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从毛泽东建国思想中体现出了哪些“中国特色”呢？
李君如：我想，先从方法论讲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益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在接受与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难题，即由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对立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简单化”，而且众多的阶级的外部差异不很显著，其政治组合也极其复杂。因此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敌我分析。阶级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出发，通过对各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分析，来区分其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敌我分析方法则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再从政治出发，区分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角色。同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前者是“人民”，后者是“敌人”，即在于应用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方法论上的特点，在科学研究中，必定会给理论研究的成果打上“特色”的印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毛泽东建国思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其“特色”主要体现在：
第一，强调“人民”。我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分析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时，引了一位英国学者的话，他说“毛超出列宁关于专政只是一个革命阶级的专政的论断，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我是同意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的。毛泽东比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民”这一范畴。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各个阶级的集合，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具体他讲，他认为建国时的中国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 （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但不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人民的政权。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于这一政权的主体之列。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科学论断，因而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特色”表现在制度上，就是新中国的政体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合作制度，并相应地设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政治组织。因此我常讲，这一套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第二，强调“民族”。毛泽东区分敌我所用的政治标准，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标准。什么是“人民”这一阶级的集合所共同依赖的政治利益呢？主要是两条：一是拥护或参加革命，二是爱国。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条是相通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近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中，封建主义已经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与此相联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兼有反动与卖国的双重特征。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它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汇的革命。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把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作为一个基本的内容，是其重要特点。我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引用了毛泽东所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指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十年人民革命的成果，而且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的硕果。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应该是人民享有国家主权、各民族团结与平等的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说，中华民族是统一的整体，并在国际上是独立的；同时，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团结的。与此相应，新中国建立前后提出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等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强调人的改造与发展。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不是一种静态的建国纲领，而是一种动态的建国构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的改造与发展。毛泽东是在阶级分析与敌我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思想的，但他并不认为敌人就是绝对的敌人，他们也是可以改造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两处提到“施仁政”，一处说对人民要施仁政，另一处说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在对敌人进行专政的时候，强调消灭其阶级，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人民”也要通过“自我教育”来改造自己。当然，这同时“敌人”的改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造。但由于中国的“人民”中包括了大量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对小生产者的“教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中国也因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也要自觉地克服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即建国思想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这两个要求外，其深层包括更为深刻的基本要求：人的改造与发展。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毛泽东建国思想的一大特色。
访问人：毛泽东建国思想是否付诸实施了？您怎样看毛泽东建国思想与后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所走的弯路这之间的距离？
李君如：很难用“付诸实施”或“没付诸实施”来回答。我想，只能说这个建国思想在毛泽东那里没有贯彻始终。从1949年到1956年，就总体而言，毛泽东的建国思想贯彻得较好。尤其是从1949年开国到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做了十件大事，来实施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这十件大事包括：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建立地方民主制度；建立基层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工会建设；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废除束缚个性解放的封建婚姻制度；试行劳动保险制度；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举行普选和召开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及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一些缺点，主要是工作中的问题。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我们在贯彻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时常常出现严重的失误，包括：混淆敌我界限，忽视对小生产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离开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地强调人的精神的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偏离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首要任务或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的思想。当然，1957年以后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毛泽东建国思想没有贯彻好。比如在坚持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方面，毛泽东与党中央在任何时候没有动摇过，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也有一些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能讲毛泽东建国思想没有贯彻始终，因而在思想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距离。
访问人：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存在缺陷吗？
李君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把上面的问题深化了，上面我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贯彻始终。如果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贯彻始终呢？
除了工作指导上的问题外，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本身有没有不足呢？这个问题我在写《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时，曾经困扰着我。
我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制度化、法律化的东西，即：法治精神稀薄。如前所述“人民”与“敌人”是在阶级分析与敌我分析的基础之上区分出来的。敌我分析不仅要看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要看其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而政治是个极富变动性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常讲“人民”与“敌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组合。这样，就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范畴——“人民”与“敌人”，是一对又确定又不确定的范畴。它在民主革命时期，相对他讲，因两军对阵而比较好确定；在社会主义时期则不易确定。我们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主要表现为把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即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这同“人民”与“敌人”在社会主义时期难以把握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法制来解决问题，即不是凭任何个人的判断，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来对此做出权威的判断。可是，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不仅法制不健全，而且有法不依，甚至听凭领导者凌驾于党的集体之上而不能约束他，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又比如，对民主的理解，我们往往把它等同于群众运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适合于同国民党的专制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的负面影响就暴露出来了。一个小生产者人口众多的国家，小生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会在群众运动中冲击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秩序与纪律。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应看到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确定起来，依据制度与法律来“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可惜的是，在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中，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几次发扬民主都出现挫折，不是领导判断错误，就是群众运动的自发倾向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
我感到，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问题，真正切中了时弊与毛泽东建国思想中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在谈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不应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应该看到这套制度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过去的不足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缺乏制度化与法律化。加强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在法制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应该甲法治精神来完善毛泽东的建国思想。
访赵勇田——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
赵勇田
赵勇田，1925年6月生于河北安平。1938年投身革命，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文化科长、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著述有：《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独脚虎将》、《小八路日记》等。
作为原总参文化部的副部长，他离休后一刻也没闲着。这几年又潜心抗美援朝史的研究，相继推出《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等著作。忙归忙，他对生活也很投入。
毛泽东难下决心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如何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
赵勇田：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面临着难以下决心的选择。我们党领导28年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刚刚取得政权，就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如果从1949年10月算起，到1950年6月，才有9个月的时间，如果算到1950年10月19日出兵，也才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的新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我们需要治理的是一个疮痍满目、百业凋零的国家，当时的状况，从几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毛泽东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第一点，就是解放战争还处于尾声。到1950年春，大陆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军虽然消灭了，但西藏和台湾还没有解放，同时还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散兵和土匪，大约有40万，也有的说是50万，国内还有军事行动，总之战争还处于尾声。第二点，是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改要涉及三亿一千万人，这是一件大事。不仅是消灭封建势力，而且是解放生产力，在当时我们工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村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就要实行土地改革。第三点，是抓紧恢复国民经济。革命胜利后在社会经济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广大农民要生产，工商业要发展，社会秩序要稳定，这一切都需要政治指导的正确，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的，但不少入是观望，看看你们共产党能不能搞建设，能不能站住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于 1950年6月6日到9日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接着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贯彻这些精神，接着又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步骤和方法，都是为了治理战争创伤，改变和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所以，当时全党的心思都是在国内，搞好我们的建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是连着召开的。当时有的代表就在北京，还没有回去，6月25日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处理朝鲜战事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下决心的难度。
访问人：对朝鲜爆发战争，毛泽东有没有预料？当时中下层干部有无反映？
赵勇田：据我接触的材料，可以说有预料又没有预料，所谓有预料，是说早在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斯大林曾向毛泽东透露，金日成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方的问题。但哪一天，用什么形式解决，是毛泽东和中央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没有预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是很突然的，包括柴成文同志，据他回忆，他看到朝鲜战争《号外》，是他从西南军区调往北京路上在郑州车站看到的。中央军委调柴成文本是去东德工作，而他赴京后却改为出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说明，上面可能有些准备，中下层没有准备，甚至满脑子想的还是搞和平建设，想自己以后的发展。
慎重考虑后的抉挥
访问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作了哪些部署？
赵勇田：6月25日朝鲜爆发战争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命令他的海空军给予李承晚以支持，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接着又操纵联合国，组织所谓联合国军，直接介入朝鲜内部事务。这些变化，就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国防会议，决定组建战略预备兵团——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是以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为主组建的，还任命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因此第十三兵团就急促地从驻地河南向东北调动。组建这个兵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解放战争向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转变。8月以前，我们的准备基本上是面上的准备，但到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这就直接威胁着我们东北的安全，也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了。
到底怎么办？毛泽东有两种选择：一是守土护疆，就是在鸭绿江边上守着，守卫国土；一是直接出兵援助朝鲜人民。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越过了三八线。局势更加严峻。所以客观上事物的发展把新中国的领导入推上了处理国际战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好上呀，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地理情况、人事情况都熟悉，而此时我们面对的是国际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强国，当时敢跟美军抗衡的只有苏联和我们。所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办？发展的结果又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
现在我们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至少在10月2日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这有电报为证，就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8日，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访问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不是和朝鲜劳动党的请求有关系？
赵勇田，有关系，现在已经查到了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出兵的信件。过去史学界讲到此事时，只是笼统地写10月上旬，现在收藏在档案中金日成的信件，落款是10月1日，有中文，也有朝鲜文。现在我们为什么重视“请求”二字呢？因为不请求就出兵，这涉及两国主权问题，有了这个请求就比较好办了。所以在我和柴成文同志合写的《板门店谈判》一书里，有意识地出现两到三次“经两党商定”周恩来干什么，“经两国政府商定”彭德怀如何如何。这不仅为了师出有名，也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但是我认为，我们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的预测独立自主作出的，绝不是简单地由于一个“请求”就出了兵。
访问人：在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你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赵勇田：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不多，但从事后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有几个方面可以说一说。一个是军队内，打了几十年仗，革命成功了，好不容易刚获得了和平，又要打仗，这个弯子不好转。这就如同搞体育运动会一样，运动会期间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精神了，但比赛结束，一松懈下来，一点劲也没有。我们的解放战争刚刚打完，又要动员参战，的确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当时我就认识第五十军的副军长，五十军是起义部队，那时他就和我说，刚刚解放，他们部队里起义兵和俘虏兵占有相当一个比例，他流露出不愿指挥这样的部队去打仗的情绪。他们不是怕打仗，当兵的嘛就是打仗的，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但他带这样的部队有顾虑，这是当时的实际反映。当然，我们的主力部队，工农成分多，政治素质好一些，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一个是在政界，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影响经济建设，怕打败仗，打不赢怎么办？又怕打到北京来，怕北京刚解放又失掉，这样的担心是有的。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有体会，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我们部队从太行山上下来，到河北邯郸，就感到这个地方好，可不能丢掉，以后从晋冀鲁豫平原到了石家庄，觉得这里更好，是大城市啊，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又这么干净，可不能丢掉啊。所以那时为什么毛主席一再讲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就是针对人们这些思想来的。再一个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跟共产党走、听党的话的，但群众中也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恐美、羡美，恐美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认为美国科技先进。恐美的面要宽一些，不少人觉得美国兵厉害，他们刚刚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担心志愿军打不赢。不然为什么花那么本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运动，如果简单的话就用不着搞这么大的声势了。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这些问题集中在党内，尤其集中在中央决策层，也就出现了主张出兵和不主张出兵两种意见，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属于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思考，这和作出决定之后再反对不是一回事。
林彪不愿带兵吗？
访问人：有些文章和一些回忆录讲，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毛主席点他的将，他不干，究竟怎么回事？
赵勇田：现在的说法不甚一致，究竟他到底怎么不干法，具体如何，毛主席什么时候征求他的意见，等等，都不太清楚，至少史料中记载的不清楚。但他不愿带兵是真的，他的行动也证明他不愿带兵，因为他去苏联了。
这里有个情况说一下，就是当时我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从朝鲜回来，写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周总理，周总理让柴成文去向林彪汇报。这时是1950年9月初。为什么向林彪汇报，我猜测可能那时是让他带兵的。在柴向林汇报中，好像林已看过“提纲”了，就问了许多问题，如朝鲜的道路怎么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打败了怎么着，打胜了怎么着等等。柴成文后来回亿，他当时觉得林彪在态度上有些不坚决，还产生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些变化的感觉，但他当时还没有产生愿不愿意带兵的感觉。这仅仅是一个侧面。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也说不好。但不管党内有什么意见，
毛主席一拍板，出兵的事情就定了，10月2日通知斯大林，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时调正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回京，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以后就是10月25日赴朝作战部队打响第一次战役了。访问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这个重大举措，反映出毛泽东的伟大和魄力，其意义是什么？
赵勇田：我们翻开时间表可以看得很清楚，1950年10月2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结束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就是昌都战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就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间没有间隔，历史的衔接就是这样紧。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但对中国最高决策者来说，是他导演“戏”中的一步。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局部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都有百万，除了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使用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伟大和魄力，我觉得有三点：一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处理民族危亡的问题上高瞻远瞩。从调动第十三兵团到东北边防军的建立，以及出兵整个过程，应该说都是按照战略部署进行的，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我记得那时，从9月初开始就动员机关干部炒小麦、炒玉米，当然是讲为了支援朝鲜，并没有讲是给志愿军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战略家高瞻远瞩是非常重要的。二是战略家的胆量，在当时亚洲格局和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世界上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挑头，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敢于主动挑起这样重大的国际义务，这在一般情况下真是难于下决心的。三是全局在胸，这么大的一次战事，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是不可想象的，打赢这一仗就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威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不打这一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若当时不出兵，美国人就在鸭绿江边，你怎么搞建设，小丰满水电站也搞不了，沈阳、大连等和内地的大工业也搞不了，上海、东南沿海也要受牵制。所以这一仗应该打，而且值得打。所以我感到毛主席在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选择出兵，是非常英明的，这也正是他才华横溢的写照。
出兵有百利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它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
赵勇田：我和柴成文同志在写作 《板门店谈判》一书过程中，采访和接触了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在国内统帅部工作的老帅和将军们，如徐向前、聂荣臻、杨得志、洪学智、王平、李志民、李达、伍修权、杨成武、肖克、吕正操、社平、丁国钰、迟浩田、徐信、魏传统、华楠、刘志坚、史进前、李真、王政柱、彭清云、黄文明、高存信等，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和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通过参预国际战争。增强了巩固国防意识与应付未来战争的现代意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探讨了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意义，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认为毛泽东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是正确的。这些老将军们个人的经历不同，但对毛主席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一致认为是应当的，正确的。就是出兵有百利，不出兵有百害。出兵虽有不可避免的伤亡，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损失和负担，但用牺牲换来了祖国的安宁，这是非常值得的。老将军们有的受了伤，身体上不仅带着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的弹片和伤痕，还带着抗美援朝的弹片，如彭清云老将军，抗日战争时失去了右臂，在志愿军任师政委，奋战在前线，身体力行，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前几年，社会上有人说什么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要了英雄主义，冒了一次大险；也有人在某些著作里专门寻找毛泽东与彭德怀往来电报中意见不一致的东西，按作者意愿扩大某一方面，以此说明毛泽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其实这些人幼稚得很，他根本不懂统帅与前线指挥官之间战略运筹的过程和关系。老将军们对这些议论也是嗤之以鼻的。
二、通过这场战争对全民族进行了一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这场战争不仅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危亡，保卫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几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一直奋斗的。当美军越过三八线直向鸭绿江边突击时，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有的说美军距江边有40公里，有的说有20公里，柴成文同志是驻朝大使馆政务参赞，他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部边城江界和满浦。如果朝鲜灭亡了，再恢复那是很困难的。我军一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次战役之后，美军就退回三八线以南。那时全国人民都很振奋。所以，抗美援朝对我们民族来讲，提高了全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经历过抗美援朝的人，现在年纪小的也到了60岁左右，对这些人的成长和革命意志的保持以及作为社会中坚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从40岁、50岁、直至60岁，对其支持着的社会基本意识，就是那时树立的。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张积慧等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诵。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和平环境。朝鲜战争中双方各调动百万大军，经过三年多的交战，最后终于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这个结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年参加过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的柴成文同志有个说法，他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和美国人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美国没有达到他们占领全朝鲜的目的，我们也没有彻底把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半岛，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双方都有胜利，也都有失败。你强调你的胜利，我强调我的胜利。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结局是最好的，不要忘记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大国，超过那个限度我看是不可能的。签字已经近40年了，有人讲，像板门店签字有效期为40年是不容易的，因为这40年给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使我们有可能搞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那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有一个好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我们槁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朝鲜战争停战签字以后，亚洲及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世界两极发生了变化，冷战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更应该为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这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忘记昨天的战争，不要忘记为了祖国的安宁流血牺牲的先驱，要记住自己的责任。我曾遇到过在第五次战役中没有打好的那个师长的后代。他是怎么看他的长辈的呢？他认为他父亲仗没有打好受到处分没什么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很有政治头脑的。很使我感动。我接触到的老将军们都认为要把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作风一代代传下去，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起来。特别是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十年规划，小平同志又为我们规划了今后发展的蓝图，相信我们能把改革开放搞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那些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们的血不能白流。
访问人：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吗？
赵勇田：有，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处，全称叫“朝鲜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处”。1992年春天，杨尚昆主席去朝鲜访问，在陪同人员中就有一位田同志，他就是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委员。几十年来，它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的常设办事机构，与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机构共同“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与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访问人：朝鲜战争已经过去40多年了，后人探讨这场战争的题目很多，我们今天着重回顾涉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决策的一些重要情况，这对我们研究、剖析这场令入难忘的战争是有益处的。
赵勇田：我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仅仅是起步，以上议论，只是个人的理解，以此抛砖引玉，获得教益。
1992年4月26日于北京花园路
访汪澍白——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
汪澍白
汪澍白，1923年生，湖南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可称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它的著作还有 《艰难的转型》等。
我们是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巧遇汪教授的。采访过后，便熟悉起来。那时，他正在写他的新著《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微》。他从厦门来信说，天热，只得在靠海边的林荫下工作。
访问人：近几年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但是，很多人对它并不甚清楚，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请谈谈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究竟想告诉人们些什么？这对研究毛泽东有何意义？
汪澍白：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性格，首先就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中国文化，就没有办法了解毛泽东；更谈不上研究毛泽东。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一代巨人，他的文化观及其演变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是推动；有时是阻滞）。尽管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巨大的身影仍然覆盖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思想、性格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实生活。要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和超越毛泽东。否则，有可能让“死的拉住活的”，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访问人：毛泽东早期的文化观是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色，从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您认为他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恰恰是一种逆向选择。那么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此外，文化观的变化和他以后的曲折演变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关系？
汪澍白：1949年革命胜利了。从1946年算起，用了3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非常之快，以至他对主观能动性估计得过高。原先根据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情，准备在胜利以后搞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社会主义。现在看到苏联把东欧一片解放了，东欧国家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希望走在前面，改变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由于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又缺乏自己的一套经验。所以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和照搬苏联模式的作法。幸好当时党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所以在50年代初期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胜利。缺点在于急于求成，重破轻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像对《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反对个人崇拜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弱点，他确实想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还提出双百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然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响应号召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他又将“双百”的口号一变而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1957年的百花园里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
1958年毛泽东进而在全国城乡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摒弃欧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以“土法上马”为特色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试行向共产主义实现“穷过渡”。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写了一段著名的批语。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未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正是他热衷于穷过渡的深刻原因。这种“左”倾狂热虽然在1959年遭到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批评和抵制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反“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更系统地提出以“四个存在”“一条纲”（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此关起门来批资批修，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独自摸索“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终至演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一度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著以及苏联30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中国古藉。《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以及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演义小说等等，他对这些东西兴趣浓厚。可惜他沉浸于古典文化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候。这样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就越拉越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化观变化，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和世界的历史潮流是逆向的。
访问人：毛泽东急于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理他更应该向西方学习，从他的文化观来讲，他是讲求对中西文化采取批判与融合的，至少也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
汪澍白：他是主张过学习苏联。民主革命时期，他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抵制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己拿不出一个模式来，结果也搬了一段苏联模式。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访问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拿不出自己的模式来，就只能接受苏联的模式。从主观上说来，他一直是想批判与融合中西文化，但没有融合好。
汪澍白：是存在这个问题。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实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是30—4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各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它也曾较好地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尽快发展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国际工业体系的客观需要。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少弊病。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公式化、凝固化之后，这些弊病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建国初期，还看不到这些矛盾和弊病。那时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看不到阴暗面。待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所省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落后的东西”。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但提出了在经济上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强调要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基本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 1957年反右以后，他滋长了骄做情绪与个人专断的作风，1958年的“大跃进”是“土法上马”。本来就割断了与欧美的联系，现在又摒弃了苏联的经验，随心所欲地办事，自然会乱套的。
访问人：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有局限性。
汪澍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融合和发挥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在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当然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历代兵家韬略与农民战争中的丰富经验。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描述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又谈到他与捻军作战的遭遇：“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 ‘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总结出来的经验。毛泽东早年就阅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待到他亲自领兵进行反“围剿”战争时，太平军与湘军双方的经验自然都成为他作战艺术的参照系了。这些东西对他战胜蒋介石是很有用的。
1949年革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惜他事实上并没有照着做。1957年反右，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把不少内行人打成“右派”。红专辩论，又把许多老老实实学经济工作的人插上了“白旗”。“大跃进”时，他用搞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