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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此后，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了。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毛泽东发动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而且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二、“他和贾宝玉很熟嘛”

1954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休息中间，当时的青年团代表小组组长胡耀邦拉着李希凡去见周总理。周总理看出李希凡有点紧张，便和李希凡聊起了家常，问李希凡原籍哪里，哪年入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听了总理和蔼可亲的问话，李希凡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李希凡说蓝翎是他的男同学时，总理开朗地笑了。说：“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总理接着说：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总理的教导，李希凡一直记在心中。12月25日晚，政协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李希凡壮着胆子和同桌的一位同志去给毛泽东敬酒，毛泽东含笑起立和李希凡碰杯，看着李说：“谢谢你！”李希凡也急急忙忙说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时，刘少奇也在毛泽东身边，他和李希凡握了手。眯起眼睛瞧了李希凡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很年轻么！”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1955年春节团拜会，李希凡得到了邀请。那时的怀仁堂两廊有隔开的小间屋，每屋设一桌席，李希凡是在第二间屋的那张桌，大家正在谈笑时，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拜年。最后是和李希凡握手，还特别盯着李希凡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又一时记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在追忆着，已经走出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李希凡握手说：“你是李希凡？”李希凡高兴极了，赶忙回答说：“是我，是我。”毛泽东终于记起了李希凡，这使李希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概正因为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1956年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李希凡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幽默他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毛泽东这句诙谐的话，引起了周围很多人的笑声。

1955年李希凡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调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工作。在《人民日报》眼界开阔，接触面宽，李希凡对自己的工作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时间不久，由于年轻气盛，又脱离群众。写文章也就不那么讲理了。1957年4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袁水拍写信，除了交换对袁水拍诗的看法外，其中也谈到了李希凡，信中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饺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李希凡后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但也表明了不愿教书的想法。毛泽东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仍然关心着李希凡的成长。直到1964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还想到李希凡不深人群众和缺乏锻炼的缺点，特别指示《人民日报》领导人，点名要李希凡到农村去。这些事虽然过了许多年了。但却铭刻在李希凡的脑际，使他终身难忘。

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与何其芳

在毛泽东的个人气质中有一种超凡魅力的个人自信，以及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早在1919年，当中国还是魔鬼当道、魑魅横行的时候，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向世人发出号召：“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就是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59年，在中国人民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提倡不怕鬼和主动打鬼的精神，并提出要从古代志怪、志异的人鬼作品中选取若干篇编印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鬼故事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开始变为公开论战，毛泽东日益感受到修正主义背弃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加之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华攻势也日见其凶。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严峻时刻，更应发扬“金猴奋起千钧棒”那样的主动迸击的“打鬼”精神。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鬼故事，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十分自然地把它们当作鼓舞志气的工具。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时，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毛洋东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8月23日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辞，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台湾的参谋长赵家骧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个副司令吉星文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血。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他还讲起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下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象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凯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这是毛泽东在郑重的会议上，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同年5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目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西藏叛乱及随之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在周恩来、陈毅讲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毛泽东讲了一番话：“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鬼，半个人，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

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才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到：“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5月6日同外宾的谈话整理打印出来，分迭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看后，在自己的那一份上批示：“江青：看第13页。不能看，请林克同志读给你听。”江青多年养病，但在中宣部文艺处挂着职，还是负责人。这份材料的第13页，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毛泽东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同志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何其芳虽然在1938年就和毛泽东相识，但通过这次编书，使他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编书过程中，毛泽东从选目到序言都精心过问。在听取何其芳汇报时发表了许多看法，并多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上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来时刘义厌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裴铏的《传奇》、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张师正的《括异志》、郭象的《暌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即英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许秋诧的《闻见异辞》，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者。不久，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未预料到的事情，《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中断了。

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把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释。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序言”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谕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了解放，那未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话中，毛泽东讲到：“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于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下重视，就可能被妖木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向何其芳谈到自己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何其芳后来读到了。这是两首什么诗呢？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未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4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这是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中的两首。何其芳说后来他读过的，也是传抄件。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槁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心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占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下伯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这样一大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此外，毛泽东还有几处修改，其中重要的修改有两处。一是在序言：“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很喜欢毛泽东加的这段话，认为这是使文字生动活泼起来的传神之笔。另一处是在序言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时候，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何其芳认为这是有深刻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意见进行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的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并在何其芳的信上批了一段话：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苦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辽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的。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中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这个重要修改是要说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它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周总理1月26日对送审的书稿用墨笔写了批示。

何其芳同志：

修改了几个字，请酌。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

周总理修改的虽不多，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总理批改文件时全神贯注，对文内每个字，每个标点都不放过的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经过这样一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毛泽东是花了精力的，书中也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此书作为当时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这本原由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小册子，原不该产生什么需要批判的问题。然而。这篇序言在修改过程中的一些小事传出后，却构成了批判的把柄。问题出在誊写过程中。毛泽东加的那段话：“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在誊抄到“光昌流丽”四个字时，觉得非常精彩，但没见前人这样用过，为慎重起见，就通过电话询问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俞平伯，得到肯定答复后就继续抄上去。这种在编审过程中，常遇到的事当时却变成了“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在一片“打倒”声中遭到长时间严厉的批判。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交往中，何其芳对毛泽东的感情日益加深。1977年何其芳在辞世前留下一篇文章——《毛泽东之歌》，文中详细地记叙了他几次被接见的情景，也回忆起为修改《不怕鬼的故事》序文，毛泽东与他谈话时的音容笑貌。

粗呢中山装——毛泽东与张恨水

张恨水，著名小说家。原名张心远。1895年生于江西，他在3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风靡一时，成为国内第一畅销书。40年代，他又相继写出《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作品，影响甚大。

1945年秋，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同在渝的各界知名人士会见，向他们介绍形势并交换意尿，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9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张恨水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张恨水。毛泽东对张恨水在抗战时期，以小说、诗文为武器，为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欣赏，特别喜爱他的抗战小说《八十一梦》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腐败现象和黑暗面的文章笔调。

时隔不久，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问张恨水“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张恨水答道：“还可以、谢谢！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毛泽东说：“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说到此，毛泽东使劲将手中的烟蒂摁灭。“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张恨水频频点头。毛泽东微微一笑，接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道：“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张恨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一向关注人的姓名，问道：“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甚详。”张恨水答：“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还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两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说：“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例如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清代湘军重要将领）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祥简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1945年11月14日，张恨水将后来引起巨大轰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比《新华日报》早一天刊登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谈》上，即署名毛润芝。

张恨水和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将一块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送给张恨水，并握看作家的手深情他说：“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账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同家人叙述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对夫人说：“毛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还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全家品尝。那块呢料，张恨水做了一套中山装。以后，每逢参加重大会议和宴会，他都将这身中山装穿在身上。厉来衣服的颜色褪落了，他就改染成藏青色。

50年代的一个春节，全国政协举办团拜会，张恨水一如既往地穿上这身中山装前往。在门口迎接客人的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张恨水，上前握手，问候他的工作及病情状况，无意间他敏锐的目光扫到了张恨水这身有些寒酸的衣着上。问道：“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恨水一愣，说“没有哇。”不知周总理为何突兀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他看见总理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一身衣服，才从愕然中恍然大悟，笑道：“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退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哇！”

文坛知音———毛泽东与周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一行等来延安工作。到延安后，中央安排周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从那时起，周扬和毛泽东接触很多，他们或面谈、或书信往来，关系极为密切。

周扬，原名起应。湖南益阳人。1908年生。1931年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5年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进行国统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30年代的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已有较深的造诣。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从抗大、陕公等单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办，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联合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该学院宗旨是“培养抗战急需的大批艺术工作者”。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经毛泽东提名，周扬任鲁艺副院长。1938年以后，鉴于延安文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毛泽东几次找周扬谈话，征求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在他主持鲁艺工作的几年中，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陕甘宁边区久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来边区参观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曾博访周咨，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过一些介绍。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也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介绍，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两人合写了一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因忙于党内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目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从此信能看出毛泽东对周扬是极信任的。经过周扬的修正加工，《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政社出版。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文艺》副刊刊头撤销，改第四版为综合性专刊。9月20日，毛泽东和第四版主编舒群商量后，特地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有前语：“《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在所列各同志姓名之下，都注明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数字。其中有“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征稿办法中还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隼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周扬也去参加了这次轻松愉快的枣园之宴。

1944年，周扬同志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周扬为此书写了编者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周扬把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休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指的那段话，是周扬编写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

毛泽东的这封信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揭示了普及与提高的丰富含义，指出普及的目的在于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并且“把他们提高起来”，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事前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9日复信给周扬，说文件“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旺”。

但是，建国后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还在挂念着周扬。

领袖和作家之间———毛泽东与欧阳山

毛泽东在延安很重视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每闻有人到延，总是尽快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安排集体或个别的场合，同他们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鲁迅有过交往的作家欧阳山到延安后，更是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曾给欧阳山写过三封信，邀欧阳山面谈；认真阅读欧阳山发表的作品，给以热情的鼓励；并经他批准，任命欧阳山为中央研究室文艺研究室主任等。这些礼遇与殊荣，使欧阳山内心深受感动，并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初次见面

欧阳山，原名杨凤歧。湖北荆州人。从小随养父在外流浪，接触了广泛的人生。1923年用凡鸟的笔名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曾得到鲁迅的指导。1933年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逃亡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用欧阳山的笔名发表作品。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延安。

欧阳山从重庆到延安，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安全，他改变了身份，扮为八路军的家属。他当时的夫人草明也不能与他同行。草明带着一个1岁多的孩子，同有家属的队伍一道撤退，是先一批到延安的。欧阳山于1941年4月到达延安，当时正是阳春季节，陕北高原的广阔原野，使这位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顿开眼界，解放区的沸腾生活，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满怀热情地投进新的生活与工作中去，并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

欧阳山和毛泽东的初次见面是在1941年的夏天，那时毛泽东48岁，高高的身材，庄严平静地站在欧阳山的面前，和欧阳山握手之后，毛泽东看出了欧阳山手足无措，心情激动的窘态，就热情让欧阳山坐下，并给他倒了杯开水，像一位贤良的兄长一样，用随和的低声问欧阳山的文学经历和社会经历，问他在上海时看到的鲁迅先生的情况，问当时重庆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大家所受到的国民党的迫害。欧阳山望着毛泽东智慧深沉的眼睛和温和的微笑，看着他那披在背上打补钉的棉衣，便忘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欧阳山从毛泽东的住地告别出来后，才觉得十分后悔，因为他光顾自己说话，没有从他那真知灼见、雄才大略里面多得一些教益。

二、三封书信

1942年春，随着延安文艺界队伍的不断扩大，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其内部的种种分歧，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的缺陷表露得较为明显和充分，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野百合花》等一批讽刺、暴露革命根据地生活中缺点或阴暗面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立场或其中的某些思想倾向，不仅脱离了动员、团结、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主旋律，而且也有悖于一些文艺家奔赴延安的初衷。欧阳山感到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于是欧阳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反映一些问题外，还建议，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他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考虑、研究。毛泽东看后，于4月9日早晨复信，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