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行娟———毛泽东的三次婚恋
王行娟1930年生，广东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热心妇女事业，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电话。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先后与三位女子成婚，渡过56个春秋，他是如何对待她们的？她们各自对他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少，但家庭生活却是毛泽东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为此我们走访了注意研究毛泽东婚姻的王行娟女士。
访问人：研究一个人，除了他的政治生涯、学术著作之外，他的出身、甚至婚姻状况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婚姻状况的研究比较薄弱、您一直搞妇女问题研究，又发表了《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等著作，您能不能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王行娟：毛泽东一生遇到过4位女性，第一位是他父母给他娶的罗氏。按旧俗说，这是毛泽东家里给他明媒正娶的，但对罗氏，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曾这样提到过：“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这反映了毛泽东所具备的反抗性格，以及反封建的思想意识。
访问人，罗氏的命运也是很苦的，她20岁到毛家， 22岁就因病去世了。在毛家的几年她上敬公婆，下田劳作，个人生活抑郁不幸。其实毛泽东对她并没有完全忘记， 50年代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提到过她的家人。
王行娟：除罗氏之外，毛泽东实际上前后有3个夫人。第一位是杨开慧，他们于1920年结合，直到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分开，一起生活了7年。杨开慧在1930年牺牲。第二位是贺子珍，他们于1928年结合，到1937年贺子珍去苏联，在一起有10年。第三位就是江青，他们于1938年6月结婚，直到毛泽东逝世。
访问人，在对这3位女性的选择上，是不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婚姻爱情观里一些共通的东西？
王行娟：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因此，他的婚姻生活是和他的职业生涯、革命生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他选择生活伴侣，首先是看能不能和他志同道合。这一条在他身上非常突出，他的三次婚姻选择都是革命伴侣，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再好、再漂亮，他也不会干。
访问人：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以前，曾有一位女友和他关系比较密切。杨开慧的自述里曾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当时杨开慧很难过，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杨开慧，自此两人关系的发展走上坦途。大概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王行娟：所以，毛泽东在婚姻问题上视志同道合为很重要的一条。他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处在共产党孕育过程中，杨开慧全身心地信服毛的主张，不仅他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包括他的体育锻炼方式等生活习惯，始终都是他的最热心的追随者，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后来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有时还携着母亲，一会儿武汉，一会儿广州、长沙，风里雨里，颠沛流离，始终跟着毛泽东。到最后，白色恐怖那么严重，还要坚持守在板仓，杨开慧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离开，因为润之没有给我这个指示。可见杨开慧对毛泽东感情非同一般。，访问人：用“崇拜”这个词形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信服程度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杨开慧在她的自述里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可见，后来军阀何键声称只要杨开慧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放她出狱，而杨开慧却选择了死这一点并非一念之差的选择。王行娟：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能说明“志同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贺子珍已在山上，她和杨开慧不同的在于还不是追随毛。当时毛泽东的声望并不像后来那么高，而且这时贺子珍也有较高的地位，她是永新县县委委员、青年部副部长，但仍然是他们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走在了一起。
访问人：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就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
王行娟：也许知道，因为毛泽东搞农民运动也是有名的；大革命时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就刊登在一些杂志上。在未遇见毛泽东之前，贺子珍是有心上人的，这个人是永新县的欧阳洛，他引导贺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后来发展她入团、入党。欧阳长得一表人才，是永新县最早一批到南昌求学、入党的人。后回到永新建立党组织，可惜这个人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回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后不久，便被叛徒出卖被捕就义。贺子珍一直留在永新，永新暴动后仍坚持革命斗争，她的同学纷纷离开革命队伍，而她上了井冈山，和袁文才等在一起，对这些“土匪”，人家都是不齿的，从这也看出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突出的个性光彩。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不屈的斗争性格，这也是他们能结合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江青也是和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她毕竟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跑到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而是到了延安，延安的生活相对于那些繁华都市来说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说明她当时还是倾向革命，向往进步，这一点，也是毛泽东能和她结合的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能不能志同道合是毛泽东进行婚姻选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一条。
第二，毛泽东在婚姻上表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主张婚姻要两厢情愿。他对待父母给他娶的罗氏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他和杨开慧的恋爱是很浪漫的，在当时也算是站在前沿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特别“新潮”。那时杨开慧是教授家的千金小姐，能跟随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非常不简单。贺子珍也是他自己寻找的。甚至包括对江青，也体现了他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有的书把他和江青的关系写的那样被动，这完全不可能，任何人也不可能强迫他的婚姻，毛泽东怎么能那么随便被人拨弄来拨弄去，特别是他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作出这种选择，肯定是他觉得对方值得爱，可以爱。
第三，是他的反潮流反传统的做法。他的婚礼都是非常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是1920年冬。他们的理想是要为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们把结婚作为反社会潮流的象征。所以，他和杨开慧实行的是同居，没有举行什么婚礼，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宣布他们结婚了。
访问人：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就建议过要成立”拒婚同盟”，他对向警予、蔡和森的爱情关系——“向蔡同盟”表示了特别的欣赏。这种“爱情同盟”几乎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是用类似于“向蔡同盟”的“毛杨同盟”（姑且这样说）去实践自己的爱情诺言和理想的。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王行娟：这种爱情的理想表现在：我爱我爱的人，我只选择我爱的人，而且用我的形式实现这个爱的结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是这样。他们能走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彼此倾慕的结果。有的书说毛贺结婚，是谁请了酒，我曾经问过贺子珍，贺说，没有这回事，别说请酒，连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婚礼。
访问人：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时，杨开慧还在板仓。那么，贺子珍是否知道杨的存在？对毛、贺的关系又有影响吗？
王行娟：贺子珍是知道杨开慧的。而她对毛、杨关系的态度从1929年1月她不肯随红四军下山这件事就能看出来。当时贺子珍认为红军下山后，毛泽东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遇，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而自己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但最后她还是随部队行动了。
访问人：贺子珍关于杨开慧的消息是不是从杨的堂兄杨开明那里了解到的？有史料表明，杨开明上过井冈山。
王行娟：在和贺子珍同居之前，毛泽东就对她讲过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关山远隔，路途遥远，也不知他们的情况，甚至有传言说杨开慧已不在人世了，也不知真假。毛泽东说的一点不假，白色恐怖下生死两茫茫，这不难理解。1928年，杨开明作为湖南特委特派员身分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回忆说是杨开慧的哥哥），从他那里，毛泽东和贺子珍了解到杨开慧还在湖南板仓隐蔽着。这样，贺子珍以后就总把她自己的衣物装在一个包袱里，单放着，从不与毛泽东的衣物混放。包袱里除了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外出防身用的刀子。贺子珍对毛泽东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可见贺子珍这人是很独立很自主的，也真诚。她很爱毛泽东，愿意为他献身，也愿意为他的幸福而离开他。而毛泽东当时也确实为贺子珍所吸引。从特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婚姻方式的确是反潮流而不合世俗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江青是不是也深受形式的约束？
王行娟：在延安，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这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但这次仍没有什么婚礼。江青提出过要像样地请次客把自己的身分公开一下，毛泽东不肯，江青则觉得不这样自己就名不正言不顺。
访问人：除父母包办的罗氏那次婚姻之外，毛泽东的后三次婚姻都没有婚礼。
王行娟：第四点，毛泽东选择配偶是爱才也爱貌。他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要求他的配偶也具备这样的境界。杨开慧在当时是一位很出众的女子。可能不一定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富于青春，有个性有追求，也很有才，自视甚高，不是什么人都能放在她眼里的。贺子珍被称为永新一技花，还有古文根底，会写诗。并非只会弄枪弄棒。她的一些诗可能被保存了下来，但我还没有收集到，也没有看到过。
访问人：那么，江青呢？
王行娟：客观他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油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访问人：您能对毛泽东与他这3位夫人的关系分别作一下描述与比较吗？
王行娟：毛泽东不是一般人，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虽然他不乏柔情的时候，他才需要女性的爱来温暖他的心，但他鲜明的个性始终是贯穿于他的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和3位夫人的关系。相对而言，他和杨开慧之间是最融洽的。开慧是一种献身型、忘我型的女子，她的确做到了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融化在毛泽东的生活中，为他的事业服务，甚至不惜性命。这对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是最合适的配偶。
访问人：杨开慧是很有个性的。从她的自述里，甚至能看出她有些骄做。但她融入了毛泽东的生活中，为毛泽东而活。在认识毛泽东之前，杨开慧抱了独身的想法。以身相许毛泽东后，她就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全部的生活，她的自我。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和生活中。试想，一个大家闺秀，名教授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失去生活来源后，嫁给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所感受的生活压力有多重16年中，她为毛泽东生了3个孩子，不仅在恶劣的环境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辅助毛泽东工作，做文字记录，整理材料，在家乡农民中搞识字运动等等，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她真是任劳任怨。
王行娟：是啊！毛泽东那时四处奔波搞革命，而且不管家。杨开慧生产时他都无法在她身边。尽管她辅助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但她的身分始终是家属。国共合作，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伴随，也是家属身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奉献，那么，毛泽东的背后就是杨开慧，杨对毛初期革命事业的扶持是不可磨灭的。
访问人：如果不嫁给毛泽东，以杨开慧的学识能力，她能做到哪一步？如果她身为毛泽东的妻子，不被军阀何键杀害，那她后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王行娟：按照贺子珍的做法，她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毛泽东，而让他与杨开慧团圆。贺子珍对毛泽东也是一往情深，以身相许，但她同时并不甘于扔下自己的革命工作而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他剪报抄稿。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的夫人存在。她有别于杨开慧。杨开慧是书香门第出身，而贺子珍出身于永新县破落了的大户大家，在见毛泽东之前，她已经在井冈山立住了脚，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倔强的独立性。因此，在和毛泽东的近10年的生活中，她一直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但毛、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毛泽东在晚年还用画目的手势叫李敏照顾好她妈妈。他们之间在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而悲剧就在于，他们在1937年就分手了。
访问人：贺子珍在心理上难以适应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是不是导致他们最后出现裂痕的重要原因？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就是长征时期，那时十分艰苦，面对生死，其他一切都抛开了，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但不能否认，贺子珍不甘愿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想独挡一面工作的想法，一直是有的。
条件稍好一些，她的这个想法就冒出来，这样就跟毛泽东闹些别扭。贺子珍是非常上进、好学的人，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地做一些剪资料抄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其实到延安后，毛泽东已经有了自己的秘书办公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已经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而已。这对毛泽东来说，他需要这些，而对贺子珍来说，就不甘心，不甘心仅仅做个夫人，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下乘凉。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贺非要去苏联学习不可，便离开了毛泽东。
至于“后来居上”的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我把它归为功利型。江青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自我发展，这点没错。但她这个自我发展不像贺子珍的一心要为党独立工作，她是想捞取更多的东西。贺子珍和毛泽东相差 10几岁，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合的时候，毛在井冈山还没有出人头地。上井冈山，是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带了一支很小的部队挑着枪枝，一身破烂地上来就是想在山上找到庇护所。贺子珍对毛泽东一无所求，是因为爱而献身于他。江青呢？比毛小20多岁，毛泽东在延安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江青自己就说过她和毛泽东是政治婚姻，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年岁相差那么大是无法成夫妻的。这就说明江青更着重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江青是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不甘寂寞的女人，我们可以再次把她和贺子珍的为人作个比较。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对贺子珍说过，我现在有发言权了。意思是说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当时贺子珍听不进去，她不想因为毛泽东地位的上升而给自己捞些什么，只想能独立地为党做工作。在我采访收集写作材料的过程中，那些不喜欢贺子珍的人也承认，贺从来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而盛气凌人，无论何时，她都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出现在大家面前。到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之后，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说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很纯洁的。访问人：事实上，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感情距离也越拉越大，不仅两个人饭吃不到一起，而且发展到毛泽东看到江青就烦。这对江青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刚才我们都是从三位女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婚姻生活，那么，从毛泽东的角度呢？他的个性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
王行娟：毛泽东在感情问题上可以说也是矛盾的组合体。我们可以把他同周恩来比较一下。他和周恩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周恩来很儒雅，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的妻子都是这样。而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成长过程中经受了不少来自教条主义的打击和排挤，历经沉浮，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斗争性。这种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就是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时非常温存。但另一方面就有农民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曾表示过很羡慕周恩来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平静与和谐。的确，这种宁静对于他来说并不总有，他的个性也决定了这种宁静本来就不属于他。
访问人：“其实，我们不防设想，接二连三地为他生孩子，做他的家属，又岂是杨开慧所真正心甘情愿的？对杨来说，她做到的是泪眼相向，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忍受。那种难过与委屈表现在杨开慧身上，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地把它埋在心底。要说宁静平和，最多的还是在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1923年春，毛泽东去上海，再去广州，杨开慧想跟着去，毛没同意。两人产生矛盾。当时杨开慧快要生岸青，毛又顾不上她，这是一个原因。后来误会解除，两人1924年在上海“重比翼，和云翥”。误会消除了，但毛泽东恐怕也没能充分理解当时杨开慧的心情。杨开慧的牺牲，是毛泽东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复杂的心情尽在其中。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比较倔强。所以两个人的碰撞也就比较多。江青也常常和毛泽东吵，特别是后来。郭化若从长征一直到延安，都在毛泽东左右，贺、毛吵架，江、毛吵架他都见过。延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谁家吵架马上就知道了。毛泽东有时很柔情，有时很暴烈，吵起来嗓门也老粗，发起脾气雷霆万钧。有一回在延安，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倒了，毛泽东回来发火，正洗着脸连盆带水一下子就向贺子珍摔过去，贺子珍赶紧跑出去。有时候贺子珍也跟毛泽东打架。但他们打架主要还是生活上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回忆过，弄到一只鸡，毛泽东的牙齿好，要炒来吃，贺坚持要炖着吃，这样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两人吵得要死。其实都不是为自己争什么，而是为了对方好。江青就不同了，她和毛泽东吵多数还是要毛泽东顺从她，替她去办什么事。而毛泽东往往原则性很强，不顺从她就吵，吵得跑到周恩来那里哭，周恩来就老给她劝架做工作。江青是想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点什么的。反过来，毛泽东也没有从江青那里获得多少幸福。愈是这样，他就愈加怀念他的前两位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杨开慧已过世了，而贺子珍远在苏联。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怀念我了解得更多一些。贺子珍后来对自己那时非要离开毛泽东去苏联很后悔，而毛泽东对她也一直抱着负疚的心情。庐山相会，贺子珍恍惚的精神状态，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专机将李敏送到她母亲身边，不放心，又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专机去。他不断地回忆着他和贺子珍一起在井冈山的那段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争吵不和的恩恩怨怨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访问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杨开慧之于毛泽东，是青年时代的纯真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而江青填补的是贺子珍之后毛泽东感情生活中的一段空白。
王行娟：这感情上的空白是非江青所能完全填补的，而江青本人虽然由此一跃而为第一夫人，但她的政治野心也并没能很快得到满足。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严格要求江青做好仍然是事务性的辅助工作，安排好生活，不抛头露面，不参政议政。江青本人似乎也努力这样去做过。直到1962年，那一年我记得毛泽东接见苏加诺总统，报纸上登了大幅照片，照片上江青赫然在目，这是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在新闻媒介面前展露自己。
访问人：这或许表现了毛泽东的一种无奈吧，就像他对自己这次婚姻结局的无奈心情一样。
王行娟：只能这样解释。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前门东大街
访薛明、贺晓明——毛泽东和我们一家
薛明，1915年生，河北霸县人，贺龙元帅的夫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参加创办《天津妇女》。1938年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西南妇联福利部长，军委贺龙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院检察长。是四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六届七届政协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贺晓明， 1947年生，湖南桑植人，贺龙、薛明之女。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在外交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深圳商地置业公司董事长。主持编撰有《贺龙年谱》。
贺龙元帅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国人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家人却以宽大的胸襟，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畅谈了对毛泽东的缅怀之情，回忆了毛泽东和他们一家的交往和友谊。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薛明：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你们搞了一项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人，他和贺老总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为了纪念他，把我所知道的毛主席和贺龙过去的交往情况讲一讲，以表我对毛主席的缅怀之情。
访问人：谢谢您！我们觉得毛泽东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字材料，这些对于研究他老人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全方位的研究毛泽东，他和战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反映他的为人、品性和性格。
贺晓明：对毛泽东的评价，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吃了“文革”的苦头，所以讲起毛泽东来，不免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对他的批评也就多一些。后来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有一段又抬得高了些。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总的讲，我认为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肯定。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就离不开毛泽东说的要独立自主，发奋图强。国家经济不发达，腰杆不壮，光喊、会喊，也觉得气短。现在对有些好的革命传统讲得少了，我觉得要搞革命历史教育。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第一句话除了爸爸、妈妈，就是毛主席。这绝对是有烙印的。
薛明：教你们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
访问人：您这样教育孩子，一定是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的热爱。
薛明：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觉得孩子应该知道毛主席呀！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贺晓明：林彪说什么要融化在血液里，他是出于他的目的。但爸爸他们真是做到了。我的感觉，爸爸对毛主席的感情真是真诚。比如他到体委时，看到一篇署名28画生的文章，如获致宝，兴奋得不得了。
访问人：是不是1917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贺晓明：对。我亲眼看到的。爸爸拿起书还问我，你知道28画生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数数看。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数也数不来，后来他让我数“毛泽东”（繁体）三字，果然是28画。爸爸说，这是毛泽东最早讲体育的文章，而且讲得很精彩，我们要在体育界广泛宣传，让大家学习。在他们那种感情的熏陶下，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特别深。我每次到长沙，肯定到桔子洲头，因为那是毛泽东年轻时经常游泳、登山的地方，他年轻时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真是给人以力量，叫人振奋！
访问人：这几乎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热应青年，包括大姐也一定是毫不例外。请问大姐，您是哪一年到的延安，什么时候和贺龙同志结婚的？
薛明：我是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到清涧工作。1942年和贺龙结婚，结婚时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
访问人：你们结婚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去祝贺了？
薛明：结婚那一天没有。但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当时我们住在财经办事处延安南门外的山坡上。下面是徐特立办的自然科学院。贺老总比较好客，再加上那地方空气新鲜，好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到我家里串门，经常是热热闹闹的。听说毛主席来了，贺老总就往山下跑，一会儿他们就有说有笑地上来了。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呀！那真是实实在在的人啊！非常热情！他一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我说：“不是，差得太远了。”他说：“贺师长有福气，讨了一个好老婆！”他还问我，过去干过什么。我说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就到处宣传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我们曾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逼蒋抗比、还到过山东，结果韩复榘不但不抗日，还把我们的同学绑起来了。我们到处宣传抗日，老百姓是欢迎的，但到官府和驻军附近的地方都碰壁。毛泽东说：“怪不得见了共产党的将军，你就爱上了。贺老总抗日可是最坚决了，最能打仗。人家说他有军阀主义，叫他去学习，我看不是。他有三条：对敌人狠，能联系群众，对党忠诚。贺老总这个对象你是找对了。”说得我们哈哈地笑，接着大家就闲谈起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毛泽东抬头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怎么着，给不给饭吃。贺总说，给，早就准备了。那次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还有一条鱼。在延安是吃不到鱼的，这是贺龙由晋西北回延安时，警卫员在黄河边抓的一条活鱼，这条鱼一直养着，给毛主席吃，贺龙还特别嘱咐厨师用辣子烧，那真合毛主席的口味。大家看着毛主席吃得很高兴！毛主席说真是香极了。今天来打打牙祭。是的，平时很难吃到这样的东西。
访问人：有别人陪他吗？
薛明：没有。我印象里来的就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并泉夫妇。那时的毛泽东可“自由”了，他经常到处走。在女子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延河边散步，还碰到过毛主席，他对我们很亲切、还给女大上过课。他说中国妇女解放之伺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的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特别关心妇女解放事业。
访问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是否经常去您家里串门？
薛明：当时毛泽东很忙，我们住得虽然不远，但常常来不可能。前面说过，我们结婚来过一次。第二次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干篮球队打球非常漂亮，他们从冀甫一路打来，没有对手。到了延安打得好精彩，大家都叫好。贺龙喜欢体育，他叫120师战斗队和东干队比赛，贺龙、朱总司令每场必到，许多人都去看。双方竞争得很激烈，比赛结果战斗队赢了。赢球了嘛！大家都很高兴，就向贺老总提出，我们能不能见见毛主席？贺龙说，可以！他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向他祝贺。贺龙说，战斗队的小伙子们有个心愿，要见见毛主席呢。毛主席说：“行啊！在哪儿见呢？就在你家里吧！”贺龙说：“行，就在我家里。”一天下午，我看到有20人左右，排着队朝我家走来了，这些人也不说话，进了屋就坐下了。我有些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很快我就看到贺老总陪着毛主席上山来了。毛主席进了屋，战士们起立在院子里排好队向他敬礼。毛主席开口就说，同志们好！他说：“你们是一边打仗一边打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练就了一身好球艺，这很不简单。你们来延安打球，延安人民都去看，活跃了延安的气氛，我代表延安人民谢谢你们。平时你们在部队里打球，活跃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的贺师长红军时候就喜欢搞体育活动，现在又搞了战斗队，很好啊！以后不论多么艰苦，也要继续搞下去，还要搞得更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这次毛主席接见战斗队并讲了活对他们来说，是最高的奖赏！是啊！不容易的。那时的条件真是太艰苦了，打仗的时候没有球，就用布缝一个；没有运动鞋，就打赤脚干；再说山沟里哪有什么球场，随便找块空地，就坑坑洼洼地打上了。到了延安条件稍好一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不忘娱乐，也说明同志们的精神状态是十分积极乐观的。
贺晓明：我看到有的故事片写着，敌人要活捉贺龙，就看看哪里有打球的，哪里有打球的，哪里就有贺龙。
薛明：这未免大夸张了。我认为贺龙喜欢打球，更重要的他是从活跃部队生活来着眼的。
访问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平易近人，他和贺龙的交往一定很多？
薛明：那时贺龙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毛泽东是党政军一起抓，主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大的单位不放，所以贺老总经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他们相处的非常自然。
1944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晚上贺老总又到毛主席那里去开会。他一进门，毛主席就站起来，冲着贺龙说，恭喜你50得子！说得贺龙都愣了，随即开怀大笑。毛主席这样一说，大家都向贺龙表示祝贺，并各自送了一点儿孩子用的东西。其中有康大姐用朱总司令夏天穿的背心做的衣服，还有关向应生病时吃的奶粉等等。
贺晓明：爸爸在部队里讲话说过，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访问人：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确实可敬。我们想贺老总和毛泽东的接触很多，一般说来，作为下级对上级总会存在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贺龙当时对毛泽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薛明：服气呀！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伟大，非常伟大的人物。像贺龙从1914年就开始闹革命，这中间他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湘西护国军，建国川军，国民革命军，后又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触了很多人，大到孙中山，小到地方的土劣，全都打过交道。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全都见过。相比较而言，他和毛泽东见面是比较晚的，是长征以后到了陕北才互相认识，当然这之前双方早已互相知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他见了毛泽东，就觉得不一般呀！觉得他想问题决策事情总是高人一筹，觉得这个人行，做共产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从心底里佩服。他一直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延安整风时，他对王明气愤极了，说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头上，我就打倒他。
访问人：贺老总的话在延安曾轰动一时，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和信赖。解放战争时朗，贺老总离开延安到了晋西北，这时候和毛泽东还有交往吗？
薛明：有。这时毛主席还在陕北，贺龙几次到陕北开会，有一次贺龙血压高，我们建议他请假，他说，毛主席还在陕北，中央有什么决策我应该知道，就这样他还是去了。陕北生活很艰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贺龙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援中央的困难。1948年3月毛泽东过黄河，第一站就是晋西北的贺龙司令部。我们把司令部都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住。我们则住在外边一个小院子里。
一天毛主席来了，他说：“你们都挤在这个小院里啦，里面还很宽敞，让孩子们到里面去玩，别都挤在这里。”当时我怀里抱着晓明，手里拎着老大。他问大的叫什么？我说叫小龙 （本来不叫小龙，大家都说他长得像他爸爸，就小龙小龙的叫开了），这个叫晓明。毛主席听了，说：“你们可能计划好了，将来是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在当中。”他嘴里说着，脚上还踩着京剧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走起来，逗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好幸福呀！我祝福你们。”说完他还走过来，看到每个小孩都摸一下头，问问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当他发现我们吃的是小米时，就说，你们优待我们了，那不公平了。
访问人：看不到一点领袖架子。
薛明：没架子，不像是最高领导。那时真的没有那个感觉。觉得非常亲近、自然。毛主席在晋西北住了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山西梆子。贺总征求他的意见，看什么戏，毛主席说，来到了山西，就看山西戏吧，我们不能轻视地方戏。看戏很简单，根本没有戏院，连个戏棚也没有，演员就在土台子上唱。我们提着凳子、马扎，顶多给毛主席背着个椅子、带个炭火盆，提着个马灯照路。毛主席走在前面，其他干部跟着，一边走一边说。到了目的地坐在群众当中就看，好动人呢！回来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说，七嘴八舌的议论今天的戏怎么样。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边就一溜小跑地跟着，听他们是怎样议论的。记得那一天演的是《打金枝》，就听毛主席说，山西梆子很不错。郭子仪是个老臣，金枝不和丈夫驸马去拜寿，驸马打了金枝，金枝回宫告驸马的状，唐明皇了解女儿的心理，不但没有惩罚驸马，反而给驸马连升三级。主席说，这说明老丈人还很开明啊！大家全笑了。
访问人：这一次分手之后，再见面就是建国后的事情了。
薛明：后来贺老总率部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冬来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到了北京，就和延安不一样了，在延安的时候，家家户户连个围墙也没有，大家来往非常频繁。这时候，一家一个院子，互相来往就相对得少了，规矩也多了。一般的工作，不该问的不问。但是有一次他回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开会口渴，富春、谭（震林）老板在我两边，就我中间没水喝。每次去了都有一杯茶水，这次没有，我问富春，怎么你有水喝，我没水喝？他说，你给了钱没有？我说，没带。原来是开会时，每人丢一毛钱，服务员看着，谁给了钱就给谁水喝，贺龙没给钱，自然也就没水喝了。会议中间休息，贺龙又提起这件事，富春说，我给你垫上一毛钱后，不是给你茶喝了嘛！这时候毛主席走过来，问你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贺老总没带钱，就没茶喝。毛主席说，唉呀！我也没钱，我身上向来不装钱。以后你再忘了带钱，告诉我，我让人给你垫上，先垫上一块，你可以来10次都不用想着开会要带钱了。
访问人：大家的关系很融洽，制度也很有效。首长去开会，忘了带钱，服务员就真的不给水喝，这表明上下级的关系很纯洁，廉政也确实是从上做起。
贺晓明：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是艰苦朴素。爸爸到主席家里去，看到他的床单、枕头、被子全是素白的，看到主席家里都是书，连厕所里都有，爸爸就特别强调艰苦朴素和读书如何如何重要。有一年冬天他要不穿毛裤，问怎么回事，说总理不穿！
访问人：他们的来往很多，关系也不错。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薛明：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前。 1963年毛主席对贺龙说，林彪身体不好，他需要休息。林彪要是在家，军委就是他当家，他若不在，就由你贺龙当家，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时间是从1963年到1966年。他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军事练兵的重要性，所以他重点抓了军事训练。杨村练兵，贺老总连看了3次，最后一次他报告总理，说那兵练得真好，你去看看吧！他把总理、陈毅都拉去了，总理看得出神，说：“好！这是精兵。”以后毛主席知道了，就对贺龙说：“贺老总，人家都说你练兵练得好，都请去看了，怎么不请我。”贺龙一听，说：“行啊！咱们就在十三陵组织一次汇报表演。”所以1964年7月有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了，整整看了2天。毛主席高兴啊！还用手捶捶沙袋子。看过表演之后，毛主席又召集贺龙他们开会，要求在全军推广。
访问人：后来的情况变了，贺老总遭受冲击，而且很悲惨，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薛明：“文革”的事情很复杂，现在主要是总结经验教
训，要向前看。1966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知贺龙参加。贺龙一进门，毛主席就跟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非常亲切。贺龙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对毛泽东始终是有信心的，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是要为他说话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公正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搞贺龙是搞错了，我有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没有这面旗子不行，现在贺龙被陷害了，一定要给他平反。一边说着，还用手拍了桌子。后来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病讲话，他一边讲一边流泪，说我们没有把贺龙保护好！1982年中央又为贺龙彻底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讲那几句话的结果！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能作自我批评，能为贺龙讲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文革”中的毛泽东，他的处境大家也知道，他太难了，控制不了了。
访问人：“文革”当中您全家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能敞开胸怀去理解毛泽东，尤其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大姐一定要谈谈毛泽东，实在叫人感动！
贺晓明：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归错误，功绩还是第一位的。他的廉政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民族英雄的气概等等，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们看毛泽东不能仅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应该站在国家的、民族的立场上去看，这时候当你谈起毛泽东来，就会客观、公正的多。我想做人应该是端端正正的。
访问人：是的。在毛泽东和贺龙的长期交往中。在你们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薛明：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出身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他们心里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贺龙，他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之所以拿起枪杆子是因为被官府欺压无奈，才揭竿而起的。之后他做过湘西护国军的营长，建国川军的旅长，湘西镇守使，再后来当了北伐军的军长。虽然他官越做越大，但他亲眼目睹了军阀之间的互相挤压，根本没有人为百姓想想，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的地盘、个人的地位在那里闹，所以他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他了解了共产党一心为穷人，为国家的主张之后，他决定加入共产党。贺龙在湘西有根强的号召力，他手下的兵大多是湘西人，他们都是把贺龙当做一面旗子，跟着贺龙干。在军阀挤压当中，他也非常爱惜这支军队，因为这代表着他的实力。1927年在我们党最困难很多人纷纷脱党的时候，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毫不犹豫的坚决的参加了，从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过。而且把他的军队毫不吝借地交给了党。要知道那是他的命根子。实践也证明，南昌起义后不久部队就散了。他的兵没了。后来他又要求回到湘西，重新组织武装。贺龙说：干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人家说，你为什么脱了马靴穿草鞋，高官厚禄你不要。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是共产党了，就是为了穷人，为了让国家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