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抗日战争后“究竟应当出现怎样的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应该怎样建设，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
李锐：毛泽东将中国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别于辛亥革命和西方的民主革命。他的有名的理论著作是1939年底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谈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1945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90％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在报告的前部分，即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因此，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不仅这个报告本身，而且进城之后，到底中心工作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心到底是发展生产，还是搞阶级斗争？我觉得就这个报告本身讲，你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那个也可以，字面上看似乎是前者，也可以解释为后者；随后的实践，从三反五反斗争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很快完成，则无疑是后者了。不知你们看过黄克诚的回忆录没有？
访问人：看过。
李锐：黄克诚是政治家，正反经验很多，一生谨慎，是遇事极用头脑的人。有件事他和我谈过，也已写在《回忆录》中。就是在他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大概是1949年5月间，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要抓阶级斗争的。所以建国后运动不断。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从江西到延安，从内战到抗战，他很注意反“左”防“左”。最后一次反“左”是纠正晋西北土改时“左”的政策和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反右，而很少反“左”了。这固然同客观形势有关，但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也有关。因为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便以资产阶级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三反五反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来讲，就有过头之处，几十万中小企业都变成了资本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战部有结论，给予平反了）。镇压反革命是应该的，但也有不准确的。这些当时也难免。
访问人：对镇压反革命方面，我想与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有关，早在1926年他给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学员讲话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镇压反革命不彻底。这个思想是一直灌下来的。
李锐：应当说，毛泽东的“左”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大革命时期就有“左”的东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向完全正确，但也有“左”的东西，如原文本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些话的（这种大标语，当时长沙满街都贴着）。对农民的愚昧与过火行动那么支持，矫在过正，反对洋学堂等，他都赞成。李维汉的回忆录写到这些，当年李是当事人。那时也存在统战环境，很多北伐军高级军官的老太爷都在后方。例如长沙将叶德辉杀了，其人是劣绅兼学者，引起震动。
访问人：农民运动触及到国民党将领的一些利益。
李锐：至少可以说不策略。农民运动起来了，过火难免，但领导应当清醒。国民党叛变革命这是很次要的原因。
访问人：建国后，阶级斗争总扩大化，情况又怎么样呢？
李锐：新中国成立后，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还是把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是有失误的。总的看，还是沿用阶级斗争的做法，阶级斗争不仅沿用在政治斗争方面，而且经济建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但是用了政治挂帅的办法，将主观意志的作用推到无限，因而遭致三年困难，反而倒退了，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重新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阶级斗争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到最后发展到一个完整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终于，他一生的成功在很好地运用了阶级斗争；晚年的失误也在错用了阶级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剧。
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同他的哲学思想有关系。在他早年有三句很有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又把“斗”和“动”相结合。“动”是整个宇宙，他的宇宙观是动的，变化无穷的，“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他的人生观是斗，永远战斗下去，无日终止。终其一生，斗与动相结合，可说是他的一种哲学思想。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只有实践出真知，都可归于这个范畴。我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到晚年，常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最能体会这个思想的是阴谋家林彪，弄个“红宝书”到处摇，变成宗教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抓阶级斗争，各条战线，政治、文化、思想，最后到经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地方呢？
李锐：《共产党宣言》上讲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认为在三大改造中，我们过去机械地，也可说教条地执行了这一条。在这方面没有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办。马克思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最后容纳不下生产力、阻碍生产力而写的。 《矛盾论》有一点超过了马克思，就是讲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决定整个人类状况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政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只能起一定作用。革命完了就应该搞建设，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搞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搞斗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叫“一分为二”，他实际上是认为矛盾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统一是暂时的，对立是永恒的。特别是把阶级斗争运用到一切方面，运用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所以我认为他后来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哲学的指导思想。
访问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正确地把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很大胜利。那么为什么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过头，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过头了呢？
李锐：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过头的，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地主工商业，最危险的敌人是中间派，等等。毛泽东一直纠正这些“左”的东西，他始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来制定政策、方针、路线。当时，客观上有三座大山压在头顶上，能随心所欲、乱说乱动吗？日本帝国主义占了大半国土，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还有另外一座，就是斯大林这座大山，有意见也只能“腹诽”。所以说，当年能做到实事求是，除开主观因素上要了解中国情况外，也有客观的制约力量。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力量，不能乱说乱动，也没有本钱乱说乱动。如军事上，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考虑决战。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军事上也是非常谨慎。1949年之后，三座大山解决了，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随后抗美援朝打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斯大林盖子揭开，可以吐出多年的“闷气”。在党内更是鹤立鸡群，人人高唱“东方红”，喊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阻力呢？无所顾忌，唯我独尊，用不着再谨慎了。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思想根源是他的斗争哲学，还有其他原因吗？
李锐：从中国的实际看，他对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农民为主体的几亿人口文化素质低，即所谓“一穷二白”，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方面，
可以说认识不够深刻；相反，反而认为“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党的干部基本是农民，这就有一个要让绝大多数干部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变成适应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并无相应措施，发展到后来，首先是知识分子，通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49年进城之前，他就说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是很谦虚谨慎的，了解到全党最大困难所在的。可是这一精神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访问人：毛泽东本人也是知识分子。李锐：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产自资本主义社会，产自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何等不易，这是他的最伟大之处，永远载之史册的功绩。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他所最熟悉的中国国情，取得革命胜利的那些经验，就远远不够了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存在一个天然的弱点，不熟悉西方，没有去过西方，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以及全部有关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仅仅改变了生产关系，包括消灭了私有制，而没有相应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这已为我们从“大跃进”到“文革”二十年的实践所证明。过去二十多年，毛泽东没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不放，因此造成国家也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经验，如果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那我们也不会犯过去他错误。从经济来说，我们过去仅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的经验，这在战争年代够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能沿用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过去有过许多糊涂观念。这也有苏联的教训，苏联过去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影响过我们。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也还需要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才能解决“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那些“左”倾思想很顽固的人，不是对改革开放一直设置障碍，不是想沿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批资批修”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章，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例如股份制的问题，《资本论》和马恩其他著作中都说过，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就会起变化，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可以利用的。毛泽东熟悉中国，不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感觉是一种遗憾。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的经济书很少。
李锐：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半边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红楼梦》。他大概对外国书不感兴趣。“大跃进”失败后，他才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也不是光讲斗争，还讲过统一战线，比如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上是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包括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百家争鸣是从苏联李森科的问题引起的，这件事他干预了。但匈牙利事件一发生，中国也有些学生闹事，就严重影响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于是转而搞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双百方针也就搁下了。思想斗争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能找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实践中是列宁发展的。专政是对阶级敌人而言，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尤其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能搞专政，只能采用双百方针来解决。
访问人：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对毛泽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李锐：什么叫西方文化？我没有研究，说不清楚。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导致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结束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国旗），彻底地肃清了封建主义，等等。古罗马那个元老院内部是民主的，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帝圣旨跪着听（跪着听从哪个朝代开始槁不清楚）。你们知道满清的服装是马蹄袖的吗？跪下说话，把马蹄袖口拉下来，表示自己是牲畜、是奴才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彻底。英国容许马克思在那里生活几十年，写《资本论》，成立共产国际。德国就不彻底，所以它会产生帚特勒。在法国、英国就出不了希特勒，美国也出不了。毛泽东也说过，斯大林那样的专横，肃反杀干部，在西方英美法等国，就出现不了，我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在他的文章中讲话中，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见他对中国旧籍浸润之深。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常常要起消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文化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突出的思想特点“斗与动”，就造成了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
访问人：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吗？
李锐：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着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在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七、八年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纠正）。可是到了1956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1975年、1976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改，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1992年5月27日于北京木樨地
访赵福亭——毛泽东的几次重大抉择
赵福亭
赵福亭，1924年生，山东金乡人。1945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参加编辑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面的主编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副主编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组长，几乎参加和主持了新时期以来所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由他来谈毛泽东，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对毛泽东的文献和资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抉择？
赵福亭：这个问题很大，也难以有确切的定说，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就近代中国来说，从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称作是“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唱了主角，每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印记。这不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学生时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跃的人物，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很快就显露出他那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凡之举。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独立的、统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是多少仁人志士的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领头人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你们提出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几次重大的抉择？我认为，可以说有五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重大抉择，对于推进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抉择：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访问人：那末就先请您谈谈第一次的抉择吧。
赵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他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并不多，只从中汲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这是极而言之了。他说从这里开始，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进行许多寻找革命真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他在青年时代就把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个透，独创性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搞学生运动，搞自治运动，甚至搞新村式的试验。经过反复比较，他得出结论说，看来用老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国式的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他一旦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为之奋斗终生，从没有动摇过。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赵福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过程中，如前面所说，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同代人相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上，并不具备多大的优势，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且运用得好。毛泽东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所处的社会天地并不宽阔，但一上场就显示了他那才华出众的伟人气质，他在青年时代就曾说过，要救中国就要有“奇杰”，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就是这样的“奇杰”，这样的“大家”。
访问人：这么说，一定有好多的特点了。
赵福亭：是的。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惊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开拓新的思路，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创造精神，一接触新事物、新情况，就提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他青年时代就认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的创新观点。他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创造性，不同实际相结合，即使他的马列主义学富“五车”，也是没有用的。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楼阁的空想家。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确认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研究东方。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毛泽东从踏上社会那天起，头脑中就装着三个东西：一个是要强国富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是要搞民众大联合，要依靠群众创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认识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凉因，就是缺乏民众大联合，缺少工农两界群众参加；一个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这三条可以说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坚持认为实践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二次抉择：上并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过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好“另辟途径”。但有一点萌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这就是从一省做起，从条件具备的地方先解决而后及于全国。后来，毛泽东参加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这可以说是从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为中心，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重心在城市不在农村，没有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发挥农民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没有找到能够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革命场所。
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长征，照中国当时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一个要考虑在哪里可以得到发展革命势力，逐步走向胜利的问题。我认为，那时北上抗日，把革命领导重心转移到北中国是一个具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
访问人：关于抗日，应该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权。只强调毛泽东的抉择，重点是在北中国抗日，在北中国求发展上？
赵福亭：是的。你们都清楚，1931年，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日本侵略军妄想霸占中国，妄想由东北而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在这种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才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势力，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那时，中国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固不必说，民族资产阶级也起而抗日，国民党内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像东北军、西北军中，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毛泽东抓住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两项决策：一个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军事上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猛烈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提出并确文作战指挥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分步骤地巩固发展苏区、扩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地盘，有一个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里能够迅速地开展革命斗争呢？我前面说过，日本是从北中国大肆侵入的。从中国的全局来看，这个革命的主要战场，只能在北方，在能够直接对日本作战而又靠近苏联当时可能给予支援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地方，还要考虑到：第一物产比较丰富，能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第二人口比较众多，可以扩充红军，可以发展革命力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后来又有东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为着找一个能够发展革命势力，能有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敌情、地形、人口、气候、粮食等都难以解决的、难以存在的条件下 （如张国焘主张的那样）革命势力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提出并确定在陕甘宁，特别在华北大大发展革命势力的主张，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对日直接作战，政治上占有极大优势，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有条件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北上杭日这个抉择的无比正确性，西安事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各实力派都赞成抗日，从而形成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卢沟桥事变，全国全民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三个战略性的决策，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的持久战，坚持红军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三条，在抗日战争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大胜利。
第四次抉择：和蒋介石统治集团员后决战
访问人：审时度势，抓住革命形势，革命机遇，在这方面毛泽东确有过人之处。下面请您说一说另外两个抉择吧。
赵福亭：毛泽东的第四个抉择，就是确定中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的大决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但蒋介石亡共产党人之心不死，借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机会，积极准备内战。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是要打内战的，这是蒋党反动本质决定的。到1946年，蒋介石已经拥有420万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120万。蒋介石有美国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有新式的武器装备，而人民军队则是小米加步枪。那时，蒋介石气势汹汹，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怎么办？是打还是退让妥协？当时国内国外也确实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处于劣势，而对强大的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能不能取胜，打了个问号，有些悲观和信心不足。而毛泽东则像柳亚子说的表现出一种“弥天大勇”，提出要同蒋介石斗一斗，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决战。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是有点冒进和冒险呢？不是，是有根据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难，积累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又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则腐朽无能，彻底地脱离了人民大众。在解决战争开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提出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因为他通晓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能把握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从而作出大决战的这个抉择。为了保证大决战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各项具体政策。他以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中外少有的军事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到4年的时间，就摧毁了蒋家王朝，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中国人民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抛掉那种悲惨的生活，而走向光明的未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五次抉择：快点跨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第五个抉择，可以说要中国快点跨入社会主义，找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抉择是前面说到的四大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努力去实现强国富民愿望的继续。新中国的成立，人们欢欣鼓舞，但面前摆着的是一个烂摊子，要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困难重重的，民主革命中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而蒋介石反动派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要妄想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建设好这个国家，人们心目中也有一个问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开展土改、镇反等项大运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在我国国内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敢于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勇敢地担当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任，从而也就大大地显示了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过的国威，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在几大运动胜利之后，接着搞三大改造，到1956年，把中国还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农民、手工业个体私有制，也基本上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主张，如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的关系等。但是毛泽东在寻找中国建设的道路上，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面，要求过急过快，搞了大跃进，出现失误。毛泽东晚年违背了他一贯坚持的好作风，调查研究少，有时真实情况了解不到，处理问题不够实事求是，不够谦虚谨慎，骄傲了，甚至听不得不同意见，再加上把他熟悉的搞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一套办法，继续推广到建设中去，后来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们对毛泽东这位伟人非常敬仰，但对他晚年犯的错误也甚为惋惜。
最后，说到毛泽东的一生，他有过失误，但他还是一位伟人，人们称他是“绝代风骚”，不为过誉。前面说的几个重大抉择，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而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意义的，还在于他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就民主革命来说，我认为他的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一条道路，两条路线，三个法宝。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此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也都为我们党留下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二十世纪一大半的中国历史，理所当然地应当用重笔写下毛泽东的光辉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