘白羽想到这是指挥铁流两万五千里、完成震惊世界的长征的巨手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可是面前的毛泽东却是那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和大家坐在窄窄的白木板凳上亲切地谈话。毛泽东问刘白羽想做什么工作？并且说：“你到陕北公学教书好不好？”刘白羽非常想去敌后打游击，于是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愿望。毛洋东没说什么，只深深点了点头，就转而和别人说话去了。

5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了一盏马灯来找刘白羽，告诉刘白羽说，毛泽尔请他去。刘白羽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正在灯下奋笔直书。他招呼刘白羽坐下后，对刘白羽说：“你不是想去敌后吗？现在有一个机会。”刘白羽一听，蓦然一惊。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还把一个青年人的要求牢牢记在心间，在夜里抽出时间。亲自安排，实现这个青年人的愿望，这使刘白羽万分感动。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有一个美国人，名字叫卡尔逊，他要到华北各游击区去看看，你陪他一同去转一转，好不好？”刘白羽立即高兴他说：“主席！我非常愿意去。”毛泽东又说：“你组织几个人，里面要有一个能讲英文的，给他作翻译。你们的任务，就是陪他完成华北之行。”

刘白羽和边区文协领导研究了一个5人名单，有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全肇野、林山。第三天，刘白羽就带着这个5人名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仔细地审阅了名单，问了每个人的情况，而后取出一张印有红线的宣纸信笺，写了一封介绍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兹由抗战文工团的刘白羽等一行，陪美人卡尔逊人后方工作，望准予通行，并提供一切方便。”然后毛泽东又在信封上写下“八路军各级将领”一行大字。这样由毛泽东命名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组织便诞生了。不久，边区文协与八路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联合研究了“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组织、领导及工作、安排等具体问题，决定统一领导并不断发展这个组织，当时确定抗战文艺工作团的任务是：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曾先后派出六组，刘白羽他们是第一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便于1938年5月15日告别延安，到敌后去工作。临行，边区文协、八路军总政治部于5月11日晚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聚餐会，以示饯行。几位日本朋友也参加了这次盛会，为他们歌唱了送行曲，场面十分感人。他们出发后不久，延安的《新中华报》编者写道：“不要忘记，‘抗战文艺工作团’这个光荣的名字。这名字是毛泽东同志赠送给你们的！”从5月到8月，刘白羽他们由延安北上，经榆林到了绥、蒙边境，又过黄河到晋西北，再穿过同蒲路到了晋察冀边区，再穿过陇海线，经西安，于8月中旬回延安。3个月，芽过了两条封锁线（同蒲、平汉），突过豫北一带敌我犬牙交错的地区，在战区行程7000乡里。沿途受到各地军政机关热情而周到的支持和关怀，获得极丰富的材料。

刘白羽前去向毛泽东汇报华北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情况，那一天毛泽东心情格外高兴，特别是刘白羽他们把沿途拍摄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时，他伏在案上一张一张地仔细观看，有时凝眸沉思，有时开怀大笑。毛泽东看着一张照片说：“这是聂荣臻同志。他身体好吗？”刘白羽说：“很好，他还亲自骑马带我们上了五台山呢！”毛泽东说：“我也有一些照片给你们看！”说着，他拉开左手抽斗，从中取出一个大纸袋，把里面装的照片一下倒在桌上，他说：“你们看这是叶挺同志！这是陈毅同志！他们干得很好呀！”

刘白羽他们把从敌后带回的丰富资料加以整理，举办了一个展览会。1938年8月底，《新中华报》对这次展览进行了报道：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带回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及人民抗敌情绪及艰苦斗争等等，均摄入照片中，并有游击区域的各种书籍、报纸、刊物带来延安，于21日起，在文协正式展览，每天前往参观者不下四五百人。”这次展览一连展出7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参观后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此外，刘白羽在报纸上发表了《我们在沙漠里》，描写他们此行中一个片断情景。

1941年，革命又濒于危难之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攻到斯大林格勒，国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刘白羽所在单位有些人思想混乱，刘白羽是党支部书记，工作难做，他感到有许多委屈，于是去向毛泽东倾诉。那是一个深夜，刘白羽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面，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毛泽东在挂满军用地图的墙壁前，仔细地看着，然后背着双手，微皱眉头，踱着步，深沉地思索着。刘白羽后悔极了！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日蒋疯狂向我夹击，毛泽东正在力挽狂澜，部署战局，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小事打犹毛泽东呢？可是，领他来的警卫战士已经报告了，刘白羽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

毛泽东让刘白羽坐在办公桌一头的木椅上，他自己坐在中间的木椅上，从容自在地问：“你有什么事那样急呀！”刘白羽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谈起他的遭遇，最后竟然提出那样尖锐的问题：“为了党，我遭受来自党外的攻击，我可以忍耐，但是来自党内的不理解，我却无法忍受，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我要求党派我到白区去做地下工作，来考验我吧！”毛泽东一直在倾听着，然后站到刘白羽的面前对他说：“党内不仅有时不理解，甚至还会有误解呢！一个共产党员遇到这种情况又怎么样呢？还是要革命奋斗呀！你知道有个陆定一吧？你知道有个肖劲光吧？他们在中央苏区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斗得好凶哟！他们毫无怨言，作为普通一卒，还是一步一步跟着党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还十分俏皮地对刘白羽说：“你不是说要考验吗？何必兴师动众去那遥远的地方，你的支部书记岗位，不就是对你的考验吗？”毛译东的话像一把火驱散了刘白羽心中的迷雾，使他感到万分激动和惭愧。毛泽东靠近刘白羽坐下，非常关心地问到刘白羽的工作情况。刘白羽报告说：“主席！我把每一点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只有休息的时候看看书”。毛泽东笑了，立刻纠正说，”这不对呀！读书也是重要的工作！”至此，刘白羽的心境豁然开朗了。从毛泽东住处告别出来，刘白羽望着西北高原美丽的夜空，满天星斗好像离他们很近很近。几十年间，每当遇到困难，刘白羽总是想起毛泽东的教导。刘白羽深知，毛泽东不仅教导他怎样工作，怎样学习，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革命。

1942年春日的一天，毛泽东派人把刘白羽叫到窑洞，闲谈几句之后，他对刘白羽说：“一个时期要抓一个中心，前些日子我们调查研究边区的经济工作，好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回转头来考虑一下文艺方面的问题了。”毛泽东非常谦虚地说：“这件事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我们不懂就可以懂，任何事情，只有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才能判断情况。我今天请你来，就是同你研究几个问题，然后由你邀集你那里的党员作家，议一议，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几个问题，大致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当前文艺总的任务、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等。刘白羽能为接受毛泽东亲自交待的任务而感到十分高兴。回到兰家坪，他召开了党员作家会议，待他提出这几个问题之后，大家立刻议论纷纷。刘白羽记录了同志们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综合整理了大约十来个问题，他带着这个答卷，又一次去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刘白羽的汇报，然后对刘白羽讲了起来，大致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结论的要点，这说明毛泽东对于这些复杂的文艺思想已经成竹在胸，有了一个腹稿了。将近中午的时候，贺龙来了。毛泽东诙谐而又风趣地说：“光说话，不吃饭，肚子可要提出抗议呢！”刘白羽要走，毛泽东坚持要留下刘白羽跟贺龙和他一道吃午饭。毛泽东说：“哪里有他来了，就把你撵走之理？你们都是我的客人，文武两家要合得拢嘛！来吃！来吃！”刘白羽理解毛泽东的弦外之音，由于贺龙、王震对文艺界提过意见，他认为大家应该团结。这顿午餐中间，贺龙对毛泽东恭敬，毛泽东对贺龙亲切，毛泽东不断地给贺龙斟酒、挟菜、盛饭，给刘白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过饭，刘白羽知道毛泽东要跟贺龙交谈，就告辞走了。毛泽东送刘白羽到门口，握紧刘白羽的手，神情专注地注视着他说：“刘白羽同志！我看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说过世界上的事最怕认真二字，我们干革命的就是要时时处处都讲究认真二字呀！”

不久，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家围坐在毛泽东身旁，凝目静听着毛泽东所做的“结论”，刘白羽极其珍重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笔记，他感到，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就像穿过漫漫长夜看到曙色，透过沉沉迷雾看见阳光。他决心抛弃以前那种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创作，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从此以后刘白羽的文学创作展开了新的一页。

风流人物在中华——毛泽东与老舍

老舍热爱毛泽东，非常喜爱毛泽东诗词。1962年，毛泽东诗同在《人民文学》上集中发表，老舍十分高兴，亲手抄了一份，自己装订成册。1966年春节，老舍和友人于志恭谈话，谈及毛泽东夜以继日，彻夜不眠地工作时，老舍挥笔写春联一副：“壮丽关山迎晓月，风流人物在中华。”继而又以魏体字书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就是在这年的8月13日，老舍忍受不了红卫兵非人的侮辱和毒打，离家准备舍身自尽时，还携带着他亲手抄写和装订的那本毛泽东诗词，他对夫人胡挈青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恩来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

老舍和毛泽东的交往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1939年6月28日，老舍作为“文协”、总会的代表，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由重庆起程，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9月9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以及延安群众三四千人到公路两旁列队欢迎。第二天傍晚，毛泽东赴招待处拜访慰问团全体团员，并设宴招待。老舍和毛泽东、朱德并肩而坐。谈笑风生，极为欢洽。席间，毛泽东向老舍祝酒：“老舍先生，听人说过你是有些酒量的，我来敬你一杯。”老舍激动他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毛泽东笑着说：“我感谢老舍先生的祝酒。”他和老舍轻轻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亲切和蔼的神情，使老舍感到无比的温暖。宴会结束后，毛泽东陪同慰劳团乘车前往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布馒上贴着“欢迎中央慰劳团”的大幅标语，礼堂窗前和门口被赶来参加大会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数盏马灯照得台上一片光明。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强调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做亲者所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会场上群情振奋，“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秋天的旷野上空滚过的阵阵惊雷。坐在台下的老舍，怔怔地出神，眼前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明白和畅快。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辞去山东大学的教授职务，抛下老母与妻小，只身来到大后方，为组织文人的抗战而奔走。这几年的苦闷与困惑全让毛泽东给赶跑了。这时，全国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分团长贺衷寒先后应邀登台讲话。毛泽东对这两位国民党军政要人十分客气，请他们就团结抗战给以指教，老舍不由得暗暗佩服：“这个党不图一党一派的私利，真是一心为抗战、一心为人民！”大家对老舍到达延安特别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即席讲话。老舍在讲话中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作家们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两个口号下取得的成绩。他讲得幽默风趣，感情真挚，博得了大家的欢笑和掌声，毛泽东也不时点头微笑鼓掌。欢迎会后，青艺演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台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演出直到深夜才结束，老舍一行尽兴而归。这一夜，老舍失眠了，他想了许多。两年多以后，远在沦陷区北平的妻子收到老舍的一封来信：“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就在那次欢迎大会上，就在那个不眠之夜，老舍断然悟出了，共产党人必然是日后新中同的主人。1939年12月9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崭新的大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后来，老舍在他的长诗《剑北篇》中反映了陕北之行的所见所闻，热情歌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记录了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在第24章《宜川——清涧》中，老舍写道：“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立新开的窑洞里，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延伸到大河两岸！”作者还以延安人的口吻唱道：“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1949年10月，老舍在美国先后接到周总理嘱托冯乃超、夏衍写的邀请回国的来信后，即决定启程。经过两个月的海上颠簸，于12月12日到达北京。当他看到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读过《我们的希望》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从国外回来后，老舍首先找到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真实地记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20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风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

1950年夏，老吉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龙须沟，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在旧时代的北京，这是一条有名的臭沟，污水、垃圾、粪便，充斥于内，整日散发着极其恶浊、不堪人闻的腥臭。沟的两岸，杂居着五行八作的穷苦劳动者。在旧社会，龙须沟两岸的贫民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喘息，日月更替，年复一年，除了反动当局的收捐搜税，有准去关心他们呢？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倾听人民的呼声，在1950年上半年，对龙须沟进行了彻底地整治。在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这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作家老舍为之感动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重大变化，给老舍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政治热情，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有了话剧《尤须沟》。老舍采用新旧对比的写法，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该剧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几次到剧场看《龙须沟》的演出，并且安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演戏，胡絮青在回忆文章中讲道：“那是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去看这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

毛泽东入场后，周总理拉着老舍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了手。”事后，老舍才知道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北京观看的第一场大型话剧，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尤须沟》的创作和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成长发展的里程碑，是新中国话剧创作所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龙须沟》的成就，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木家”的荣誉奖状。

老舍先生是满族人，属正红旗，他父亲是一名护军，不识字，牺牲在和八国联军作战的炮火中。可是，直到老舍先生50岁，他从不在正式场合说他是满族人，或者旗人，他觉得自己是满族人“丢人”，因为清末的满族最高统治者丧权辱国，没干好事，很不光彩。一个有趣的文字现象是，老舍先生在自己前半生写的文学作品中，竟没有一处标明自己笔下的某个人物是满族人。解放后，情况大变，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把历史遗留下的种种顾虑和世俗偏见一扫而光，而且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提高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走上了平等与共同繁荣的道路。随着满族地位的根本变化，老舍对满族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作为文化界的代表，还常常作为满族的代表，参加一系列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协商。1960年4月，老舍作为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老舍的亲切谈话，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大会中间休息，老舍先生由主席台上下来到旁边的休息室抽烟，坐在一个角落里。隔了一会儿，突然，他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走进了休息室，而且照直向老舍这个角落走来。老舍先生以为他们要找个角落商量什么事，便想起身躲开，可是，毛泽东却把他拉住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于是，便都落坐，围成一个小圈圈，真的开始大聊满族人，而且兴致极高。毛泽东主讲，其他几位频频插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插话，使老舍大为惊讶。他以前也知道一些康熙皇帝的功绩，但既不系统又不太具体，而且绝对没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回到家中，他便向家人做了详细的传达，并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从这以后老舍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他的这些作品形象生动他说明了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老舍还想写《康熙大帝》，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毛泽东对满族和康熙皇帝的评价，始终装在老舍的脑子里，它成了老舍晚年主要思索的课题。

《红楼梦》风波——毛泽东与李希凡

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有两封书信和李希凡有关，一封为大家所熟悉，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此信写于1954年10月16日，当时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第二封信是1957年4月20日写给袁水拍的，但信中却涉及到李希凡，此信收辑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从这两封信中反映出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关注和对青年学者的关心培养。

一、小人物的“挑战”

1953年5月，《文艺报》第9期的“新书刊”专栏里，介绍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2年棠棣出版社出版），说这本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该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

不久，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合写了一篇批评俞平怕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后来指定由《文艺报》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己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惜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

《红楼梦》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5遍。”毛泽东反复读《红楼梦》，不是仅看书中的故事、语言艺术，而更重要的是看阶级斗争，看政治斗争，看社会历史。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23岁，一个26岁。”对于文章的内容，毛泽东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划，在许多处划了双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线牵出来连划三个圈。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

1．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论断：“贾府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2．在文章的同一节里，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3．在文章的第三节，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并批道：“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4．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讲道：“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从这几点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50年代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毛泽东不仅在李、蓝的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份量，并有意识地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念、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文艺报》、《光明日报》的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在10月16日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

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今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下应当时他们投降。

毛泽东在以上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未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