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国良：事情很清楚，现代战争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就更为重要。从政治上讲，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战争的正义性和得道多助，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从经济上讲，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很大，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很难进行。同时，在经济上的封锁与反封锁、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将会空前激烈。这些都离不开广大群众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从外交上讲，我们现在已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或贸易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世界人民的舆论力量，对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并分化瓦解敌人。总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的内容将更加丰富，更加需要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也能更好地适应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要求。
访问人：在局部战争中，一般说来战争规模比较小，战场纵深比较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战争还有没有作用呢？
廖国良：现在对人民战争的糊涂观念很多。譬如：有的人孤立地、片面地从战场作战的表面现象看问题，认为“没有民兵和人民群众直接参战，就不是人民战争”，“空中海上作战人民群众无法施展力量，也不是人民战争”等等。应当指出，战争规模的大小和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不是判定是不是人民战争的标准。最根本的是要看这个战争的政治目的，看它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是拥护还是反对这个战争。在人民战争中，广大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的内容、形式和手段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除军事斗争外，还包括与之配合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斗争。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相比，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同样需要而且能够进行人民战争，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譬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藏族人民群众在十分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艰难而成功地为我军提供了物资保障。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期间，海南地区财贸、交通部门，十天之内就为前线提供了40余万公斤的物资，并组织了5000余民工支援前线。在对越南自卫反击作战中，仅广西隆安县的三个民工队就为前线抢运了大批的弹药、粮食和干粮，有力地保障了前线的需要。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颂的“老山精神”和普遍开展的“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活动，使前方将士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事实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政府和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配合，军队就失去了根基，就会寸步难行。在现代条件下，任何局部战争从规模上看，虽然是地区性的，只是部分动员，但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都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都将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的战略战术原则
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访问人：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现代战争中是否仍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廖国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现代指导意义的第三点内容。
战略战术的物质基础是武器装备，它的制定和运用必须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状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略战术还要受其他条件的制约。譬如，它必然由一定的哲学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为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目的所支配，受一定的军事思想所指导，由一定的军队和人员去实施等等。所以有些国家武器装备先进，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战略战术就一定先进。相反有些国家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也并不意味着它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落后。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我们的武器装备是相对落后的，但是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军的战略战术是高明的。我军的战略战术从本质上讲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无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还是从总体上和基本内容上看都是先进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些战略战术对现代战争还有哪些具有指导意义呢？
廖国良：譬如毛泽东提出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三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适时进行以改变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关照全局，把握关节；力争主动，力弃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每仗要有准备，力求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胜利的把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行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等等。这些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原则体现着灵活机动的显著特点，反映着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指导规律。尽管未来战争有着许多新特点，但仍然是在我国的国土上，以人民军队为骨干进行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只要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把它们和变化了的新情况相结合，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把战争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
访问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军事理论，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任何科学的军事思想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应从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它，应用它。
廖国良：是这样的。我军建设和作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是我党我军的历史选择，是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需要。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过时论”或“两个凡是”“顶峰论”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它们都是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反映了一般军事活动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某些具体条件变化而过时。但是在运用时也不能照搬照套，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用它来研究现代战争，认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并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坚持正确的结论，改变已过时的具体结论，补充新的结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身包含着科学的发展观。它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而是认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实践中运用，在运用中发展，并通过新的发展指导新的实践，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指导现代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客观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它，我们将不但能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且将通过战争实践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2年4月5日于国防大学
妨张家裕——毛泽东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
张家裕
张家裕，1932年生，四川重庆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参加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书，是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撰稿人之一。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十一讲》，发表论文、文章50余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约定了第一个采访对象，就赶上了一场大风，出租车是坐不起的，只得顶风骑车一个半小时。看来干成一件事真是不容易。
访问人：我们曾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前几年某部队对战士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项，当回答最崇拜的军事家是谁时，结果不少战士说，崇拜巴顿。这个问题我们有些奇怪，毛泽东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军事家，一生指挥过数百次战役，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而巴顿只是美国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我们有的战士却崇拜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张家裕：你们谈的这个情况我也听说过，其实不只这些。1988年我遇到一位地方司机，闲谈时他对我说，毛泽东哪有什么军事思想，仗都是别人打的，只是下命令时他签个字就完了。很滑稽的事情。
访问人：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张家裕：我认为同前些年的宣传有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些年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多一些，对他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贡献讲得少了。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了解的也不多。开放了，他们看了一些外国电影，看到巴顿带兵的样子，腰间挂一把刀，走起路来咋咔响，打起仗来很神气。他们想，将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奇怪的。
访问人：这实质上涉及一个毛泽东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问题。虽然毛泽东很伟大，但是把他放在世界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比较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家呢？
张家裕：其实，由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获得的伟大胜利及其在世界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评价是很高的，称毛泽东为天才的军事家。我说的国外，包括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包括西方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巴特曼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一位美军少校说：毛泽东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他说“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一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说得更加形象，他说：“图书馆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举不胜举。
访问人：国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评价是很高。近现代以来，世界上出了不少著名的军事家，毛泽东和他们比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张宗裕：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军事统帅、战略家，甚至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列宁、斯大林在内，毛泽东和他们相比，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结合方面，是最完美的典型。理论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系统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和一系列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思想体系。在实践上，从他对战役战斗的指挥直到战略的指导上，基本都是成功的，没有大的失误。一般他说，都达到了预期目的。他所指挥的作战，只有战果大或小的问题，而不存在成功不成功的问题。
至于说世界上的其他军事家，如世界公认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他一生作战20年左右，打了很多胜仗，数得上的会战就有50多次，胜多败少，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世界风云人物。他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但他自己在理论上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后人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战例来研究，由别人来把握提炼，不是他自己概括出来的。这种东西就不如毛泽东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价值高。
克劳塞维茨，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战争论》，是他死后由他的妻子整理发表的。克本人在部队当过兵，打过仗，先后任过普军总参谋长和军参谋长，在军校当过校长，后晋升将军。他的军事理论，主要是他在任军校校长期间，通过潜心研究战史和若干战例，分析总结而成的。
访问人：列宁对《战争论》评价很高，在延安时毛泽东也托人买来阅读，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张家裕：对。《战争论》的影响很大。其中关于战争、军事的某些基本原理很有价值。其军事思想对世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都极欣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抓住了战争的实质。但从战争的实践来讲，他和毛泽东无法相比，克劳塞维茨只打过一些仗，不像毛泽东从带一个团起，一直到成为全军统帅，指挥几百万军队，有丰富的军事实践。就军事理论本身来说，国外学者也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许多用途更为广泛的军事原则”，比起克的战争论来，“是政治性更强的战争论”。
访问人：若论战争的生涯，大概只有拿破仑和毛泽东可以相比。
张家裕：是这样。至于巴顿，他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战略方面的指挥员，和毛泽东根本无法相比。
访问人：那么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呢？
张家裕：他们虽然比巴顿的指挥地位高，也都是很有名的军事人物，但相对毛泽东说来，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访问人：斯大林呢？
张家裕，斯大林参加领导了十月革命，特别是领导了反对德国法西斯进攻的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当时的德国不可一世，很多国家沦陷了，苏联国土也被攻占了500—700公里纵深，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仅顶住了德国的进攻，而且最后打败了德国，为消灭法西斯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斯大林的战争指导主要是进行重大的战略决策，具体指挥，尤其是战役指挥，则主要是通过统帅部大本营来进行的，就是说他的指挥多是间接的。毛泽东不同，他和各个战场通过电报直接联系，直接指挥，并亲自起草作战电报。根据我看到的档案材料，很多前方来电，毛泽东当天或几小时内就能把中央或中央军委的意图反馈回去，快得很！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军事电报，恐怕不下500万字。
访问人：我们粗略统计过，到1955年，毛泽东的文稿大约有一万件，军事文电约6000件，占他文稿的近三分之二。
张家裕：所以像毛泽东既有长期的军事实践，又有丰富的军事理论这样的军事家，世界上确是少见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那么，他对世界的影响如何？
张家裕：相当广泛而又巨大。首先他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提供了斗争经验，或者说提供了理论武器。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热火朝天，他们都把中国当作范例，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取经”，学习游击战争的经验。然后用于他们本国的实践。其次，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他们在印度、在越南、在东方，甚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遭受的失败，是因为不了解或不懂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们说古巴、越南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式的”胜利。
访问人：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60年代，一位名叫冈村昭彦的日军记者，写过一段观感，他说：“最近我到中南美跑了一趟，行前访问了五角大楼，他们告诉我，起初，美国国务院认为，多米尼加革命是卡斯特罗搞的，可是美军到了多米尼加，才知道多米尼加革命的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中国是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多米尼加不受古巴影响，而受中国影响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多米尼加的革命部队。哪知道那里的战士一见我这张东方人的面孔，就以为我是中国人，兴奋地把我高高举起，欢呼 ‘毛泽东来了！中国人来了！’”
张家裕：由此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游击战争战略是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这一点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可能很有用。不仅如此，对西方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美国，因为他们深有体会。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对毛泽东的人民游击战争体会极深，所以日本不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机构和学者很多，而且还在军校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课。
美国也有深刻体会。解放战争时期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给蒋以大量的军费、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结果蒋打输了，美国成了我们的运输队长。朝鲜战争他纠集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力量，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和装备，结果还是被打败了。当然国外看法不一样，有的说是打平了，有的说他打败了。
访问人：这个问题看从哪个意义上讲。如果从表面上看双方对峙不下，谁也吃不了谁，那是打平了。如果从另一角度分析，优势装备的美军，打不赢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么是谁败了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是美国败了。
张家裕：所以美国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很重视，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就连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
其次是英法。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曾把英国的军舰赶跑了。他多少也有些体会。尤其他们在东南亚看到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厉害，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能代替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因此他们各自为了完善自己的军事理论，当然更主要是为了对付我们，纷纷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的主要军事著作成为不少国家军事家必读的经典，甚至有的要求军官晋升时必须撰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文。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且还要研究正规军如何打游击战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路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访问人：听了您的介绍，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成了世界的财富。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家，或者说只承认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家还不够，因为根据您刚才的比较，毛泽东是把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最好的军事家，那么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世界冠军级的军事家吗？
张家裕：我认为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当然，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一是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靠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斗争，但毛泽东却是党和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多少年出一个”，这个话用在军事上赞扬毛泽东是不无道理的。
访问人：退一步讲；我们不说毛泽东是世界冠军级的军事家，是否可以说他在某一方面居领先地位。如运动项目，有跳远冠军、跳高冠军，像军事理论也有各个层面。能否说毛泽东在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方面是世界冠军级的呢？
张家裕：这是肯定的，但不仅仅是。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环境下，也就是说长期战争形式是游击战，给人印象毛泽东只是游击战专家、实际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正规兵团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像战略决战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每役歼敌四、五十万，在世界上少有。特别是朝鲜战争，我们的阵地战打得相当好，有相当大的发展。完全靠阵地战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上甘岭战役，我们只有3.5平方公里，却打退了敌人先后投入4万余兵力的900多次冲击，歼敌27000多人，我军阵地则巍然不动。所以主要是阵地战。此外美国除了原子弹，包括细菌战，所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用上了。难道这不算现代战争，什么才算现代战争。假如我们也有和他们同样的武器，大家在一个现代化水平相等的条件下作战，我想消灭他是没有问题的。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常常把敌人包围，因为敌人机械化程度高，而不能完全歼灭他，甚至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很快就逃之夭夭，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所以给毛泽东只带上一个游击战专家的“帽子”是不合适的，那是一种偏见。毛泽东不但是游击战专家，而且在正规战，在现代战争来讲也是专家。三大战役打得多漂亮，按说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够狡猾，在军事上也是够精的了，他为什么输在毛泽东手里，当然与战争性质有关，我们实行的是革命的人民战争，但在战役战术的指挥上，在战争指导艺术上，他确实逊毛泽东一筹。
该问人：不过还是有人说，毛泽东打的仗是小米加步枪的经验，不一定适用飞机、坦克和导弹的现代化战争。
张家裕：我们说小米加步枪是形象的比喻，是甩劣势装备打败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优势装备，并不是说我们的仗，就完全是小米加步枪的落后的理论。实际上到解放战争后期三野、四野都有了坦克、炮兵。淮海战役，坦克也甩上了。1948年济雨战役前后，战争形式转变了，毛泽东反复强调加强纪律性和组织性，提出要适应当时的正规战争，朝鲜战争就更现代化了。而关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是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和基本指导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在每一个战争时期或终结阶段都有经验总结，有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如十年内战结束时，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初期，有著名的《论持久战》等四篇军事名著。解放战争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和十大军事原则，遗憾的是他对自己一生中战争指导上在敌我双方斗争最紧张，较量最激烈、指挥艺术最精彩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阶段的经验没有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加以总结，否则，一定会产生很多辉煌的思想。因为他当时作为统帅，东南西北一起指挥，很多重大决策和战略战役思想别人不可能完全领会到他是怎么想的，现在无论你怎样学习，分析研究，都不会产生和他所创造出来的理论有同样的效果。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地位，经历和体会，他若是亲自总结出来，一定是无价之宝。这是后话了。
1992年2月23日于军事科学院
访周逸——毛泽东一生的愿望：建设好一个党
周逸
周逸，女，1920年生，湖南长沙人。1937年6月参加工作，1954年毕业于中央马列学院。现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建理论研究，著有《马克思党的学说、党的建设教学大纲》、《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
也许中央党校的院子太大，我们间了几次路才找到周逸的家。她七十多岁，满脸透着聪慧，讲起党建理论滔滔不绝时常打着手势，显得坚毅自信。
访问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他们又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如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年我们党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一直不能根治。人们一方面十分怀念过去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也不断地思考，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是否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其建党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呢？
周逸：这些年也不断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的教条。中国党7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就在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建党学说。”
至于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党一向是反对的。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和学风，而且创造了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即整党整风运动。党执政以后，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任务以及工作环境都发生根本性变化，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更加重要。中国党把它看成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来看，存在这些问题，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克服与纠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的更清楚。转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以至健全领导制度，完善领导体制与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涉及面广，关系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理论教育，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内容、新发展，而不能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理论。
访问人：过去我们党确实表现得生龙活虎，从上到下形象非常好，威信很高。当然人们现在也普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但是人们也感觉到干群关系不像过去那么融洽，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等等。这些现象的发生，如何解释才好呢？
周逸：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也比较复杂。有些共产党员和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是没有摆正共产党人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关系。他们站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命令群众做这、做那。乱用人民交赋的权利。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这样，不但不能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相反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势必同人民群众疏远、隔离。这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发展，将会使共产党人的党性丧尽，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对于党群关系的不融洽，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不满、有怨言、为党担忧，在感情上同党有隔阂。但从他们内心来讲，还是希望中国党的党风健康发展，党内政治民主生活正常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发扬光大，以带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好转。因此，要加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宣传教育，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党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领导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全部力量。毛泽东把这种正确关系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为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举，今天仍应坚持。
访问人：有人提出，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中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周逸：这是关系人们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一种理论首先是一门科学，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是解决本质问题，而不是解决表面的现象问题。
所以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伟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了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创奇迹。
同时，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又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总结中国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丰义、毛泽东建党思想。但是基本原理、原则仍具有指导作用，应继续坚持。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现实意义？
周逸：第一，毛泽东无论领导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制定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状况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依据，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变大，从弱到强，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就是因为有一条全党可以遵循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说，路线是一面旗帜；毛泽东说，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旗子也好，生命也好，都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今天小平同志讲，要全面领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小平为什么这样讲呢？无非也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条路线吗？有什么了不起呢？不是呀！这条路线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它的制定的过程，也是决策的过程，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顾长远，要高瞻远瞩，有很强的预见性才行，还要有非常现实的可实施性。所以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供全党遵循，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相比之下，苏联就因为没有这样一条路线，所以他改来改去改散了。
第二，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因为路线提出来了，关键还是落实。如何落实，就在于党如何服务于这条路线。战争年代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作三大法宝之一。说它是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我们党把这些斗争搞好了，党本身就会随之发展壮大，反之就会灭亡。党的建设服务于这些斗争的目的，就是达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对今天来说，党的建设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环节掌握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建设。而经济上去的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文明的、自由的、幸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到底，这也是党的建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党的任务是把经济基础搞好，经济基础搞不好，说明党本身也就没有建设好。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一直适用于今天。
访问人：理论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它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自身建设来完成的。
周逸：前面谈到，党的建设理论是反映党的建设实践中一些带有规律性问题，所谓规律，就是党的建设中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是有形式的，而不是空谈。是通过党自身建设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本质的东西必须弄清楚，否则容易被一些表面、假象的东西所迷惑，目光短浅，就担当不了大任，更谈不上腾飞。我认为毛泽东对于党自身建设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又侧重解决领导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的问题。井冈山时期不就有这样的问题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等，妨碍着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看到这许多现象就从理论上给予分析和批评，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领导党。到古田会议这个问题就全面展开了。延安整风时期又深化了，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重申了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讲到的。联系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坚持一条这样的思想路线，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在今天看来，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真正实事求是做工作不容易，实事求是要有勇气，有大无畏的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讲真话。根据了解的下面情况看，有的为应付上面说假话。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到头来受损害的是国家是人民。所以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向重视人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的领导骨干，成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贯彻执行的决定力量。早在战争年代，党处于农村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大批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根据地，或到前线参加战斗。毛泽东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教育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党重视干部教育，一方面举办党的各级党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党性，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另方面，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实践，无论上前线或到工厂、农村，都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下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群众语言不熟悉，同群众感情有隔阂，怎么办？认真学习，不懂生产知识就问，不会就学。生活再苦不叫。同时，组织群众学文化，举办识字班、扫盲班，教育他们支援战争，为什么能这样做？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讲，在当时头脑中对党确实有一个美好的印象，坚信党领导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因为中国党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全党的楷模。加之，党的严格的党性、党的纪律的教育，使我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中国党的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延安革命根据地以及前方各革命根据地，尽管处于战斗的环境。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在准备迎接全国胜利时，从根据地输送大批干部到新区开辟工作。迅速建立了民主政权。
建国以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分配一大批干部转到工业部门工作，在大专院校举办工农速成班，培养工农干部懂得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培养教育干部是有中国特色的。
访问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培养干部方面贡献很大。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是否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周逸：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有新的发展。首先，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从科技系统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研究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其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增加了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新内容。再次，提出干部制度包括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要密切结合现代化建设进行，清除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思想。至于毛泽东，他在50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产生“左”的失误，多次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批判所谓右的思想倾向，使党的中心工作长期未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影响干部在这方面的成长。解决这个问题，有领导思想问题，也有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制度问题，应作历史分析，加快改革干部管理制度，而不宜归之为个人的过失。
访问人：除了这些，是否还有民主意识的问题呢？
周逸：关于民主意识，事实上毛泽东也很重视，他曾经感到中国党家长制太厉害，但他没有在理论路线上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体制上给以完善。
我们党内存在有民主意识不强的现象，这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作为领导者没有解决好，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一方面被领导者怎样运用民主权利也没有解决好，处于领导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状态。这些问题如果从深的层次来说，实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领导体制基础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来了，而且讲了很多。但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它涉及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领导权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时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体制问题为什么不仅中国，甚至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呢？我认为是和这些国家现代化经济不发达，文化素质不高、法制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中国也无例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小生产的经济基础，旧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再加上战争年代我们实行了供给制。建国初始，国家实行全包下来的政策，当时也是需要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却没有及时加以改进，现在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级观念、官僚主义等等都和这些情况有关。所以民主意识是和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一方面的中国国情注意不够，制度上没有解决好，思想上没有解决透。
访问人：我认为，反封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党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加强民主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周逸：现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不太得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形式主义读读报纸，写个提纲念念，好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和群众的心理状态，切身利益贴的不紧，理论教育脱离实际，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特别是经济工作脱节。如何克服这种两张皮的现象，还是党的思想建设中要认真考虑，及早加以解决的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周逸：还有一个三大作风问题，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1942年就曾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他总结中国党风建设经验，概括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也包括批评）是中国党的三大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总的来说，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关系党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也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执政以后，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一切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害得失关系极大，而这种领导地位又很容易使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所以，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陈云、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好坏，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问题，更加说明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毛泽东建党思想内容丰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但其基本原理仍不失其重要指导意义。
1992年4月27日于中央党校
访黄铸——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好
黄铸
黄铸，1921年生，云南劾腊人。研究员。1948年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统一战线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参与过不少这几方面重要文件的起草。曾出版《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著作。
我们曾打电话给中央统战部的同志，问谁能谈一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问题？对方说，你们可以去找找黄铸。于是就有了这篇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