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论”克服和弥补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有的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论述得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等，而“两论”在阐述和论证问题时，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发挥。
第三，从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两论”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论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而“两论”作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较之苏联哲学教科书，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第四，就“两论”和苏联教科书的作者在阅历、斗争经验、思想素质和境界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作为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领袖，同时又是哲学家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哲学家相比，即便是对同一概念、论点、命题的理解和阐述，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前者较后者显然有其优越条件和过人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写出“两论”是同他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党内斗争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分不开的。而只有一般的哲学知识素养，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材料和哲学成果，是写不出“两论”这样思想深邃、具有鲜明针对性、战斗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
访问人：在所谓“抄袭”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些人还散布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还抄袭了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和观点。
宋一秀：艾思奇到延安是1937年10月，这时“两论”已经油印流传开了。在这之前，毛泽东的确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1936年10月22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提到过：“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但是，《大众哲学》毕竟是通俗的哲学读物，不能同“两论”同日而语。另外，有人还说他利用了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到延安之后于1939年编的，只从时间上看也对不上。对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这部书在1937年就出版了，但由于道路曲折，毛泽东得到它，已经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情了。毛泽东在1938年2月写过一篇读书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读李达这部书的情景，从1938年1月17日读起，中间虽有间断，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3月16日全书读完。这说明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还没有读到过这部书。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两论”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和研究成果的联系。因为中国30年代的哲学论战同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同处于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他通过阅读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资料也了解了那场争论，虽然“两论”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但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苏、叶青等人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写作“两论”阅读这些资料时，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阐发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并加以补充使之更精确化和系统化，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纠正和克服了他们的某些不正确、不恰当的提法。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两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起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的作用，为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指导。访问人：看来，国内外有些人散布的“种种迷雾”，不是主观臆测，就是别有用心的推断，都站不住脚。宋一秀：站不住脚。事实胜于雄辩，“两论”最初写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确定无疑的，无可辩驳的。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也说，“两论”是写于1937年夏。谁也否认不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大学
访毕剑横——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1935年生，四川成都人。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并主编了《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等。
7月的成都，细雨绵绵，不冷不热。我们趁一次开会的机遇，拜访了毕剑横教授。他在这个领域已耕耘了十几年。下面这篇谈话，既是对他以前研究的总结，又是他今后研究的开始——我们这样想。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没有涉及，也谈不上专门研究，近些年这个课题热了起来。作为一般读者，总觉得“传统文化”是个时髦名词，又是个中立词。人们想了解这方面情况，恐怕更关心的是想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最核心的内容有哪些？毛泽东是怎样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你在这方面有专门研究，并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一书，我们想请您谈谈有关方面的情况。
毕剑横：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把我怎么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讲一下，中间可以穿插我的观点，这样谈更活泼。
访问人：好的。
毕剑横：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我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才开始接触的。当时我们协助杨超同志整理他的第一本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他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壤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辩证运动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便注意发掘和整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丰富资料，并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不仅有现实的实际，还有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实际就涉及到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我在清理诸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时，首先从哲学传统方面来清理，而在哲学里又首先从辩证思维传统来研究。因为我对历史有点癖好，喜欢看古代典籍，杨老便让我首先收集关于辩证法方面的资料。经过努力，我想理出一本近10万字的《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专题研究资料。
访问人：这项工作从哪一年开始搞的？毕剑横：十多年前，那还是刚粉粹“四人帮”后不久，是1977年初的事情了。“文革”中，杨超被迫害、投入监牢，这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认真细致地钻研毛泽东著作。1967年至1969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试论毛主席哲学思想体系》初稿，以后正式出版，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访问人：我看到过初稿，是个白皮本子，有30万字的样子。
毕剑横：杨超同志恢复工作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他就组织张伟民、彭泽农和我等6个人，成立了一个“‘两论’学习研究组”，对他的书稿进行整理修改。他早就对这个问题思考过，但当时由于身处逆境，不可能接触那么多史料、但根据他过去读的书，觉得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里，有很多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材料。他给我提供了线索，说首先有三本书：《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辩证法思想非常集中、丰富，但又不要仅限于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里也有许多材料。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是什么都有，不一定是专门的辩证法专著，也许是政论性的、伦理性的，里面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至民间格言、谚语里，也蕴含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料。资料搜集后再进行第二步，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联系起来，看是不是源流的关系，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十多年前，我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不分昼夜，不分巨细，用一年多时间，搞出十多万字的材料。收集的结果，辩证法方面的材料的确不少，但已越出了这个范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的材料也有，涉及到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我都汇集起来了。
访问人：认识论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
毕剑横：当然，如在知行观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所以，集中起来就大大越出了辩证法的范围，旁及到认识论、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军事、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哲学的各个部分的资料都有了，这些丰富的资料的确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
这些材料对我很有启发，但总要和研究联系起来，不是光为占有材料而收集材料，我们的目的是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服务。它究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好好研究。收集材料固然要下功夫，但要驾驭、分析它，对我来说的确很困难。后来我就去请教学者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肖■父是我的老师，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界颇有名气，也参加了杨老那本书的讨论。我对他说：我收集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材料，想把它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源流联系起来研究，不知从何着手，您看怎么办？肖教授给我提出个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说：你可用“逆追法”。你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是提出了个三条线的观点吗？既然坚持这个观点，就沿着三条线往上追。当时我们以杨超同志为首的这个学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概括为。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矛盾学说为纲要，后来又加上：以实事求是为主线 （或精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我就沿这三条线往上追溯，在矛盾学说方面，我往上追溯到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追溯到古代的矛盾观，一两观，然后联系起来研究；在实践理论方面，《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对我很有启发，就从知行关系往上追溯，并把这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联系起来研究；“实事求是”也是这样，原话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怎样有了哲学的意义？毛泽东是怎样继承改造成现在的意思的？等等。看来方法问题很重要，经老学者一指点，我就豁然开朗了，不然真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所以，我最初是抓住这三条线往上追，结果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联系了起来。矛盾观、一两观、对立统一思想在《易经》等三本书里很集中，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等；生与死、柔与刚等，能列出几十对；《孙子兵法》有各种对立统一的转化，如强和弱、胜和败等等，这样一直“追”到明清。访问人：除先秦这三篇外，两汉、三国、一直到明清，这些古代文献你是否都查了一遍？
毕剑横：先秦以后的文献也很丰富，如汉代的王充，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唐宋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明清时的王夫之等等，后来我稍微旁及到近代如严复，近代不大多，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的线索。
访问人：孙中山呢？孙中山在知行观上有许多重要论述。
毕剑横：孙中山的著作我也查了，虽然他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但也还有许多辩证法思想。我感到，孙中山的知行观有些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比较接近。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看，的确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批判继承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的“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一直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就贯彻下来了。
“实事求是”一词，我们查到最早是在《汉书》里出现的，出在《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的颜师古把这段话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表明“实事求是”在当时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还不是像现在这样表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实事求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学风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发扬光大。毛泽东最早也受到“实事求是”传统学风的影响，他早年读书就受到胡适、梁启超甚至曾国藩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对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推崇的。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呢？我们追到最早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此作了逐字的科学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此，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既然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求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从那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而是已经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了。所以，我们就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作论据，说明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概念，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访问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也是对他前面那段理论创作和实践的总结，因为从发表的时间上看，《实践论》、《矛盾论》在前，《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后。
毕剑横：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两论”就集中阐发了他的这种思想，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如果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对知行观的改造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上加个副标题？“两论”重新发表后，注家蜂起，很多人写了阐释“两论”的书，其中毛泽东最欣赏李达的，因为李达把这同知行观联系起来，他很赞赏。所以，《实践论》总结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说，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论争的总结，还有对前一时期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通过总结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已经不是朴素的知行观，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了。
访问人：他是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毕剑横：这比以前的认识上升了一步。看来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要把马列主义发展史这条线，还要把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这条线联系上，理论渊源不仅有西方，还有东方。当然，主线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条线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因为哲学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不仅有马列主义这条主线，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或叫主要来源或次要来源。杨超同志说：就叫“两源说”，说得确切点，是“有主次的两源说”。这个观点提出后，对主线没有什么争论，对次线就有很大的争论，最早发生在我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是不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
毕剑横：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始了，大约是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那次讨论会的热点是关于“两源问题”，有人根本否定“两源”，认为只有“一源”，他们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最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自然是封建文化，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那么毛泽东思想里是不是还包含有剥削阶级的文化，这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这个反问够厉害的，但我们又不甘心，因为我们接触了大量材料，既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体系，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是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那么，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来的？是历史来的嘛！既然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的实际不能仅仅是现实，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来的，中国的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这样就辩论开了。辩论有好处，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还有思考的。那时“一源说”还占上风，我们是少数，当然，也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表达得不清楚、研究得不深，但我们的基本观点不能放弃。
访问人：那时，杨超同志出来说话了吗？
毕剑横：他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发言。当时我们主要是为书稿征求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要虚心听取。但观点还是要坚持。不然，说明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么来的，而脱离了中国历史也是说不通。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判地改造和汲取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他在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时，不仅字里行间辩证地融合了这些思想，而且还直接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典籍。但持“一源说”的同志，又从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找到一个论据，即“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还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必须进行“批判”的“清算”。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原文，便可发现，毛泽东在 《提纲》中还有段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话，他说：“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他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这就最有力地驳斥了“一源说”的观点。因为毛泽东不是否认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否认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只是说明这二者“不是简单的继承”，也就是说不是全盘地继承，而是批判的继承，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对古代哲学遗产应当“批判”和“清算”，也正是这个意思。因为“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清算”也不等于完全推翻。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决不可能是在空地上创立的。作为意识形态，当然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反映，另外，它又同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成果有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笼统的接受下来，而是批判地继承，是一种“扬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人也抓住这段话，认为毛泽东说得不严密。我们说，毛泽东不是专职教员，他的讲课提纲是在一种比较紧的情况下写的，考虑得可能不严密，也可以抓出漏洞，但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历史文化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方面的论述太多了，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到 《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讲怎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甚至用肠胃运动来说明哪些应该吸收，哪些要排泄出去。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读了大量古代典籍，这方面的修养很高，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过去读过的东西，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很多东西都是“古为今用”，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不仅这样说，而且把它作为党的方针提出来。
我觉得在理论探讨中有争论很有好处，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思考别人的合理部分，人家抓住了你表述不严密的地方，促使我们把论据搞得更充分，更有力，论证也更严密，的确是个促进。后来我们在杨超同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写了我们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十多年前的论述可能比较肤浅，只是亮明观点，然后分门别类用史料说明，仅仅限于这个，把它贯通起来，糅和在一起差一些。但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光明日报》还予以转载。
以后，赞同“两源说”的比较多了，看来否定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只有批判而无继承的观点是说不过去了，有人就提出所谓“批判地继承”，仅限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形式上的继承，“旧瓶装新酒”，毛泽东只是运用中国的语言、中华民族的形式来表达马列主义，而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继承中国古代的东西。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形式上的继承是肯定的，那么在内容上有没有批判地继承关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分析、鉴别、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又把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内容也参加进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访问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哲学思想，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很显著？
毕剑横：因为我们是先从哲学着手，搞了辩证思维传统，又搞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还有在认识上对古代知行观的总结。除了这些之外，军事问题又增加了一章，政治学说、伦理学说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和说明。
访问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也很丰富，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著，如《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这方面你们也搞过吗？
毕剑横：我们从整风文献中发现，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也大量引用了古代典籍。这是宣扬封建道德吗？不是。已经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伦理观，但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给予了全新的解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著作确实是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典范。他不仅举洋人（白求恩）、举革命队伍中的人（张思德）作为范例，还举了古代寓言里的愚公，是形象化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访问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课题上，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有所拓展，有所发掘？
毕剑横：尽管我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重要方面，但还不够，在其他方面还要加以拓展，尤其在军事、政治、经济、伦理包括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根据我们初步接触的史料，在这些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比如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举世公认的，当然他主要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并上升为军事理论，但中国古代兵书相当丰富，他是不是也吸收了古代兵书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朝历代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统一，有分裂；有和平，有战争，因而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军事著作很多，毛泽东又有那么深的古文功底，他是怎样在总结现代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这些丰富的军事学遗产的？的确值得很好研究。
再比如政治艺术。杨老有个想法，他说，中国古代政治策略太丰富了，兵书、三十六计都是策略，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批判地继承”。我们翻阅了有关史料，如“民以食为天”，“以民为本”等这些思想很可贵，当然其中也包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的统治术，即所谓“南面之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却深谙“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能重视人民，以民为本，注意民心的向背，不然要翻船，这里是不是也有“合理内核”？
访问人：我们可以叫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毕剑横：这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后的概括和表述，尽管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可以进一步研究。
还比如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和伦理学往往很难分开，在教育上还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当然它的 “德”是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四维八德”、“智仁勇”等等，但它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按照它的思想要求去塑造人、教育人，这个方法可以学。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先解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他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等。这说明中国文化有这个好的传统，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挥。
总之，在军事、政治策略、伦理教育等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有不少优秀的遗产，有的至今不衰，还有它的活力，当然，这个活力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访问人：国外的学者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当然他们的理解有他们的角度，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对他们说得有道理的，对我们的研究也是个启发。
毕剑横：我们和国外的学者也有些交流，在接触中也感受到了。他们研究角度和观点我们不一定赞成，如把毛泽东看成是民族主义者，是大儒，还有的认为他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很重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如施拉姆、特里尔等，有些见解很可取，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总是把他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而且信息多，这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把这些作为热点和重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出了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不去研究？说到拓展，也有一个和国外交流的问题，这肯定是个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和国际学术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只限于对“雄文四卷”的铨释和注解，或只是对毛泽东思想某些理论原理本身的阐释和说明。应当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研究，从纵深方面发展，既要从过程上进行历史考察，又要从各个领域深入进行探讨，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既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所以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新意。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国际交流中汗颜了。
1993年7月15日于成都
访张承先——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当代社会
张承先，1915年生，山东高青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鲁西南抗日前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职。现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有《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等。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内容？和当今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我们访问了张承先同志，张老已年近八旬，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常常“以手势助说话”。访问人：张老，您是教育界的老前辈，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联系现在的实际，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还很大。张承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它不仅体现在有关文化教育的论述方面，而且包括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里。我不想一般地泛泛地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想联系现在的实际，着重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第一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阐明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谈的“文化”是个大概念，教育也包括在里面。他在这里论证了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要求人们学习这三大斗争的实践经验和知识。他提出：要在学习和实践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从毛泽东科学的思想体系出发，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可以概括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改造社会的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斗争，这诸方面的斗争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访问人：这是您自己概括的观点吗？张承先：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没有这么一段集中的话，根据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我认为这样认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涉及教育本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从拨乱反正以来，我国的教育界和理论界不断展开热烈争论，要求在理论上作出正确回答。
访问人：发生过哪些争论？
张承先：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教育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纠正了“文革”中把学校单纯地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错误观点，确认了科技是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确立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教育理论是由此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有人从教育的经济功能出发，认为教育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有人强调教育涉及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仍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人则认为教育既与经济基础有关，又与上层建筑有关，是二者兼而有之。
访问人：这次争论涉及面很广吗？
张承先：涉及面很广，后来争论反映到胡乔木同志那里，乔木同志说，教育涉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简单地说它是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都不合适。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教育确实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功能、有政治功能、有文化功能、有全面育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等。把教育机械地、片面地或划入经济基础或划入上层建筑范畴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结论还得回到毛泽东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访问人：这是第一次争论的结论，那么第二次争论呢？
张承先：第二次争论是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一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某些人说，过去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不对，教育的功能在育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批评我们的教育观点是功利主义的，把教育仅仅看作是社会工具而忽视了育人。
访问人：这次争论是发生在哪一年？
张承先：是在1989年春。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到：“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重视人的发展的，说它忽视人的发展是对它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人的发展，并积极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笼统地说教育的功能在育人，好像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育什么样的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去抽象地孤立地谈育人。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脱离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谈育人，那就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
访问人：第三次争论是什么？
张承先：第三次大讨论是最近进行的，涉及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教育是否具有商品性。有人提出建立“教育市场”，按价值规律办教育。这也涉及到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当然，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教育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同时必须注意教育的特点，教育不仅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还要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促进入的发展的功能等方面，教育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既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又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要防止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能简单地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教育领域。
访问人：看来在历史转折中，教育战线的思想是很活跃的。
张承先：是这样。从以上三次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观，还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教育观，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实践中，我们深切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访问人：您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本质，很有现实意义。
张承先：以上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列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国以来，我们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说来是取得很大成绩的。过去贯彻这个方针着重点是放在克服学校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上，通过加强学校教育的实践环节，参加生产劳动，增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改造世界观，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我们贯彻这一方针，培养了一代新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g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按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近些年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教育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对普通教育进行了综合改革，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引入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起“农、科、教”，“经、科、教”相结合，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都说明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突破，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加完善“经、科、教”结合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他的晚年走了弯路，可不可以说，他提出了正确思想，但在实践中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张承先：不能说完全没有找到途径。“文革”中这一方针被扭曲了，是走了曲折的路。“文革”以前大体上看执行的还是好的。贯彻这一方针，曾造就了一大批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拨乱反正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沿着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的育人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更好地完成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名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统帅，是灵魂。他还提出，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培养的人才应是又红又专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个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挑战。我们需要极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同时又需要极大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学校教育工作上，他提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1989年3月23日，他又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此有一定关系。如何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了进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学校的教育工作在自觉地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学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完成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