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的是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我们明确指出和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的确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成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坚持不住，发生动摇，那么，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就可能被否定，我们党的整个立足点就可能被动摇。苏联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党历来不赞成；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整个苏联历史和十月革命，结果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吗？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联历史上的列宁加斯大林。斯大林的错误和黑暗必须否定，但是斯大林也有功绩，也有光明，不能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更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成果决不能否定。对待党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决不可以一笔抹煞，决不可以因为要纠正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基本成果，当然也不能因为要维护它的基本成果而没有魄力去纠正错误。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且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继承和推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访问人：他们认为洋务派是对的。
龚育之：对洋务派的历史评价，也许还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过去可能有评价不足的方面。但是，认为只有慈禧太后加袁世凯，中国才能搞成现代化，这真是匪夷所思！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他们认为革命不好，革命只能造成动乱，动乱只能造成破坏。他们不了解革命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性，不承认革命为历史进步打开闸门的伟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尊重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选择的人们，也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而要肯定、要坚持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成果，就必须肯定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和坚持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一种相当强烈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访问人：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访问人：《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龚育之：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决不是简单的一时的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我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 《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因此都想动摇决议。
访问人：这就是您在马鞍山会议 （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提出要维护《历史决议》的权威性的由来吧？
龚育之：我认为，讲《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包括两条，一条是组织权威，一条是科学权威，这两种权威相结合，才是最大的权威。光讲组织权威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个决议都具有组织权威，决议通过以后，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不合乎科学真理的地方终归还是要加以改正。
访问人：改正也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
龚育之：对，组织权威就包含这个意思。组织权威并不能保证党的决议必定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党的决议所确定的观点，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不通过组织程序，随便讲一通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就破坏了纪律，破坏了组织权威。当然，归根到底，组织权威应该是由科学权威来支持的权威。如果没有科学权威的支持，不合乎科学真理，组织权威终归站不住脚，组织决议终究要改变。而《历史决议》，我认为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动摇这个决议，既违背组织纪律，又违背科学真理。
访问人：前不久我们访问金春明教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提到您的这个观点。
龚育之：当时为什么非作历史决议不可？就是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非作结论嘛。要把“文革”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判断下来，确定下来，在党内取得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凡是”首先和主要的是三件事：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文化大革命”，宣布这三件事情不能动，因为都是毛主席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把头两件事情解决了，但第三件事情，“文革”的是非，当时还搁着，没有解决。后来作《历史决议》解决了第三件事情，明确指出了“文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分析了导致“文革”的“左”的错误的由来和发展。这样，可以说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剩下一些比较次要的，没有那么大的全国影响的问题，比如说电影《武训传》批判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和方式去解决。
所以，《历史决议》一是拨乱，就是明确判断和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一是反正，就是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历史决议》通过后，党中央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访问人：从新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来说，只有这两条似乎还不够。
龚育之：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无非是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
访问人：这就是您讲的第三条，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层关系？
龚育之：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新需要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加以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这不止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内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能解决。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
访问人：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到十三大时，对理论上的新发展概括了十几条。
龚育之：十三大概括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归纳和概括方法。总之理论上确实有许多新的东西。十三大已经讲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访问人：现在理论界有人主张把这些新发展称为邓小平思想。
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如实地了解和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同时又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有了新发展。
访问人，即是说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的框架了。
龚育之：或者说，已经开始形成。至于用个什么概念、语言来概括，这要中央下决断。十三大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法。今年初小平同志的谈话后，我看到的党中央的文献，有提“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有提“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进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这个理论的创立中的地位，我看，这样的提法很好。缺点是作为一个术语，长了一点。好处是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要内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
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它？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在毛泽东同志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点枝节的东西，而是相当的重大阶段的前进，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开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党的七大时候，确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用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那时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当时接受了这个提法，又说明，只是把他做个代表，并不是说他都正确。后来有人建议提“毛泽东主义”，他不同意，为此专门有一个电报给吴玉章同志，《毛泽东书信选集》上登了这个电报。建国初期，由于一些原因，一度规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的一篇大文章，原来题为《论毛泽东思想》，后来重版后改题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八大党章也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再以后，中央决定还是提毛泽东思想，在那时确定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它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总之，这样的事要由中央从政治上考虑和决策，不单纯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的确需要有一个新概括，因为开始形成了新理论。另一方面，同“七大”时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新概括，并不是不要马列主义一样，现在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新概括，也并不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找到新理论的根源和准备，存在着贯通起来的精神，这些贯通起来的精神表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伺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继承和发展。
访问人：刚才您谈到贯通起来的精神，这是不是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呢？
龚育之：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强调“实事求是”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这次他在南巡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其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要求马克思提供具体结论解决他去世之后成百年、成千年所产生的问题。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他不在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出现的事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这是他在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的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是照搬具体结论，而是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的科学成果要学习，也要研究，不能没有知识。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一是苏联提供的模式，一是毛泽东后期的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又比如，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了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走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的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在他的战略思想中，农村和农民在中国改革中也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大赞同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来形容今天的改革，因为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两种政权、两种敌对力量，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但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邓小平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 80％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而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80年代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访问人，我们的市场，首先还是靠农产品丰富。通过这个问题，是否能说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呢？
龚育之：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犯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是看不到中国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不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要从总体上把握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小平同志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说：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龚育之：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近相通的地方。
访问人：您还能举几个别的例子吗？
龚育之：比如及时退出第一线的设想。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过请党中央考虑让他不再当国家主席，甚至也不当党的主席，当时党内外不少人不同意。1957年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人士还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为此议不可。毛泽东为此写了一封信，批了好几段话，说服党内的同志，又说服党外的朋友，最后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这个问题向广大党员吹了风，在1958年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和公布了不再提名他为国家主席的决定。当时还为此而考虑了修改宪法限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的问题。限任制最早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中的好东西，它比封建王朝的世袭制、终身制强。资产阶级一是通过选举，一是限定任期，限制连任。当然资产阶级也有不限制连任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华盛顿是很开明的。
访问人：我觉得不光是开明，还有政治远见，没有华盛顿树立这个榜样，美国的政治不会稳定两百年。
龚育之：毛泽东1957年的信中还谈到退出第一线，不当国家主席，甚至不当党的主席，还是可以发挥政治作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应该说毛泽东这个设想是有远见的。发挥不发挥政治作用，不在于非要有什么样的职务，而在于是否拥有真理，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拿出正确的主张来。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1959年照做了；不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也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当党的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同毛泽东50年代的设想是相通的。十三大他不再参加政治局常委，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不再任中央军委主席，也是一个思路。
访问人：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谈话，经中央讨论认为是正确的，并且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印发，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您认为这个谈话在哪些方面发展了他的思想？
龚育之：这可是个大题目，今天不能多谈了。南巡谈话，有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还有对过去讲过的观点、论断的新发挥。比如：“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这是他讲过多次的，但是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次谈话，以非常鲜明的方式，从改革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地提出了还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就引起注意了，而且深刻他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
访问人：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体会是从改革的深刻性以及它带来的广泛影响的角度提出的。
龚育之：还有改革的紧迫性、发展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大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也是坚持两点。一方面，他要求发展经济讲实事求是，实际上正是他强调要改变50年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一讲发展就是压指标、鼓虚劲的“大干快上”。另一方面，他又从观察世界发展的形势出发，别人在发展，我们周边的国家也在发展，而且发展得相当快，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警醒，不按照实际可能实现有效益的较高速度，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球籍”问题。“球籍”问题其实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预备会上提出的。但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有太大的危机感，毋宁说，是用一种特殊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自信。现在提这个问题就有很实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了。因此，小平同志认为老是慢慢腾腾地发展不行，要抓住时机，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访问人：过去讲发展是波浪式，您觉得台阶式和波浪式这两种提法哪一个更好？
龚育之：我觉得用台阶式比波浪式好。从物理学上讲，波有纵波和横波，纵波是疏密波，横波是起伏波。疏密波的比喻倒很不错，可惜人们不大熟悉，脑子里没有图像。人们熟悉的是横波，起伏波，而起伏波给人的图像是高上去，又落下来。而经济发展，总的说，应该都是向上，只是不同时候“上”的坡度不一，有时上得陡，有时上得平缓些，这就是台阶式，不应该是起伏式，不应该有落的阶段，特别是不应该有大落的阶段。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使中国快一些富强起来，毛泽东、邓小平都有领导我们实现这个民族愿望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冒进了；这使小平同志能够总结经验，既注意不要冒进，不能搞得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又注意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还是要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求实实在在的快一点，一百几十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奋斗牺牲、艰苦努力，也是希望实实在在的快一点。
总而言之，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边有共同的东西，有贯通起来的东西，有继承前人又超过前人的东西。后人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应当比前人看得更清楚，步履更矫健。
1992年6月21日于北京万寿路
访石仲泉——毛泽东邓小平：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伟人
石仲泉 1938年生，湖北江陵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科研局局长。主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和《毛泽东研究述评》等，主要著作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
他的工作、著述颇忙，或是室里、或是外出。忙归忙，还是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刚好是党的生日，我们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要建立“毛泽东学”
访问人：这几年您一直在倡导要建立“毛泽东学”，这个问题的提出，你是怎样考虑的呢？
石仲泉：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是在1989年写《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前言时。我想，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政治上来考虑，当然这是需要的，但也应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更有利于毛泽东的研究，并使这个研究走向世界。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毛泽东学”要比其他相关说法更好呢？
石仲泉：这里要说明几个问题。首先，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可简称“毛学”），丝毫没有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意思。从意识形态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含糊与动摇，这点要明确。其次，政治上的坚持与科学上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又有密切联系。从科学研究而言，它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甚至还要起某种服务作用。这是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是一门科学，毫无疑问对它要加深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够了，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继续研究。就开展研究而言，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不是为了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也是需要明确的。第三，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不仅不是要削弱或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恰恰相反，是为了更有利加强和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因为它涵盖面广。平时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往往局限在毛泽东的思想方面，生平活动就不是其主要部分了。而且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他的早期部分，只能作为他正确方面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他晚年犯的错误只为以后偏离的陪衬来研究。不能不说，这样的格局和思维定势影响对毛泽东的全方位的研究。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提出“毛泽东学”来开展研究，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因为作为“毛泽东学”我们既可以研究他的思想，也可以研究他的生平；既可以研究他正确的，也可以研究他错误的；既可以研究他晚年的，也可以研究他早期的；总之，统统有关毛泽东的，包括对毛泽东研究的研究，都可以容纳在“毛泽东学”里研究。当然，现在不一定有统一的看法，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毛泽东学”已经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了。不管是否同意这个概念称谓，其研究是全方位的展开，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时间长了，“毛泽东学”的说法自然会流传开的。这个概念终究会被承认的。
访问人：我很同意您的观点，但要真正建立起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我想请教一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呢？
石仲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能经常出现的，是要隔一段时间才会有的。不管他晚年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错误也是个社会现象，是历史现象，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所以我们应当对他的错澳抱着分析的态度，从中去借鉴，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研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错误，深挖他犯错误的根源，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正确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如果对他的错误不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是负面性质的）来对待，不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来研究，而是简单地像倒脏水那样地加以否定，那结果将是另一个样子。正如像在某些国家所发生的，把错误单纯地归罪于某个历史人物，把这个人一棍子打死就算完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宣泄是没完没了的。其结果就是不断地追究责任，不断地否定历史最后变成了全盘否定自己。
我国这么多年能稳定下来，能不受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大气候的影响，除了改革开放的路子正确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态度，用 《历史决议》的形式，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尽管也经常冒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精英”们不断地要否定毛泽东，但都被挡住了，遏制住了，没有形成大的气候，造成大的思想混乱。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历史决议》虽然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但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和毛泽东发生联系，产生怎样看待毛泽东的问题。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反映在新时期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这是我目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党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上要出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对待。从前一段来看，发生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方面，一种倾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倾向在个别出版物中是有反映的。另一种倾向是以毛非邓。动乱之后，这几年大家都在反思过去，包括苏联、东欧发生巨变逆转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种反思是必要的。小平同志也在反思，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因此要继续坚持，强调党的基本路线 100年不动摇。南巡谈话可以看成是反思后的新认识。但是有一种观点通过反思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不抓阶级斗争了，不讲反和平演变了，偏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看法虽然不可能公开谈论，但明里暗里还是有的。对南巡谈话，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就与这种看法有密切关系。所以我认为，当前研究毛泽东也好，研究邓小平也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把毛邓关系摆正确，我们党、我们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就可能发生问题，不是这种倾向就是那种倾向，左右摇摆，极大地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党的思想方面也将会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各种观点都有，请问您是怎样看的。
石仲泉：首先要承认他伟大的一生是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尽管他晚年发生严重错误，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从其主观愿望说，他还是想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如果放开视野，从宏观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28年的民主革命是他对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里怎样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探索时期。在我国当时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我国搞民主革命，马列主义的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我们党去研究去探索，所以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阶段事实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准备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探索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建国后头7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4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5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得的成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第三个时期：是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时期，即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之前。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这时是毛泽东建国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富有成效，有很多很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
第四个时期：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有9年左右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发展的阶段。就是说不断地犯错误，又不断地纠正错误，曲折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反复大，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错发展，比较复杂。在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错误当然不好，没有彻底纠正错误是个遗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发现错误，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作某些纠正，使损失尽量减少，把错误的势头加以遏制，这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认为他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值得肯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那就太简单了。正像救火一样，投有把大火扑灭，但火势越来越小，造成的损失就要少一些，就减少损失而言，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包括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9个月，尽管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路线问题，但是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肯定他一些好的思想，不要不加区别地和其他犯错误的时期一样看待。再如从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通过八字调整方针，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也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他在这9年左右时间的思想轨迹进行描述的话，大体是“S”形的曲线。1957年11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是他由指导思想的总体正确走向错误的一个关节点，这就是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次郑州会议后9个月纠正错误，庐山会议后期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又犯更大错误，八届九中全会再纠正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后又犯错误。在这里，八届十中全会是他的思想变化的又一次关节点，其指导思想开始定型化，基本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即认为通过10多年的摸索，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要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就搞四清，不仅农村槁，城市搞，还要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发动“文革”也就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他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接受了“大跃进”、庐山会议的教训，把抓阶级斗争局限在县团以上干部层，没有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去冲击经济建设。这样也就保证了八字方针在“文革”前能够得到贯彻，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在1965年、1966年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基本达到1957年的发展水平，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1957年，使全国经济出现复苏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势头。访问人：我感到您的观点和有些学者不同，他们认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从1957年反右派时就确立了。石仲泉：我认为这种观点讲的不准确。因为从毛泽东的思想情况来看，是一步一步地并且是有反复地向错误方向走去的。1957年他提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涉及经济领域的建设，搞“大跃进”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想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呢！只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抓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犯了“大跃进”的大错误。后来在1958年底的武昌会议上，他才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分阶级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进而提出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又慢慢地纠正错误，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绷的那么紧了。由于在困难时期，政策放宽了，“休养生息”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毛泽东看来，是刮起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于是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才从总体上加以概括和抽象，随后在1963年的“四清”文件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访问人：“文革”大概就是第五时期了。石仲泉：是的。这个时期也可以说他是在探索，但是不成功的探索，是失败的探索。访问人：我感觉您这样概括问题，是首先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石仲泉：这一点必须肯定。他还是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在他看来苏联等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化之后，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他思考的更多。不过他的思考、他的探索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在错误路线上进行的探索，所以造成的危害就比较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