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页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的信，不仅充分肯定了萧三的这篇文章，同时也肯定了萧三到延安之后思想上的进步。这说明萧三到延安之后的追求、思考与努力没有白费，他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两个月后，萧三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萧三在会上聆听了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闭幕词《愚公移山》，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萧三也更加坚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毛泽东与萧军

　萧军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以鲁迅力楷模，在和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地抨击革命营垒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历史上把无情批评朋友的人称为“诤友”。毛泽东认为，诤友于革命事业大有益处。他不仅敢于、而且善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从他与萧军第一次书信往来的1941年8月起至1942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给萧军共写了10封信，这在毛泽东与现代作家的交往中是鲜见的。至于他们互相串门、面谈，那就更多了，他们谈文艺、谈鲁迅，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萧军晚年病卧在床回忆与毛泽东交往时说：“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形式相处的”。

一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除萧军外，尚有三郎、田军等。现代小说家。1907年5月23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到上海，得到鲁迅的教侮和帮助。1935年8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在文学领域较早地突出表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题，因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他的代表作。

1938年初，日寇侵华的狼烟开始向山西蔓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军，正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在该校撤离吉县后，他辞去教职，准备投笔从戎。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从古县渡过黄河，步行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他准备从延安转道五台山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萧军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厂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山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钳音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说毛主席请他去见见面。当时萧军一方面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因年轻孤做，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而客气地回答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离开之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也就同意了。

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他同萧军亲切地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同时又会见了住在招待所的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使萧军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尤其听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话时，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引用了鲁迅给萧军的信。这时，萧军才知道毛泽东不仅对鲁迅早有研究，而且对鲁迅同他的关系也比较熟悉，联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的态度，心中颇有愧疚。过了半个世纪，萧军谈起他最初会见毛泽东一事时，很

有感慨他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见了毛泽东。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去打游击的愿望实现不了，丁玲劝他不如随她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文化宣传工作，萧军只好改变初衷，继续用笔战斗。4月中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了延安。

二

1940年6月，在邓颖超等同志的安排下，萧军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重重关卡，第二次来到延安。

萧军这次到延安，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到“革命圣地”的，他感到延安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人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还担任了“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等。除了社会活动，萧军继续写作长篇小说《第三代》。刚到延安大家很团结合作，对延安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繁荣作用。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邦邦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等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文艺界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引起了“文抗”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井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他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还提到：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大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省得在这里生闷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情感动了萧军，他仁直言不讳地谈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以及延安其他一些不良现象。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地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正面评价，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经毛泽东这么一提醒，萧军有了主意，心情也就舒畅多了。萧军又间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些什么政策呢？”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敞开心扉，和盘托出：“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毛泽东正在考虑文艺战线上的方针政策，他注重调查研究，想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便因势利导他说：“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搜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思想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决定放弃离开延安的打算。回去以后，他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连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送去给萧军的一封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文笔洗练、风格流畅，既有居高临下的见地，又有虚心诚恳的态度，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功，又有对萧军人格的敬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诵读下来，内心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难以言状的佩服、温暖，萧军去信问见面时间，并把他写的那篇答复周扬的文章（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和刊载周扬文章的三张《解放日报》都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壁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叔。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过了4天毛泽东来信说：

萧军同志：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萧军接信后，当天晚上即应邀前往，毛泽东热情地迎他进窑洞，两人促膝交谈，谈到了有关文艺界的各方面情况。萧军最后对毛泽东说：“现在有大批国统区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他们都想见见你。艾青、罗烽、白朗、舒群都有这种愿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毛泽东亲切而又风趣他说：“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呵！代我向大家问好。哪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第二天傍晚，夕阳灿烂。毛泽东由一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住所漫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来了。萧军喜出望外。他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由于毛泽东是“突然袭击”，罗烽和舒群外出，只有诗人艾青在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他特意郑重其事地脱掉了旧军装，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了一条漂亮的领带，像过节日般地来见毛泽东。萧军则像老朋友一般，和毛泽东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不时插话，开玩笑，而毛泽东也毫不介意，亲如家人。毛泽东离开时天已黑了，由警卫员点亮了马灯在前引路，萧军陪着毛泽东沿着山上的羊肠小道一直送到山下才握手告别。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派勤务兵送来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昨晚来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早饭之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及舒群，便兴高采烈地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做客。毛泽东还特地邀请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前来作陪。席间，大家无拘无束地畅谈了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家共进午餐。

8月25日，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改善作家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让“文抗”搬了家，作家们及其家属从偏僻的杨家沟搬到了窑洞较多、环境开阔的兰家坪居住。同时将半山腰平台上一大间砖房仓库，改建修缮成“作家俱乐部”，作为作家们开会、学习、娱乐的场所。萧军自告奋勇地分别去向毛泽东、朱德、林怕渠募捐。毛泽东捐了边币1000元，分三次付款。在当时那种津贴不多，生活比较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带头捐款，给了作家们极大

的鼓舞。

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将陆续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他寄去。同时仍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毛泽东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毛泽东四月四日

下午，萧军又去毛泽东那里面谈，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谈越兴奋，毛泽东甚至把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所受过的排斥和打击，都向这位党外作家倾诉了。当萧军得知毛泽东曾受过11次处分时，感到很震惊，同时为毛泽东能如此正确对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深为折服。回家路上，明月当空，万籁俱寂，萧军迈着缓缓的步子细细地回味着刚才那番杨家岭夜话。他从中体会到，毛泽东帮助同志有极大的耐心，而这种耐心来自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同志真挚的爱。当晚，他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学习体会，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谈的有关受处分的事情。但在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删去了有关他的事例，并做了润色和修改。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

在萧军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中，毛泽东曾建议萧军弃文从政。萧军却说：“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见萧军这样的态度，便开怀大笑说：“也好，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三

毛泽东在同党内外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一直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然而萧军在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却下打算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毛泽东在4月13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二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会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又想走了，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可谓高矣！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安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切挽留，希望他务必开完会再走。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贺龙等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文艺界人士100多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丁玲悄悄地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终于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了。

这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及小组会上，和某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在体会期间，萧军担心和某些同志再开会时继续发生冲突。不想再参加会议了。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五日

萧军当时确实过分任性，想怎样就怎样。但毛泽东还是宽容了他。萧军夫人王德芬则感到不妥，劝萧军说：“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理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终于接受了妻子的规劝，决定把会开完再走。

5月16日座谈会复会。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到23日才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次座谈会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三次大会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旅行用的“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萧军想去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四

坦白豪爽、富于进取的萧军，经过与毛泽东多次交往，文艺座谈会的学习，以及5年多延安生活的洗礼，政治素养、思想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更加信赖。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离延安前，萧军到毛泽东住处去辞行。毛泽东希望萧军回到东北以后能和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协助彭真开展文化工作。毛泽东还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当时朱德和刘少奇也在一旁。毛泽东留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又和朱德一同送他到山下大路旁，才挥手告别。11月中旬，萧军精神抖擞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回到东北，萧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四处奔波，为党、人民政府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但不幸的是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戴上危言耸听的大帽子。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因为在他心中，有对延安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村，潜心创作，争取为建国初期的文坛，献上一部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下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当时萧军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对朋友的信任、支持，以及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精神，使他终身难忘。1954年，此书得以问世。

1966年7月，萧军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照片，激起延安岁月的回忆。他将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他的10封亲笔信连同他在延安编的《鲁迅研究丛刊》和《文艺月报》送给毛泽东，作为礼物和问候，也寄托了萧军对毛泽东深深的眷怀和思念之情。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毛泽东与黄钢

黄钢，当代作家。湖北武昌人。父亲黄负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一，湖北与武汉区党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兼中共武汉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1922年初死于反动军阀的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钢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的黄钢只有21岁。

1938年除夕的夜晚，黄钢参加了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他偶然坐在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当这场晚会终场时，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这时候，毛泽东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长条木块坐板上，很快站起来，立即转身面向那些原在他身后的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爽朗地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虔诚地脱下帽子，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事后，黄钢曾在一篇寄往香港大公报的纪实文中写道：“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那张一样的农民风格、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给黄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是他在精神上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毛泽东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是把决定整个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

1939年3月，黄钢随鲁艺“战地文工团”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近一年，他到过辗转作战于晋中大地的陈赓旅，而后又转移到处于晋南冀西一带的黄克诚部队。敌后前线的丰富见闻开阔并深化了黄钢的艺术视野。1940年初，文工团回到延安鲁艺。黄钢陆续写出了一些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黄钢正在鲁艺校园内散步，碰到刚从毛泽东那里谈话归来的周扬、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老师，周立波、与何其芳对黄钢大声招呼说：“黄钢，我们真为你高兴，毛泽东表扬了你的作品！”黄钢一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党中央准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其中包括召开小型座谈会，找文艺工作者谈话等。这天正轮到鲁艺的几位老师向毛泽东汇报文艺工作情况，鲁艺教员向毛泽东谈到文学见解的时候，文学系老师陈荒煤向毛泽东说出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好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由于我们离抗战这个时代太近了。按照俄国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伟大作品的出现，必须跟这个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鲁艺文学系教员们说完情况，黄钢非常高兴。但他当时还不能立即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在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这样一种表扬的分量和含义。可是有一点，黄钢明白，那就是毛泽东不同意托尔斯泰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时代距离论。接着周扬对黄钢说：“现在我们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同意，不能拒绝。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你现在得做准备，尽快到《解放日报》去报到。”这样，1942年4月，黄钢到了《解放日报》社。

1943年3月下旬，黄钢被硬性指定到枣园内的一个“学习点”去集中进行学习，其实也就是被接受当时审于中严峻的历史审查。原因是1936年秋到1938年夏，黄钢曾在南京国民党宣传部所直接操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有过3年社会职业。由于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黄钢当时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和畏惧困难的软弱立场，因此在审干初期，就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不久，主持“枣园”机关（中央社会部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日常工作的李克农找黄钢谈话。一见面他就对黄钢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说你承认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黄钢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在关怀一个被审查中的青年，就问道：“是哪一位主席？”李克农几乎是肩些生气了，大声他说：“是毛泽东主席！”他接着说：“谁叫你讲话不实在呀！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这盘子（他指着桌上的茶盘）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把茶壶明明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就是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哪。工人阶级就跟你们不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就要随便招认？”接着李克农连续地问了黄钢几个有关国民党地区的严肃的问题，最后，他表示：“毛主席听了对你的汇报，他要我来找你谈一次话！你应该知道，党是怎样在关心着你呵？”直到这时，黄钢才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对他进行的第一次党的严肃性与原则性的教育。原来毛泽东在听第一轮“抢救”汇报时，听到有个叫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有所谓“回到党的怀抱”之说，此时，他不无惊异地对当时也在场的李克农讲“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是1922年去世的，死前托孤于陈潭秋。这人，真能像”抢救’中说的是敌人派遣来的吗？”但是这些话当时李克农并没有跟黄钢细说。

不久，“枣园”专门为一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成立了一个枣园文工团，同时又经过具体创作活动，对那些仍在审查中的干部，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并借以仔细和耐心地培养与恢复他们健康的政治情绪。黄钢也是这个文工团的成员。他们排演了斯大林金奖获得者柯尔内楚克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几乎走遍了延安的各个大札堂，多次进行演出。1945年春正月初一的大情早，天刚拂晓，从距离枣园文工团三里路之遥的毛泽东所在枣园前院通宵晚会上归来的女团员林恰乐、何真，敲响了枣园文工团编写组窑洞的木板门和窗户，她们大声叫道：“黄钢，还不起床！还睡懒觉哩！毛主席关心你啦！”黄钢马上爬起床来，她们才告他说，“就在昨天夜晚，枣园除夕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们两个人：‘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黄钢吗？为什么他不写东西？你们告诉他：他可以继续写东西嘛！”

1945年6月中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枣园文工团为枣园机关例常举行的周未晚会上，林怡乐、何真把站在文工团乐队旁边的黄钢拉进了跳舞场，他们大声地向毛泽东说：“看，主席！这就是你问到的黄钢！”毛泽东还没有等黄钢脱下军帽，就用那双温暖的大手，把黄钢的双手握住了。在晚会汽灯的灯光之下，他首先是用十分关切的眼神凝视着黄钢，然后轻声地问道：“你是湖北人吗？”黄钢紧张地回答：“是的，我是在武昌出生的。”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少岁数啦？”黄钢说：“27岁了。”黄钢把晚会前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主席，我们学校（即“枣园”内设立的学校）让汪东兴今天告诉我，叫我明天去参加七次党代会追悼革命烈士的大会，我想，您会力我高兴的。”毛泽东欣快他说：“当然你应该去参加！我代表我们的大会，欢迎你去参加。”黄钢这时非常感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迅速地尽力去改变话题：“主席，我们听汪东兴同志说，您最近对美国赫尔利政策发表过讲话。我们都非常赞成您在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对美国驻华大使表示的态度..这是中国任何时代所有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政府的任何高级领导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原则的态度，强硬的态度。我们是非常非常同意您这种态度的！我们感到多么的自豪呵！从您的谈话中，我们深刻地感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自尊！”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黄钢所说的这些话，他反问一句：“是吗？你们是这样想的吗？”黄钢说“是的。”毛泽东立即接着说：“我也非常高兴。”当这一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立即迅速地反应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他一再表示要黄钢去参加第二天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下一场跳舞的奏乐声开始了，黄钢只好和毛泽东告别，迅速地退出舞场的中心地带。

第二天，黄钢重新得到了进入延安社会生活的自由，一个人走出“枣园”的大门进入追悼会会场，会场的横标是“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首先登台发表了动人心魄的悼词。会后，“枣园”机关正式通知黄钢，他父亲黄负生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七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第一批烈士名单”。

直到全国解放后，黄钢才了解到毛泽东同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史实：1921年至1922年冬春之季，中共武汉区党委设在武昌黄土坡，黄负生全家的住宅也在这个机关的院内。当时，黄负生同志贫病交加，还受到当地军问与政客的迫害。毛泽东曾来到黄土坡，在黄负生病榻前亲切地慰问了他；他们相互交谈了当时湘鄂两地革命形势发展与进行广泛宣传的许多情况，遗憾的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曾对《湘江评论》主持者之一的蔡和森与《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黄负生，同时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两位伟人之间的相知相契——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和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伟人，虽然他们生前未谋一面，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洞察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正确理解和指导革命实践时的创造性运用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共同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一、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艰苦阶段的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鲁迅一方面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一方面关心着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情况。1937年，从江西苏区传来了中央红军一举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消息，鲁迅喜出望外，他兴奋地对前来议事的冯雪峰说，“国民党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言毕，转而问在场的茅眉：“未德、毛泽东你认识吗？我只知道南昌暴动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茅盾回答说，“朱德我也未见过面，只知道他是四川人，军人出身，能打仗。毛泽东倒知道一点，‘五卅’运动前就认识了，1926年春在广州还与他共过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随后，茅盾就把自己在大革命期间与毛泽东共事的情况，向鲁迅作了详细介绍。介绍过后，茅盾见鲁迅听的出神，于是又说道：“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强记，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腼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鲁迅听后，感叹道：“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己有了家眷。”接着又关切地问道：”不知他有多大岁数了？”茅盾笑道：“大约比我大两三岁。”接着茅盾又笑赞道：“在广州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白面书生，谁料得到现在竟然指挥千军万马！”

1936年2月的一天早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很兴奋地告诉鲁迅：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已经胜利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正在病中的鲁迅闻讯，立即拟就了一封感情深沉、热情洋溢的贺电，托史沫特莱发往陕北。贺电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奋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的贺电给正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为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党中央决定于1936年4月，派冯雪峰作为特使专赴上海面见鲁迅，并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安抵上海，在这之后，他和鲁迅有过多次长谈，谈到中央苏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二万五千里长征，遭义会议..等等，鲁迅对这一切极感兴趣。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谈到：

“关于毛主席，据我所知道，他一向是敬佩的，和他敬佩每一个坚决英勇的革命者一样，特别是因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着红军长期坚持艰苦的斗争。

“..而他一提到我党和毛主席，那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亲切的感觉，是我以前很少接触到的，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他谈到时的那种亲切、谦虚、快乐和年轻的心情，他那神往于什么事情似的微笑，以及用‘M’代称毛主席的那种自然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记忆里是什么时候都很生动的。

“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一会儿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慢慢地从床上起来，脸上漾着平静的微笑，就在窗前的书桌前面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象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这一年10月初，鲁迅先生托人买了一只很大的金华火腿，连同两本经他编辑、校对后刚出版的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交冯雪峰转送延安，并说：皮脊面的一本送给M，蓝绒面的一本送给周恩来。

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一时受到托派的攻击。鲁迅却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了中国的托洛斯基派，“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宣称：“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音，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二、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鲁迅，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严加封锁，但是毛泽东还是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鲁迅。鲁迅的许多情况，是毛泽东通过我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冯雪峰了解到的。

1933年，冯雪峰因叛徒出卖险遭毒手，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那时的毛泽东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斥，不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因此时间比较多，毛泽东听说冯雪峰从鲁迅身边来，于是主动找冯攀谈，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了解苦斗在上海的鲁迅的思想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他还遗憾地对冯雪峰讲：“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

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当他听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赞赏的口气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以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当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了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同后，认为诗中有“山大中”的气概，毛泽东听了也开怀大笑。

1933年末，有一天几位中央领导闲谈，他们谈到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批评这些同志不了解鲁迅，不认识鲁迅，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立即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噩耗。为悼念鲁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立即向外发了4封电报：一份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份是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唁电；一份是给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的专电，责成冯代表党中央全权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为悼念鲁迅，经毛泽东的倡议，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3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单位，即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1956年10月14日，鲁迅墓迁葬于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鲁迅墓碑庄重地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几个大字，以表达对鲁迅的哀思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