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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同毛泽东谈文艺，谈盆景，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会见时间就要过去

了，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毛泽东说：“让他们等几分钟吧。”周瘦鹃见时间迫促，不便久留，就站起身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送到门口，周瘦鹃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感激地说：“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下去！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从中南海回到住处，周瘦鹃兴奋极了，他对别人说：“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他又赋诗一首，其中四句是：“再造乾坤夺化钧，却容前席渥亲仁；谁知身历去黄劫，初识人间浩荡春。”

毛泽东的这次会见，给了周瘦鹃极大的鼓舞，他勤笔勉思，鼓足干劲，写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叙了被毛泽东接见时的幸福情景，很快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喜爱他的读者和敏感的评论家发现，他的作品记录了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从中可以听到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诗坛友谊传佳话——毛泽东与柳亚子

柳亚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郭沫若曾称柳亚子先生为“今屈原”。茅盾认为“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一生与毛泽东有过三次聚会。第一次是1926年5月在广州；第二次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两位诗人之间的友好交往，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为中国诗坛上留下了一段千秋佳话。

粤海难忘共品茶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是以政治上诗词上的共同语言为基础的。1924年，柳亚子赞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并且成为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柳亚子当时是中央监委委员。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当时蒋介石向全会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毛泽东等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得到何香凝、柳亚子的支持。出于愤慨，柳亚子不等会议结束，就托母亲病重，离开了广州，毛泽东和柳亚子虽为初识，双方深谈不多，但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柳亚子诗中也有“粤海难忘共品茶”，“珠江粤海惊初见”的诗句，表达了他初见毛泽东的心情。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柳亚子不屑与这些“小人”为伍，遂遭蒋介石通缉。他靠友人帮助，躲藏于“复壁”中才免遭逮捕。事后，柳亚子偷渡出海，东渡日本避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国内共产党人的斗争。1928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1929年，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十分兴奋，他在《存殁口号》之一中写道，“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支那两列宁”柳亚于自注之“孙中山、毛润之”。在这样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列，并极尽推崇之，柳亚子是第一人。诗中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革命以及武装斗争的理论，同时称颂和怀念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

从1926年初晤之后，毛泽东一直无法得到柳亚子的信息。直到1937年，他在延安接到何香凝女士的来信，才知道柳亚于的情况。他激动地给何香凝去信说：“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

1941年，柳亚子因反对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亡命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从香港回到桂林。1944年秋天，国民党军湘桂大溃逃，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于9月12日由桂林搭乘飞机到重庆。他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经常写诗、填词，歌颂共产党，痛斥国民党，并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领导人过从甚密，1945年且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给毛泽东：“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他把中国的

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身上。

毛泽东在延安指挥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工作十分繁重，但仍然关心着柳亚子等人的安危，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说：“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柳亚子的亲切关怀和深厚情谊。柳亚子读了毛泽东的信，激动万分，更加增强了与共产党团结合作，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重逢握手喜渝州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毛泽东子1945年8月28日亲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举行了43天的谈判。柳亚子深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所折服。30日下午。柳亚子即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曾家岩50号与毛泽东会面。久别重逢，故人情深，欣喜之情不言而喻。柳亚子当夜作诗一首，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诗人念念不忘“羊城初晤”，更津津乐道“渝州重逢”，他崇拜毛泽东的超人胆略，以及不畏艰险，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但同时希望共产党人能以诚意感动国民党政府，使之放弃内战阴谋。柳亚子的意见代表了“国统区”一部分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他们对国民党尚有幻想，对国内局势也有盲目的乐观。几天后，毛泽东约柳亚子等人到红岩村办事处谈话。毛泽东高屋建瓴，通俗易懂地分析了国共和谈的态势，深刻有据地指出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天民贼”的反革命本质。毛泽东的谈话，使柳亚子很受启发，他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心上温黁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谈判之紧张是世所罕见的。但他仍把民主人士如与柳亚子等的晤谈挂在心上。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亲临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11号拜访柳亚子。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畅谈中，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句，他知道毛泽东也是精于此道的人。毛泽东没有让老友失望，他仔细斟酌，最后把自己于1936年：2月所写的《沁园春·雪》一词重新抄录后，赠送柳亚子。他在10月7日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对毛泽东特意致赠的这首词，柳亚子奉读再三，直呼“大作，大作”，并于10月中旬作词一首为和。他对毛的《沁园春·雪》在艺术上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不但是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不能比拟，清代的纳兰容若也望尘莫及，他为此写出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柳亚子从国民党民主派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只要中国各党各派，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推翻反动统治。他在词的结尾用“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来抒发他决心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并肩战斗，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信念。柳亚子的和词与毛泽东的原词在重庆《新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轰动山城，这是毛泽东的诗词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那时郭沫若、陈毅、黄齐生部有《沁园春》和词，可谓盛极一时。当天客人离去之前，邻居卢国清以纪念册索题。

毛泽东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题：“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题：“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柳亚子题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技，英雄崇拜复何疑，己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毛泽东把《沁园春·雪》送给柳亚子时，由于柳亚子很敬佩毛泽东的诗词书法，请加盖印章，毛泽东笑着说：“我身边没有印章。”于是柳亚子慨然允若说：“我送你两枚吧！”回到寓处，柳亚子即请同寓的重庆篆刻名家曹立庵刻了“毛泽东”。“润之”两方印，柳亚子当场就铃盖在册页上，翌日面交毛泽东。

毛泽东在渝期间，柳亚子商同尹瘦石，以他炽热的爱国诗言同瘦石生动的历史画卷合在一起，举行一次展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特地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展特刊”题写了刊头。在筹办联展期间，柳亚子于1945年10月2日在红岩村再次会见毛泽东，提出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欣然同意。10月5日下午尹瘦石专程去红岩村为毛泽东挥毫，10月6日柳亚子便在画像上题诗云：“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呼。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这首诗表达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骥附骖随的心情。

10月初，柳妻郑佩宜因盲肠炎住重庆中立医院开刀，柳亚子心绪不宁。毛泽东在百忙中闻讯特意写信致柳亚子，询问其妻手术后情况，表示慰问，并把对时局的看法交流给柳亚子，其中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名言，信中毛泽东还对柳亚子的诗作出评价：“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毛泽东对柳诗的高度评价，使柳亚子感发兴起，又作赋一首：“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在“握手渝州”的这段友好相处中，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通信，使柳亚子更坚定了对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以及为之奋斗的勇气。从此，他更积极地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中。

1946年初，柳亚子回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在玉佛寺举行的上海各界群众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于再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激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毛泽东闻讯后，于1月28日致函柳亚子：“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由于国共关系的恶化，国民党当局不断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柳亚子被迫于1947年10月离沪去香港，积极参加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工作。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柳亚子又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前途真喜向光明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望。毛泽东专电致函在香港的民主人上，邀请他们北上共议建国大事，毛泽东又特意给柳亚子先生单发了一份邀请电。柳亚子对毛泽东的亲自电召感动不已。这位63岁的老人，在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之后，看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其兴奋之情难以形容。他在《毛泽东电召北行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中写道：“六十三龄万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3月18日，柳亚子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北平。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陈叔通、李锡九、黄炎培、马寅初诸老到机场迎接。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同乘第一号汽车，检阅军队，阵容雄壮。当晚，毛泽东设宴于颐和园益寿堂，宾主共20人。柳亚子与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别后3年有余，得以相聚，心情欢畅兴奋。回到饭店，赋七律四首，歌颂了解放区的新气象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当时，由于从国民党统治区赴北京的民主人士络绎不绝，有关部门应接不暇，一时对柳亚子的照顾稍有欠周，浪漫气度颇浓的柳亚子在3月28日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抒发了他不满于自己当时的政治物质待遇，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感情。此时虽然正值人民解放军准备突破长江天险的前夜，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收到柳亚子的诗后，仍很重视。当他了解到柳亚子到达北京后，想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的衣冠了，但没有交通工具因而颇为懊恼等情况时，立即派人安排柳亚子的生活，让柳亚于从北京六国饭店移往颐和国居住。后来又派秘书田家英接柳亚子和夫人到香山碧云寺，了却他拜谒孙中山衣冠军的心愿，并且周到地派摄影师为他们摄影留念。

4月29日，毛泽东也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感情真挚、亲切感人地回忆了他们过去20多年的交往：“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叶时节读华章。”继而对柳亚子流露的消极情绪提出委婉的批评和诚挚的规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勉励和希望柳亚子在北京继续为革命工作，像过去一样全心全意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不要半途而废。

194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到颐和园新居看望柳亚子，和他论国事，谈诗同，叙友情，并一起游览了颐和国，当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南京，蒋家王朝被人民推翻了。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中国再也不能落后下去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还以风趣的口吻对柳亚子说，现在与蒋介石不一样，你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柳亚子对毛泽东的关怀深为感动，他向毛泽东表示：“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他再写了一首诗给毛泽东，情意真切地感谢毛泽东以”风度元戎海水量”来对待他的牢骚，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规劝和批评，表明“昆明池水清如许，未要严光忆富江”，不回故乡隐居了，自此以后，柳亚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并且继续以他如椽的诗笔热情歌颂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诗人兴会更无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1月，民革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柳再次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50年10月1日，柳亚子登天安门参加首届国庆节。10月3日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

堂举行盛大歌舞晚会，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歌舞晚会，并邀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同观看。当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族代表隆重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献旗、献札致敬后，毛泽东心情很激动，他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毛泽东的这番盛情，柳亚子求之不得，他即席填成一首《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呈献毛泽东。词曰：“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跃。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泽东乃步其韵奉和，写出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全同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跃，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10月4日、5日晚，柳亚子在怀仁堂观看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戴爱莲主演的《和平鸽》舞剧，诗人极为欣赏赞美，随即又填词一首，“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这首诗传到毛泽东那里，这时，正值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被我志愿军赶回三八线附近，毛泽东诗兴大发，又挥笔写下一首和词：“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毛泽东用“最喜诗人高唱至”这样最普通的语言，写出了对诗人柳亚子的最高评价。

1950年9月，为了便于柳亚子的交往，又将他的住处转迁于北长街89号。住宅为北方四合院，位于北海之南，故宫之西，中山公园之北，庭院宽敞，环境良好。毛泽东题其新居为“上天下地之庐”，此匾悬挂在客厅正中。有了环境优雅的新房子，柳自云：“精神更好，大非昔比了”。此后，柳业子写下了不少诗篇，用诗歌赞颂共产党，赞颂新中国，并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2岁。

延安情深——毛泽东与柯仲平

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仲平满怀爱国激情回国。先到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11月，柯仲平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柯仲平曾先后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战歌社社长、民众剧团团长、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努力致力于诗歌和戏剧的大众化工作，在创作和演出活动中，力求体现出民族的风格和特色，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并亲自和柯仲平谈话，交往十分密切。

街头诗运动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柯仲平以边区文协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名义，与诗人田间、林山、邵子南等，于1938年8月7日发起了延安街头诗运动。8月1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转载了他们的《街头诗运动宣言》。宣言说，“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但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一天，延安的街道不少地方都贴写着街头诗。他们还悬挂起几幅宽大的红布横额，上面除贴写街头诗外，还醒目地挂着一条写有“街头诗运动日”的横额。这项活动的准备时间虽然下太长，但几天内就收到了30多位作者的100多首诗。延安的《新中华报》分两次刊登了其中的9首创作。柯仲平著名街头诗《保护我们的利益》和《告同志》，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发表的。在《告同志》后边作者注明：“此诗曾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那堵石灰墙上。在干部隼会上，我朗诵过很多次。”《保护我们的利益》还被抗战文艺工作团带到敌后，在老百姓中多次朗诵。

1938年5月，柯仲平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全诗描写马福川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保卫家乡，自卫锄奸的斗争故事，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是解放区诗坛上最早出现的描写农民斗争的长诗。夏季的一个傍晚，延安新华印刷厂举办一个晚会，柯仲平朗诵了这首诗歌，他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读了一半，感到下面还很长，而毛泽东也在听，怕影响他的时间，便停下来问：“还要不要念？”可是毛泽东却显得兴致勃勃地说：“把它朗诵完吧！”于是诗人爽朗地笑了，又重新挥舞起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毛泽东坚持听到下半夜，一直听完柯仲平的全部朗诵，他亲切地走到台边，和柯仲平握手，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称赞他把工农作为作品的主人，称赞他对民歌体的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把他的诗稿带回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退还了诗稿，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并批下了八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诗歌很快在很少登文艺作品的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柯仲平特意在诗前加了一个小序，序云：“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我除深致感谢外，以后必然是更加努力的。”这里所说“一位同志”，显然就是指的毛泽亨，这部长诗的发表，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听了，微微点了点头，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听了，真是兴奋极了。立即去找成校长，要来了纸，裁好以后发给听报告的人，请他们写下自己所记得的歇谣，这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歇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47年5月，柯仲平随西北野战军攻打陕北波罗镇时，为指战员写下鼓动诗一首《保卫毛主席》。诗云：“从河东，到河西，我们赶来保卫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指波罗镇），吃‘菠萝’，口不渴，再吃好肉好馍馍。头一口，要吃香，头一仗，要打响；吃了这样吃那样，我们要接二连三的去打胜仗！”柯仲平说，部队“临出动进攻时，我们的首长把部队集合在一条河滩上，又进行一次战斗动员。我奉命在他们简短有力的讲话后，朗诵这首诗。在这个团朗诵毕，又被叫到另一个团去朗诵。这场极热烈的动员一过，马上就出动。”

民众剧团

1938年4月间，延安召开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晚会上，业余剧团演出了传统戏《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节目间隙，毛泽东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槁，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听后指着坐在后徘的柯仲平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回答说：“应该！应该！”毛泽东接着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柯仲平连忙表态：“我们马上动手去办。”柯仲平说干就干，立即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7月初，剧团成立。初时，剧团条件很困难，毛泽东得知情况，给了剧团300元钢洋。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20元法币，还把从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托人从前线捎回，作为剧团的道具，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回来时，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后来，张鼎丞、陈云也都给剧团送来了许多战利品作道具。中央领导的支持给剧团以极大的鼓舞。

民众剧团在柯仲平、马健翎带领下，长期坚持下乡，深入基层生活，热情为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演出，他们走遍边区23县，行程数万华里，创作演出了《查路条》、《回关东》、《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等许多优秀现代剧目，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剧团团歌唱道：“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1942年5月1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柯仲平针对当时有人忽视大众化文艺的倾向，结合自己率剧团到各地受欢迎的体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还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还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看了《中国的拳头》后，亲自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秦腔《国魂》后，亲自给柯仲平写信建议改名为《中国魂》，认为此剧“情节动人，对于动员沦陷区的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可起到积极作用。”

1943年秋季的一天，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接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的电话通知，说毛泽东邀请他们三人到枣园一见。毛泽东当晚在一孔普通的窑洞接见了他们。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窑洞西南角支了一张木板床，折迭整齐的被面上还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毛泽东点燃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随后示意让他们坐下。毛泽东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那里。”毛泽东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涎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槁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刨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随后柯仲平、马健翎又将民众剧团的演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大家边说、边笑，气氛活跃极了。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

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励，继续努力！”

解放后，柯仲平到北京参加人代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咪咪地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说得柯仲平笑了。

枣园之宴

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拟订了一份征稿人名单，亲笔抄录。名单中有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各方面人士共16位。内有3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柯仲平。毛泽东辽在柯仲平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客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继入席，毛泽东站起来即席致词：“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然后接着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为征稿事，皆乐于接受，宴席上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

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一人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然后给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

月亮渐高，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劝柯仲平罢饮归去，背着毛泽东递去，不料，事机不密，给毛泽东截住了，他笑了笑把它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才算散席，毛泽东送客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栽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扶不起来，两人东倒西歪，结果都卧地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唤醒，抬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警卫员，迎面是毛泽东，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的汽车，于是5人一起上了汽车。

为刘志丹立传

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的岁月里，柯仲平和群众无所不淡，他特别注意到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烈士的怀念，认真倾听陕北乡亲们对刘志丹英雄事迹的叙说。他根据毛泽东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和周恩来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题词精神，决心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历史。

在巡回演出途中和日常工作之余，柯仲平处处时时留心搜集刘志丹的事迹，他从刘志丹的战友，部下和接触过的群众中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资料。他

的黄布挎包积累了一本本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笔记本。

1947年夏，柯仲平奉命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柯仲平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工作，1948年4月，“丛书”编辑工作即将结束。一天，胡乔木告诉柯仲平，毛泽东请他去，那天，毛泽东有点伤风，在床上躺着。柯仲平一进去，毛泽东便从床上下来，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扛长工还是打短工？”柯仲平说打短工。毛泽东又问：“你把短工打完到哪里去？”柯说：“到你呆过13年的地方去。”毛泽东说：“实际只12年半。”毛泽东又问：“还回去？打算干什么？”柯仲平就把酝酿多年，准备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在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的打算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理解诗人的心情，对他寄予热切的希望。他鼓励柯仲平多去调查研究，花上十年八年，真正了解一个根据地。并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柯仲平也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支持他搞创作，而且提出了一个极其中肯的意见：你最好写一支游击队的成长。如果全面铺开写，写出来还得交中央审查，中央又得尊重地方的意见，他们说这儿不对，那儿不符合事实，就很难出版，不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要写得感动人，写那些最微妙的东西。

柯仲平带着毛泽东的期望和党中央的关怀回到西安。但他托人坚壁的采访记录和写作素村，均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的环境被烧毁。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采访，重新搜集素村。建国后，柯仲平先后担任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一届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一届、二届代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参加会议，迎来送往，下乡调查，临时性的写作任务常常占去他很多时间。后来，组织上减少了他的一些行政工作，使他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经过3年辛勤耕耘，他撰写出《刘志丹》长诗初稿。

1953年，党内出现了“高饶问题”，柯仲平日夜呕心沥血所写的长诗的一部分受到株连，书稿全部报废。有人劝他不要再写了，何必去冒这个风险？但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下受真人真事的局限，重新开始创作。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别有用心地把《刘志丹》小说打成反党小说，正在创作长诗《刘志丹》的柯仲平又一次受到审查，审查他的15本笔记本和刘志丹诗稿，要他交待创作过程，查他与“反党集团”的关系。他想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鼓励和支持，仍不畏艰险，不怕受到株连，狠下心要为陕北人民斗争写出一部长篇叙事诗！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创作。1964年秋，长篇叙事诗《刘志丹》终于完成了五分之四。但是，就在这年10月24日晚上，柯仲平在支部大会上发言，突然倒在沙发背上，终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穿孔，不幸与世长辞。遗憾的是诗人为之奋斗20多年的长篇叙事诗《刘志丹》未能完稿，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中，长篇叙事诗《刘志丹》被作为罪证提出来。连贺尤送给他的那件羊皮大衣也当做罪证展出，已经安放在烈士陵园里的骨灰也被驱逐出来。柯仲平的英灵再次受到践踏。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9月20日，中央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了柯仲平骨灰安放仪式。1985年元月25日，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为纪念柯仲平召开了座谈会，称赞他是革命的大诗人，人民的大诗人，中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柯仲平的一生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从友谊走向决裂——毛泽东与胡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辽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对当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是衷心表示“钦佩”的，以至视为自己的“楷模”。史实说明，毛泽东的这些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也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04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1910年赴美留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病逝于台湾。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还去拜访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杜，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作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这很出乎大家意料。对此，毛泽东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号。文章主旨是呼吁设立国立大学以救国中无高等学府之失。胡适不曾想到，他这篇只印发了数百份的文章在5年后会被毛泽东引为同调。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暂不出国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

想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更力有利，但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和影响却是分不开的。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上发表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时，胡适看后便在他主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有人说，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恶势力，加上来自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胡适当时敢于那样义无反顾地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地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视之为自己的“好兄弟”，应该说这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