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现在人们对修正主义的看法，似乎还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这样的。叫不叫修正主义值得研究。如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和我们就不一样。有的评价很高，有的很低。如：说他是伟大的改革者，失败的改革者，蹩脚的改革者，鲁莽的改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认他是改革者。我们还讲不讲他是修正主义，值得研究。我主张，不要笼统叫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已经被叫烂了，有些是弄错了，为什么还要捡回来用呢？这三种恶性循环作为理论分析是分开说的，其实作为现实生活是搅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很难单独分开。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导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内情况的错误判断：如果不来一场大革命，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这样他下了错误的决心、发动群众搞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全党和全民族的历史悲剧。
访问人：刚才您讲了“文革”的性质，“文革”的起因，再请您谈谈对“文革”的评价。
金春明：对“文革”的评价，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不该彻底否定，能不能彻底否定，过去彻底否定对不对。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彻底否定的观点。这个问题我讲得最多，以至有人说“彻底否定”是我提出来的。我说不是，发明权不是我，是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有文件作根据。其精神是源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它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纲领，只能造成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坚持彻底否定观点，就是贯彻《决议》。龚育之同志曾说：《决议》既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这个话我赞成。所谓政治权威，因为它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为党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和党中央的正式决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个领导人的某次讲话保持一致。所谓理论权威，因为它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拨乱反正的集中表现。《决议》代表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经过十年的检验证明是站得住的，所以今天必须坚持。
访问人：现在对“文革”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彻底否定了“文革”，就是违背了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我们说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学上说的肯定、否定，也不是从扬弃意义上说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从政治上讲的。为什么要加“彻底”二字，就是表示“坚决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干净、彻底、全部”，必须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说它史无前例吗？已经空前了，那就让它绝后，决不能再搞了。搞一次“文革”已经伤筋动骨落后了许多年，再折腾受得了吗？再折腾，中华民族就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说彻底否定，还因为《决议》是在坚持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分为二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说任何事物都只能有好有坏，都要好坏兼半。有的事就是坏事，比如黄色的东西就是坏的，这还能讲一分为二？什么事都机械地一分为二，这也是走极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了。
还有人认为，“文革”十年还是有成绩的，比如粮食产量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等等。这样认识也是混淆了概念。我们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不是“文革”十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怎么能否定了呢？十年历史和“文革”本身是两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否定的是这个运动，而不是历史。如果没有“文革”，那些生产会搞得更好，成绩更大。如卫星上天，如果你们看了聂帅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卫星早就做好了，并准备发射。给中央打报告时，让晚点发，等开“九大”时再发，好证明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所以推迟了。哪里是“文革”的成果嘛！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来早就该通车，因为“文革”起来后建桥工人打派仗，所以推迟了通车。你说这是“文革”成果，还是“文革”错误？如果没有“文革”，大桥早就通车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不是十年历史，十年中党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坚持生产和工作，坚持科研，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否定。
还有人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这个也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泽东，也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决议》已明确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即使晚年犯了“左”倾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当然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研究，有人估计高些，讲了九条或几条，有人估计没那么多，都可以讨论。
而且我特别感到，“文革”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随处可见。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包含着“文革”思维定式后遗症的体现。因为“文革”中特别流行着两种观点：一个是只有两边，你站在哪一边？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对方面就是反革命派。还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变成两极化了。世界的事情本来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拥护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话，本来是在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讲的，有根强的针对性。把他的话离开具体的时间、条件，统统拿来套，就会出问题的。有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事事连着纲和线。无论什么事都上纲上线。比如，在于校劳动时，不小心碰坏了一把锹，说你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上纲上线，批评个没完。实际上并不是事事都能上纲上线，有些事是要上纲上线的，但大多数不是。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大多数事情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还要上纲上线，就完全错误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随便都提到纲上去。联想到历史，王明路线错误时间只有四年，我们用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了延安整风才得以彻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后有二十多年，“左”倾思想方式可说是家喻户晓，要彻底清除其影响，决非易事。
访问人：我觉得，这主要靠实践。
金春明：实践是需要的。但实践也还需要总结，需要等待，不能立即见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项宣传的任务，就是宣传《决议》的精神，贯彻《决议》的精神。这项任务要靠我们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访于南——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于南
于南，1928年生，吉林集安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简编》、《中共党史大辞典》等。
骑行一小时零十分，找到在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家。心直口快，坦坦荡荡，是他给我们的初次印象。那天天气很好，暖风拂面，正是北京不冷不热的季节，所以说得也顺当。告辞出来，见到教授家后院菜畦中的花椰菜长得正盛。
林彪的出逃是被迫的吗？
访问人：1971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我国当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成为近几年一些人们议论的话题，您是搞“文革”史的，请谈谈您的看法。
于南：“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及定性，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以及近几年一些史料的披露，除某些细节外，基本是清楚的。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是冷静的，措施也是得当的。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出逃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被叶群、林立果等劫持走或被骗上飞机的。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人：这种说法国外早就有流传。
于南：国外主要就是1983年出版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这本书。我已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写了篇短文，作了批驳。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究竟是否被劫持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跟随林彪14年，最后和林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此外，林彪在北戴河96号楼上车时，很多人看到并没有人强拉他上车。因此劫持的说法不能成立。
叶群也可能作了准备：万一林彪不走，到时就强迫他走。也不排除叶群说些瞎话欺骗林彪，或说些威胁、恫吓林彪的话。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不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下令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是林彪。林彪愿听他老婆、儿子的摆布，却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只能由他自己负责。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一个50岁左右女人，20多岁的毛孩子绑架、劫持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管林彪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必须对出逃一事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访问人：还有一种说法，林彪的出逃是被毛主席逼走的。于南：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国外有的出版物也这样说过。我认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尽管林彪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毛泽东还是有意保护林彪。他在南巡讲话中说：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谈什么？无非还是想挽救他。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替毛泽东想想，他本人愿意出后来那种事吗？他根本没料到林彪会暗害他。林彪是他选定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他是不愿看到他的接班人出那么大问题的。就是对林彪不满意，也不会采用逼走和整死的办法。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林彪不信任了
访问人：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衰老了许多。
于南：是的，他大病一场，受的刺激太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是不满意的，特别对他们一伙搞阴谋诡计很反感。他采取了几项削弱林彪一伙权势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访问人：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对林彪还是比较信任的。
于南：我的看法，过去，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的，但对林的弱点或错误毛泽东也是知道的。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过：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但“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受到批判，当时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只有选择林。
毛泽东如果根本不信任林彪，就不会叫他当接班人。但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林作为二把手从来没有享受到像刘少奇当二把手那么大的权力，是林不想要吗？不是，是毛泽东不给他。
访问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于南：毛泽东可能是鉴于过去的教训，给的权力太多，怕再出现大权旁落。为什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林彪一伙抢班夺权？就同这种情况有关系。林彪集团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以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种种表演，我在1992年《党的文献》第3期上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已经作了些评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林彪、江青两派的争夺，可以有几种选择：对双方都支持，这不可能；都反对，也不行，两派都是靠他崛起的，这样做等于否定了他自己。还有两种选择：或支林压江，或支江压林。毛泽东都没有这样做，他批评了林，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江青的言论。当时这是最好的最没有副作用的处理方法。毛泽东还十分讲究策略，在会上就抓陈伯达、吴法宪，就点名批他俩。后来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才知道林彪等在背后搞了一些阴谋活动，非常恼火，才出去南巡。当林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十分紧张，于是在叶群、林立果筹划下，经林彪同意，便阴谋暗害毛泽东，事情败露，只好出逃。
所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全面性的错误，但不是所有事都错了。哪怕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旦发现他进行篡党夺权，要搞武装政变，也毫不留情地在周恩来协助下，领导全党，指挥军队，及时平息。当时的处理方法也都是稳妥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和起用了一批老干部。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访问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于“文革”起了什么作用？
于南：“九一三”事件发生于“文革”中期，它在“文革”中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把“失败”说成“破产”。这本书说：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接着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十二个问号。问得好，不愧为大手笔！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想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认为毛泽东不是神，看人也有看错的时候，林彪这个接班人就选错了。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们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这样的反革命集团，除林彪一伙的个人野心外，应该说同我们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某些弊端有关系。就是邓小平 1980年说的：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同残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分不开，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还说：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如何解决？就是要从改革制度着手，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实际上是保护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压制人民对他们的抵制和斗争。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中国以后还会出现“文革”吗？
——也可能发生……但绝不能发生了
访问人：您认为，类似“文革”这种事情，今后还会重演吗？
于南：我大胆地冒叫一句：如果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些许动摇，大家不警惕“左”的苗头，不注意防止“左”的东西，让林彪、江青之类人物出来捣乱，那类似“文革”的悲剧，不管人们怎样深恶痛绝，它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或局部地区重演。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就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我原以为经过拨乱反正，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整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看来我是像小平所说的：想得太天真了。
访问人：您能举出一些事实吗？
于南：可以。比如前两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和历史决议、党章总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唱反调吗？这个缺口一打开，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发展下去，离“文化大革命”就近在咫尺了。去年又有人说：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要长期进行下去。这合适吗？首先，我怀疑这位同志是否了解究竟什么叫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9年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的进攻，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91年还要肯定这个命题，不能不使人担心是否又要开展反右派或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其次，1957年就说过：现在找到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肯定它的形式，这不是在呼唤“四大”吗？接着，我们就会听到“文革”这个魔怪的脚步声了。最后，1981年的历史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正是这一理论要点之一。肯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肯定“继续革命论”；肯定指导“文革”这个理论，下一步的实践必然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还有人说某某就是“走资派”，连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话，也有人要重新肯定。虽然这只是些苗头，却令人十分担心。如果邓小平这次不出面说主要防止“左”，任那些“左”的东西发展，那还得了吗？
当然，作为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究竟“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它的内涵又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探讨，但不能把对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异议的同志，都说成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拨乱反正以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党史教材、党史工作者再去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从它的提出及其以后的实践，认为它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一个起点，这已成为党史界、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明白到1991年再肯定它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访问人：这个命题的重新提出，是不是和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背景有关系？
于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恢复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左”的错误的东西。这几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试图把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文革”前的）的“左”的东西隐隐约约重新加以肯定，这恐怕不对头。那些东西已经试过了，实践证明不行，干吗还要再拿出来？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好好区别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误的坚决不能再用，正确的就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说得好，什么叫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许多事情已经拨乱反正，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错误做法上去呢？
访问人：继承和发展有个前提，就是拨乱反正，没有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继承，也更说不上发展。
于南：作为学术问题，过去否定过的东西，如果否定过头了，可以再探讨，说了过头的、不大妥当的话，也可以再纠正过来。但是重大是非，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决议的，有了基本结论的，就应该坚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探讨。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反对。我不理解：党章明确讲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怎么能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呢？又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明确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政治上一视同仁（有时叫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可是去年就有人提出应恢复“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这行吗？我当时真想喊：需要起来保卫三中全会路线了。
访问人：如果真的改变了这一方针，接下来就会伤害一大批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
于南：那当然！知识分子说不定又会成了“臭老九”。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为什么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抓住了要害。主要矛盾一变，基本路线也非变不可，我认为最近几年，有些“左”的东西是在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也是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反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左”的东西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根深蒂固。这就抓住了要害，“左”的东西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习惯，说“根深蒂固”是非常恰当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和“四人帮”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访问人：为什么反右容易反“左”难呢？
于南：首先，看看历史。建国以后，我们多次反右，却很少反“左”。并不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左”，而是把“左”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保护和肯定。同时又把一些正确或并非右的倾向当作右来批判。有些人是以“左”来反右，使“左”的东西，借反右之机得以发展，“左”便成为一种很大的习惯势力。其次，从认识论上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邓小平南巡谈话说：“‘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怎么会比右好呢？把社会主义给葬送了，还不是立场问题吗？“左”带有革命色彩，教条式地搬几条语录，容易迷惑人。第三，就是过去对犯“左”的错误和对犯右的错误的处理不一样，反右是嘁哩咔喳，反“左”则是羞羞嗒嗒；反“左”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右则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没完没了。彭德怀是明显的例子，他是右吗？不过是抵制了“左”的东西，就把他说成右，以至整死。而犯“左”的错误的，有几个受过处分？顶多检讨几句，这里不能呆了，换个地方就是了。长此以往，一些人心理就是宁可“左”一点，总比右保险些。
还有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流派，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乱扣帽子。邓小平这次说：拿大帽子吓唬人，这就是“左”。有人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一切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律斥之为“自由化”，这行吗？学术问题能几个人垄断吗？怎么能把一切不同意见统统说成是自由化，任意扩大“自由化”的范畴，势必掩盖真正搞自由化的人。
访问人：您能举些具体例子吗？
于南：去年有一个杂志，发表一篇读者来信，硬说某著名作家一篇寓言式小说，是影射攻击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证据是配合了境外某些攻击舆论。我特地找来看看，没看出有影射的地方。却使我感到这家杂志的做法和“文革”中批“三家村”的手法有些相似。为什么要拿海外舆论作依据呢？他挑拨离问你也信吗？有人就是摆脱不了“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思维定势：国外有什么风，国内就有什么浪，国内出点事，要到国外找依据，什么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呀，是国外敌人的应声虫、代理人等等。我们为此造成的冤案难道还少吗？怎么就不接受教训？
我不理解的是：有人过去执行了“左”的一套，整过人。但在“文革”中别人比他还“左”，又整了他，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按说应该觉悟了吧，挨整的滋味不好受，挨过整的干部都会有这个体会的。可是有人一有机会还想整人，这是很可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很佩服两位老同志，他们过去执行“左”的东西，整了好多人。“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死去活来，拨乱反正，平反以后觉悟了。见到被他们整过的人一再表示道歉，对“左”的东西，警惕性也很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应该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
1992年5月30日于中央党校
访王年——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
王年一
王年一，1932年生，江苏扬州人。解放军国防大学正师职教员，多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著有《大动乱的年代》、《执政党建设研究》（合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是《中国改革大辞典》主编之一，并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发表过几十篇中共党史论文、文章。
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王年一为“党史专家”。约晚上十点半，我们拨通他的电话。好久，听筒那边才有声音，原来教授已经休息，他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我们连忙道歉，他连连说，不知者不为怪嘛！
访问人：多年来您一直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写出了专著。能不能请您谈谈晚年毛泽东？
王年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邓小平说过：“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谈晚年毛泽东，力所不逮。只能就毛泽东晚年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专断，谈谈自己的看法。国内外都有人把它仅仅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或者若干人，或者予以不正确的解释，甚至因此给予毛泽东以恶溢，是我所不同意的。我力图对此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
访问人：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说明。 《决议》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决议》还说：“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那么请问：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您能举例吗？
王年一：事例很多，不妨举几个：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他对此从不讳言。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 （包括九大政治报告）里多次以歌颂性的语气述及这一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也是如此。从未有过“文化大革命”是党或者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说法。陈云从组织原则角度说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46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又走上第一线。此后，种种事实说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尊重。
访问人：请再具体些。
王年一：支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运动，是他个人决定的。
未经中央讨论，他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中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殃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人，用以扶持造反派，压制所谓“保守派”。周恩来、陶铸、
王任重都不同意这个提法，周当面向毛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否定。
支持上海夺权，是毛个人决定的。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唐平铸、胡痴以重要工作人员的身分参加），谈支持上海夺权问题。请注意，与会者中没有林彪或者常常代表林出席会议的叶群，没有周恩来、康生，没有中央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王力在一个材料中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会上，毛口授《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当场审定，第二天见报。这个编者按语，不仅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而且指出：“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周恩来接着讲话，说：“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要像上海同志向我们警告的形成 ‘接管风’。”毛泽东迅速得知，当天召开小会批评周、陈，讲了一番话。王力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此文经毛审定，发表于1月16日《人民日报》和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这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篇文章。著名的“二月抗争”说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毛泽东个人否定。此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访问人：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
①发（法）无天。”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喜欢自由行动不受约束的人物。反映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比较欣赏个人专断呢？
王年一，不是，绝对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是载入党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左”倾的党章也是载入的。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过）中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时，作风很民主，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明君”。这虽是戏称，但说明了毛泽东对民主作风的肯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如果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称霸”，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 ‘别姬’就是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指离开北京十个月——引者注），没有讲过什么活，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这几句话讲在1975年，特别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是对“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否定。
事实上，毛泽东在 1957年以前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专断 （1957年以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专断，也远非事事专断），而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① 斯诺说毛泽东讲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4月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译本第176 页。龚育之在发表于 《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1 朗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 点》中指出，这给弄错了，毛泽东讲的是：“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模范。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作风非常民主。凡大事都与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十分注意倾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用以完善、修正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与中央同志讨论后据以改变中央的决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确实是林彪先提出的，毛泽东、中央同意这个方针，把它作为中央的方针。粟裕建议中央改变派一部过江作战的决定而发起淮海战役，毛泽东、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这个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好的主张，是从下面上来的，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回过头来说，毛泽东并不认为专断很好。不要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为个人专断很好。
访问人：个人专断在理论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泽东晚年还是犯了一些个人专断的错误。现在在学术界、在民间都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样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苟同，因为此说距离事实太远。
毛泽东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实说明，他在各方面 （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义是很坚定、很彻底的。用受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来解释，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并不专断这个事实相悻。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却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说不通的。
访问人：那未，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专断了呢？
王年一：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主张。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毛的意见、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或者势必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而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仅很正确，而且很重要，他就专断了。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任何人都不会为专断而专断。1956年经济工作中冒进，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冒进，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意制止冒进。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批准解决冒进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反右倾”的主张不合，毛是主张建设速度快些、建设成就大些的（谁也不反对速度快些、成就大些，但要做得到。）毛泽东在1957年 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一次比一次讲得尖锐、严厉，否定了中央集体的意见。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讲话是个人讲话，发动批彭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何以不付诸讨论？因为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事实上，批彭不过是抓个典型，它是针对党内（首先是党内上层）的所谓“右倾”的。1962年8、9月间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发了通知，规定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突出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中央集体规定的会议的主题，并且为9月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了基调。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问题是个基本问题，必须提出。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毛泽东的专断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不承认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他长期代表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他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获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因而专断，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去甚远。
访问人：毛泽东晚年的专断一定是有特点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专断的特点就是需要组织承认。毛泽东尽可能地掩盖它。个人专断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或者事后批准他的意见。他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先在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些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会上自然都无异议，中央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就批判了反冒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造成批判彭德怀的事实，使中央难于拒绝他的意见。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毛泽东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很特别，他需要组织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信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而提不出意见，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中央集体常常违心地或者不违心地接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使他的独断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持不同意见者更难于抵制，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
访问人：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王年一：这种由集体决定掩盖个人专断的奇特现象，是由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无人可以匹敌的极高威望是一个重要条件，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等更是没有反对过。既然如此，就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人或者若干人。
毛泽东需要组织承认，这也说明了他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很好，也说明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访问人：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我是和尚打伞”呢？
王年一：上面说的是1957年至1965年的一般情形。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重大举措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更有特别的原因。
事情很复杂，我在这里只说个大概：
自1960年起，我们进行了“国际反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那么对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来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叶剑英1979年9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说：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当时我们认为全部是正确的。苏联变修了，东欧许多国家变修了，这是当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的共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在中苏论战中，国际共运大分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产生了新的共产党——同意中共立场、观点的党，与原有的、同意苏共立场、观点的党相对立。中共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一派的核心，毛泽东成为这一派的领袖。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自封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
指导国际共运，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要把中国搞好，要使中国成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样板。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发生了重大变化，“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共中央不能不接受教训，毛泽东不能不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观点进行国际反修，它没有影响苏联分毫，却真真实实地极大地影响了自己——正确的方面、不正确的方面都影响了自己。1960年以后，毛泽东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违反了他本人在此以前的正确思想，似乎难以理解，其实症结就在于国际反修。他对问题重新作了考虑。针对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为全会所同意。本来我们在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就有重大失误，这一次是错误的大升级。苏联的重大变化肇因子苏共领导集团的重大变化，苏共领导集团可以发生重大变化，中共领导集团就不能发生重大变化吗？处于最高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考虑了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种情况”，就是国际反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