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商量由程子华和我一道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我们从稻左堡出发，走了一天，到了下寺湾，首先碰见了贾拓夫，后又见到了李维汉。
访问人：你们什么时候见到的毛泽东？
郭洪涛：我们先和李维汉谈了一些陕北两个苏区和错误肃反的情况。李维汉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一两天后李维汉就领我去见了毛泽东、张闻天。
访问人：您见到毛泽东，他给您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郭洪涛：印象很好。毛泽东是我久仰的领袖人物，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来了，我非常高兴。见面后，毛泽东就肯定了陕北红军，说因为有个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才有落脚点。我早就看过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看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对毛泽东是十分佩服的。也知道朱德。朱毛领导的红军很有名气。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就听说过，他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很著名。周恩来在下寺湾找我谈话，代表中央分配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
访问人：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当时的毛泽东非常瘦弱，两只眼窝深陷，颧骨老高，完全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精神很好。
郭洪涛：是的，瘦得很，也很累，天天走路、打仗，饥一顿饱一顿的，哪能不瘦？大家都很瘦。但又因为心里有着崇高的信仰，我们是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所以大家的精神是饱满的。从毛泽东的照片里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奋斗出来的。
访问人：你们初次见面谈了些什么？
郭洪涛：我向毛泽东、张闻天做了简要汇报。主要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如陕北经过几次暴动，成立了红27军，陕甘边较早地成立了红26军。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的情况。还有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把原来的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等。因为我在陕北特委工作，对陕北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谈得比较详细。此外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访问人：您对陕北的肃反问题怎么看？
郭洪涛：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更正》中写道： “1935年9、 10月间，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这是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当时，我虽然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但我是本地干部，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因此，我在政治上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访问人：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是错误的，对吗？
郭洪涛：是的。当我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后，中央当即决定纠正肃反的错误，释放所有被捕同志，王首道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中央到瓦窑堡后，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被冤的红26军刘志丹等老干部，因而挽救了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访问人：有一部电视剧说，是周总理亲自放了刘志丹。
郭洪涛：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释放的。但释放的时候，他们正在直罗镇前线打击敌人。
访问人：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什么决定？
郭洪涛：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程子华和我参加了，是决定中央和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程子华讲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以及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直罗镇，打击、消灭尾随之敌；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等非战斗单位去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
会后，我先回到瓦窑堡，动员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中央的到来，群众热情高涨，送茶送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和干部也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那热烈兴奋的情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战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直罗镇，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敌军一个多师，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打完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到了瓦窑堡。
访问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你们是如何解决其吃、穿问题的？
郭洪涛：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红军的吃穿问题。中央指定林伯渠负总责，我通知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和陕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艾楚南参加，并告诉说：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动群众解决什么，要粮食给粮食，要服装就动员群众去制，布匹不够，就拿钱到白区去购买，并将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牛、羊送往前线，使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新的棉军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大大鼓舞了士气。
访问人：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您参加了，一定了解不少情况。
郭洪涛：我是列席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正好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个别人就坐在炕上。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就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访问人：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其他人参加了吗？
郭洪涛：毛泽东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
访问人：当时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郭洪涛：感到很惊奇，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争论。总的印象，觉得还是毛泽东有道理。而博古只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显得软弱无力。最后张闻天做结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访问人：瓦窑堡会上毛泽东提出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并得到会议通过。会后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扩红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郭洪涛：是的。周恩来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和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北省委的扩红工作。李维汉给我们介绍了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经验。我们的措施是组织突击队，每个县都派一个突击队去，并动员了几位女同志担任队长，比如李坚贞同志是秀延县的扩红突击队长。那时苏区老百姓参军的热情很高，分了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实惠，一说当红军，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先后两次扩红，扩大了9600人，壮大了红军。
访问人：关于东征，大家的意见似不甚一致，担心东征不能成功。
郭洪涛：东征的意义很大。出河北打日本，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同时既可扩充红军，又可筹集军费。瓦窑堡会议上，大家对实行东征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人反对。决定东征时，我也发了言，意思是不要远离苏区，从黄河边向东推进，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访问人：红军东征时，有多少人？
郭洪涛：大概有二三万人。毛泽东、洛甫、彭德怀等都去了前线。由于蒋介石出兵 10个师，阻挡我军东征抗日去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河西。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红军7000多人，筹集了大量的军需财物。通过红军东征，我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他调兵遣将，气派非凡。在刚打了直罗镇战役，喘了一口气，就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东征，一环扣一环，别人是没这个战略气魄的。
访问人：毛泽东从东征回来，你去欢迎了吗？
郭洪涛：东征战役结束，他们先到了延长一带，以后才回瓦窑堡，回来后就准备西征。
访问人：这以后您去山东，到东北和毛泽东的接触就少了。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到北京，您曾亲自迎接毛泽东，是吗？
郭洪涛：是的。 1949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平津铁路管理局局长。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进入北平。当时，李克农和膝代远向我交待，中央要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由高碑店乘坐火车直抵清华园，你们要绝对保障安全。
访问人：中央为什么不从石家庄上车，而从高碑店上车呢？
郭洪涛：由于战争的破坏，当时北平往甫的铁路只通到高碑店。北平刚刚解放，政治情况异常复杂。如果遭到敌人的破坏，就不得了。我们详细研究了铁路列车的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行车调度由副局长刘英才亲自担任，并采用了安全措施，如每个车站只留下正线的一个道岔，其他都钉死了，而且各个车站派了两位可靠的同志负责看守。铁路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为开道车，我坐在上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的一趟列车，最后一趟列车串警卫人员乘坐。专列上一时找不到可靠的炊事员，为防止意外，暂由副局长刘建章从老区带来一个炊事员跟车。他只会做拉面，我又派人买了一些罐头。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方案，经李克农电报中央，得到了批准。
3月25日上午，我随列车到高碑店迎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不久，他们就来了。毛泽东还是当年在延安我见到的那样，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看见我，微微一笑，我急忙过去握住他伸出的手，他见我头戴一顶旧水獭皮帽，身穿一件皮大衣，风趣他说：“你这‘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周围的其他人都笑了。刘少奇给我介绍了王光美同志，周恩来和我打招呼后，便问列车的安全情况，我向他作了汇报，他满意地点点头，说中央感谢你们。
访问人：当时同毛、刘、周一同乘火车进京的还有哪些中央领导？
郭洪涛：还有朱德、任粥时、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等。所以，我们觉得责任重大，非常谨慎，列车启动以后，我在第一趟车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惟恐出一点差错。一路上全线绿灯，顺利地抵达了清华园车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汽车前往香山，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3年5月28日于北京月坛北街
访林—山——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后
林一山，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水利部党组成员、顾问，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顾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时间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当时的热血青年，今天已是耄耄之年。回顾起那一段历史，老人有着很多的感慨！
访问人：林老，您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我们知道您参加了这次大会，想请您谈谈会议前后的情况。
林一山：那次会议，会场上红布横幅上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会议。后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苏区党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全国党代表会议，为什么不这样叫呢？是为了减少对国民党的刺激。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国共合作谈判。会议是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我参加了全部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接着又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因为有其他情况，我只参加了开幕，没等会完，就回了北平。
访问人：你是作为会议代表参加的吗？
林一山：是的，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北平地下党的同志，还有黄敬、杨学诚、李昌，共4位。黄敬是北平地下党的书记，杨学诚是清华大学党支部的书记，我是北师大中心党支部的书记，李昌是北平民先总队的队长，我们4人是一起走的。
在走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我们党的和平主张，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准备放蒋介石。这个消息传到北平，我们的朋友斯诺和他夫人知道后很着急，尤其是斯诺夫人 （即尼姆·韦尔斯）更是睡不着觉，她找到黄敬，说全世界的共产党我最爱的是中共，而你们第一次同他合作时上了大当，好不容易这次抓着了，又要放，你们中共又要吃亏，我睡不着觉，看来也活不成了。黄敬和她讲了很多道理，从我们党为什么主张放蒋介石，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了半天，她仍不信，还是认为我们党放蒋介石是放虎归山。黄敬没办法，只好说我说不服你，有机会你去陕北，听听毛主席的意见。这样，地下党就准备让我陪她去陕北，我一听心里有点急，一个中国人带一个洋女人，那时的斯诺夫人又年轻又漂亮，带个洋人走路是很显眼的，还有保密问题也很难办。国民党特务可不讲这一套，走到半路出事怎么办。我当时很担心这个问题。后来斯诺亲自坐车到北师大来找我，赶巧我不在，他就留了一张英文名片。别人也奇怪，怎么一个外国人来找林一山。斯诺找我也是商量送他夫人去延安的事。到我们走时，组织上也感觉让我带斯诺夫人不合适，因为我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若是燕京大学的，斯诺是燕大的教授，那还好说，我的公开身分是北师大的学生，要让国民党特务抓去，怎么辩也辩不通。好在到走时没叫我带。黄敬我们一起走的。后来据说委托东北大学校长玉卓然通过燕京大学这个关系带斯诺夫人去陕北了。
我们原来开会的地点不在延安，是瓦窑堡。当时延安由东北军占着，我们刚到，开会地点临时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军和我们党订了协议，他们把延安让了出来。这就是有名的红军跑步进延安。我们到延安时，环境还都没有来得及清理，满街的摊贩，不少是卖鸦片烟、鸦片枪的。
在进延安之前，从西安出发一过渭河，住旅馆，一进门也是鸦片盘子，黄敬当时很风流，他见到拿起来就抽，看起来还很内行的样子。
访问人：你们在延安见到斯诺夫人了吗？
林一山：斯诺夫人先我们到了，我们是在大街上看到她的，戴着红军帽，穿着红军的衣服满街走，非常显眼。我原来在燕京大学见过她几次，斯诺已经访问过陕北，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彭德怀等，照了很多红军的照片，当时英美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支持斯诺采访红军，对我党的抗日政策也同情。在司徒雷登办公室中间悬挂的白银幕上，曾放映过斯诺拍摄的红军纪录片，还有彭德怀等人的人头像，斯诺夫人作讲解，还开玩笑说，这个头值多少钱，以讽刺国民党悬赏杀共产党人头，引得大家
都笑。因此我们都是熟人了，见面后我们另一位同志问她，你思想通了吗？她说完全通了，毛泽东说得对，应该放蒋。
访问人：这时她见过毛主席了？
林一山：她一到延安，当天就和毛主席谈了一个通宵，她提的问题，毛主席都给予了解答。看她当对的样子，很满意。
访问人：你们没有和她一块见毛主席？
林一山：没有，她单独见的。我们是去开会的代表，时隔不久，就开会了。
访问人：《毛泽东选集》记载，会议是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开的。
林一山：5月2日开幕，第二天，即5月3日毛泽东就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收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听完毛泽东的报告，就分组进行讨论，讨论过程中毛主席曾到我们白区党的小组来听讨论情况，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访问人：您提了些什么问题？
林一山：一个是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三民主义的问题，一个是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总结问题，还问了一个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对不对的问题。为什么我提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我想研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时我已经看了很多材料，而且还有许多绝密的材料，脑子里有许多问题，那时年轻，思想又单纯，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容易见到毛主席就向他提了出来。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当时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一些混乱思想，有的同志就不赞成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当然这还是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应该同国民党合作，因为形势变了，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同国民党合作要提高警惕，要防止蒋介石叛变。在北平时，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中央，到延安后，中央同志对白区来的同志很重视，博古、张闻天都单独找我谈过。博古同我谈得很好，他赞成我的意见。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当然那时不知道后果。
访问人：这个问题你向毛主席提过吗？
林一山：毛主席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就向他提了，毛主席同意我的意见，说我的观点同中央是一致的。毛主席说，万一蒋介石叛变了，无非再打10年，我们党比国民党年轻，我比蒋介石年轻十岁。我又问了三民主义的问题，认为三民主义问题有群众性，是个大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三民主义问题上我党是有教训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群众中是有相当影响，而且它本身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党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把这个旗子打起来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方针是你打三民主义的旗子，我打得比你还高，说到这儿，他很形象生动地把手举起来，表示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举很高。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也专门讲了三民主义的问题，提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并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重申：“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些话，我当时都亲耳听过，至今记忆犹新。
访问人：刚才您说向毛主席还问了林彪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的问题，他是怎样回答的？
林一山：这也是我在小组会上向毛主席提的，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刚才我说了，我想研究红军战史，看了一些材料，包括绝密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总结，我向主席说，这是我们红军的宝贝。毛主席说：就是敌人拿去了也不能用，这些东西他学不会，但到了蒋介石手里总是对我们不利。接这个话题，我提到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因为这篇东西我是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印发的小册子上看到的，据说是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转载的，想知道是不是真是林彪写的。毛主席很严肃地回答说“那是错误的”。那时林彪的威信很高，同时在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中不能随便讲另一个人的缺点错误，毛主席这样回答，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他是提醒我不要上当。但为什么错，他没有细说。直到后来我更多地了解了红军在江西的 10年奋斗史，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访问人：听说在那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你们从白区来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林一山：这里指杨学诚和李昌的发言，我们在听了毛主席开幕时作的报告后，在小组会讨论时，他俩对毛主席报告中的第一句话，即“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示不同意见。其实这是个很幼稚的意见。那时我们都年轻， 20岁左右，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杨学诚不仅在小组会上说，还到大会上去发言，这就引起了争论。毛主席搜集了一些意见，又在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性报告，回答和反驳了错误意见。这个报告也收入了《毛泽东选集》，这就是那篇《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
访问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又接着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您参加了吗？
林一山：我只参加了开幕，后来的会议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我们4人中，黄敬、李昌已不是学生，没有学籍，我和杨学诚还在念书，有学籍。学校是有规定的，每年请假不能超过多少时间，超过就要开除。我和杨学诚说，白区党的工作会议还不知开多长时间，我们的假期快到了，索性留中央党校学习算了。当时罗迈（李维汉）是党校校长，成仿吾是教育长，我们去过那里，他们很欢迎。我这样说，杨学诚也同意。但跟中央一提，中央不同意，说那可不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不少，白区党的干部更宝贵了，苏区想派都派不出去，你们有关系，有职业掩护，生了根，怎么能离开白区呢，赶快走。所以，过了开幕式，听完少奇的报告后，我和杨学诚就回了北平。回到北平，已是6月份。时隔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访问人：现在看，那次会议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林一山：这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开的，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特别是澄清了一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糊涂观念，统一了步调，为我们党从国内革命战争顺利转入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93年3月于北京
访林默涵——毛泽东三篇著作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鲁迅研究会会长，《中流》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老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畅谈了毛泽东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使人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追寻，那一代人的奔腾……
访问人：您做了多年的文艺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像《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以及胡风问题等等，就您所经历的能给我们谈谈这些情况吗？也算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会？
林默涵：文艺方面的事情大多了，我谈得也够多了，不想再谈这些事情。我还是给你们谈谈毛泽东对我影响最深的几篇文章，也就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因为这三篇文章给我影响很深，对我奔赴延安，指导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访问人：您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访问人：您是从哪里去延安的？从上海吗？
林默涵：不是，我是从武汉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个国民党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司令是张发奎。张本人还是比较进步的，北伐战争时期有个第四军，就是张发奎率领的，叶挺独立团是他的部队。张在北伐时期比较进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访问人：那时，他的部队在武汉周围？
林默涵：他是战区司令，但没有实际部队。因为他几次反蒋，反又拥蒋，蒋对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战时期，因为他是老军人，还有号召力，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让郭沫若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槁文化宣传工作，郭老介绍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其中有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麦新，有写救亡进行曲的孙慎，还有老共产党员、文化名人钱亦石等等。他们到了张发奎司令部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钱亦石。在上海时钱亦石曾主编《世界知识》，我在他手下负责《世界知识》的一个小栏目《科学与发明》，专门介绍世界科学知识动态，各国科学的新发明等等。因为这个关系，我向钱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队里去。那时上海已经失陷，我没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着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所以向钱提出了这个要求，钱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访问人：你们的战地服务队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兴一带。那时日本人的攻势十分猛烈，中国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所以我们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总是在头上飞，天天轰炸，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力量驱赶这些飞机，就躲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眼睁睁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哗哗地往后撤，一溃千里。这时大家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了，再加上钱亦石不在 （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务队乱得很。当时的南京、武汉还没有丢，人们就商量着到武汉去。这样我也碾转到了武汉。
访问人：到了武汉您就看到了《论持久战》是吗？
林默涵：是的。到武汉之前我顺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着趁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先去看一看，再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结果杭州一片萧条，一座偌大的城市连一名警察也没有，都跑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苍凉的。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尽管国民党的口号喊得很响，要保卫这儿，保卫那儿，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果没等敌人来就先跑了。怎么办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汉，武汉有郭沫若的第三厅，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觉得第三厅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厅去，就到柳提主编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时胡绳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气了。不久，武汉又发生危机，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保卫大武汉，但是人们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为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还不是照样丢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
访问人：您看到的是小册子还是报纸？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国，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动态，回答了为什么不会亡国，又不有速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各应采取的办法等等，毛泽东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我过去怎么也想不清的问题，现在觉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
访问人：所以您鼓起勇气去延安，去见见毛泽东是吗？
林默涵：是的。当时我想，在日本人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人讲不清楚，蒋介石讲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表现的毫无秩序，或者说惊慌失措的样子，毛泽东能讲清楚，共产党显得胸有成竹呢！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的形势，决定救亡的办法，预测战争的未来，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结论。这样我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延安有名气的学校还有抗大、鲁艺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马列学院学马列，觉得自己大没有马列主义了，所以糊涂。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柳■把我介绍给凯丰，凯丰又写信给张闻天介绍我去。张闻天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我拿着凯丰的介绍信同演员吕班、田蔚一块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马列学院。第一天没有见到张闻天，先找到秘书长朱光，说明来意。张闻天的办公室就在马列学院附近，当我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痛快，当即答应了，让我进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课还没有讲完，剩有列宁的战略与策略，这门课是张闻天亲自讲的，他让我听听这最后一课。最初的时候，还让我进了马列学院的编译室，因为我懂点日文。我过去曾翻译了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的婚姻发展史》，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苏联人，由日本人译成日文，改名为 《唯物恋爱观》，我又按日本版翻译成中文，其实原来的书名挺好，没必要更换书名。
访问人：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党员了吗？
林默涵：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到了延安才入党。我做社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你们还是上学的年岁，我已经做社会工作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很要好，他家里穷，吃饭连伙食钱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为我的家境还比较好，年轻人又比较热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两套，买皮鞋也买两双。
访问人：您的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树民。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担任福州团市委宣传部长。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写了不少白话诗，在福建的报纸上发表。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他启蒙的。那时我从偏僻的山区走到城市，山区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艺作品都没有看过，是在他的介绍下读鲁迅、郁达夫的作品的，郁达夫的作品比较好读，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读懂的。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了共产党、国民党的区别等等。他见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慢慢地我也学着写点白话诗，在刊物上发表，那调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剥他们的皮等等。当时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结果学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从此我和姜树民同学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建国后，多方打听，也不知他的下落。
访问人：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比较难，因为党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团，要把组织转到上海，必须从厦门省委转才行。转不了关系，朋友介绍我到艺术大学，说里面有很多好教员，如黄药眠、阳翰笙等。于是我到艺大旁听，也就是不交学费偷听。因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断了经济来源。黄药眠、阳翰笙的课我都听了，觉得很受启发，他们讲得真是好极了。当时日本人抓中国留学生，学校闹起风潮，我很积极地参加了进去。学生中派别很多，有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我们地下党。我那时因为关系没转到，就和一个同乡自己干，自己编墙报，晚上贴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谁贴的。学校的党支部也不知道。那时的情况很乱，同学们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学生，还把我选为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我是在马列学院正式入党的。我是第二班学生，我爱人是第三班。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访问人：您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了吗？
林默涵：没单独见过，倒是在公开场合常常见到。因为他经常出席一些会议，到马列学院讲课等等。
访问人：这是《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林默涵：我是1938年去的延安。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缓过手来，又开始限共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从中间活动，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党内大家的认识也不很一样，有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担心破裂统一战线，有的要直接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中国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天天要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工作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没底。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我已离开了马列学院，到文协筹备处工作，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了他的讲话，真觉得豁亮。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直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讲得句句在理，给你的感觉前途是明确的，放开手脚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文协讲演之后，正好《中国文化》创刊。创办《中国文化》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商定的，我记得除了张闻天、艾思奇，还有周扬，我也到场了。艾思奇当时是文协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国文化》由艾思奇主编，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忙，实际上主办《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两个人。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接过毛泽东的稿件，我们就开始编排，跑印厂校对。印《中国文化》的印厂不在延安，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来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一贯是很认真的，要亲自校对，因为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也只好作罢，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马，到安塞去看清样，校对。那马虽然很老，但很“负责任”，走起路来相当稳当，不要滑，给我印象极深。当时我知道毛泽东的这篇稿子很重要，反复看了几遍，生怕有错误，才最后开印。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毛泽东的讲演是1月9日， 15日补充修改成文。《中国文化》2月15日刊出，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真是够炔的。
林默涵：我们是加班加点于出来的。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也很得意。
访问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的事情，对您影响很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找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谈话，了解他们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访问人：毛泽东也找过您？
林默涵：没有。我本不是文艺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谈会的请柬，打开一看，两个人署名，是毛泽东、何凯丰。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邀请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战爆发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工作，韬奋去世后，大家将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实际上就是三联书店。后来我又到三联书店工作。延安也办了华北书店，是韬奋书店的分店。毛泽东、凯丰发给我的通知就发到了华北书店。我想如果真与这有点关系的话，大概是凯丰知道我的情况。这是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延安有几个人写杂文写得不大好，对延安批评得很多，我那时在书店里经常看到重庆来的材料，那里面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针对国民党的言论也写了一些杂文，专门驳斥国民党。这和王实味不一样，后来我看到丁玲写的文章 （她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说，杂文很不少，但杂文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攻击延安的，有的人写的杂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许立群、田家英等。她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让我出席座谈会，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访问人：整个座谈会您都参加了？
林默涵：参加了。
访问人：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您当时的感受和前面的两篇文章一样吗？
林默涵：是一样的。这一篇很对我的心思，完全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毛泽东讲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说的，但没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总述一下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对抗战能不能胜利作了最科学的分析。第二篇，胜利后怎么办？那时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逻辑非常强。第三篇，他解决怎样才能胜利，解决干部世界观问题，干部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话》不只是文艺问题，是讲整个世界观问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