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8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还对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表示怀疑，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抛弃了这些正确观点，提出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倒退。
七、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认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他反对对人民竭泽而渔，赞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主张精兵简政。这个思想，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的原则；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重要思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访问人：那么请您谈谈它的局限性。
苏星：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提出过许多“左”倾观点。这些观点的产生，在客观上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某些错误实践的影响，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误解和教条化的结果。当然，这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1992年6月18日于中央党校
访姚杰——毛泽东百战百胜吗？
姚杰
姚杰，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做参谋工作。1951年开始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室主任。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解放战争卷），还与他人合写《谋略制胜》等著作。
谈起解放战争，姚杰如数家珍。今天我们不谈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却请教他毛泽东是否打过“败仗”。姚杰说：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除非他是神访问人：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有传奇色彩的是，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没有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拒的毛泽东，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它是不是百战百胜呢？
先要弄清“胜仗”“败仗”
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姚杰：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统一的说法。
比如，什么叫胜仗？什么叫败仗？弄不清这个前提，就无从谈起什么是百战百胜。根据我的体会，从我军历史上讲，胜仗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消灭了敌人，一个是虽然没有消灭敌人但达到了预期的战役战斗目的。如苏中七战七捷，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灭了敌人，当然是胜仗，有两仗不是消灭敌人，但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也是胜仗，所以叫“七捷”。败仗，也有两种涵义，一种是被敌人消灭，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9000多人上了岛一个也没回来，毫无疑问，这是败仗；还有一种是消耗仗，我们没有被敌人消灭，但伤亡不小，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这在当时来说也叫败仗。如果被敌人完全消灭掉才叫败仗，那么整个解放战争，只有一个金门战斗。如果把消耗仗叫败仗，那历史上就多了，无论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战役，我们歼敌8000多，但都是杀伤的，很少俘虏。自己伤亡也很大，城没有攻下，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们说这是消耗仗，也是败仗。
访问人：把消耗仗称为败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杰：这种消耗仗比较难下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称之为失利战斗或败仗。因为作战目的没有实现，伤亡较大，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长征路上我们有很大的消耗，损失极大。毛主席说，如果说这是局部的失败，暂时的失败，我们是承认的，但张国焘说，长征完全失败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了陕北，胜利了。其实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败仗，因为我们的主力还在手里，没有被消灭。比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就有一条“打得赢就打，就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你能笼统他说“打不赢就走”就是吃了败仗？因此，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不能笼统讲，要分析，是什么样的胜，是什么样的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难说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斗的指挥范畴不一样。作为毛泽东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如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胜，一仗打成消耗战，这样的胜或败自然同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全军统帅，重要的战役战斗他当然要过问，
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战略决策上。如果说他有失误，那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不是一般战役上的失误。当然某个具体战役战斗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泽东某个电报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指挥员。同时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上总是强调下级指挥员要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泽东是否百战百胜，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弄清楚。
第三，战役战斗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决策的问题，也有指挥的问题，还有各部队动作的问题。如果笼统他说是不是毛泽东打败了，那就说不清楚。因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战役的失利，应该说与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关系，但同战场指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要谈毛泽东的失误，还要看他的失误是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层次？要进行综合考虑、分析与研究。
失误之一
访问人：当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就请您谈谈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有没有失误？我们想，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姚杰：我主要搞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我就谈谈解放战争中的情况。
据我看，总的来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战争艺术进入巅峰状态的时期，也是他军事思想最成熟的阶段。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多时间，就消灭敌人八百多万，解放了全中国，这样大的胜利，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这是前提。必须肯定。然后我们再问，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有失误没有？我们说，“失误”并不等于“失败”，整个解放战争，失败的是蒋介石，不是毛泽东。据我看，有失误，有不符合客观实际之处，但是不多。
第一个失误是1946年初，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从时间上来讲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对以后的战争应该说产生了一些影响。当时的失误不在于要不要和蒋介石谈判。谈判是正确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认清敌人、教育群众、争取暂时的和平，也才能赢得自己准备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后，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对和平肯定过多。据我看，毛泽东对蒋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误出在对美帝国主义的判断上。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到，如果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毛泽东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并不太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毛泽东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以国际力量的压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我分析失误主要在这方面。当然没有什么材料，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这只是个人的分析。
访问人：认识上有这样的失误，表现在决策上就会出现问题。当时有哪些决策上的错误呢？
姚杰：一是部队复员多了些。1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五项决议。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毛泽东认为和平希望较大。准备执行协定。3月6日他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我军共有130多万人，如经过两期复员，就只剩下40多万了。
访问人：有种说法，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图复员太多了。
姚杰：晋察冀复员几万人，应该说与中央决定有关系。但军区本身不能说毫无关系。中央的指示是面对全军的，为什么其它野战军没有缩小，相反有的野战军还扩大了。
访问人：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太好理解，说是晋察冀很好地执行了中央指示，还是他没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图？
姚杰：我看开始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后来当形势已经变化了，毛泽东又发出了好多作战指示，晋察冀转弯子慢了一些，野战军没有迅速恢复、扩大，所以打大同、集宁时，就兵力不够用。兵少，仗就很难打了，当然，大同、集宁没有打好，其他原因还很多。
访问人：我们在想，毛泽东如果没有那个复员的指示，就不会产生晋察冀这样的后果了。
姚杰：所以我们说他有失误。但话说回来，毛泽东在复员问题上还是留了一手的。同样在3月6日的指示里，他还讲到要很好地安排复员，把人员和武器放到农村里，以备形势万一变化。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就提出要立足于打，用打来争取和平。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曾考虑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安淮阴去，这也是基于对和平的考虑。
访问人：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传说？
姚杰：有电报说明确有这种考虑。
访问人：我记得好像毛泽东和赫尔利说过，搬到淮阴，不知那儿的气候怎么样，习惯不习惯。
姚杰：他还说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阴住着，淮阴离南京不太远，在那里工作起来也挺方便。毛泽东确实是有这种想法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很乐观的。
访问人：为什么？
姚杰：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也就是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淮阴地处苏北平原，如果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会选中淮阴这个地方的。
访问人：这个搬迁计划实施了吗？
姚杰：没有。时间很短，形势变化也很快。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还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强调争取和平，也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前后不过两个多月。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11月，因劳累过度生病开始休养，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时间主要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来有些责任算到刘少奇头上。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应该说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共同的认识，有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当时决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认为同样应该这样看。
失误之二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较大的失误，还有其它失误吗？
姚杰：有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这个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南线计划，我们通常叫做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他的目的在于争取大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说，我们后来采取的是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打的积极防御方针，那么1946年6、7月间毛泽东考虑的是主动打出去，是进攻的方针。所以我们说它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敌人是很强大的。
访问人：南线计划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没有。南线计划实际上没有执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有个建议，他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 （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一是淮南情况不熟，二是那里太穷，大兵团无法活动。相反粟裕在苏中活动了八年，情况非常熟悉，打仗根本不用地图。群众条件很好；同时苏中很富，人口多，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我们再考虑考虑。可见毛泽东在考虑原来的计划能不能完全执行。随后，又接到周恩来的情况通报，说蒋介石马上要发动全面进攻，不光进攻中原解放区，还要进攻其它解放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这正是战争初期要掌握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治上有利，可以赢得民心。看出敌人的弱点，因为蒋介石到底有多大本钱，特别是美械装备的部队，能不能消灭掉，我们心里没底。这样一来，南线计划就有所改变了。后来逐步看到我们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很多，因此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看法已经变成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了。1946年7、8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再加上其它地区内线作战的胜利，更使毛泽东认识到实行内线作战、积极防御更为有利，虽然要丢掉一些地方。但丢掉地方并不可怕，关键是消灭敌人。到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就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访问人：我个人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作战原则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毛泽东强调要消灭敌人，蒋介石强调要占领地方。
姚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运动战。运动战最能把人的灵活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高程度。运动战的目的就在于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很得意，毛泽东却说，那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所以，南线计划的制定，是一时的失误，而南线计划的很快改变，却是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的。同时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下面吸取合理的建议来修正、充实自己的决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这一点也是蒋介石所不及的。蒋介石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
访问人：北线计划指什么，它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大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这个计划造成了一些损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问题上。大同战役从1946年7月开始，先在外围打。打应县时，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8月1日毛泽东就有电报问晋察冀军区，说应县久攻不克，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考虑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来，结果会如何？希望你们赶紧研究答复。这说明毛泽东也在考虑，因为打应县都很困难，那么打大同有没有把握呢？2日，晋察冀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利的还是打大同。打大同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正式决定打大同，结果没打下来。大同失利，我军开始陷入被动，很快张家口就被敌人占领了。
大同失利怎么看？我看与三路四城计划有关，因为大同战役是在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情况下发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军还缺乏攻城的经验，装备也差。三路四城计划是以攻取城市为主，所以这个决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光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呢？我看也不是。因为晋察冀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敌人虽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军编成的，七拼八凑，战斗力并不强，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战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打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战场指挥员也有关系。
访问人：三路四城计划是否贯彻到底了？
姚杰：没有。大同之战，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外围和城关守军，这时，由归绥出援的敌人已逼近集宁。大同前线指挥员决心停攻大同，改为包围，转移主力迎歼进攻集宁的敌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歼敌目的，集宁失陷，包围大同的部队也只好主动撤围休整。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毛泽东实际已经放弃三路四城计划，改为实行内线歼敌方针。9月18日，他给晋察冀一份电报，指出：要争取歼灭进犯张家口的敌人，但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进行动员，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此后，我们虽然丢了张家口，但开始了在更广阔的地域里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效地消灭敌人的作战。南北两线积极防御战略的及时确立和执行，逐步缩小了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差距，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打下了基础。
失误之三
访问人：毛泽东还有失误吗？
姚杰：第三个失误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挺进江南。当然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目前党史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失误。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把内线的敌人调到中原战场。使我军在山东、晋南、陕北等内线地区形势好转，并逐步转入反攻，收复了许多失地。毛泽东从这个经验里认为，如果把战场继续引向蒋管区，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可以改观。因为当三军在中原地区完全展开后，蒋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两个半月后，也就是1948年4月18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利于消灭敌人。这时，中原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如洛阳战役等。所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来中央再研究一次。实际上，毛泽东也在研究原来的计划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会叫粟裕到中央来。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访问人：看起来毛泽东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蒋管区的计划，是没有预见到中原战场形势的改变。那么，如果中原形势不改观的话，这个计划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杰：也不能这么说。我个人认为，把蒋军吸引到中原地区以改善内线战场的形势，这是条好计策。但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以吸引敌军一部分主力随之南行的计划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活动起来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南线战场的实际的，所以我说他在这个决策上有失误。当然，我们不能说粟裕带了三个纵队南下后一定会出现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面，因为历史是不能凭想象假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个战局不会有后来那样的顺利发展，有没有豫东、济南、淮海战役都很难说。
访问人：这个失误也像上面谈到的那样及时纠正了吗？
姚杰：是的，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只是决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在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个伟大的统帅。但局部的失误，局部的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决策也是有的，因为战争中敌变我变，双方都在动，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可贵的是，当他做出决策之后，还时刻注意前方的变化，时刻倾听下面的意见，逐步修正自己的决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确。我想这是比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访问人：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战役失败，是毛泽东的失策吗？
姚杰：打金门失败，我看主要责任还在战区指挥。当时刚建国，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毛泽东没有精力多过问作战问题。金门没有打下来，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战前准备不充分，战机没有掌握好，战场指挥没有高度集中统一，战区指挥员的精力也没有都放在打金门上。这都影响到这次战役的失败。发起进攻很仓促，一味想赶在蒋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拿下金门。渡海登陆时，原来设想一个晚上能够过两批部队，但实际上，第一批部队渡海到金门岛时，天已经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结果船搁浅在沙滩上回不来，被敌人飞机都炸沉了，又没有后备的船，第二批部队没有船跟进，上不去，上了岛的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全军覆没。
访问人：轻敌了，而且对渡海作战缺乏经验。
姚杰：如果说，中央对此有些责任的话，就是对金门之战不够重视，对渡海作战的特点没有考虑充分。所以金门失利后，再打海南岛就接受了教训，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分。毛泽东也亲自过问此事。结果一鼓作气打下海南岛。
访问人：解放战争的胜利的确是毛泽东千里疆场运筹帷幄的大手笔杰作。相对应的，是蒋介石的惨败。形势的改变这样快，那么，作为蒋介石他的失误在哪里呢？
姚杰：这方面我没有系统的研究。我的感觉是单从军事思想上来说，蒋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蒋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命脉”。他认为我们不能占都市是个“致命弱点”。所以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第一步要占领我们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第二步纵横延伸，控制全部交通线，最后再消灭敌人。当然，这是从军事上说的。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腐败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访问人：就军事上来说，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还是比科班出身的蒋介石技高一筹。
姚杰：的确技高一筹。
1992年9月27日于军事科学院
访廖国良——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有指导意义吗？
廖国良
廖国良，1936年生，四川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毛译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毛泽东军事思想概述》等。
去洪山口拜访廖教授，本来光路程就够我们受了，可偏偏天公不作美，走到半路，下起小雨。待访问归来，雨仍未住。踏车而行，倒也有一番情趣。
访问人：不久前发生的海湾战争，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它使人感到，现代战争主要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发生了种种疑问：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今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否还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过去主要以陆地作战为研究指导对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空间不断拓展的情况下，是否仍然适用？
廖国良：我认为，产生这些疑问是很自然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没搞清楚：一是人们只强调了武器的重要，没有看到战争是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的综合较量，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二是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看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所揭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长远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仅适用于过去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战争，而且适用于现代的高技术战争。
海湾战争：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访问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廖国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仍是正确分析和认识现代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对战争的起源、本质，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根源，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以及认识与运用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等问题，都做出了正确而又深刻的阐述。譬如：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产生的根源，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和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战争的规律，不仅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军事的规律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研究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运用于自己的行动，要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这些反映一般战争规律的基本理论，是我们正确研究和认识战争的理论基础，是正确指导和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不仅对我们研究现代战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其中的许多原理、原则，可以说直到战争消灭以前都是适用的。
访问人：您这样讲有何历史根据呢？
廖国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历史和海湾战争都证明了上述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譬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尽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用高技术武器最多的现代化战争。但这场战争仍然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美国出兵海湾的真正战略意图是要控制中东的战略要地和海湾石油基地，推行全球战略，谋求世界霸主地位；而伊拉克的主要战略冒的也是控制海湾的石油资源，争当海湾霸主和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所以美伊之争实际上是大小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的继续。海湾战争以伊拉克失败美军胜利而告终，高技术常规武器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伊拉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入侵科威特，在政治上失道寡助，得不到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军队士气低落，地面战争开始之后，就军心瓦解，一触即溃。在经济上，伊拉克孤立无援，又受到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困难重重。在地理环境上，开阔的沙漠地带，光秃秃的一片，便于高技术兵器发挥优势，易攻难守，对不掌握制空权的伊拉克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燃烧油井，利用烟雾来掩护自己，但这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在战略指导上，伊拉克屡屡出现失误，地面战争仍沿袭两伊战争的打法，构筑了约200公里长、3公里纵深的障碍地带，并与其后阵地工事相结合，构成了纵深约10公里的防御地带，这就是所谓的“萨达姆防线”。地面战争开始后，局限于这条防线，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而当多国部队突然快速地向西机动300多公里，在伊军侧后的最薄弱处展开，就使这条防线立刻置于无用之地。伊拉克的失败，恰好说明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根源、战争性质、战争指导、战争胜负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认识现代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如果我们违背它，就会被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糊，看不清楚战争的根源和本质，就不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人民战争思想过时了吗？
访问人：面对现代战争，有人认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国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围绕着人民战争展开的。其战争观和方法论是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工具和骨干力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战争的方式和方法，国防现代化建设是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准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人民战争是我国未来反侵略的指导路线，也就肯定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根本指导意义。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坚持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其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各条战线、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的全面战争。
访问人：人民战争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今天的时代条件变了，这个问题仍很重要吗？
廖国良：时代条件虽然变了，但并未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马克思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我们可能进行的战争只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仍然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访问人：现在的高技术兵器是电脑控制，命中率很高，在此情况下，人民战争到底有多大的制约性和取胜的可能性呢？
廖国良：我认为，现代战争并未改变人民战争一定能取得胜利的规律，战争的正义性仍然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譬如，1961年到1975年，美国的侵越战争达15年，它在越南的军队最多时达到54万，除了原子弹，所有的先进武器都用上了，但越南人民在正义战争中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采取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竹尖战等多种战法，使美国侵略军到处被动挨打，最后灰溜溜撤走。又如，苏军当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当它入侵阿富汗时，虽然也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再如，越南曾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运用人民战争取得了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但当它丢掉了这面旗帜，实行地区霸权主义，入侵柬埔寨时，就遇到了当年法国、美国侵略军同样的难题，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装备发挥不了预想的作用，陷入柬埔寨人民战争的泥潭中而一筹莫展，最后被迫撤军。这些告诉我们，为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正义战争也会受到一些挫折，甚至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访问人：人民战争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关涉到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
廖国良：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发展很快，如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都出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人工智能、航天和超导材料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加速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高精度、大威力、全天候突击的新式武器相继装备军队。去年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大量使用了现代化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新式坦克，反坦克直升机，新型飞机、舰艇都出现在海湾战场上，多种侦察技术手段提供了及时而又准确的情报，各种强大的电子干扰和压制及电子制导技术的熟练应用，完全掌握了第四维（电子战）空间战场的主动权，等等。对这些高技术常规武器的作用，我们不可低估，但也不能过高估计。譬如，海湾战争初期，伊拉克采取坚固的防御工程和巧妙的战场伪装，尽管多国部队平均每天出动2000多架飞机，空袭20多天，发射和投掷各种导弹、炸弹30多万吨，相当于美国当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当量的20多倍，但萨达姆仍然能通过通讯网络保持同他的部队联系并指挥作战，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机场仍可使用，隐蔽在地下机库的飞机仍对多国部队构成威胁。这表明高技术兵器也存在着弱点和局限性。我们设想，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技术优势如果在中越边境的山岳丛林地带，或在中印边界人烟稀少、山很高、雪很大、道路艰险、高原缺氧的情况下使用，也一定会出现死角。如果在正义战争中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军民的主观能动性，总会找到战胜高技术武器的办法。我们不能用伊拉克的失败来说明一切，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所以，毛泽东讲：“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还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就拿抗美援朝战争来说，当时美军掌握着制空权，投入到战场的飞机最多时达2400多架，平均每天出动近800架次。在敌人飞机大炮的逼迫下，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创造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许多办法。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坚持了二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最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而铁路运输又是后勤保障的大动脉，因此破坏铁路运输就成了当时美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共向朝鲜北部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投弹10万吨，在我通车线路上平均每7米就投弹一枚。1951年夏季，美军还发起了持续近一年的空中绞杀战，重点封锁几座重要的江桥和运输的咽喉的“三角地区”，关键地段平均每两米投弹一枚。在反轰炸、反绞杀战中，我铁路运输战线的指战员和职工发扬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以集体的智慧创造了一整套抢修抢运的有效措施，形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就连倡导绞杀战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这说明在敌人的先进武器面前，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根本优势，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访问人：这是否就意味着武器不重要了呢？廖国良：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武器。其实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列宁也讲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现代战争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较量，在战争中武器和人的因素是辩证统一的，如果不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军队战斗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很大局限，遇到很大困难，遭到很大的损失和破坏。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发挥以军队为主干的人民战争力量，打败优势装备敌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他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地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发展国防科技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作出了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重大决策。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能提供各种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武器技术装备和其它作战物资的强大国防工业，初步形成了包括航天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飞机和舰船制造业、常规兵器制造业等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研体系，为独立自主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和巩固国防，打败一切侵略者，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军的现代化水平也不太低呀，我们有洲际导弹、原子弹、氢弹，还有比较先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过去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人民战争，现在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武器，再打人民战争，就如猛虎添翼，就能更好地战胜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
访问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使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看来这些新特点不仅没有使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失去往日的光辉，而且会更加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廖国良：是这样。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总体战、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不仅是作战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综合较量，需要各条战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党和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力量。立体战不仅是在地面打，而且在空中、海上各个层次展开，涉及的空间大，方向多，需要动员广大军民共同参战和支援战争，在各条战线上自觉地不遗余力地打击敌人。合同战不仅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还要求各种武装力量 （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各个战场各种作战形式之间的密切配合，我国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传统作战体制，在现代战争中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幅员辽阔，边境线漫长，周边“热点”地区较多，各个地区风土民情、气候地形条件差别悬殊。因此，在未来边境地区反侵略作战中，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当地地方部队 （如省军区、军分区、守备区等）和广大民兵的配合。否则，只靠“远道而来”的野战部队，是无法顺利进行作战任务的。
访问人：这样说来，因为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但没有减弱人民战争的威力，相反为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优势提供了更宽广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