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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沫若欣然同意，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发表在同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诗人人爱读，处处弦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举自己对《娄山关》的理解为例，说：今年3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曾经为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这首同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是一天的事。可见，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同并不一定真正首首都能读懂。文中还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诗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同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鸣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同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证途，尽管眼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仗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此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同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由于郭沫若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他了解毛泽东某些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的有关想法，因此，他的不少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其次，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他的解释常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第三，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使他对毛泽东诗词的意境，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有时主观随意性过强，确有不切实际之处。对此，他一旦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便马上公开纠正。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郭沫若对自己的缺陷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

1965年，毛泽东还曾请胡乔木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征求过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把修改意见写信告诉了胡乔木：“词两首，以后忙着别的事，不曾再考虑。我觉得不宜改动过多，宜争取早日发表，6月30日我去过井冈山的根据地，在那儿住了两天。井冈山主峰和远处的罗霄山脉耸立云端。同志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有原始森林。又黄洋界老地，当年战场犹在。‘飞跃’我觉得可不改，因为是麻雀吹牛，如换为‘逃脱’，倒显得麻雀十分老实了。‘土豆烧牛肉’句，点穿了很好，改过后，合乎四、四、五为句也较妥帖。唯‘土豆烧牛肉’是普通的菜，与‘座满嘉宾，盘兼美味’似少相称。可否换为‘有酒盈樽，高朋满座，土豆烧牛肉’？‘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我觉得大露了。麻雀是有下落还露过两次面。”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诗词的修改和唱和中，互相切磋，精益求精，不仅使诗词的主题不断深化，意境不断升华、结构不断完美、语言不断凝练，同时也体现了两位伟人对社会，对人民、对艺术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谈笑满座生风——毛泽东与徐懋庸

徐懋庸是从1938年到延安以后开始同毛泽东交往的，在此之前，他在上海曾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并负责同鲁迅的联系，1936年，“左联”解散之后，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的意见相左。在8月1日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凭着鲁迅对他的爱护和信任，徐懋庸急不择言地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不够正确的看法，冒犯了鲁迅；加上鲁迅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于是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徐懋庸。这之后徐懋庸的心情很苦闷，在上海的处境也很困难。为了弄清“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1937年初，徐懋庸下决心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他靠译书筹了安家费和路费，于年底出发，1938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萧军。丁玲、徐懋庸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煮作的。然后让被邀请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徐懋庸先讲，徐懋庸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他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向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

过了不久，当时《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约徐懋庸给报纸写文章。当时徐懋庸正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了点启发，于是撰写了《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文章，刊于1938年4月12日《新中华报》副刊《边区文化》第4期上。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过了两三天，徐懋庸去参加陕北公学举行的开学典礼，晚饭时恰好坐在毛泽东的旁边，毛泽东对徐懋庸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鼓励，徐懋庸心中十分高兴。

5月下旬，徐懋庸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信里简单地讲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就得到答复，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的两个秘书和培元与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5月23日，下午3点钟左右，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客气地让徐懋庸吸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又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徐给鲁迅先生的信及鲁迅先生答徐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等详细地谈了一下，井表示了来延安要弄清是非的决心。因为毛泽东平易近人，十分认真地听徐懋庸的讲话，所以徐懋庸讲起来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毛泽东听完之后，做了几点指示：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人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的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六、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徐懋庸在听这些指示的时候，越听越入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混饨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毛泽东讲完之后问徐懋庸：“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徐懋庸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问到：“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徐懋庸说：“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毛泽东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徐懋庸说：“我不想去。”毛泽东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徐懋庸讲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毛泽东笑了笑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徐懋庸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毛泽东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徐懋庸便同意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最后，毛泽东还问徐懋庸是不是党员，徐懋庸说：“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毛泽东说：“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作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徐懋庸说：“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毛泽东说：“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到这里，谈话就结束了，徐懋庸起身告辞。

徐懋庸被分配在“抗大”三大队一队工作。关于入党的问题，徐懋庸向陈云和丰富春同志谈过。陈云、李富春表示可以考虑。李富春说，入党问题，除得自己提出外，他还将通知“抗大”政治部考虑。徐懋庸给艾思奇和周扬写信，请他们作介绍人，艾思奇很快回信同意了，周扬则久无回信。徐懋庸也不再去催问。恰好有一天遇到钟敬之，谈起此事，他说张庚原是党员，钟本人已由他介绍入党。徐懋庸于是请张庚做他的另一介绍人，张庚同意了。8月，徐懋庸在“抗大”编译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会后聚餐，徐懋庸和毛泽东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徐懋庸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毛泽东问：“你爱人现在哪里？”徐懋庸说：“在浙江黄岩。”毛泽东笑着说：“哦，牛郎织女嘛！那末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徐懋庸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泽东就对膝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徐懋庸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徐懋庸还没有把信写好，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徐懋庸那里去要了。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徐懋庸的妻子刘蕴文由内侄陪同，带着两个儿子于1933年10月到了延安。

这年9月，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肖劲光、肖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下时地记录，徐懋庸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别人所不能理解的意义。在这个座谈会上，毛泽东有时也随便讲一些话。l960年，毛泽东的诗词公开发人以后，徐懋庸曾写一首《临江仙》:

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越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

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

这末尾的三句，就是毛泽东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

解成以后，徐懋庸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埋头翻译、研究和杂文写作。但1958年反右扩大化，徐懋庸被打成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徐懋庸又受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徐懋庸仍然相信党中央、相信毛泽东。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还追念毛泽东延安时期对他的关怀：“38年，毛主席不但对于上海问题给我做了恰当的结论，而且亲自分配我到‘抗大’工作，还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使我后来在前方的战争环境中，在军队的党组织中受到锻炼，得到不少其他文化人难得到的机会，这也是对我的很好培养。”1976年底，徐懋庸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应北京鲁迅博物馆之约，为鲁迅给徐懋庸的全部书信做注释工作。直到1977年2月7日长辞于世。197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徐懋庸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两位情投意合的朋友——毛泽东与萧三

毛泽东与萧三是同乡，是同学，同是诗人。两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在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曾说：“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穿着破；日的衣服，不过，在他们中我也有朋友，有两个和我特别情投意合。其中一个现在己成为作家，住在苏联。”这个人就是萧三。同学少年，长大后多各奔前程，但是萧三与毛泽东早年缔结的亲密友谊，却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萧三也许是与毛泽东相处时间最长的好友。

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

萧三，又名萧植藩、萧子暲。因排行第三，故名萧三。1896年10月生于湖南湘乡县农村，他比毛泽东小3岁，是与毛泽东住的最近的“老乡”，萧三4岁即开始发蒙，与兄长们在家馆就读。1907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学堂”）。这所小学远近知名。邻县的毛泽东是以外祖父的家（湘乡）为籍贯，才考入这所不收外县人的小学的。不过，毛泽东考入该校是1909年，比萧三晚两年。萧三自幼聪明，学业很好，常得先生好评。毛泽东作为他的晚班同学，人校后进步很快，经常获得全班第一名，尤其是他的作文。东山学堂的作文老师贺柄纲先生先前十分挚爱萧三，及至毛泽东入校，又特别喜爱起毛来。他有次对毛泽东的作文赞赏不已，特送了一套布面丝绒装订的《了凡纲鉴》给毛泽东。先生送礼给学生，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萧三与毛泽东在小学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相互讨论，相互激励，令周围同学也很羡慕。一天傍晚，萧三与毛泽东一起来到圆形池畔，靠在池塘石桥的栏杆上，毛泽东从腋丁掏出一本书，递给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要过来一看，是自己几天前借给毛泽东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用墨笔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德林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等人的传记，萧三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感到所画之处都十分有味道，他们一同交换对书中人物的意见，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下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东山小学毕业后，萧三于1911年夏天考入设在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备班，次年转为正式班。一师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主要是为小学培养教师，这所学校为志在报考大学的中层以上人家的子弟所不屑，但却被家境贫寒的农村青年所期冀。辛亥革命前，一师特邀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杨昌济来校执教，才使这所师范学校为三湘子弟所普遍看好。“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村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第一师范学校的校歌，是当时青年学生们力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而努力奋斗的战歌，也是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和人材辈出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是1913年由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的。他人校时，又比萧三晚了两年。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和萧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昌等同窗好友，常在饭后或星期日，相约结伴游息散步，他们一起研究时局，探讨人生，纵谈国家大事，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道：“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还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魄，每天黎明时分，即起床进行锻炼。星期天和节假日，又经常攀登一师后面的妙高峰或湘江对岸的岳麓山。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让太阳晒，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散步让风吹身并高声叫嚷，说这叫风浴。在已经下霜的日子就露天睡觉，甚至到了11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一批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风浪屯成长。后来，毛泽东在长沙挥毫作词，一首《沁园春》，就是他当年和朋友们共同学习、生活的真实反映，词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组织新民学会

1916年夏暑假结束，萧三由第一师范正式毕业。他在湘潭县城附近的一所族学——“黄氏族学”任教，一年后，又重归在一师附小执教，毛泽东是1918年才结束在第一师范学校学业的。在这期间，萧三仍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商讨社会问题，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经常向徐特立、杨昌济等老师请教。他们还去拜访来长沙的学者和革命家，以求聆听教诲。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进步人士宫崎寅藏（白浪滔天）先生来到湖南长沙，参加黄兴先生遗体改葬仪式，他们十分钦慕这位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支持和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不惜倾家荡产，四处漂泊。他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相见，使这两位革命家合作成立了同盟会。他创办刊物《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革命舆论，为讨代袁世凯筹款，购运武器弹药，抚育黄兴的后代..他这种伟大高尚的精神，正是萧三与毛泽东所钦佩与追求的。黄兴安葬仪式完毕后，长沙学生为宫崎先生举办了欢迎大会。不久，宫崎先生收到一封学生来信，信的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听宏教，惟先生若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藩、毛泽东上

这封信对宫崎寅藏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无私精神，给予了热情赞颂，希望能拜望这位卓有远识的国际主义战士，以聆宏教为幸甚。遗憾的是宫崎先生没有来得及接见他们就匆匆回国了，但他却把这封信带回了日本，一直珍藏在自己家里。宫崎先生于1922年逝世，195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宫崎寅藏先生的儿子官崎龙介先生应邀来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龙介与毛泽东握手相见时，毛泽东说，当他还是个学生时，曾给宫崎寅藏先生写过一封信。当时，官崎龙介尚不知此事，他回国后，方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了这封珍藏了几十年的书信。后来，这封信收人日本平凡杜1976年8月出版的《宫崎寅藏全集》第1卷卷首，成为中日友谊史上的珍品。

还在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萧三、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在《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要想作一番改造中国的大事业，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必须团结更多的同志共同奋斗，有必要建立一个团体，到1917年他们认为建立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开始进行团体成立的筹备工作。1918年4月14日，一个天气晴朗的春日，在刘家台蔡和森的家舍——“为痴寄庐”，同行13位朋友一起商议成立“新民学会”事宜，他们从名称、宗旨。章程议起。经过充分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取名“新民学会”，根据“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含有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社会和为国为民的意思。新民学会的章程草案是由毛泽东和邹彝鼎共同起草的，讨论时，由毛泽东向大家作了说明、解释，并请到会的人发表意见，最后确定以“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章程还提出了“五不”戒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其中“不懒惰”由萧三提出，大家通过。会章规定了学会的义务、接纳新会员条件和会务职员产生办法等条款，整个章程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会上，大家一致推荐毛泽东为总干事，但他执意婉辞，只任副总干事。这段往事，萧三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为后人留下一段珍贵的史料。以后，学会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同毛泽东回忆新民学会情况时，毛泽东对萧三说：“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党小组的作用。”实质上，新民学会就是革命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在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都是极为有力的支柱。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以及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部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起赴法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成立之前，毛泽东和萧三等一批进步青年，就不断议论如何继续求学深造的问题。学会成立后的第一起大事，就是发起和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6月，毛泽东以优异成绩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这时，他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信是蔡和森写来的，说经杨昌济教授（已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介绍，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颇有可为，希望大家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发展起来。消息传来，湖南学生奔走相告，

各自筹措旅费。8月中旬，毛泽东带着25位志气相投的同学从长沙启程，先步行到江边，再顺着长江乘船到武汉，然后从武汉搭上赴京的火车。萧三是25位准备赴法留学的同学之一。而毛泽东根本无出国的打算，他想多多了解国情，以便将来投身到改造中国的大潮中。

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平后，全聚居于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的3间小房里。他们同吃同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白天外出学习或做社会活动，晚上11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每个人只能有一块方砖那么宽的地方。夜里翻身或有事起床时，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旁的人。加上湖南人的被子做得很大，除了底下铺的外，其余的被子都压在上面保暖，不允许各盖各的。这样一觉醒来，浑身筋骨酸痛。

北平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文化名流苔革的地方；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中心，校内有许多先进的组织和社会团体，课外社会活动搞得十分活跃，毛泽东和萧三常去沙滩北大红楼听邵飘萍等人的讲演，回来后展开讨论，争论不休。经杨昌济教授引荐，毛泽东和萧三还相继拜访过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著名学者，他们提出许多学术及人生观方面的问题。学者们一一作答。萧三回忆道：这些拜访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风景秀丽、四季如春的南国度过了20多个春秋的毛泽东和萧三，从1918年冬季，第一次领略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景象。当寒风吹来，鹅毛似的雪片撒满大地时，他们都激动得忘却了寒冷，像孩童似的在雪地上打滚。为了充分领略迷人的自然美景，在长城脚下，昆明湖畔和长安大道上，都留下了他们洁白的足迹。毛泽东和萧三由漫天大雪，想到了浩瀚的大海，并为没有见过大海而感遗憾。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两人于冬春之交，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大沽口去看大海。但到海滨，他们就失望了：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于是他们在冰上走。徜徉在冰上，寻找传说的“蓬莱仙岛”，结果什么也没有。这件事他们都记忆很深。直到1939年，这两位老朋友重逢时，还回忆起这次愉快的旅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此时已回到湖南，创办了有名的《湘江评论》。在京学习的萧三也不时地把文章寄回来，以“子暲”的笔名在《湘江评论》上发表。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准备启程了，他们相继来到上海，准备从这里坐海轮去法国。这时，恰巧毛泽东也因湘事由京抵沪。5月8日，新民学会同仁12人在上海半淤园聚会，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欢送赴法会友，实际上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而且会议时间很长，“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他勉励赴法会友们要努力钻研学问，好好学习别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技术，回国后更好地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服务。5月9日，雨过天晴，风和日暖，毛泽东送蔡和森，萧三等同学启程，同行的还有湖北、四川籍的同学，约100多人，他们从黄浦江岸乘小火轮到吴淞口码头，再登上法国阿尔芒勃西号邮轮。毛泽东与好友们握手挥中，依依告别。

1920年7月5日，萧三等人抵达法国巴黎。他们当即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会，并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详细情况，毛泽东接信后热情地回信说：“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从此，新民学会会员就分为国内、国外两条战线工作，互相配合，互相激励。

为毛泽东立传

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回到革命圣地延安。他见到了阔别19年的老战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此时正运筹帷幄。指挥着中国的抗日战争。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和萧三竟夜长谈，他们谈新民学会，谈牺牲了的战友，更谈诗、谈文章。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坐上宾。萧三在苏联时，为了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他曾撰写了《毛泽东传略》，如今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条件更便利了。于是又萌发了写毛泽东传的念头。1939年5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人来“鲁艺”告诉萧三说，下午稍晚些时来访，请他稍候。傍晚毛泽东果然如约来访，这次他们谈到了一些文学问题，由文学又扯到了《聊斋志异》。萧三后来把话题转到毛泽东身上，他间：“主席对斯诺写的你的传略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原稿我没有看过，书略微翻了几页，有些不完全正确。”萧三趁机谈了写毛泽东传记的想法，他说：“我在苏联写过你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谈故事），请在方便时详细谈谈。”毛泽东微笑了一下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哩。我可以在政治上帮你。”他抽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接着说，“不过你要研究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很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四个夜晚，以后我再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却又爽快地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从这以后，为写好毛泽东传，萧三经常到毛泽东住处征求意见，核对事实。毛泽东也很配合，每当散步时，都让警卫员叫上萧三一起散步，趁闲聊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也回答萧三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毛泽东无拘无束的闲谈，使萧三获取了许多常人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的重要史料。

萧三原拟将他在苏联发表的俄文版《毛泽东传略》加以修改补充，写出一部较完整的毛泽东传。后来，任弼时、胡乔木考虑会跟党史混合起来，便建议萧三先发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1年2月初完稿后，曾将稿子寄给胡乔木，并致信说：“删减很难，可否作两次刊载..”。

不久，任弼时告诉萧三说：1943年12月26日要庆祝毛泽东50岁生日。要他继续写完《毛泽东传》，作为祝寿的礼物。为此，萧三抓紧时间进行走饬、收集素材。在任弼时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出介绍信，拜访了许多了解毛泽东情况的老同志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仅在1942年5月至10月间，除同毛泽东多次促膝“翻古”外，萧三先后访问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或作长谈，或作短叙，或连续多次，或仅片言只语”，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每个人的谈话，萧三作了详细的记录。这样边采饬，边整理，边撰写，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初稿，并即时送任弼时，请他审阅后转呈毛泽东。

过了一星期，萧三见到任弼时，便问起传记稿子是否送给毛泽东看了，任弼时笑了笑说：“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为他祝寿。”又说，“我把稿子送去请主席看时，主席说，‘我要是看了，就不能出版了。’..”

后来，萧三又亲自去同毛泽东谈了他对出版《毛泽东传》的意见，但毛泽东坚持不为自己做寿，并劝萧三暂时不要出版他的传记，等以后再出版。至此，萧三便把初稿和一大堆资料存放起来。1945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这时在一旁的萧三插话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当即转过身来，盯着萧三说道：“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了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这些话给了萧三极大的鼓舞。在延安以至后来的张家口、阜平、西柏坡，甚至在冀中前线，萧三始终没有停止收集资料工作。到1947年底，大体完成了截止“七大”为止的《毛泽东传》的大部分初稿。1948年萧三收集各地民歌结成一集，书名叫《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传》最终没有出版，主要是因为萧三长时间在国外，不熟悉1920年以后毛泽东革命活动的事迹，靠战争时期简单的访问记录，写好《毛泽东传》是困难的。

1946年至1947年，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诗人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和《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两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1949年春，萧三把这两篇文章合写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审查批准，是年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可能是国内出版的较早的反映毛泽东生平和事迹的一部书。那个时候远没有那么多个人迷信，没有那么多禁忌，诗人还能自由地写作，因此这部天然无雕饰的作品，成了诗人的名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有英、德、日、法、印地、捷克、匈牙利等文的译本。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

萧三在苏联期间，以“埃米·萧”的名字写下了不少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诗歌，出版了《埃米·萧诗集》、《拥护苏维埃中国》、《湘笛集》等诗集，许多作品先后被译成俄，英、德、法、西、保等世界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埃米·萧的名字闻名于国际诗坛。到了延安以后，萧三继续用诗歌进行战斗。1939年春季的一天，萧三到毛泽东那里聊天，话题转到诗歌问题时，萧三从口袋里拿出他的诗作的手抄本，送给毛泽东说。“请主席改正”。毛泽东接过后，翻开看了几首，因他喜欢旧体诗，便说：“《梅花》这首诗写得好。”诗这样写道：“过年时节看梅花，折下一枝带回家。梅花插在花瓶里，不怕冰雪再冻它。热酒一壶客满座，对梅痛饮作诗歌。梅花心里暗满足，冷笑姊妹无幸福。春天过后雪尽消，颗颗青梅挂树梢。回头来看花瓶里，那枝梅花全枯了。”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萧三说了许多笑话。当他们谈起古今作家情况时，毛泽东对萧三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6月中旬，萧三收到毛泽东寄还给他的手抄诗集及附信，信中写道：“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1938年，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们把自己的诗贴在（或写在）大街的上墙上、石头上、树干上，拿到群众中去朗诵，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萧三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到延安不久，就把延安的诗歌力量团结在一起，组成“延安诗社”，出版了《新诗歌》。由“战斗诗歌社”和“山脉文学社”合编的《新诗歌》于1940年9月1日创刊。萧三在《出版新诗歌的

几句话》中，阐述了该刊的宗旨：“延安的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风。但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我们还得继续充实这一运动的内容，写诗歌要有诗歌气氛，写出来的东西要拿到群众中去读，以便接受他们的批评，然后大家乃能前进，然后能使得诗歌的声音更大，更洪亮，达到得更远。”在萧三看来，写诗贴在墙上，站在街头朗诵，他并不认为是“不雅”。1941年初，萧三因几首诗未能在报纸上发表，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诗歌附上。1月29日毛泽东给萧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有暇望来谈。”可见毛泽东是热情支持街头诗运动的。

1945年春，萧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之后，撰写了《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一文，生动有力地论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进步及文艺创作欣欣向荣，既是文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文，又是他思想、行动的真实写照。这篇文章在2月22日《解放日报》登出后，在文艺界和工农兵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这天，毛泽东在报上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萧三写了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