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很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遵循什么原则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黄铸：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人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是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间也经历分分合合，但基本格局没变，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你看，古埃及王国、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罗马帝国不是都不存在了吗？唯有中国延续至今。过去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都是实行大民族主义统治，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就是近代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也带着排满反满的色彩。所不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全新的政策。19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国民党全国大会的意见中就提出对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少数民族之压迫。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接受了我党意见。因此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出发，一开始就提出了各民族平等联合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平等与联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备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民族平等，才有民族联合，同时，只有各民族的联合，才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求得民族的解放。
访问人：这个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本原则，又是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的呢？
黄铸：采取的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民和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决定在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内实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访问人：当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而他们实行的则是联盟制。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联盟制？
黄铸：因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不同。第一是民族关系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前，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多于俄罗斯族。十月革命后，由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出去，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减少，但距俄罗斯族人口还是相差不远，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多数是一个民族聚集在一块地方。我国的情况是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并且多数是大分散小聚居，有的还是杂居或交错聚居。第二是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是在大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向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同时，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使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了不同的国家，多数是经过战争成为苏维埃型国家的。为了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原先都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列宁、斯大林才不得不转而采取联盟制。中国革命是由农村到城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动员和团结合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战斗，没有民族的分离，而有各民族的凝聚与团结。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党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并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它适应我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而最显著的特点和优越性是便于正确处理自治和集中统一的关系，既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发展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实行全国“一盘棋”。可以说，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我们党是成功的。我们党一开始制定民族政策，就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相适应。走向成功有一个探索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接触、了解少数民族多了，结合深化了，在实践之中纠正了一些不适当的说法与做法。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一谈？
黄铸：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的宣传问题。因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压迫，所以党曾经宣传少数民族独立。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不论哪个少数民族独立出去，都实际上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外国的附庸。到 1929年，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的指示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纠正，讲到民族独立的口号对于我党在苗民中的工作并不恰当，因为现在云南的工农群众与苗族都一样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果提出民族独立，客观上必然分离云南工农与少数民族的联合战线，结果必为法帝国主义利用去。现在现实的口号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民族独立。
其二，关于少数民族上层问题。出于反对阶级压迫的主张，我们党曾笼统地反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号召推翻他们的统治。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好多少数民族的上层其实是该民族的代表，和群众有相当深的联系，反对了上层则根本无法接近、团结那个民族。所以，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工作原则的指示就纠正了笼统反对民族上层的说法，认为，瑶民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其落后，内部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显著开展，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威信，依然是瑶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因此苏维埃红军也不得不开始同这些代表发生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瑶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对他们的统治方式、思维习惯与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并且不求过早地发动内部的阶级斗争。长征过后，1936年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又讲到，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该团结蒙古广大的平民群众，并且应该把王公、喇嘛、军队等都团结起来。
其三，关于是实行联邦制还是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二大”的纲领中，提出在自由联邦的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后来的苏维埃宪法也一直提建立联邦。但以后根据中国国情适时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政策？前面已具体涉及了。毛泽东早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到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对付日寇，必须注意几点：第一是允许蒙、回、藏、苗、瑶、彝、舍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第三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是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所论述的这些其中就已经包含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访问人：在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政策确定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黄铸：第一，帮助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干部，先后创办的10所民族学院已培养出100多万人的少数民族干部，这是破天荒的；第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我们党先后帮助各民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让各民族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不少民族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而同汉族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第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几十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基础建设及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的巨额财政补贴和智力投资，也对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民族压迫消除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195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实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对这个任务作了表述：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问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规定经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我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是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这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而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以此为己任，努力不懈，以求各民族共同繁荣。
1992年8月10日于北京府右街
访陈雪薇——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陈雪薇
陈雪薇，1935年生，广东中山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二室主任、教授。主要著述有：《历史的启示十年（1957—1966）建设史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等。
陈雪薇是我们这次采访中遇到的第3位女教授。她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必要的一日三餐，就是和丈夫各坐一桌，研究与写作，还有体育运动：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
访问人：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是个热点话题。对这个问题，党史界有褒有贬，陈老师，您怎么看？
陈雪薇：我认为，毛泽东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不愧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定人。尽管他的晚年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犯有“左”的失误，但从整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上看，我们仍然应当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他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上的贡献，而不应该忽视他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访问人：看起来，您是在一个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的分析。说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您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
陈雪薇：好的。大家知道，作为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读书。毛泽东对读书的嗜好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孜孜求知，独立思考的大学问家。从幼年起，他就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以后，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中，他还是不忘读书，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各类书籍，爱不释手，仔细地读，认真地思考。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便提出配置各类书籍。经多年努力，逐步建成一个门类齐全又适合需要的藏书室。有同志估算过毛泽东一生读书有2万多册。他读的书范围很广，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著，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囊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宗教、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1954年，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可见，毛泽东学习的毅力。毛泽东的一生，是同孜孜以求的读书生活相伴随的。但爱读书并不是毛泽东所唯一具有的。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最重要的是，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访问人：学以致用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入世之道。
陈雪薇：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他去实践这种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思想基础。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救亡革新、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为“己任”。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经历了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选择与摒弃。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表明，毛泽东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认定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个信仰一经确定，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青年毛泽东抱定的救国救民宗旨，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更升华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信念。抱定这样的信仰与信念，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问题；他敢于同本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抗争；他勇于在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高举革命大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在艰苦的实践中，闯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出色地把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独创性的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掌握了人类文化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立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都是沿着这一轨道，为无产阶级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中国伟大领袖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他作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
访问人：对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科学的分析。那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评价，这是不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及毛泽东做出回答的？
陈雪薇：是的，这无疑是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石。从 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39年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10多年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科学地阐明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广大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了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基于这些认识，1939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党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性的文献。
访问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雪薇：一是它充分而明确地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重要观点。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把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具体地表述出来了。同时，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把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好坏，同中国革命的成败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观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论点。
二是及时而正确地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工作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及其产生的原因。当时在许多军队的干部中，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对这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毛泽东给予深刻的分析：第一，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第二，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三，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四，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第五，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毛泽东这些分析，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运用；又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特点的我党知识分子工作现状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纠正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是制定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第一，对于那些愿意抗日而忠实、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在战争中在工作中磨炼，使他们为军队、政府和群众服务，并按照其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意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前进。第二，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下，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第三，对于一切比较有用的和忠实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逐渐克服其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第四，对一切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应该切实他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能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访问人：这是建国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最集中的论述。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有所补充和发展？
陈雪薇：有的。在八大预备会上，他提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会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7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过从两个方面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设想。一是各级领导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计划。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90年，10年树人。10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10年树人倒是可以的。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起来。二是无论搞工业、农业，还是搞商业、文教的同志，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他说：“我看也要搞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些论述，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提出来的新论断，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访问人：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对于这种改变，您怎么看？
陈雪薇：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都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毛泽东在1939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战略决策，对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我们事业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正确的，也是相当谨慎的。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解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重要建议。这次会议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离开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最突出的表现是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并不要读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等等。这些错误观念长期纠缠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1958年以后，在全国明显地取消了干部队伍和工农群众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建国初期像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的速成工农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预科等各类干部文化学校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倒退作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戴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遭到排斥打击。
第三，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逐步升级。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知识界表现特别突出，被划定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总数的57％左右。到1963年以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提供了哪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雪薇：胡乔木曾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 ‘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从这个重要教训出发，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
首先，要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论断，切忌一知半解，一叶障目，切实地做到对知识分子的充分的理解。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是长期的，决不能做三、两次，就一劳永逸。调查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静态和动态的情况；包括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知识分子在我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地位及其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党的典范。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因此，对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变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而，轻率地放弃了八大前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作出的正确估计，而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论断。以至使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向“左”的偏差越滑越远。我认为，党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
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正确判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出发点。1956年1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并强调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却没有以此为据，制定相应的知识分子政策，而继续沿用建国初期行之有效但至此已经不适用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缺陷。这样的政策没有能把我国知识分子真正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点体现出来；没有切实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依靠力量之一，这对五十年代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不断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纠正党内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保证党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切实执行。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工作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以“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地反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决策，人为地制造的反倾向斗争，越斗越乱，越斗越“左”，甚至提出只准反右，不准反“左”。这种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导致1957—1978年这20年间，知识分子工作出现重大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些消极影响留下的烙印也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毛泽东为我党奠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失误得到了纠正，这是值得令人高兴的。
1992年5月2日于中央党校
访王兴国——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王兴国，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等。目前正撰写《青年毛泽东（1910—1927年）的思想轨迹》。
几年前，就和王兴国一起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过事，再加上京、湘两地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颇多联系，找他谈谈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况且王兴国快人快语，挺爽直。访问人：您在国内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早的，同时也最早系统地研究过杨昌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拜在他的门下，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后来毛又成为杨的女婿。您能具体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王兴国：我们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试图证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从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具体材料，感到杨昌济与青年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于是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立即转入杨昌济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在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一书的“引言”中，我曾通过对杨氏生平经历及其在湖南思想界地位的分析，指出他“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是起了某种桥梁作用的。”也就是说，他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杨昌济生于1871年，1920年去世。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19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撰文发表自己的政见。戊戌变法的实践，使他大开眼界，“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1903年至1908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年考人英国扼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年夏毕业于 北淀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于1913年春返国。1913年至1918年，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及收入其他论文的《杨昌济文集》，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我下面引用的杨昌济的一些话，基本都出自这些著作。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 1913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春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 《讲堂录》中修身课部分的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由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话情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章士钊：《杨怀中别帐》）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访问人：杨昌济与毛泽东友谊如此深厚，那么他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一定也是很深的了？
王兴国：是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其突出表现就是1894年对中国属地朝鲜的侵略和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对此，杨昌济始终抱有警惕。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到，日本人不怀好意，颇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所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他在悼念亡友的挽诗和挽联中曾痛切地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等语句。他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其次，杨昌济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被读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访问人：有的人认为杨昌济的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
王兴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评说，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们对青年毛泽东五四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影响。首先，它使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其次，它引导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对国情的研究。所以，当新民学会中很多成员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现在有的论者曾为毛泽东当年没有出洋留学而惋惜，觉得这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并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国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促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且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访问人：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要比“西学”浓厚得多。留在国内的这种选择，您刚才说到，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但这几种理由的出发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充分重视。其实，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认识与追求，也体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这里也有杨昌济的影响吗？
王兴国：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记录的杨昌济介绍的某些哲学观点。1914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啻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毛泽东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 《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杨昌济不仅向青年毛泽东传授了丰富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而且其“贯通大原”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激励着他热烈地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另外，《讲堂录》及杨昌济的其他有关著作表明，他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杨昌济这种注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不仅在人品和人格上给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伦理学理论上给毛择东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由于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理解，对中国传统礼教知之甚深，又长期在国外留学，对西方伦理史，特别是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他在批判封建道德时，往往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说过：“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抨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之中。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所继承，即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
访问人：毛泽东是读师范的，师范培养的是职业教师。杨昌济在师范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对毛泽东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兴国：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教育救国论之外，杨昌济其他一些教育思想也曾影响于毛泽东。其一，是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按杨昌济的说法，人格主义者“谓教育宜发达个人之人格，同时宜使个人得能与社会调和之性质。”这一思想与杨昌济在伦理学上主张培养“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的人”是一致的，与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学校之设就是要使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二，从人格主义出发，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均批判资产阶级学校的“坏处”。杨昌济说：“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收事关于国民之体力甚大。”毛泽东则更尖锐地指出，旧学校“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蔑视学生的人格”；“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三，他们认为要使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就必须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之三部。”毛泽东则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只有三育并重，才能达到“身心并完”，这正是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自我实现论”在教育上的反映。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早在 1913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1920年萧子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以久制胜”，并特别注明“这是达化斋的法门”（《新民学会资料》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