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发动“大跃进”运动来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就是说，“大跃进”任务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上面、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强迫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从而经过再认识，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地改正错误。
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这样，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包括把富队穷队强行合并在一起、实行剥夺农民的“共产”，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在内），提出以超高速度为核心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当时被叫做“三面红旗”），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
访问人：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犯了错误，同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为他初步察觉到了，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看法，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廖盖隆：我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说是彻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泽东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 ‘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他又说：“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访问人：但是，错误仍然没有避免，“左”的思想继续积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什么？廖盖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更严重、时间更长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同样是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或毛泽东思想的三项根本原则的。
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 ‘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 ‘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的上述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完全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一种主观的臆造。而这种主观臆造，正如 1959年8月发动“反右倾”一样，是拒绝承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总路线的错误，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的表现。不错，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这就是说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他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的。他对上述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是很不满意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毛泽东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尽管他是说得很隐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在这里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同上文不连贯的——引用者）。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提出这些警告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后来在1967年2月（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出来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这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且随即把彭德怀打倒了。1962年1月，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指责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时以后，过了七八个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就进一步急剧升级，并指责当时出现了“黑暗风”（指刘少奇等把经济困难形势说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单干风 （指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同意的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翻案凤 （指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也指邓小平等主张用一风吹的办法来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的错误处理）、投降风 （指王稼祥提出的对外关系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错误）。这样他就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一线的多数领导人了。而且这是在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拒绝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无根据的臆测和怀疑。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怀疑、臆测和严厉的指责，都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对：“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同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这一点也要充分注意到，那么怎么才佬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呢？
廖盖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确实是明白无误、完全错了的，应当彻底加以否定。至于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例如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同上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这些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一致认同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坚持。同时，这些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是同毛泽东晚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仔细地、谨慎地加以辨别。
访问人：为什么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呢？
廖盖隆：因为如果对这两者不加以严格区别，我们就会或者是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或者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加以坚持的类似1977年到1978年那种“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非常有害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历史决议所讲的这两种错误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右的态度，就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少数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和批驳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消除这种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三年来，还有些人借口 1989年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东欧的剧变和1991年8月以后苏联的解体，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提出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就是要求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集中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说中国现在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胜利，甚至公然说“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党内走资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也是正确的。有人把目前形势估计为现代修正主义要翻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说最近几年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前夜，处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唬人的。
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我们要加以分析。正如邓小平所讲，是共产党自己没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据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个词是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见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页），这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致命伤。另一条是在那种体制下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生产力没有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结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抛弃了共产党。说这些国家是现代修正主义上了台，也没有说对。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那些上台的人既没有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同他们是不相干的。
所谓最近几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空前泛滥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也是极少数。当时，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是真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护改革的。但是，他们采取了类似“文革”中“四大”的做法，结果与广大学生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酿成了一场动乱。
最近两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那些“左”的东西。他们说，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他们竟然批判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正确提法。他们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又说乡镇企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承包制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说这种话的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拿大帽子吓唬人。据我看，他们讲过来讲过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泽东晚期的那些教条，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要拨乱反正的东西。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且回到过去“左”倾路线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这是最危险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吓唬人的大帽子下面解放出来，从那种“左”的教条主义，从老的和新的教条主义下面解放出来。邓小平说：“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访问人：您开头谈了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如果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不应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还要总结他犯错误的原因，找到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会更有好处。
廖盖隆：我觉得主要是个认识问题，毛泽东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是拿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整个错误，都是在探索中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发生的，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访问人：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缺乏经验，或研究不够呢？
廖盖隆：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的错误。这三个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错误。前面说过，这些主要是认识上的错误。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不坚持自我批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三条是他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至于没有经验，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决议还讲，他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思想准备。另外，毛泽东对现代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东西不熟悉，他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说过，我只知道农业，也是知道一部分。我举个例子，60年代斯诺来访，他对毛泽东说，美国只用百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毛泽东听后不相信，认为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么能用百分之三的劳力来搞农业。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又没有调查，他实际上脱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这些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些，犯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还要全面地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这包括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恢复新民主义的说法，我们是讲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存在。这些经验也是毛泽东创立的，不过在今天这些经验大大发展了，例如对外开放、发展“三资”企业，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不起的创造。我们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发展。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92年5月1日于北京万寿路
访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说
金春明，1932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山东昌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新中国编年史》、《中共党史纲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齐明亮，大屋小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书橱；写字台很大，上面报纸杂志样样齐全；柜子上还有一张全家福。在我们的想象中，教授家就应该这样。
访问人：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我党最沉痛的一段历史。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为了防止今后再犯这类错误，我们又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请您说说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既算清楚，又算没有清楚，还在探索当中。所谓清楚，是因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经过党内集体讨论，大家得出的共同认识。所谓不清楚，是因为海内外学者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各异，相差甚远，各执己见，众说纷坛，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服他们。美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说：“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
①坛。”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相当道理。众说纷坛到底有多少种？我把它概括为十种。
访问人：金老师，在谈起因之前，是否请您先谈一谈什么叫“文革”，就是说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个问题弄清了，再谈“文革”的起因，大概人们的认识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这是一个必须统一认识的问题。到底什么叫“文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革”的结果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学术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内乱”这个词是中性词，革命可以造成内乱，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内乱，内乱本身还表示不出“文革”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样七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内乱。很多人赞成我的观点。当然如何更科学更准确还可以研究。
① 《大变动的局限性：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 年12 月。
访问人：我们探讨了“文革”的性质，下面请您谈谈人们是如何评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文革”起因十说，这些观点都是些什么？他们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说，是我对各种意见的概括，不是我对文革的十种看法。情况如下：第一种，阶级斗争必然说。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的传统的说法，是上了“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文革”，“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引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文革”曾作出的权威解释，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个观点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个观点已被我们否定了，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讲走资派还是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对的，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种理论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否定，但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种，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种观点在港台，在西方相当流行。他们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观点来反对我们的阶级观。认为“文革”的发生不是政治路线分歧，也没有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是讲这种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
访问人：权力斗争说根据是什么？
金春明：比较流行的是，他们抓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大权旁落了，所以他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党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泽东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不可能违反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的意志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封建复辟说。这种说法在理论上论述最多的是苏绍智。一个时期内相当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人们长期受其影响。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们党对这一点又恰恰估计不足，认为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彻底的，甚至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我们。其实经济上反封建和意识形态上反封建有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影响并不大，但毛泽东极力强调反资本主义。应当承认，“文革”期间确实有封建的东西泛滥，很多东西都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如“株连”，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按规定丈夫犯罪是丈夫的，不株连妻子、孩子。我们的株连可厉害呀！不要说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就连老同志、上下级都要株连，这当然是封建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封建的。也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轻视的。但就“文革”中出现这种现象来说，我认为是属于沉渣泛起。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平静的池塘，表面上看好像水很干净，但用大杆子一搅，底下的各种东西就会翻上来。翻上来快，沉下去也快。但显示了它们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讲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现自己吗？我在讲“文革”特殊意义时，就强调这一条：“文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国情，使我们懂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当也是明显的，就是把封建残余的影响估计过分了，尤其强调是封建复辟则是错误的。“文革”不是封建复辟，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搞封建复辟。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访问人：那时我们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红小兵。
金春明：当时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动机很纯洁，就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们抱着这种神圣目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他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本身不可能是一张白纸。加上天真幼稚，辨别力很差，有时会把封建的东西当成是革命的。例如他们并不清楚血统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就是天然的革命派，这是一种思想错位，是意识形态的错位。因此，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种，毛泽东帝王思想说。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当皇帝。这种观点在国内私下议论的不少，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个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帝王思想的产物》。从他发表的文章内容看，这个人可能在大陆受过一点教育，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是地道的创业帝王，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就是创业帝王的历史。这个观点是非常反动的。
访问人：他说毛泽东想当皇帝，根据是什么呢？
金春明：根据不多。主要是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他认为1935年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相当显赫，但他只是毛委员，不是主席。帝王思想还没有表现的机会，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权，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于是帝王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几年之后，就有“雪”一词的诞生。这首词不仅表明毛泽东要成为创业帝王，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查了一些材料，想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位作家的创造。结果是这样：1945年秋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发表时，当时的重庆曾掀起一股《沁园春》热，有很多人唱和。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批驳。《扫荡报》就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扫荡报》大家知道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机关报。原来发明权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该氏只不过是在40年之后拾了军统特务的牙慧。
第五种：乌托邦碰壁说。这是苏晓康等在电视《河殇》解说词和专著《乌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扬的。他们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乌托邦的空想。其实乌托邦说也不是苏晓康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看法。早在1981年，美国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过这种看法。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到乌托邦去和返回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当时廖盖隆同志就写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里尔在 《毛泽东传》中也有这样的提法。乌托邦这种观点从国外传来，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到底是不是乌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学与研究》邀我写东西，我和我的学生写了一篇《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其中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加杂着某些空想成分，但总体上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他不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探索有发展，这个问题应该肯定。不然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竟是槁了个乌托邦，是不能服人的。
第六种：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这种观点港台有，国内私下议论的有，但在国内报刊上长篇大论不多。他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有气，是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不是也说过吗，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有纯洁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含义。但主线不是这个，主线还是反“走资派”，“反修防修”。开始挨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线辛辛苦苦干事的人，刘少奇、邓小平是官僚主义吗？不是。这一点在地方上更明显，常常是那些长期休养不干事的干部最早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文革”前后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没有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作为“文革”的主要任务。
访问人：从当时提的口号看，这个问题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问题区分开。从群众来讲，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有气，才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这并不能决定运动的性质。说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群众运动。
第七种：东西文化冲突说。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的观点。他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对抗的一种集中表现。认为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较量从近代开端就没有停止过，“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文革”发生完全不是什么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意识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同现代化的发展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冲突的结果。“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苏。这种观点在一些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影响。但认真研究一下，不过是抽象的议论。他错误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历史事实。科学、民主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关键。矛盾冲突一百年，怎么到了一百几十年后的六十年代冲突出一个“文革”，这没办法用历史来解释。其次，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封建专制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归之于民主文化、人权文化，这个立论本身就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华，不都是君主专制。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得到了创造性地发展。“文革”之中有文化冲突，但说“文革”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而且把西方文化讲得绝对好，东方文化说得绝对坏，则是错误的。
第八种：人性兽化说。这种观点主要产生在文艺寻。他们在议论中或作品中描绘，为什么出现“文革”，就是因为那一天人突然都变成了兽，一种是“牛鬼蛇神”，被专政，一种是豺狼虎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说：他经常思考、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他对于自己怎样变成牛马有了些体会，至于造反派如何化为虎狼，却怎么也想不通，柏杨教授讲“文革”是兽性横行，还有人写文章，叫《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说“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仟悔。这样就把“文革”这场大灾难，归咎于人性，归咎于道德。“文革”有没有野蛮的东西，当然有，但从人性上解释是说不清的。
访问人：这只是一种表现，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十几岁的孩子很纯洁，他们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是很凶的。一经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坏蛋，那他就义愤填膺，死劲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把原因归结到这儿也不行，一个历史现象，不是光用人性、兽性就能说清的。
第九种：奸臣祸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颇多，但很少系统论述，而是散见在传记和回忆录及各种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情本来是毛泽东决定的，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林彪、江青、康生坏透了，怎么说都可以，但有些是他们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中国传统的思路上去，无非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有了错误皇帝没事，都是下面人使坏，而且坏人中最坏的还是女人。江青的确干了很多坏事，国人皆曰可杀。但认真想一下为什么她过去做不了坏事，如果毛泽东不给她支持，她有那么大能量吗？
访问人：还是应看作是制度上的问题。
金春明：有制度上的，有习惯上的，也有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历史还是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毛主席伟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伟大，都正确。中国有个传统习惯，从孔夫子那里讲，有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们怨恨老人家，都希望他好。但确是老人家犯了错误，你给他遮盖，能遮盖得了吗？林彪、康生、陈伯达原来在党内还有些地位，“四人帮”中谁在党内有地位？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党内出了几个坏蛋，是不行的。
访问人：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了。
金春明：这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变仅仅理解为出了几个坏人，那就太可怜，太幼稚了。
第十种：即“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这也是我持的观点。我们是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历史作了充分的研究分析得出来的，也是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具体他说，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恶性循环”。第一是“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这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讲的。1957年反右以后，先是毛泽东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误断是毛泽东提出来经八届三中全会同意的。根据这个精神后来搞了一系列运动。毛泽东曾说，北京是加工厂，材料是从下面来的，的确如此。毛泽东本来就“左”了，下面又有人投其所好，当然也有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调查研究中的片面性，但汇总到毛泽东那里，他就会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再概括提高，贯彻下去，结果越搞越“左”。比如，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最早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下面报告来的；工厂大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是下面报告来的，还有官僚主义问题，夺权问题等等，都是从下面来的。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厉害。就这样，“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左倾实践，而左倾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包括人为地创造“阶级斗争勺又仿佛为“左”的理论找到了实践依据，强化了左倾理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个人崇拜与集权体制的恶性循环，这是从组织上讲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论”，有意鼓励了个人崇拜。
比如1958年毛泽东讲有两种个人崇拜，就为个人崇拜开了绿灯。1959年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林彪上来后，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阔步前进》。林彪是有意识的极力推崇个人崇拜的，在他的笔记中就写着“得一人者得天下”。由于毛泽东本人的默认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推波助澜，个人崇拜就盛行起来了。本来中央的集权体制就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反过来个人崇拜又加强了集权体制。领袖被神化了，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身，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个人可以否定政治局决议，凌驾于政治局集体之上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访问人：看来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说研究透了。相反，我认为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山洞”里给江青的信，有人说那时毛泽东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这样认为。这封信的基本点是：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义去打鬼，我就自愿当了钟尴。你们看，他是在朋友和敌人之间进行选择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帮我打鬼的，“鬼”是刘少奇。他对林彪的基本估计是朋友，而且是帮助他打鬼的朋友。这对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泽东7尺写信，”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把林彪提名为全党第二号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把林彪看透了，这个问题就难于解释。
访问人：记得好像有谁说过，1949年我们进城时，人们就想到将来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全春明：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但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欣赏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冈山时是连长，到1930年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
访问人：好像长征那一段他们之间有点别扭，林彪曾建议请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
金春明：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指使，被人当沧使。
访问人：毛说林彪只是个娃娃。
金春明：总的讲毛泽东对林彪一直很重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资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第一把手。这些都值得研究。
访问人：我们扯得远了，是不是请您谈谈第三个恶性循环。
金春明：第三是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所谓“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确实认为大多数党都不信马列了，变成了修正主义。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就更认为有必要在国内搞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大论战影响巨大。国际论战也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认识。这两种矛盾交互作用，互为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