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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曾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久即受到车大钊等人的批评。但在当时提出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革。这对反对封建保守势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很可能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受其启发，于同年9月1日提出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散发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其中还包括胡适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等。该章程原拟在《湘江评论》上公开发表，由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故未能刊出。为此，邓中夏便以邓康的笔名将《章程》全文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在章程之前。附上“邓康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后来，这个问题研究会并未发展会员，成立组织，正式开展活动，始终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我们今天从这个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来看，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到了1920年，毛泽东对“主义与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力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显然，这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否定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对“问题研究会”的宗旨作了重要修正。

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证求了胡适的意见。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这个建议也被毛泽东采纳了。胡适所以把它改名为“自修大学”，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作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进步的。但是，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毛泽东同胡适的看法则是下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显而易见，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是与毛泽东不辞劳苦的筹建与胡适的参谋作用分不开的。

正因为毛泽东与胡适之间，不仅有一定的往来，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对毛泽东所进行的一些革命活动，当时胡适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当时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的。这从毛泽东在1920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信的全文是：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倏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此信是明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他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信中提到的“张”即指作恶多端、为湘人恨之人骨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曾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为领导者之一，于1920年、月15日拜访胡适，吁请他的支持。此信写于驱张运动胜利后，表明毛泽东不仅感念胡适曾给予的支持，而且想继续借重胡适的声望解决湖南问题。此信完好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毛泽东与胡适真实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1921年7月，毛泽东联合湖南各界知名人士27人，在长沙潮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租了3间房，创办文化书社，作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总机关，毛泽东亲任书杜的特别交涉员，在书社经售的书报杂志中，有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杜威五大讲演》，还有其他一些介绍实验主义的读物，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民族的发展》等。毛泽东把这些书作为经过严格选择的有价值的新出版物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如何从政治思想上评价前期的胡适，这是个众说纷坛的问题，但最早对胡适作出认真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4月他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式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态度，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尽力。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时，毛泽东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此，胡适于8月24日特地从美国致电毛泽东，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病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从这篇电文中，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问候是感到欣慰的。但其主旨是在于规劝毛泽东，应以英美合法的议会选举为途径，“努力忘却过去”，放弃用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以期使国共两党的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这是与毛泽东所坚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直接违背的，是毛泽东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电文发出之后，虽由王世杰直接转交毛泽东，但迟迟未给予回答。对此，胡适在1954年为司徒雷登所著的《回顾五十年》一书写的序言中，曾作了如下的回顾：“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信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却得到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得今后5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是的，当时毛泽东没有给予回电，以后也没有给他回电。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毛泽东为了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虚伪性，批评国内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在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这样短的时间里，他接连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胡适之，直言不讳他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这是抗日战争以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次公开的指名道姓批评胡适。明确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段话，实际上也是对胡适在1945年8月所发电文的回答，说明了胡适提出的所谓“建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通过和平手段而取得政权等等建议，全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尾错误的。尽管如此，该文在最后还是明确地宣布，对于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仍然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号召先进的人们，应该“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最后。还是以“争取、团结”为主旨，再次宣称：“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里所说的“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显然是把胡适包括在内的。可见，即使这个时候，胡适已离开大陆，并且在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仍然是从统战观点出发，抱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期待像胡适“这样的人”，弥台裂缝消除分歧，回归大陆，事实说明，在毛泽东统战策略的感召下。像翁文灏这样与胡适有过密切来往。而且身居国民党要职的人，终于在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相反的，胡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到达美国或台湾后，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二系列反共的言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

195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对于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胡适也极力为自己申辩，对毛泽东思想多方低毁，可见其政治成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既肯定了“批胡”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的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说明了毛泽东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有所肯定的。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面世纪闻——毛泽东与姚雪垠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特别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毛泽东还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对创作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题村的文艺作品（如京剧《逼上梁山》），特别是对创作以李自成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毛泽东一贯很重视。

毛泽东到陕北，很关心李自成的事迹。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米脂人李健侯很崇拜李自成，他以作为李自成的同乡而自豪，并立志为李自成写书。李健侯从正杂各史和地方志等60多种古籍中搜集史料，从民间搜集传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真伪，务求翔实，并于1926年着手写作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初稿写成后，又进行了6次修改，于1930年12月底定稿，全书共40回，34万字。这部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虽是小说，却有史料价值。1942年，与李健侯交往较深的李鼎铭先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将《永昌演义》手抄本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部书。该书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颂扬，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都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演义小说的寞臼，也就是说，作品尚缺乏毛泽东期望的那种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没有深入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亲笔信，信中除肯定该书的价值外，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信中说：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又以来二千今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候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候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达给李健侯，李健侯看到毛泽东的信后，激动不已，即赴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他200元边币，以示褒奖。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先生安排在省文史馆做文史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此书尚未修改成，李健候却于1950年不幸逝世。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建国以后，有一位作家积极酝酿写作多卷本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兢兢业业数十年，刻苦勤奋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古籍，积累了难以数计的卡片、资料。为创作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耗费了大半生心血，这位作家就是姚雪垠。作者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由于姚雪垠的创作体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鼓励。姚雪垠回忆：在创作《李自成》的艰苦历程中，每逢“在我最迫切需要的时候，都得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关怀和支持，没有他老人家不止一次的关怀和支持，虽然在1963年已经出版了《李自成》第1卷，以下各卷的写作计划肯定没有完成的可能。”

毛泽东与姚雪垠的神交是从50年代开始的。1956年秋，姚雪垠在无锡太猢之滨休养，休养之暇，根据游览惠泉的印象，写了篇散文——《惠泉吃茶记》，不久在《新观察》发表。散文借景抒情，提倡要实事求是，讲究科学态度，反对人云亦云的瞎起哄，反对偶像崇拜。1957年初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茅盾与周扬，听取他们汇报文艺界现状与工作情况。汇报中毛泽东提到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说文章不长，写得很好，很讲究技巧，建议他们找来认真地看一看。还说文章也有毛病，读后给人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感，恐怕是作者的知识分子清高吧，一星期后，毛泽东召见新闻界头面人物徐铸成和储安平等人谈话，再次旧事重提，一时间文化界新闻界纷纷找《新观察》第17期，《惠泉吃茶记》成了抢手之作。

1963年金色的秋天，《李自成》第1卷出版了，为了感谢毛泽东对一位普通作家的关怀与肯定，姚雪垠即拿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他的妻子王梅彩来到邮局，给毛泽东寄了一套书。他们相信毛泽东一定会收到这部小说的，也一定会抽暇阅读的，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作家、老科学家、老演员等都受到了冲击、挨打、挨斗、挨抄，姚雪垠是老知识分子，又是老作家，当然也不能幸免。那些“造反派”逼着他签名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们追问他后4卷还写不写？他回答说：“党叫我写我就写，不叫我写我就下写。”在颠倒黑白的年月里，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一天，“造反派”闯进了他的书房，他们显然是来抄家的。姚雪垠首先想到，如果那些有关《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等都抄走了，那么《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姚雪垠心里害怕极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东西“造反派”们竟然都没有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姚雪垠心中一直是个谜。直到1977年王任重同志给他写的一封长信中，他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那是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同志列席参加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王任重同志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的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当时，戚本禹也在场。当天晚上，戚本禹对王任重说：“你不要听他的（指主席）！姚写的《李自成》第1册还可以，但写到‘闯王进京’时，一定是反动的。”王任重当时只是笑笑，未予置理，认为成本禹太主观狂妄，竟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如实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共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因此才使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没有被抄走，姚雪垠这个摘帽“极右”派也未遭到更严重的冲击。当时“文化大革命”正逐步走向高潮，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地保护姚雪垠，不要说以后的继续创作了，就是性命也自身难保。

1975年，姚雪垠写完《李自成》第2卷已经有一年多了，但在“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的干扰下，不仅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而且连写作也很难继续下去。在好心人的建议下，姚雪垠准备冒着风险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写作的情况，但是，写的信毛泽东是否能看到？经过反复思索，姚雪垠决定先写信给原武汉中委书记、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同志，向他询问给毛泽东写信能否帮助转交？宋一平当年全力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所以他见到姚雪垠的信后马上同胡乔木等商量。胡乔木看完此信，当场表示：姚的信写成后，我可以帮助转交。宋一平迅速将这一喜讯复信告诉姚雪垠，并详细嘱咐说，毛主席患了眼疾，所以要用毛笔写信，字要写得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给毛泽东写了信，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下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姚雪垠还在信后附呈旧作七律《抒怀》一首：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凝眸春海千潮涌，挥笔秋原万马来。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信通过宋一平转给胡乔木，乔木同志接到信后，立即转呈毛泽东，并附函介绍了有关情况。信中写道：“主席：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成5卷，约300万字，第1卷已改写，第2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给予帮助。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给他的两封信也给我看了。因为

这两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在需要时参阅。”这样，一位饱受磨难的老文化人、老作家的信终于到了要达到的地方。毛泽东收阅姚雪垠的信后，于11月2日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到：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11月2日

毛泽东的批示虽然简短，但却表明了他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全力、坚定的支持。在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安排下，1975年12月21日，姚雪垠终于来到北京，摆脱了那些随意的干扰，可以一心一意地修改、写作书稿了。到京的第二天，他立刻投入了工作。凌晨起床，他伏在案头，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到京快车高卧入京华，笔砚安排即是家。舞剑仍来残月外，挥戈惯趁夕阳斜。心游见阙骊龙近，眼望珠望雪路遐。任重只愁精力减，扬鞭少看上林花。

“四人帮”被粉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从1977年开始，《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问世。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保护姚雪垠并两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遗憾的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还没有全部出齐，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然而，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的关怀和支持却永驻人间。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诗词唱和——毛泽东与郭沫若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前海西岸，坐落着郭沫若的故居，故居正门上方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金字木匾。院内生长着郭老和夫人于立群亲手培植的银杏、牡丹等花木。郭老的纪念铜像安坐在绿荫环抱的草坪上。沿甬道北行进四合院，前排正房西间为客厅，环境素朴、典雅，周恩来等领导人和中外友人常来此处作客。东间为办公室，书桌上静放着郭老握过的最后一枝毛笔和随身用的耳机。迎面书柜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用隶书抄录的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在西厢房陈列室中展放着1949年3月郭沫若在机场迎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北平时和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和郭沫若非同一般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表明了郭沫若对毛泽东无比的崇敬和热爱。

史剧、史论育大益于中国人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律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诗人纷纷撰文作诗，高度评价《屈原》的积极意义和作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的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写的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此时抗战己处在胜利的前夜，中国革命势力空前发展、壮大。中共南方局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组织一组纪念文章，意在通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革命队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意图下写出的。文中不仅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述了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且深刻总结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不修边防，不讲政策策略，军纪败坏，妄杀部属，最终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归于失败。连李自成本人也在溃乱中为地主武装所杀害。这一经验，对于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向胜利转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发表后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仅隔20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1944年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11月21日写的复信，信中说：“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汉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做，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下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毛泽东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在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认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还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这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旧友重逢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为此亲自前往延安，妄图置中国共产党于被动。为了揭穿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和谈”阴谋，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毛泽东一行于8月28日飞抵重庆时，整个山城沸腾了，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逗留期间，广泛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大使和中国记者，向他们介绍会谈情况，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是郭沫若景仰的革命领袖和战友，自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他们已有1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旧友重逢，感到分外喜悦。当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以后这块表虽然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在同毛泽东的多次会面和交谈中，郭沫若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及党的方针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他决心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向毛泽东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录赠给他。并致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上发表，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发表，立刻轰动山城，波及全国。一时间，和词、论文，乃至其他样式的文章纷至沓来，涌现于不同性质的各种报刊：或衷心赞颂，或恶意中伤，笔枪舌剑，针锋相对。1945年12月，被国民党控制的《大公报》，连载该报主笔王芸生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该文开宗明义他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他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想复辟做皇帝等等。之后，一些报刊鹦鹉学舌，连续发表反动和词与文章，大有群犬吠日、鸦鸣蝉噪之势。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郭沫若一马当先，撰写诗文赞扬《沁园春·雪》，并抨击反动文人对它的攻击和诬蔑，他在《摩登唐吉河德的一种手法》文中说，毛泽东的词作“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他指出，诽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御用文人，其主子才是真正有“帝王思想”的人，因此他们发动内战，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郭沫若还谈了自己对《沁园春·雪》寓意的理解。他说：“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此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应当指出，郭沫若肯定毛词具有前无古人的宏大气魄，批判反动文人对词作的歪曲，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对作品“底子”的理解，与该词的实际寓意，似乎还有相当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沁园春·雪》时，人们对封建帝王。“风流人物”的评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1958年对此词郑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人的这个说明，才真正揭开了他的咏雪词的“底子”。

郭沫若还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两首和词，赞扬毛泽东的《咏雪》，不是历史上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战国时代荆柯刺秦始皇所唱的《易水寒》所能比拟的。它气魄宏伟，意境远大，前无古人。所谓“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烧”，痛斥元耻文人是“传声鹦鹉”、“皮相轻飘”。揭露中美反动派相互勾结，妄图“一手遮天”，“欲把生民力尽雕”，发动反人民的内战。

诗词唱和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互相写诗唱和，抒发自己的情怀，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郭沫若，请郭沫若帮助修改。

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离别故乡32年之后，重返韶山，在故乡度过了难忘的3天。此时，他已年近66岁，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年华和亲人——从妻子到弟弟妹妹，甚至还有心爱的长子，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抚今追昔，思念逝去的亲人，痛悼死难的烈士，更热爱朝气蓬勃的故乡人民，1959年6月底，毛泽东告别韶山，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登上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他远眺鄱阳湖、扬子江，眼前呈现出一派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的壮观景象。这一切使毛泽东激情澎湃，诗兴勃发，数日内相继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9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月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透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下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旬‘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胡乔木将两信转呈毛泽东。9月1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将《七律·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是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改编的，在小说里，孙悟空的第三棒就打死了“白骨夫人”。剧本将后半部改为，白骨精从第三棒下逃脱·又待孙悟空被逐，乘机降住唐僧和沙僧，猪八戒侥幸逃脱，请回孙悟空，设计除掉白骨精。全剧最精彩处，是孙悟空化作白骨精之母，要白骨精在师父面前三现原形，使唐僧悔悟。演出结束后，绍剧团的同志要郭沫若提出意见。10月25日郭沫若便挥笔写成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赠与绍剧团。诗中写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很显然，郭沫若的观剧感，主要集中在唐僧身上，他是痛斥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并把他作为打击对象，认为他死有余辜，这是郭诗的基调。不久，毛泽东在广州读到郭诗，他不同意把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作为打击对象的偏激看法，于是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62年：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当日步原韵再和一首《七律·再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是这样写的：”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郭沫若在这首和诗里，把自己原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看过郭沫若送上的这首和诗后，回信给郭沫若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同时还将他的近作《卜算子·咏梅》迭给郭沫若看。

60年代初，国际局势继续动荡，反华浪潮继续袭来，但中国人民顶住了重重压力。同时由于落实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发生了转机。实践证明中国人民不但抗得住外来的压力，而且也能顺利渡过国内的困难时期，对此郭沫若感受良多，心情振奋，因此在辞旧迎新之际，填《满江红》词一首送呈毛泽东，词中写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人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该词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郭词意在热烈歌颂中国人民在国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华思潮泛滥的局势下，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英雄气概，并对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革命前景，抱着必胜信心，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满江红》词后，非常感动，自然而然地激荡起久蓄胸间的诗情，填成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长调：“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材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读过郭词那大晚上，“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的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装满大半。”写成后。毛泽东立即抄送周恩来，并特意提醒：“郭同见1月1日光明日报”。后来，他又进一步推敲，直到改成同现在正式发表的一样为止。如今这首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名篇手迹已镌刻在“毛主席纪念堂”南大厅正北的汉白玉壁上，供人们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