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成：依我看，湖湘文化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与特点：（一）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三）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五）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正是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主要特点，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丛林中一株后来居上的参天奇树。
访问人：从毛泽东来说，他主要受了湖湘文化的哪些影响呢？
彭大成：我们从湖湘文化的内容与特点中，就不难看到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第一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湖南自古就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从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湖南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创立空前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体系，湖南历代知识分子在立志救国之始，总是力图首先从宏观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与哲理思维相联系，湖南的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也很发达，二者共同交织成湖湘文化的云锦天章。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的散文，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也进行着大量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光芒四射的文采。这一文化传统也培养了毛泽东的诗人性格，使毛泽东不仅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成为一位千古绝唱的大诗人。从湖湘文化第二个内容与特点看，从南宋胡宏、张■等人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同时，湖湘学者也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践履，“严于自守”，“苦行清修”，注重内省。这种自修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闭门思过”，而是十分注意联系社会实际，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力行，于1917年暑假，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漫游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的影响。从湖湘文化的第三个内容与特点看，自从胡宏提出“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发展成为一整套“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正如陈独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 ‘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所以，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第480、 481页）从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精神或革命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湖湘文化的第四个内容与特点，表现为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是在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参政意识。湖南近代第一代学术群体是以两江总督陶谢为宗主，团聚了贺长龄、贺熙龄、唐鉴、魏源、邓显鹤等一大批能吏学者。第二代以曾国藩为领袖，集合了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煮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文武人才。他们平时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第三代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要领导骨干和政治力量。稍后的第四代是黄兴、宋教仁、刘揍一、刘道一等人组成的“华兴会”，这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是辛亥革命中武装反清的主要骨干力量。第五代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开始也是青年学生的文化团体，但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民学会”很快发展成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成为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重要骨干力量之一。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超越他的前代，进一步把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参政意识，发展成为“民众的大联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湖湘文化的第五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早期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研究治国用兵的方略，出了不少能征善战的名将和民族英雄。王船山、魏源的史论总结了中国几千年平治天下军政方略，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这些军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历史传统，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嗣同全集》第194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卓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就不难从这一文化系统的“模板”结构中，清晰地破释这一军政韬略的遗传密码。
访问人：在这些影响中，最主要的是什么？
彭大成：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是十分丰富和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
首先，从哲学思想上看，从王船山创立“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到曾国藩提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即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即事穷理，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一直盛行于湖南。这对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全面论述了“力行第一”、“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知行统一观，这对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即实践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逻辑起点。在辩证法方面，王船山对阴阳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转化，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质量互变规律，都作了空前系统的总结。这为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第二，从军事思想上看，王船山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发动全民游击战争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而且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如火之燎原”的农民战争经验，如农民军“胜亦走，败也走，无所不走”（《宋论》卷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曾国藩也同样指出农民军的惯用战术是”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 ‘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他们虽然是站在反对农民战争的立场来加以总结的，但这些反面教员所总结的农民战争规律，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又如，王船山与曾国藩等湘军人物都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争城池土地为意”；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主张“自立”、“持己”，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丰富系统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都有过重要影响。这些复杂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都是在马列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却可以在王船山、曾国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其民族的渊源。这是“中国式智慧”的生动体现与高度发挥。
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拙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在此不一一详举了。
访问人：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影响？它通过毛泽东而对中国现代史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彭大成：首先，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激发了毛泽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唤醒了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和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抱负，为他尔后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的拼搏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使他具备了成为革命领袖的优良素质、政治风度与性格特点。第三，湖湘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经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彻底的改造和吸收，而发挥出新的强大无比的战斗威力。第四，湖湘文化中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高越卓绝的军政才华，使毛泽东成为具有雄才大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湖湘文化中的这些丰富的优秀思想精华，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思想资源，并通过毛泽东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当我们全面观察毛泽东的时候，除了赞叹他的伟大，他的英明之外，还能感到他的不足，他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关于他的弱点，是否也与湖湘文化有关呢？
彭大成：我想是的。当我们在看到湖湘文化优点与长处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点与短处。这就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特别是缺乏对现代化经济建设规律的研究。这些特点在毛泽东的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并通过毛泽东而影响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这种影响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了那么多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为什么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再发生严重的失误。我们从湖湘文化的研究中，可以从民族思想的渊源中，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优点，克服民族文化的糟粕与缺点，更加积极认真地学习和吸取全人类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访萧克——我经历的红四军党的“七大”
萧克，1908年生，湖南嘉禾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十二师师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近些年为党史研究界所关注。萧克将军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显得尤为珍贵。老将军出生入死，饱经风霜，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访问人：对中共红四军“九大”，人们比较熟悉，特别是“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外闻名。其实在“九大”以前，中共红四军前委还召开了“七大”和“八大”，尤其“七大”也是红四军历史上有名的一次会议，并被历来的研究者所关注，我们想请您重点谈谈红四军“七大”的情况。
萧克：中共红四军“七大”是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如同你们刚才所说，这也是红四军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会议。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好多当事人都故去了，我作为还健在的当事人之一，有责任把这次会议的前因后果谈一谈。需要声明的是，我提供的有关会议的情况，有些是我个人的经历，还有些是我看过当时的历史资料后的思考，我的议论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七大”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
访问人：红四军军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萧克：红四军军委是1928年4月成立的，当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时又改组了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都是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决定，经红四军“六大”选举，朱德任军委书记。
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沿途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军情紧急，“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后来形势发展了，工作多了，到了5月，前委颇觉“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 （即军委）”，也就是说，红四军军委这一级党的组织，在停止活动4个月之后，又恢复了。前委还决定军委书记一职，由新到红四军的刘安恭担任。同时，还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访问人：红四军在进军赣南、闽西时，既然已将军委停止办公，权力集中到前委，那时红四军人数又不多，只有几千人，为什么又恢复军委呢？是不是由于刘安恭的原故？
萧克：前委之所以决定军委恢复办公，也是想让军委做些事情。当时红四军在闽西和赣南广大地区活动，红四军前委不仅要管军队本身工作，还要大力发动群众，管地方工作，就感到“兼顾不（过）来”，也就会产生些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6月1日给中央写信谈道：“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恢复军委，正是改进这些毛病的一项组织措施。当时大家对刘安恭还不太了解，因为是中央派来的，又是前委确定他为书记，也就没有异议。这时候，都想扩大革命局面，多干工作，争取革命力量大的发展。访问人：后来在军委问题上发生争论，又是怎么回事呢？萧克：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上。刘安恭在军委会议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当时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从6月初的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内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刚刚学习过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说，“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访问人：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是说军委侵权了，还是前委专权了，或者说设了军委反而事多了呢？
萧克：当时争论的中心和焦点集中在红四军军委是否设立。
有人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善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些人认为军委是红四军的一级党组织，从支部、营委、团委直到军委，缺一不可。并说前委之下设军委是中央的决定。
而反对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因为红四军“现在只有4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截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他们说：做事要从实际出发，“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
主张设军委的人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说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还有人说，前委的领导是“家长制”、“书记专政”。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军委，以改进这些缺点。
而反对设军委的人则认为，设立军委“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成立军委，结果只能是“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所以，不能同意成立军委。
这是争论的中心和焦点。毛泽东曾说过，“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经过争论，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在一次会议上以36票对5票作出决议，取消了临时军委。
访问人：取消了临时军委，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萧克：没有那么简单，由此引发出的议论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多起来了。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军事行动，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等；对红四军的各种制度，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等；还有的就红四军的政策 （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更多的则是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诸如：“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毛泽东把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方面：关于“党管一切”，关于“一切归支部”，关于“党员个人的自由”。由于主要领导人也参与争论，就加强了争论的气氛，影响很大。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太多了，权力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甚至说“一支枪也要过问党？”毛泽东认为，由于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所以现在的工作没法开展，“完全做不起来”。所以，他提出了辞职，他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朱德对毛泽东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几天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他还指出：“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自有红四军以来，党内共存在 14个方面的问题：
（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与反小团体主义；
（4）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
（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6）地方武装问题；
（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
（8）对时局的估量；
（9）湘南之失败；
（10）科学化、规范化问题；
（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
（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
（13）分权主义与集权；
（14）其他腐败思想。
在这14个问题中，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他说，有人“与党争权”、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虽然没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势。
访问人：这样一来，对问题的争论就系统化了。
萧克：事实是毛泽东此论一出，红四军党内争论更加激烈。有些高级领导人不实事求是，主观猜测，偏于一面而轻率发言。刘安恭与林彪就是这样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在争论发生之后，刘安恭“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林彪则在前委会议之前3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词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红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毛泽东公布了林的信，林在会议上说此信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红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访问人：当时的敌我形势和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萧克：敌我形势也开始严峻。当时摆在红四军面前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不久就证实了。1929年6月16日，蒋介石调动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了“会剿”。虽然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敌人的具体计划，但从各方面来的情报看，形势比较严峻，敌人有13个团又2个营约2万余兵力，在红四军附近。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对付敌人的“会剿”。第二，要分兵发动群众。闽西是新建苏区，原有的几点游击区，尚未连成一片，必须由主力军分兵发动群众，才能成为大块苏区。这也是应付敌人“会剿”的战略措施之一。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
会议的经过和主要内容
访问人：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红四军“七大”开会的经过吗？
萧克：1929年6月19日，红军第三次攻下龙岩，这时，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前委的授意下， 22日由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支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参加会议。陈毅向大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和朱德都发了言，最后，大会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红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大会只进行一天，原定两个议题只讨论一个“党内争论问题”，另外“分兵问题”则留下“由新前委讨论”。
访问人：我们知道，前委书记原来是毛泽东，而且前委书记一职是由中央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七大”还选举陈毅当书记？萧克：当时在红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红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二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
访问人：“七大”开得怎么样？如何评价这次会议？
萧克：现在保留下来的历史文件，可资研究的除若干书信记录外，主要是“七大”的决议，因此，要研究“七大”，主要就得研究这个决议。
决议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在总结红四军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时，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创造的各种制度。
在“过去工作的检阅”一节里，决议首先就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方针、政策进行总结，在总的政治策略上，认为红四军建立以后，在罗霄山脉中段坚持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边界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扩大地方武装，“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虽然有个时期出于不得已采取极端没收的经济政策，有点军事共产的意味，随着红四军情况的变化，这种做法已得到纠正，决议肯定了自下山以来采取的经济政策。关于政权的形式，决议肯定了“合群众的需要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是很对的”，而批评了“在边界时采取有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
决议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有争议的行动，也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1928年5月，因边界经济困难，又少枪支，将由湘甫农军编成的三十、三十三团送回湘南是对的。但当时军委不考虑湘南的具体敌情，未作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迁就了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是躲避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9至12月，在军事上有保守主义的错误，没有很好地有计划地进行游击战争，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剧，而且因为红军“物质上的需要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甚至“有脱离我们的倾向”； 1929年1月，为粉碎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进行游击战争是对的，然而，前委于1929年5月在于都会议上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是对主观条件缺乏正确的估量的结果。
决议还对若干制度进行说明。认为由个人支配经济转到团体支配经济，并经士委会的审查，这种军需制度是应该确定的；决议明确没收土豪的财产由政治部统一指挥；关于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决议认为长处不少，能够公开领导群众，指挥所到之处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联络群众亦广泛，但短处是代替了党，意即不能继续使用；决议充分肯定了红四军内部建立的宣传兵制度和士兵委员会制度，认为士兵委员会制度可以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而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宣传队、演讲队，作用很大，决议认为，有少数人视宣传兵为吃闲饭的，妨碍行军，这是偏见，必须坚决纠正。
第二，对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了结论。
“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争论的问题之一。当时，争论没有结果，就找中央文件，、特别注意传达不久的“六大”的党章、决议等，但没有这个口号。经过分析，觉得从意思上讲，“党管一切”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因此决议就肯定这个口号，但又认为这个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多引用，一切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尽管有些问题还不大明确，但军队的一切要由共产党来领导。用后来的话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关于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这是“七大”前夜争论的中心和焦点。决议认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部，它有决议须报告前委审查，不能说前委与军委是分权式，只能说军委分担了前委的工作。但决议又指出，一部分同志要求在前委之下再成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当时认为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确系机关重叠，意即不设。
对在“七大”之前的争论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也作了说明。1.关于“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决议认为，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因为红四军党员对党，下级对上级，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但对于有人说红四军党内有“书记专政”的提法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偏见。因为在组织上是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样，有时难免出现把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个人的现象。这不是“书记专政”，是属于组织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适。2.关于“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决议认为，从实际情况上看，红四军未犯此种错误，因为红四军党并没有一切事情直接管理，而是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常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3.至于“过去是不是上级党包办了支部的工作”，决议断然否定，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过去红四军党能领导红军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
对于红四军党内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说就是有没有个人“与党争权”的事？决议认为，红四军少数同志在组织纪律上犯错误是有的，但绝没有个人“与党争权”的事实，认为把这次争论看成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的说法是“最要不得的”。
第三，大会中坦率、严肃、与人为着的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决议在分析这次争论的性质和原因时，指出其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领导人之间“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所以，决议一再强调要“增加批评精神”。当时大家也都深深地感觉到有批评、有争论，是好事情。毛泽东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把争论的问题搞清楚了，“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朱德也说：“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长足的进步。”在“七大”会议前后，党内热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双方都能但然处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七大”决议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萧克：是的。决议批评毛泽东“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态度，这是不对的”。在批评他给林彪的信中谈的“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时，决议认为，这些判断是不正确的，并一条条地进行了说明。决议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作了严格的批评。
决议也批评朱德，认为他给林彪的信中的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同样，对朱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严格的批评。
决议批评刘安恭、林彪“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过分估量，失之推测”，“凭空臆断”，甚至“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偏于一面之词轻率发言”，对他们在党内争论中所起的不良影响也直言不讳，认为他们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使之加重”，“助长党内纠纷”，“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
决议指出，认为红四军党内有“书记专政”的说法，是一种偏见；认为主张成立军委的人有只求形式不顾需要的缺点；认为把红四军军事技术不稳定说成是军事负责人爱作政治游说的结果，是不实际的；还指出把党内不同意见，简单地上纲为一系列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不正确的。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受到批评，决议认为他们在这次党内争论中都犯有错误，并且宣布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和书面警告的处分，但在组织处理上则没有采取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的措施，不仅保留他们的前委委员，还明确宣布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职务不动，在中央未派人来之前继续工作。林彪、刘安恭的错误是严重的，决议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时严肃认真，但在选举前委委员时，他们仍被提名并被当选。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红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红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槁不起来。
第四，决议分析了党内争论的性质和原因。
对红四军“七大”前夕党内争论的性质的看法，历来不一样。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强调：这场争论的原因是“因为党的意志极大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其性质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一年多以后，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批评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到苏区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作出的。此后，虽然有时也说明这次党内争论不是路线斗争，但大多数时间都肯定了这次争论是建军史上“两条路线的第一次决斗”。今天，仍有人认为“七大”是错误思想占上风及毛泽东受排挤的一次会议。
红四军“七大”决议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决议首先认真分析了党内争论的原因，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日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然后，决议指出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原文如此，意为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第五，开会和选举，都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代表性，每纵队、支队、大队大部分都有代表。大会选举前委委员的方式是按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办的。党章规定：“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会议选举之。”“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大会举手表决选举了新的前委委员。除毛泽东和朱德是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及中央曾指示所在地方党部亦委派一名负责同志为委员参加前委工作外，选出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10人，这13名前委委员组成新的前委。
无论选举还是通过决议，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七大”以后，朱德曾告诉中央，“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虽有少数同志仍留点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地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红四军“七大”的研究和评价
访问人：对红四军“七大”，党史界、军史界都有不同看法。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您怎样看待“七大”？
萧克：客观他讲，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是复杂的。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我认为首要的一条是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列宁曾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忠于史实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广泛地搜集材料，并认真地整理，仔细地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以清洗出混乱了或已经被湮没的历史事实。“七大”现存的资料也不算少，有些还是当时的主要记录。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研究这些资料。以历史资料来印证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因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考察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去认识。红四军的基础是大革命时期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大革命失败后，在党领导下，在极端艰难困苦中继续坚持革命事业。大多数干部，尤其是领导人，是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有伟大的革命抱负和一定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低潮把他们汇集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解这一点就能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清主流与支流。“七大”也有不少缺点。比如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分析，几乎就事论事，对如何纠正错误思想，只提出了问题，而很少分析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对朱德、毛泽东的批评有不实事求是之处，过于重现象。组织处理有些简单、草率，毛泽东是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后来，又批准毛去苏联留学兼养病休息，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四军。尽管毛本人有要求，但应该考虑到他提要求时的复杂背景，两方面做工作，效果会好些。不过，这些缺点不能算作“七大”的主流。
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站得高。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指出了前委及代表大会的错误，批评了朱德、毛泽东的缺点，明确要前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在谈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之后，中央还强调：“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不久证明，这样更有利于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