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实重要，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张承先：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毛泽东同志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他还认为“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访问人：你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张承先：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过去我们贯彻落实的确实不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批判得多。当然，在革命过程中，批判其封建性的槽粕是必要的；但如何继承和吸收其民主的精华，这方面的具体工作则做得很少。在“文革”中，从“左”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度泛滥，以《河殇》为代表，用“蓝色文明”来否定“黄色文明”；又从右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无论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否定传统文化都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伤害民族自尊心，影响民族凝聚力，使我们丧失前进的基础。今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东方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有不少西方学者参加。他们提出的共同论调是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个人主义走到了尽头，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他们找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从新加坡来的吴德耀博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新加坡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渗透的经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发展，而东方先哲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反映了东方传统文化强调整体协调。到会的西方学者主张把西方的个人进取精神和东方的整体协调精神融合起来。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社会病态的根源是社会制度问题。用孔孟之道治不了它的病，它的最终出路是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西方有些有识之士，确实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病态，在谋出路，从而研究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借鉴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认为可以全部抛弃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虽然前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中，曾出现“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今后对此仍要保持警惕，但从总的方面看，正如毛泽东同志过去所说过的，对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还“做得很不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显得不够。邓小平同志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在新形势下发扬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 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在他领导下，全国曾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在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访问人：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真正解决好同样也要具备操作性，这就涉及到教育方法，您怎么看？张承先：下面我讲第五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教学改革。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学习方法。强调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来。”在《实践论》一文中又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没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1965年12月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教育制度的一些缺点，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要改革。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都是贯穿一个精神，就是教育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教育战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校长、教师要为学生服务，决不能让学生为校长、教师服务。教师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先向学生学习，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然后从实际出发，教育学生。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鼓励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他严厉批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情况，认为那是摧残青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至今还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改进学风的正确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涌现出一批好典型，如小学的“愉快教育”，中学的“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创造教育”等，总结这些改革实践经验，其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正确处理了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特别是创造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了教与学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正确处理了集体教学与个别指导，因材施教的关系；正确处理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活动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夹在几个重点中学之间，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都被重点中学收去了，这个学校是收底的。学生觉得上这个学校没有前途。学校怎么办下去，成为校长、教师面临的难题。该校领导提出开展“希望工程”。其内涵是每个学生都是希望向上的，学校要热爱学生，不要厌弃“差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挖掘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特点，启发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前进，结果面貌改变了，学习成绩不亚于重点中学。学校请我给他们题词，我题了：“热爱每个学生，点燃起学生内在的希望之火，引导他们奔向未来。”由此看来，“差生是可以教好的，关键看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对头不对头。但是，从大面上看，目前学校脱离实际，学生负担过重压制学生发展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访问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社会舆论压力也很大，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您认为原因出在哪里？张承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学校在社会压力下，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中。把学校教育由全面素质教育变成片面的应试升学教育，这样办下去，教育不可能办好，也很难培养出人才，有许多学生是“高分低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封建社会的状元，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人才常出在落第人中间。蒲松龄就是个例子，他屡试不第，到71岁方为贡生，而他却写出了《聊斋志异》一部好书。再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年少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只好去上骑兵学校，但丘吉尔后来却做了一番大事业。由此看来，端正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办得好的先进学校看，学校固然受到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但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关键是提高校长、教师的素质，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访问人：片面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确实压抑了好多天真活泼的孩子，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张承先：我要说的第六个问题是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必须重视普及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多次提出：“工人、农民要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在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贯彻毛泽东这一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们国家经济、文化基础都比较薄弱，过去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尤其是广大农村。而“穷”与“白”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广大农村在开展脱贫致富，由温饱奔小康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实践中深深感到“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不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先进的发展生产的技术、经验也推广不开。如今，广大农民已认识到科学和教育的力量，“科教扶贫”、“科教兴农”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从政治上看，工农翻身后，要成为国家的主人，要实行民主权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列宁还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个科学论断在今天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抓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要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实行义务教育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要下大力量抓农村教育。要深刻认识加强基础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这是关系到经济振兴、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的奠基工程。在改革开放中，科学技术可以引进、科技人才可以引进，但国民素质不能引进。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要注意克服只重视高等教育，而不大注意加强基础教育的情况。在搞好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结构要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要把重点放在提高上，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逐步做到能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人才。
以上我从六个方面来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这是我的实际感受。
访崔奇——毛泽东关注 《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
崔奇，1927年生，吉林市人。1946年起从事新闻活动，先后在《辽东日报》、《安东日报》、《东北日报》、《长江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曾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国际部领导成员。从4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撰写有关时事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达300篇， 100万字。近年来主编有《周恩来政论选》、《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东欧剧变的历史反思》等。
国际宣传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崔奇同志参加过诸如中苏论战的“前7篇社论”、“九评”、“两论尼赫鲁哲学”等著名评论和文章的起草工作，对当年毛泽东如何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了解较多，体会颇深。看了这篇谈话，您会觉得，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
访问人：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叶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在您看来，这种指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崔奇：我认为，第一，毛主席、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国际局势及其演变的基本估计和处理国际外交关系所采取的政策与策略，包括对战后世界基本矛盾与政治格局的分析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对我们党报工作人员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进行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第二，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人民日报为配合外交活动和国际斗争而开展的历次重大的国际宣传活动，包括50年代初关于中苏友好、抗美援朝和日本问题的宣传，50年代中后期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召开日内瓦会议与亚非会议和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宣传，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关于中印关系的宣传， 60年代关于中苏分歧的宣传， 70年代初关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正义斗争、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宣传，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和指导下进行的。这些气势恢宏的宣传，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反应，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审定的。据统计，从1950年至1976年，经毛主席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和文章共计115篇，其中40余篇是有关国际问题的。
第四，毛泽东同志不但细心修改人民日报送审的评论和文章，而且经常教导编辑部工作人员如何写好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还有的政论文章就是经过毛泽东口述，由编辑部工作人员执笔写成的。毛泽东本人是马克思主义政论家和文章大家，他对于人民日报起草的文章所作的修改，对于应该怎样写文章的一些谈话，体现了他对写作规律和政论艺术的深刻把握和丰富经验，对我们尤其珍贵。
访问人：回顾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部署和指导，您认为他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工作及其风格特点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崔奇：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概括起来说，就是：调查研究，注意动向，独立思考，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力，高屋建瓴，调动全局。
访问人：您可以具体地谈一下毛泽东在这方面作过一些什么指示，提过一些什么意见吗？
崔奇：可以。 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把总编辑吴冷西找去，作过一次谈话，特别提到国际宣传问题。他说：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同年10月，他又说：可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还提出，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这些谈话，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总的要求。
访问人：国际风云变化无常，搞国际宣传需要注意掌握政治动向，毛泽东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指示，您能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吗？
崔奇：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抓动向，并强调抓动向要下功夫，要善于抓。1958年10月28日，吴冷西传达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编报的人要懂得抓动向。看起来，现在还不懂。比如杜勒斯 9月30日谈话，有从台湾海峡局势中脱身的味道，这就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同年12月13日，吴冷西又传达说：毛主席很注意杜勒斯11月18日的讲话，认为他很清醒，不是信口开河。当然他有他的观点，有些对我们的诬蔑，但他有他的政治经济学。他讲的六大变化值得注意，是对世界面貌的概括。〔注1〕
毛泽东同志所以注意研究对方的重要谈话，从中抓住政治动向，一是为了据此考虑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二是为了考虑针对这种动向如何进行我们的国际宣传。善于利用反面教材，是毛泽东的一种宣传艺术和政治艺术。他多次提议把对方的讲话或材料在报上刊登，甚至全文刊登，这样既可以使读者群众了解政治动向，又可以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对内对外的广泛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这件事，亲自执笔，一口气撰写了5篇评论，为我们树立了抓动向，抓时机，抓题目，加以发挥，造成巨大宣传效果的典范。
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非常重视研究对方的重要讲话和国际间的新闻报道，通过这些材料来观察和把握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动向。您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
崔奇：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的一篇演说，他提出以世界上5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观点。这篇演说立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注意和重视。7月9日基辛格来华，周总理在同他会谈时，花了不少时间表示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演说中所列举的一些观点。有趣的是，基辛格却对他们总统的这篇演说的内容一无所知，搞得他十分尴尬。据基辛格说，还是“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见《白宫岁月》第3卷，第22页。）
访问人：毛泽东很强调报纸宣传包括国际宣传要掌握主动权，您对这个问题有些什么体会？
崔奇：毛泽东同志部署国际宣传，像他指挥战争一样，历来强调掌握主动，不要被对方牵着走，也不要为形势所迫，采取被动应付的姿态。不论就一个时期国际宣传的部署来讲，还是就一篇政论文章的写法来讲，都要站得高，看得远，全局在胸，调动自如，形成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
怎样才能掌握宣传上的主动，造成高屋建瓴之势，关键在于：一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新情况；二要知己知彼，既要敏锐地掌握国际动向，又要准确地体现我们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我们的宣传报道和评论文章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同志多次讲，报纸宣传，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有中心的思想，把大家注意力集中起来。 1957年12月，他曾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不是一流报纸，因为不谈理论，不谈思想。他说，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应有理论色彩，要提到理论高度和政策高度，有较强的思想性。这些意见，也适用于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毛主席、党中央部署和指导下的一些国际宣传和评论文章所以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访问人：要掌握主动，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不能仰俯随人， 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我们的国际宣传是否有过这种不正确的倾向？毛泽东对此有过什么指示？
崔奇：在50年代，我们的国际宣传要掌握主动，必须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能盲从苏联。当时，中苏关系友好，我们党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的调子，甚至在文风上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及时地提出我们在外交上和国际宣传上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1953年3月25日，邓拓同志传达：毛主席谈过几次，要求报纸执行，国际宣传的专栏不能只有一个纲领，即马林科夫报告中的纲领。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国际关系时又指出：不要盲从，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凡是适合的都要学，不只苏联，其他的也要学。要平等，不要站不起来，也不要翘尾巴。“不要站不起来”，这句话形象他说明了不可仰俯随人，而要坚持独立自主，独立思考。很明显，如果遇事随声附和，亦步亦趋，那就等于丧失了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更谈不上在国际宣传上掌握什么主动，采取什么高屋建瓴之势了。
1958年3月9日，吴冷西传达毛泽东同志对报纸宣传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毛泽东说：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如像3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就会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
访问人：国际宣传具有时效性，是它的一个特点，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崔寄：是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的特点之一，是有很强的时效性。该讲话、该写文章时就动作要快，如果拖延时日，丧失时机，就不仅要影响舆论的力度，而且反应快慢本身就是态度和政策问题。因此，要掌握宣传上的主动权，就要讲求时效性。毛主席和周总理过去布置人民日报写的许多国际评论 （不是全部）往往是“十万火急”的，而我们评论工作人员却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地完成任务。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1958年7月13日晚上，毛主席看到亚洲某个国家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的正义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立即布置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要明天见报。胡乔木同志为此赶到报社来，先是让国际部值班同志起草这篇文章，他坐等审阅发排，但过了一些时候，那位同志还没有写好，乔木同志急不可待，就自己拿起笔赶写了一篇，这样才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1970年12月，东欧某个国家发生政治风暴，我们本想看一看再说，不料12月21日晚毛主席决定人民日报立即写一篇评论要明天见报，我们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集体赶写了一稿，送到周总理那里已是后半夜，几乎耽误了发表时间。教训就在于我们未能敏锐地抓住动向，抓住时机，从而在精神上和工作上陷于被动状态。掌握宣传上的主动权，当然并不是说要事事表态，天天讲话，也不是对于国际上发生的任何重大动向都要赶快发表意见。毛泽东同志说过，写评论要结合气候，看得准，抓得准，还要转得快。这也是要掌握主动的意思。总之，需要讲话时讲，是主动；不需要讲话时不讲，也是主动。例如， 1965年印度尼西亚事件，我们曾准备了一篇文章，毛主席决定不发。 1971—1972年间，中美开始接触，调整双方关系时，毛主席指示，中美关系问题不写文章。70年代毛主席根据他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指示对第二世界的国家不要批评或少批评，但“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宣传上要掌握主动的思想，借意大利人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发动一场大批判，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指责。他说，这是小题大作，要立即停止。访问人：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初期，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在国际宣传中，包括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上，曾出现了一种虚张声势，自我吹嘘，夸大其辞，空洞抽象的文风。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采取什么态度，提过什么意见？崔奇：“文革”期间报纸上出现的这种恶劣的文风，实质上是极左思潮在报纸宣传上的反映，是“文革”的错误思想路线的产物，因此“文革”的错误不纠正，这种文风也难以彻底纠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恶劣的文风也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坚决反对，因为它不仅损害党报的声誉，而且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间，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三番五次的指示和批示。他说：对外宣传要坚决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自我吹嘘，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5月29日，他再一次指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毛主席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72年8月，周总理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作报告时也说到：毛主席不赞成说过分的话。周总理把这种文风同极左思潮联系起来，指出：极左思潮，几个外事宣传部门都没有批透。极左，即形左实右，夸夸其谈，空洞抽象，极端的话，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指示新闻单位要整顿文风。访问人：毛泽东本人是文章大家，他对于如何写政论文章讲过一些什么珍贵的意见？崔寄：关于写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毛泽东同志的基本要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同时他又说，政论应当像政治，但不排斥抒情。要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毛泽东同志要求，首先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切合实际。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过：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代清楚。又说：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代，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情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0月间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以10月25日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许多道理。他说：你们报社不会写文章，金圣叹会写。他谈国防部文告的写法是：
一、开头提出问题，绝大多数人爱国。内容贯穿一个中心思想：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要有内在联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应该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虽有穿插，但贯穿一个中心。
二、你们报社不会做文章，不会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小金门，大担岛、二担岛”等等；不单说“供应”，而说“粮食”、“蔬菜”等等，都是具体的东西。现在你们写文章大多是抽象的。
三、洋腔洋调，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中国人写文章却没有中国气味。中国文字中，有的不一定要主词、宾词等。这是中国气派。
毛泽东谈文章，很讲究气势。他强调文章要有个中心思想，而在章法结构上又能展得开，收得拢，波浪起伏，跌宕有致。1959年6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经胡乔木大力修改和改写的《西藏革命和尼赫鲁哲学》一文时说：文章的提笔好，看起来一段段不相关，但有内在联系。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金瓶梅、红楼梦也好，刘姥姥见凤姐一段，开头扯得很远，但却有联系，扯得开，又收得回。
毛泽东同志很注重政论文章的标题以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他在审阅修改我们的送审稿时，往往只改了一个标题，或者亲笔在开头或结尾的地方加一段话，从而使文章大为生色。
访问人：毛泽东怎样修改文章，包括标题和头尾，您能够举几个例子吗？崔寄：关于改标题。例如， 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原为《坚持真理，团结对敌》，毛泽东同志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注2〕并在送审稿上作了批语：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九评》中最后一篇编辑部文章的标题原来只提“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同志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就显得更有气势。
当然，也不是所有社论的标题都以更响亮和更有气势为最高标准。有时候，毛泽东同志反倒把看似生动的标题改为更平稳些。例如，人民日报1950年7月15日庆祝日共成立30周年社论标题原为《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作批语：此件应以庆祝为主，故改了一个题目。这一改，看似平淡，实则在政治上更胜一筹，因为原题有在庆祝兄弟党成立周年之际对人家的事情指手划脚之嫌。1962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初稿的题目，陈伯达标为《陶里亚蒂的堕落》，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为邓小平同志所否定，改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这一改，也看似平淡，其实在政治上和政策上要高明得多。毛泽东同志审阅这篇社论时作了批语：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他特别肯定了小平同志标的这个标题。
关于修改文章的头尾。例如，《九评》中第二篇文章，原来只是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如何不同意，这样开头的，毛泽东同志却在最前边加了一大段话，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个开头，使整篇文章从而形成高屋建氟的恢宏气势。第八篇文章，也是在开头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加了几句话，说“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这样的文章开头有如异峰突起，引人入胜。在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一封复信的结尾，毛泽东同志顺笔写了一大段话，并引用了宋人晏殊的词句。在反复劝告苏共领导不要召开分裂会议之后说：“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个结尾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给这封后来公开发表了的复信增添了文采。
毛泽东怎样修改政论文章，是一门大学问，可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是提一下给我印象很深的个别事例，而且只限于对个别国际文章与文件的修改。
访问人：毛泽东对政论文章的体裁有何意见？
崔奇：毛泽东同志主张，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的体裁要多样化。他曾说解放前《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写的通讯很有名，杨刚写的美国通讯很有见地。在50年代时，苏联《真理报》有位专栏作家萨斯拉夫斯基，经常发表国际小品文、国际杂文。毛泽东对这种体裁也是欣赏的，并且说过，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萨斯拉夫斯基，自己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
访问人： 1958年毛泽东说过，要保持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但别的报纸，如解放前的 《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这是否表明毛泽东的办报思想是开放的，主张吸取前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崔奇：是这样的。这里我可以转述一下1958年春毛泽东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畅谈了他对中国近代几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及其政论文章的看法和评价。他说：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 《革命军》就很好读。章太炎前半生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鲁迅对章太炎的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毛泽东谈到章士刽，说他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他的文章比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毛泽东对梁启超有褒有贬，说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颂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又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泽东同志强调，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议论，对于我们应该怎样写好政论文章以至怎样搞好报纸宣传和国际宣传，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崔奇：最后我再讲几句。报纸宣传和政论文章，特别是国际宣传和国际政论，乃是时代的镜子，历史的量音，因此它总是带有时代的特色和历史的局限。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外事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际宣传的内容、形式和风格，都会随之发展变化。但我相信，回顾毛泽东同志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部署和指导，尽管这些回顾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深刻的教益。
1993年7月于北京
〔注〕1958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在谈到“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时说：
让我首先说明促进变化的力量非常明显的六个方面。
一、发生了从殖民主义变为独立的变化。在过去十五年内，二十一个国家的七亿人民赢得了政治独立。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并且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因为给予政治独立并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它产生了新的责任、新的希望和新的危险。
二、在过去是一片冻土、人们无法到达的广大地区发生了变化。北极和南极加入了我们的有生命的世界。北极现在提供了新的通道，而使人们可以很快彼此建立接触。在南边，地球物理年探索过的南极显示了新的、令人兴奋的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
三、自然力量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原子的分裂显示了新的力量来源，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此无处不在，因而意味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个新的力量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且如果原子战争不首先毁灭我们，它也将改变和平的性质。
四、我们头上的天穹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对人类来说，“天空是不可逾越的。”现在科学正在开辟外层空间，它带来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了解得不多，但是这些结果必定会为和平也会为战争带来意义巨大的可能性。
五、国际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自称在一切世界性组织中最富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国际共产主义，企图用控制一切国家的政府的办法来统一和协调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内，它控制了大约九亿人口 （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十六个独立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它在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里面都有一个有力的颠覆和宣传机构。它正在竭力想把世界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
在非共产党国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它们的人民珍视同共产党统治下相容的宝贵的东西。它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趋向于团结一致，它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支空前未有的凝聚力量。
六、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世界社会从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发展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以确保各种竞争性的努力将通过和平手段来进行，而不会引起一场可能会把我们大家都毁灭掉的战争。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形势发生变动的真正旋风里。
〔注2〕 1962年12月14日深夜毛主席审定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时，把标题改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5日晨，我值班安排一版版面时觉得这个标题不大好排版，如排成一条，文字较长，还有一个逗点，即使通八栏，字号也不可能很大；如排成两行，前半句与后半句一长一短，又不对称。我给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说明上述情况，我建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即加“我们的”三个字，去掉逗点，这样可放大字号，排成两行。我说电台已对外广播，但报纸尚未压版，不知可否请示中央改一下。吴冷西同志说，请示已来不及，就照你的意见改，等主席起来时我再报告一下。
访彭大成——“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
彭大成，1947年生，湖南衡阳人。现为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副研究员、理论教研室主任，船山学社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共党史，和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及湖湘文化与王船山等人思想的研究。著有《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等。
巨人毛泽东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位中国人，更是一个湖南人。湖南的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给了他怎样的影响？毛泽东的同乡彭大成，积10年之功，写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个题目时，就首先想到了他。
访问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中国近100多年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却成了每次政治变革的前导。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新志士、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军事人物和著名学者。造成这一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是什么呢？而当代巨人毛泽东，正是产生在这一“地灵人杰”的人才群体之中，请问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
彭大成：当我对这一历史奇观进行穷本探源的研究时，发现这与湖湘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