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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念念不忘鲁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时常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高度赞扬逝去的鲁迅，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应成仿吾之请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就是后来那篇有名的《论鲁迅》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称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称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也评论过鲁迅的一些不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批评，并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也并非毛泽东对鲁迅的不敬。恰恰相反，说明了“金

元足赤，人无完人”的科学道理，说明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

三、鲁迅著作伴终身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著作。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这说明在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了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在上海出版。地下党组织辗转千里给陕北根据地的毛泽东送去了一套。第一版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这套《鲁迅全集》，爱不释手。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但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完整无缺，并最终带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时间不到半小时，他便拿出一本鲁迅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他边看边在书上圈圈划划，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饭菜端上来，他还放不下手里的书，直到把20来页书看完才吃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相遁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1956一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毛泽东十分珍爱，许多文章反复读过多次，出差外地也带在身边；1972年为了毛泽东及中央其他老同志阅读方便，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印了少量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出版社一边印刷装订，一边送阅，毛泽东又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并作了许多圈点，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直到逝世，毛泽东的床头、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这套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是鲁迅著作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兴趣最浓、倾注时间和读的遍数最多的是杂文著作。读鲁迅杂文时，他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辽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下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出来了。

毛泽东还经常运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主张。这在毛泽东著作，讲话、报告和谈话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毛泽东在《论鲁迅》的讲话中，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杂文中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和思想来启发和教育人们。他说：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下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

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号召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给人们以力量和启示。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话。譬如，洋八股，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取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言论，针对当时文风不正的实际情形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还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在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论创作的一纣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8条，他详细地解说了4条。毛泽东说：“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他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我们翻开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4条，都是他在鲁迅的原文里划了道道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文章的赞同及其他们思想脉搏的一致。《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人《整风文献》。

毛泽东为什么爱读鲁迅的杂文，为什么喜欢引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这是因为鲁迅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剖析当时中国实际的产物。鲁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和迫害，不能直言不讳地阐明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多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并且在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时曾说过：“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非常熟悉。他经常谈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阿Q。他曾说过：“《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Q正传》。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弱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了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阿Q正传》。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他还提倡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

毛泽东也爱读鲁迅的诗。鲁迅的诗和他的文一样，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它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独树一帜的。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为适应老年人的读书需要，专门刻印了一册大字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因为是线装本，而且字也刻印的比较大，所以毛泽东很喜爱这本诗集。诗集中所收54首诗，毛泽东从头至尾都读过，有的诗篇毛泽东反复读过多遍，并能随口流利地背诵出来。这本集子中有一首诗为《湘灵歌》，是鲁迅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这首诗，毛泽东很喜欢，全诗他都用黑铅笔圈点过。“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她原为舜帝的妃子，后在湘水中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的烈士和人民群众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未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随手用笔在这一句旁粗粗地划了一道，并在天头上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鲁迅诗句中的“秋门”，来源于李贺的《自昌谷到洛后门》这首诗，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句。所以，毛泽东在读了鲁迅的这句诗后，随手写下了“从李长吉来”的批注。

1975年春天的一大，为给毛泽东会诊眼病，经当时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同意，特意请来了当时北京地区一些著名的眼科专家，有西医，也有中医。大夫们来中南海游泳池后，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感谢大家来为他会诊。广安门医院来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比较年轻，身材也比较高大，初见毛泽东显得有点紧张。毛泽东似乎看出了这位年轻大夫的心理，与他握手时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唐大夫答道：“唐由之”。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起了这个‘由之’的名字。”说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吟诵起鲁迅悼杨诠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首诗是1933年6月20日鲁迅为哀悼杨诠被国民党蓝衣杜暗杀而作。杨诠，即杨杏佛。此时，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双目呆滞，可是他还能一字不漏地、极富感情地背出了鲁迅的这首诗，唐由之和在场的各位专家都为之惊叹，从内心里对他老人家更加钦佩。不过，唐大夫以前不了解鲁迅先生的这首诗，再加上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所以全诗唐大夫没有完全听清楚。在唐大夫的要求下，毛泽东亲手将这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赠送给唐大夫。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谈话，改变了唐大夫当时的紧张心情。毛泽东书赠的鲁迅的诗，成了唐由之大夫永久的纪念。

毛泽东还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之。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最爱书写。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

外国朋友来访时，毛泽东也常书写鲁迅诗相赠。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部分成员时，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朋友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的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通过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是鲁迅的著作把两位伟人的两颗圣洁的革命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文学是点，社会科学是面——毛泽东与舒群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舒群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寇炸毁的废墟中拣得莎土比亚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立即带在身旁。行军途中，朱德总司令曾多次通令轻装，他始终爱不释手，宁肯将别的物品丢掉，也舍不得“轻装”这些“珍宝”。后来辗转到了延安，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引见，舒群终于见到了他昼思夜想的毛泽东。毛泽东爱才如命，虽与青年作家萍水相逢，却似敌人邂逅，竭诚欢迎，殷勤款待。一瞬间，舒群为之感动，不禁爆发激情，将挎包内未曾释手的那4册名著、两卷字帖，竟一股脑地掏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莎翁的4册名著夺了过去。于是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舒群手足无措，连忙调停，结局是平分秋色，朱光强行夺走了《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毛泽东也从此认识了这位慷慨送书的青年作家舒群。

1942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副刊是《解放日报》重要的版面之一。它起着繁荣文艺创作、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向广大军民传播知识的重大作用，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在报纸改版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指导，躬身实践，对副刊也作了重大的改革，在此期间和舒群接触频繁。

副刊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的专刊。《文艺》专栏主编丁玲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同志派舒群担任副刊主编。时年29岁的舒群，面对包罗万象的综合副刊，提出不能胜任，他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耐心地做舒群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关于学习知识的辩证法和切实的经验之谈深深教育了舒群，使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为办好副刊，毛泽东还帮助舒群组稿。事前，毛泽东约舒群商拟证稿名单，前后两次，一次在窑内，一次在院中，共写两份，而以第二份为定。第一份名单，在毛泽东9月15日给凯丰的信中提到：“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一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第二份名单列在9月2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中：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

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以上共149000字。（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三）每篇以下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

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从以上征稿办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办好党报副刊的重要观点：一是副刊稿件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思想性，对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二是副刊不能只偏于文艺，要带综合性。三是办好副刊必须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的两个积极性，发动全党力量来办，荟萃各界文笔，努力扩大稿源。四是副刊文章要短小精悍，力求大众化、通俗化，使它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

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舒群、柯仲平、博古结伴而行。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继人席，毛泽东即席致词：“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然后幽默地讲道：“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仿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下尽，用之不竭。”席间毛泽东给大家敬酒。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最后只剩下柯仲平和舒群。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三个碗，给柯仲平、舒群，然后给自己都斟满酒。然后跟他们尽情地吃喝、聊天，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一个条子，劝柯仲平罢饮归去，背着毛泽东递去，不料，给毛泽东截住了，他笑了笑把它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才算散席。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栽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一来二去，两人都卧地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唤醒，抬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警卫员，迎面则是毛泽东，还有一部汽车，于是五人一起上了汽车。

从这以后，舒群不断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指导，凡有转载，均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倘有社长博古审而难定的稿件，均由舒群携稿面呈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舒群和副刊编辑人员的集体努力，副刊面貌力之一新。各类作品与工农兵火热的生活日益接近起来。1943年4月25日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发表，成为副刊初见成果的代表作。经过文艺下乡运动带来了文艺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稿源，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如马可的《夫妻识字》，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西戎、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姚仲明的《同志，你走错了路》，以及古元、力群、彦涵的木刻等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曾找许多作家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舒群也被荣幸地找去谈话，4月13日，毛泽东给舒群写了一封信，请他搜集反面的意见，信中写道：

舒群同志：前日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清随时示知为盼！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给舒群又去一信，请舒群帮助走访各种不同的反映。

解放后，舒群就有写毛泽东故事的打算，并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和酝酿，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写出30多篇近30万字关于毛泽东纪实性短篇小说，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抢，不知下落。粉碎“四人帮”后，老作家又焕发了青春，他继续写作毛泽东的故事，陆续写出了9篇，连同原来遗留的两篇，结集成《毛泽东故事》，198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却了老作家的心愿。这部书不仅刻画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也描写了他的机智、风趣和诗人的豪情。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作品来的——毛泽东与臧云远

1938年秋天，臧云远在延安，幸运地见到了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时，臧云远亲自聆听毛泽东对当时抗战文艺和文化问题的教导，这使他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武汉成了国统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北平和上海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在武汉，街头演出、诗歌朗诵和各种文艺界隼会盛极一时。周恩来和董必武也时常在这些集会上露面讲话。进步文化界还出版了综合性文艺刊物《自由中国》，臧云远是主编之一。郭沫若、郁达夫、老舍等为这个刊物撰稿。毛泽东为刊物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发表在第二期上，这使臧云远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台儿庄战役以后，揭开了保卫大武汉的序幕。国民党反动派早已部署上峨嵋山，到了秋天，就向重庆退却了。这时华北救国会组织到前线劳军，臧云远参加了，他们带着大批药品，经过洛阳，到西安时，武汉沦陷了。臧云远于是按原定计划，向着心中向往的抗日圣地——延安前进。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臧云远荣幸地见到了朱总司令，他是那样和蔼可亲，风尘仆仆，正在为抗战布阵，充满了必胜信心。从八路军办事处坐上卡车出发，臧云远一身八路军干部打扮，第一天宿在耀县。那时耀县是由国民党驻军，街头乱糟糟的。第二天到了洛川，就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边界。途经中部，看到了黄帝陵，松柏参天，巍然屹立在秦晋高原，象征五千年文化古国，与红星闪闪的延安融成一片。第三天傍晚到了延安。宝塔山耸立天际，公路旁的延河滔滔东流，河畔歌声嘹亮。延安城灯光闪闪，街面上景象一新。臧云远下榻在西北大旅社。翌日开始拜访几位文化界的朋友。把药物和锦旗送到八路军边区留守兵团，兵团司令萧劲光接见了他，跟他谈了长征时期红军的所谓“逃跑主义”，驳斥了反动派的造谣污蔑。那时臧云远对红军缺乏了解，只是静静地听着。

当时，交际处长问臧云远有什么要求，臧云远把多年渴望的心思脱口说了出来：“我想见毛主席。”第二天文际处长回话：“晚饭后，有位同志来接他去见毛主席。”这一天臧云远心里很不平静。总觉得钟表走得太慢了。傍晚的时候，有人领着臧云远先到一所窑洞，里面走出一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又派另一位同志送臧云远到了一个院落。只见土山下三间窑，青石镶垒的门窗，中间窑洞有门，左右两窑安窗，里面互相通着。毛泽个正在靠南的窑窗前，俯案写作。书案是长方木板，上面铺着桌布，点了两支蜡烛，案头上放着一个半尺高的高尔基塑像。毛泽东见臧云远进来，就放下毛笔，和臧云远握手。让臧云远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并打开一筒小炮台烟叫他抽，臧云远说他忌烟了。一位同志又泡来两杯茶。臧云远这时打量了屋里的摆设，有个木板床，墙上挂着一件大衣，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简洁朴素。臧云远还看到桌上一迭稿纸，封面上写着“论新阶段”四个字，这就是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谈话就从《论持久战》开始，毛泽东问这篇文章在汉口文化界有什么反映。臧云远说：顿开茅塞，心里亮堂了。离开汉口时，凯丰曾和他谈到《论持久战》一下子销售了一万多册。这时毛泽东问臧云远：刘白羽到延安来了，你认识吧？臧云远说，他是写小说的，去年在济南前线余心清家里见过一面，是和丘东平一道去的。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回答是山东蓬莱。毛泽东问那里地势怎样？有山吗？臧云远说，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以北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是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我们在家就是烧松材毛做饭的。毛泽东点点头。当时臧云远不知道，毛泽东问胶东地势，是早有派八路军支队去打游击的打算。许世友将军就是毛泽东派往胶东钻齿牙山建立了敌后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问臧云远在东京几年，臧说5年。接着臧云远报告了在东京留学生中革命文艺活动的情况。原左联同人，有的是从上海去的，有的是从北平去的，都想办个刊物，以后合起来办了个《杂文》。这个刊物是鲁迅起的名字，在东京印，运到上海发行、出了三期，给上海反动当局封掉了。《杂文》社同人，在东京“三间庄”商量再出刊物，当时郭沫若在坐，他说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大家都赞成，于是继续出《质文》。辽通过魏猛克联系，使鲁迅与郭沫若互相问候致意。鲁迅对郭沫若在东京千叶从事考古研究很赞赏，郭沫若看到鲁迅来信也很感动。我们在东京的文艺青年对两位“五四”文艺革命前辈的互相问候都感到很高兴。臧云远接着说，中国的李白和杜甫不是很要好吗？李是浪漫主义，杜是现实主义，李比壮大11岁。“五四”新文艺运动，鲁迅是现实主义，郭是浪漫主义，鲁迅比郭也大十多岁，他们也是应该很要好的。毛泽东笑了，说你们做得很对。

毛泽东一支支地吸着烟，慈祥和蔼而又严肃，他问起武汉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介绍情况后，毛泽东很高兴。臧去远又说，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毛泽东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的斗争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给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又向毛泽东报告：汉口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发起人中国民党一个象样的作家也拿不出来，派个把官出来，算是管事的，另有两个写文章的，可他们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文艺上他们是空架子。毛泽东说，他们有钱有势。你回去告诉文艺界，战争中是可以而且能够写出伟大作品来的。

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何指示。在汉口讨论时，是主张解放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那就是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现在要完成。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接着毛泽东谈了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问题。他说：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有来得及有系统地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毛泽东还谈了有关文艺方计政策方面的问题，对启蒙运动赋予新的涵义，指明了文化艺术运动的方向。臧云远当时感到在汉口文化界座谈讨论时，辽只是几个条条，一些概念化的理解，经毛泽东一番指点，心明眼也亮了，看得远了。

谈话由文化问题又回到文艺问题上来。臧云远向毛泽东报告武汉抗敌诗歌的朗诵情况。在文艺界座谈中，提出通过朗诵诗的语言接近大众语，大众语也变成了诗的语言。如去年，飞机两字不能入诗，诗人叫飞机是铁鸟，飞机在生活中多起来，今年在诗歌中就叫飞机了。毛泽东笑了。他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烛已换过，夜也深了，臧云远想毛泽东该休息了。他站起来要告辞，毛泽东亲切他说再谈一会儿。臧云远坐下来，幼稚地问毛泽东，你看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当时臧云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脑子里还没有清楚的概念，他所指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反动派。毛泽东望着臧云远，停了一下，慈祥地对臧云远说，你指的是抗日战争吗？需要10年、8年，至于革命成功，也许20年30年，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了。中国黑暗势力，目前占百分之七十强，进步的力量占百分之二三十，两种力量对比，向着革命转化，前途是光明的，斗争还是很艰巨的呀。

接着，毛泽东又谈论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仿佛整个地球都在毛泽东手里转动。时间不早了，臧云远起身告辞。毛泽东与他握手告别。毛泽东站在窑前，伟大的身影对着满大的星斗，臧云远由一位同志伴着走出了院落，他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新的战斗在召唤。

在臧云远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通知，叫他第二天下要出去，有一位同志来接他。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人来了，把臧云远须到延河边上，一座礼堂的会客室。他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的部分领导同志，还有艾思奇、周扬等，显然他们是刚开过会，要在那里会餐。臧云远走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说：你瘦了。有人替他回答说：他病了一场，是伤寒。事情是这样的，日寇飞机轰炸延河时，臧云远跟着大家躲在城根下挖的防空洞里，接着就搬到了城东北山上的窑洞。住了几天发起高烧，人事不省了。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发烧昏迷7天7夜，得的是伤寒。臧云远在医院里养了3个多月，现学着走路什么的。这时，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你是留下，还是回去？”旁边人替他回答：“他回重庆去工作。”接着谈了几句别的，就有人张罗吃饭了。

大家围坐在两张方桌拼起来的长桌上，臧云远坐在艾思奇和周扬的中间，靠西边桌头上。菜是一式两份。毛泽东坐在当中，面向南，喝着酒。席间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生，有人问：主席，听说你在长征到甘肃路上，吃西瓜加辣子。毛泽东幽默地回答：嗯。吃西瓜加上自己爱吃的东西。说得大家都笑了。有人提起长征途中写的一些往事与文艺宣传材料，艾思奇说：“在我那里。”毛泽东说就放在你那里吧。饭后有人托臧云远弄一部《通鉴》和打听范文澜、齐燕铭等的消息。这以后臧云远都办到了。记得在坐的有的是从第三国际来的，有的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中华民族一代英杰，都聚集在毛泽东身边。这情景用任何辞句来描绘，都是逊色的，都叫臧云远幸运地遇上了。

离开延安的前夜，臧云远沿着延河散步，月光映在宝塔山上，臧云远深情地望着毛泽东居住的地方，隔着层层山坡，是一排排窑灯，一年前见毛泽东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彻夜办公。那时的抗大学员，现在多数已奔赴各个战场，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延安是革命的大摇篮，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这里。

努力探寻新诗发展的方向—一毛泽东与臧克家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菊香书屋，里边摆放着大批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书籍，给每个前来瞻仰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的古典诗词，关心中国古典诗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他和当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同志的面谈和书信住来，反映着毛泽东对发展中国新诗的深刻见解。

一、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知道毛泽东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他不仅对历代诗词了如指掌，而且自己也创作出前无古人的诗词瑰宝。有人统计过，故居中毛泽东圈划批注的诗词，计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涉及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那就很难统计了。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学习和深刻领会，是他诗词创作杰出成就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却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历史角度考虑，主张发展新诗，以新诗为主。所谓新诗，是指“五四”以来用白话写的自由诗。事实上它已成为现代诗坛的主流。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对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也不愿公开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1957年毛泽东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时，冒谈到：填词必墨守成规，“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同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同体的解放。”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

写旧体诗除讲求格律外，麻烦较大的是词藻，因为格律诗大多是用成语、典故来缀合。今天写旧体诗如原封不动地搬用“古典”，自然要成为表达新生活和读者接受的障碍。用典一多，难免堆砌费解，以学问为诗，缺乏灵气，而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注解才易读通。毛泽东认为当今有的人写的旧体诗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而“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1965年9月，毛泽东在读完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稿本后，认为是很好的，建议发表，但又指出同中的缺点。在9月5日看的稿本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在9月15日看的稿本上，他在某词中“营地乐、胜天堂”，改力“胜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即使写旧体诗，也要在词藻上有创新、发展，为更多的人接受。

为了扶植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1956年，臧克家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泽东写信，把他们搜集到的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文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给

臧克家及《诗刊》编委诸同志写了亲笔信，并把他亲自校订的18首旧体诗词也随信寄来，信中还祝贺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当毛泽东得知由于纸张困难，《诗刊》只能印行1万份，发行面受到限制时，亲自批准增加纸张供应，扩大印行5万份。十年动乱时，《诗刊》被迫停刊，又是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于1976年1月得以复刊。1975年，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指示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诗。他还建议编一本《新诗韵》，专门为学习写新诗用韵较广的人使用，便于提高。

二、在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

关于新诗的出路，毛泽东寄很大希望于民歌和古典诗词。1957年1月，毛泽东约请臧克家、袁水拍同志谈话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练，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毛泽东在谈话中辽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流露出不满。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各省市委书记回去后搜集民歌。也是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由郭沫若、周扬等搜集、编辑、出版了《红旗歌谣》，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民歇民谣得以广泛流传于世。60年代，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表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从以上观点来看，毛泽东对“新体诗歌”的设想，大体可以说是：继承中国古典诗同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的光荣称号。8月1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八连颂》，赞扬这支纪律、军事、思想都过得硬的队伍，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