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现代史仍在继续进行，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无法明确回答。但是，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继续“沿用使革命胜利的方法去做”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特色在这里就起到了“负”的作用：相反，如果人们学习他的睿智、热情、努力，特别是从调查出发的冷静的头脑，并加以创造，就起到了“正”的作用。
提问用了“起了”这一过去时时态。但我认为现代历史大潮仍在进行。因此脱离提问的范围，请原谅。
访问人：他的成功与失败和上述特色有什么关系？
竹内实：中国有“更上一层楼”这一诗句。提问进入第三问，好像也到了更微妙的阶段。
提问用了“他的”，指毛泽东个人。然而到哪儿为止是属于他个人的，从哪儿开始又是属于官方的、社会的，这很难区分开来。在前面的回答中，我使用了“复杂”一词，也是考虑到了“他的”个人因素。
“他”作为湖南省一位农民的孩子出生。乳名叫石三讶子。——由此看来，可以说不能把毛泽东的“与农民相结合”思想分离开来。这种断言也许太极端了，而且“相结合”的内容不一定只是一个。但是正由于是极端的判断，才有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事实。
我以为和他的成功与失败有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他是诗人。他的诗词几乎都很优秀。当然其中也有平庸之作。既然是在革命中创作的，就很难舍弃。尽管任何人都无法知道革命是否能胜利，但我认为他的乐观态度源于作诗的兴趣。此外，正如虚幻的思想时常表现于诗词中那样，陷于深深的思考也是因为是诗人。他在剖析自我时，称自己具有猴气和虎气，叫我说他是诗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国家建设的规划，更要集中大众的智慧。关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也要建立分析研究来自下层意见的制度 （相当于通信机械的“回路”）。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考虑过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考虑？——由于他的诗人的气质是自始至终的。
毛泽东的诗词应该作为诗人的作品来读。但是既然他的诗词是在革命中咏唱，又是在国家建设中咏唱，因而读者不能不联想到他的政治上的业绩。他没有发表不符合“主席”身分的作品。如果能弄清他丢弃的作品、他不允许发表的作品的话，诗人毛泽东的地位就更明确了。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被诗人毛泽东压倒了，这也关系到他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与建国后的失败有关，这是我的回答。然而，如果他仅仅是国家主席，仅仅是党的主席，我们就会因此而失去一本诗集。我的心境很复杂。
1993年12月5日于京都
访施拉姆——美国人怎样看毛泽东
斯图尔特·R·施拉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出版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等多本著作。
这是一篇有点“过时”的访谈，时间是1989年5月。之所以再现于此，原因在于：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的研究早已为中国党史界所熟知，但在美国一般人是否了解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印象？却是国内许多读者不甚知晓的。当初，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去采访施拉姆教授的。那时，教授行色匆匆，然而他的介绍却使人印象深刻。
访问人：施拉姆教授，您的《毛泽东》一书，自1987年在中国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发行了几十万册，成为外国人研究毛泽东在中国的第一本畅销书。
施拉姆：我的《毛泽东》那本书是20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的观点并非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但确有些区别。《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现正在翻译，准备出版。这本书我修改了4次，比较地能够反映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叫《党的领袖或者君主》，谈到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你们要了解我最近关于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应该看这一篇。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毛泽东个人的权威，领导作风及其结果，写得比较具体，都谈到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性格、行为等。最近也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
访问人：《毛泽东》是您过去20年前的观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党的领袖或者君主》都没有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现在对毛泽东是如何评价的。
施拉姆：我最近的观点是：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容易评价的。有一个湖南人给我写信说，他好几年研究毛泽东 （我不晓得他在长沙是干什么的），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既伟大又很复杂的人物。这句话我认为很对。毛泽东确实伟大，他领导你们党。领导你们人民胜利了，建了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20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你们中国人了解毛泽东，比美国人了解得多，不过完全了解这个人恐怕也很不容易。
访问人：我们认为，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也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请问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施拉姆： 20年前，在美国有一股毛泽东热，学生要造反，他们认为请他们造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领袖，是最伟大的人。在学者当中，有一批人认为苏联不行，斯大林不行，毛泽东是真正的民族的有创造性的革命者。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但后来他们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乱子那么大，打死的人那么多，大跃进饿死的人也很多，他们对毛泽东的热情就不那么高了。还有一大批人认为，毛泽东不完全是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以为他和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是一个可怕而又不可爱的伟大人物。当然，毛泽东请尼克松到中国，并且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晚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好事，在美国有大批人也持这种观点。
1979年以后，毛泽东的活动在美国影响不太大。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学生、学者、舆论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尤其是邓小平。
访问人：我们国内有人说，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相对来讲有三多，即研究毛泽东的多，孙中山的多，康有为的多。在这三人当中又属研究毛泽东的最多。
拖拉姆：不能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人最多。研究梁启超的书比康有为的书多三倍，比较重要的有五六本。关于康有为，比较重要的有一两本。他们也研究严复。严复是中国19世纪末的改革派，对西方了解的比较多。研究谭嗣同，所见的有两本书。关于蒋介石的有几本，阎锡山的有两三本，冯玉祥的有一两本。另外，也有研究梁獭溟的。西方学者并不以为写中国历史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或者写一本孙中山传就完了。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在学者里面否定毛的多一点，他们都知道大跃进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后果等。
40年代以来，一般他说，美国学者对蒋介石评价并不高，认为国民党是腐朽的、无用的。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历来提倡中国不做苏联的傀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是美国舆论所肯定的。不能说现在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戈尔巴乔夫要来华，美国就要反对。这说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时代 （中东问题除外）。现在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也比较好。
1989年5月于北京
访比斯塔——毛泽东对我充满理解
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在70年代数次担任尼泊尔政府首相。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
对一些国家的前首脑人物的采访，是由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主持实施的，本书的作者之一作为该片撰稿人，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的前期准备。本篇及后6篇采访录的发表，须感谢摄制组同仁及杨培英、周勇、刘政铸、刘家清等翻译人员。
记者：您曾同毛泽东会见过3次，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比斯塔： 196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年我见到了毛泽东，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思维敏捷，我们的谈话很好，对我很有启发。实际上，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他对我的态度是充满理解的，这种印象一直持续下来。
记者：在他第三次会见您的时候，对贵国的农业问题很关注，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比斯塔： 1972年，我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许多中国重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但他还是问许多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需要解决温饱，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自然，就会考虑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领导人是非常敏锐的。
记者：毛泽东逝世时，您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比斯塔：我仍旧认为他是个伟人，他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毛泽东，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变得如此富足。真正起到领袖导师作用的是毛泽东。
1993年5月于上海理解这可能是在向美国做某种表示。我们错过了它。我们一直在试图同毛泽东接触，中国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而我们没能理解中国人的意思。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才真正走到一起。
记者：当您在1975年见到毛泽东时，他的健康状况已非常不好，您是否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影响了他的才智？
基辛格：我在1975年见到他两次，一次是单独会见，一次同福特总统一起。两次都是他主持会谈。尽管谈话已比较困难，但两次会谈都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不认为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才智。
记者：当我们观看您访问中国的纪录片时，我们注意到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他的书房，那时，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是不是知识渊博？
基辛格：我们的会见多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书房。唯一不同就是第一次会见时，他在躺椅上学习，后来那躺椅一直在那里。在地板上，有许多书。第一次会见时，他总不时说一些中国的诗词，我几乎很难理解。他当然是极为睿智的。
记者：我们同样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1975年他会见了您和您夫人，当他看到您夫人时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您那时有什么感觉？
基辛格：他觉得有趣是因为我妻子比我要高。
记者：他说了些什么？
基辛格：他对这事做了些评论，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在中国被看成是神，是中国的拯救者。您对于他这样一个世界政治家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世界上对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在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
记者：您和毛泽东会见了5次，您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基辛格：具有极高的权力和格外的睿智。
记者：谢谢。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德斯坦——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
吉斯卡尔·德斯但，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份声明，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声明中，您把毛泽东比作人类思想的灯塔，并高度评价了毛的精力和他大胆的抉择。您从没见过毛泽东，请谈谈您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
德斯坦：我从没见过毛泽东，因为我是1974年当选法国总统的，而1980年我访华时，毛主席已经上世了。在毛泽东去世后，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我参加了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悼念仪式。要知道，法国总统几乎是从来不去外国使馆的，当时我却去了。因为一方面出于对毛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另一件是我自己撰写了那篇声明，并在中法两国发表。
还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 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在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的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下届法国总统的入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的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
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受尊敬的。在当时，毛泽东在他们中的威望很高，一方面由于毛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很美，诗歌在法国很有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的政治活动史，特别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史以及他本人伟大的决策力。我自己也曾梦想能到长征的路上，例如江西、陕西等地走走，看看那些红军走过的地方。
记者：看来，您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德斯坦：我比较了解，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 20和21世纪的中国史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同样重要。
记者：您能谈谈今天法国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德斯坦：首先，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仍旧很虔诚很尊敬。要知道，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记者：就毛泽东的性格，您还能谈些什么吗？
德斯坦：要知道，当你没有见过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谈一个人是很难的。毛泽东的外形很特殊，他个子高大，体质很好，又很有力气，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知识分子型的。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是给人一种柔弱的印象。从毛的身上也能看出他农民的本质，是后来的环境和知识把他变成后来的毛泽东的。
记者：您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比较一下吗？
德斯坦：我见过周恩来，他和毛很不同。首先文化背景不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由于为国内政治做准备的原因到过法国。他们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周恩来很习惯我们做事的方式，见过很多重要人物，是个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人。在法国人心目中，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领导人的代表。
记者：您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您能谈谈对他的看法吗？
德斯坦：他是我的朋友 （用中文说）。他曾多次到巴黎来，我们也举行过多次私人会谈，我们两家人还在一起吃过饭。我研究过他的政治生涯，现在关于他的传记很全面。我认为我能理解他变革中国的思想，并相信这种思想是很咀智的。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和维护国家统一。也可以说是在巨大的经济变革的后果和维护国家统一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所以我认为邓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正确的。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特鲁多——毛泽东是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 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总理。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注意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中您说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者： 1973年，您在会见毛泽东时，曾送给毛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选择这一礼物的呢？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作成一个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连接中加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者： 1973年的那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您能谈谈当时毛给您的印象如何吗？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商讨有关交换外交官的事情。那一次会谈我们还特别谈到近东问题，那时候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记者：毛泽东的性格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特鲁多：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记者：您能谈谈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特鲁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的。现在中加关系不错。从前，由于冷战的原因，加拿大人对毛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种 （包括我）认为毛自信能领导中国人民，就该尊重这一事实。现在冷战结束了，加拿大人领会到，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记者：您还能谈谈周恩来吗？
特鲁多：我和周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次很长的会谈。他还陪我到上海参观，我们一起看了一场杂技。后来他还陪我去洛阳。在火车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有根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浓，也很开朗，我很欣赏他。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福克·耶诺——毛泽东的见解令人惊讶
福克·耶诺， 1967年至1975年间担任匈牙利政府总理。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合作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译东》。据说，福克·耶诺当时非常乐意谈及毛泽东。以下就是这次采访的有关段落。
记者：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为此，我们想请您谈谈您个人对毛泽东的看法。
福克·耶诺：我听说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世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我看很不一致。一些人一味地歌颂，一些人则一味地谴责。我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应全面看待他的一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许多的好事，但也做了不少错事。从总体看，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
记者：您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1957年您在苏联见到毛泽东，这是你第一次见他吗？印象怎样？
福克·耶诺： 1957年在苏联，如果我未算错的话，我当时40岁，毛泽东64岁。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6岁起我对他就有很好的印象。我先是从电影，从他的作品，从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他的。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是肯定的。我回忆起1921年，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座城市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回忆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长征。
1957年我对毛泽东有同样好的印象。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我也是。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他讲的问题很有意思，使人感到惊讶。他说，匈牙利 1956年发生的事是好事。我对他的说法很诧异，因为我当时认为，1956年在匈牙利无故地、白白地死了许多人，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之流，及其同伙应该对此负责。我问毛泽东：“您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好事？”他解释得很好，很英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之所以是好事，因为你们肯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错误和罪过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全世界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吸取了教训，这不是变成了好事了吗？一个小国发生的事，别的国家就不要再发生了。这是令人惊讶的见解。他还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惟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我理解毛泽东讲的话。我一直认为，受孙中山影响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些问题。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生变化的。在头一二年中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好事。但二三年后我发现，毛泽东领导人民干的这件事是极大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听不进别人的话，拉科西听不进别人的话，结果他自己也这样，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也许你们会担心，说一位主要领导人有错误，会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我看，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把毕生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他的人民。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卡达尔·亚诺什的评价，对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价，对所有人的评价，不仅要看他的过，更要看他的功，要看一个人的一生，毛泽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错事，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功大于过。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弗雷泽——毛泽东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
约翰·弗雷泽， 1975年曾任澳大利亚总理。
1976年6月曾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是其中的有关内容。
记者：您同毛泽东是同一时期的政治家，可否谈一下您对他的印象和想法？
弗雷泽：我从未见过毛泽东，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记者：在您的国家里，是否还有人知道毛泽东、熟悉毛泽东？
弗雷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年轻人、中学生是知道的。也有一些人不大了解。总之，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和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但时光流逝，再过10年、20年，那时的年轻人，也许就不知道了。
记者：您来中国多次，与过去的中国相比，您觉得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变化？
弗雷泽：今日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她变得越来越开放、自由，城市中街道宽阔，灯光明亮，商店林立。当今中国确实在世界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并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澳大利亚处于亚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她的政策以及各国间的关系。总的来讲，尽管我们这个地区还有些问题等待解决，如柬埔寨问题，许多人也在为此努力，但情况还是不错的，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已正常化。比如越南，不仅同中国，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正常。我认为，亚大地区这个舞台已经证明了自由开放经济。这些国家的采矿业和其他方面都成了自由经济了，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使亚大地区成为世界上快速发展的部分。
记者：您对于中澳关系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弗雷泽：中澳关系发展得很好。1976年中国是我当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中澳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中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下去。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平塔西尔戈——我虽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十分尊重
玛丽亚·德卢尔德斯·平塔西尔戈，1979年曾任葡萄牙总理。是葡萄牙第一任女总理。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以下是采访的有关片段。
记者：您和葡萄牙人民关于毛泽东有些什么看法呢？
平塔西尔戈：我的想法也许同我国人民差不多。就我个人来讲，尽管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的人格十分尊重。他对人民十分得关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强烈的思想信念；而且人们坚信这种物质资料的分配方法是他们当前生活的最佳方式。正是这样，我深深意识到，毛泽东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同时，我认为，在他漫长的掌权时期里，确实有某个时期可能过分统治和对人权不够尊重，这使他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伟大。当然，我们是从远离亚洲大国的欧洲来接触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但我必须认识到在那个时代——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期待较大的变革，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很有说服力。在这里我想我的观点同葡国人民是一样的。
记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毛泽东被当做一个神对待，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拯救备，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您对他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有什么看法？
平塔西尔戈：毛泽东为团结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关注工人和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他们一无所有，就我所知，在社会中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我认为改善他们的地位是毛泽东对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欧洲很难让人将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当做神来对待。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对于领导人，我们不可能将其看成是神，如果你不喜欢，你在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把他撤换下来。……我国在1974年发生过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年轻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记者：中葡之间相隔甚远，可能在某些想法上产生误解。
平塔西尔戈：的确如此。那些懂些政治的人可能会恰当地考虑这些事，而不太懂的人由于某些限制就不能正确地思考这件事。希望你们的拍摄工作能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记者：谢谢！
1993年5月于上海
访吴正裕——毛泽东、鲁迅——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
吴正裕，1935年生，江苏宜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辑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参加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毛泽东年谱》的副主编之一，还著有《毛泽东》传略（合著）等。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口碑，有心碑，有史碑，用这三者来衡量中国20世纪的两位伟人，是不为过的。所谓伟人现象，也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的结果。
两颗璀璨的巨星
访问人：在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上，有两个人是人们有口皆碑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进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能否就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吴正裕：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做，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坛上的两颗璀璨的巨星。
鲁迅长毛泽东12岁，可以说是长一辈的人，他上学较早，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上出名也早，特别是到晚年，理论上、文学上的成就达到了他的巅峰，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的威望和影响。毛泽东在鲁迅成就卓著之时，虽然也在中国出了名，在革命方面已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理论上、在文章成就上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成功，他的影响主要还只是波及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他在全国以至在世界，是逐步被人们认识的。应该说，是从斯诺写 《西行漫记》后，世界对他才逐步有了了解。
鲁迅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共同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还是伟大的文学家，毛泽东虽不好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一个大作家和大诗人。作为文化名人，毛泽东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对历史、文学以至书法的造诣都是很高的。
访问人：胡绳最近写了一篇纪念胡乔木的文章，称乔木同志是一个大作家。毛泽东当然也是一个大作家。
吴正裕：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后来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他们的革命志向付诸实践。鲁迅为了改变国民精神，选择文学作为武器，他在中国文化革命方面是个巨匠、旗手，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杂文等，在中国文坛上有杰出的成就。毛泽东献身革命后，为了改造中国，不仅在中国文化上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中国革命、文化建设以及思想领域的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访问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还付诸了实践。吴正裕：是这样，所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当然鲁迅也是革命家，他对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是大革命家。
访问人：刚才你说，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
吴正裕：不同的是，毛泽东做出的成就更全面、更辉煌。他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贡献，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的一代伟人的话，毛泽东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20世纪的伟人。
毛泽东同鲁迅见过面吗？
访问人：毛泽东和鲁迅都曾为改变旧中国而奋斗，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为改变中国而斗争的年代，他们两人见过面吗？吴正裕：毛泽东对鲁迅相知是比较早的，可以说很仰慕他，但现在没有文献记载足以证明他们曾经见过面。过去有人说他们见过面，是没有根据、不可靠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鲁迅日记》，鲁迅记日记从不间断，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都记录了下来，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不到他们会面的记载。二是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毛泽东的文稿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也没有说过曾见到鲁迅的话。如果再仔细一些分析，他们有可能接触的时间，也就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和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赴京时。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接触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物。但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没有记载他同鲁迅见过面。据冯雪峰回忆， 1933年底毛泽东曾对他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又据胡乔木回忆， 1954年他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询问毛泽东，是否同鲁迅会过面，毛泽东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许广平也曾回忆说，鲁迅生前虽然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他对毛泽东是倾心拥护的，对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拥护的。我认为这些回忆是可信并且是可靠的，就是说毛泽东同鲁迅没有见过面。
虽然毛泽东和鲁迅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之间是互相仰慕、心是相通的。从鲁迅方面讲，在30年代前期，他对毛泽东逐步有了了解，大概通过这么几个渠道：一是瞿秋白在1931年受到王明教条主义者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革命文化运动时，同鲁迅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间，也有可能他从瞿秋白那里得到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以及赣南、闽西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作为一个十分关注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人，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二是我党在1935年底作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后，曾派冯雪峰到上海向鲁迅及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传达了我党的新政策。我想，冯雪峰在向鲁迅传达这个政策时，可能会讲一些主持制定这个政策的毛泽东的一些情况。鲁迅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根据当时文艺界的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另一些“左联”的同志也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由于这两个口号提出的角度不同，曾引起了一场关于口号的争论。
访问人：这两个口号是不是有较大的分歧？
吴正裕：现在看来，分歧也是在“左联”内部。从历史上讲，鲁迅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有些意见，而“左联”也有一些人对鲁迅有误解，由于都写文章进行了公开批评和争论，当时的关系不融洽。另外，从两个口号的内容看，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理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由鲁迅提出的，它是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并强调文艺工作者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好的总流中去。“国防文学”是 1935年冬周扬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在团结各阶层、各派别爱国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上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这个口号没有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要求。因此，笼统他说哪个对，哪个错，确实说不清楚。总的说，两个口号都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比较起来，鲁迅提出的口号还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不要放弃它的阶级领导责任，而要更加重视它，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访问人：我们扯远了一点，再回到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鲁迅虽然没在组织形式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对我党和毛泽东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吴正裕：这两方的例子有几个：一是在得知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曾给中共中央拍了一个电报，称红军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过去对有没有这个电报还有不同意见，现在已经证实了。二是在1936年前后，鲁迅买了一批书籍，还有怀表、火腿等送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这充分说明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期望。
访问人：鲁迅给毛泽东等送书籍、食品、用品的事，我在1983年曾访问过王林，据王林说；那时他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这批东西装了两个骡驭子，是他经手送到陕北的。
吴正裕：这是完全可信的；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上面我们说了鲁迅对我党的关心和认识，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鲁迅和他的思想以及作品的呢？
吴正裕：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的人品，也很爱读他的著作。至于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早年是否读过，现在还没有文献可查。最早的记载是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从陕西一所中学图书馆陆续借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这些著作，并作了圈点。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通过这封信，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8年1月以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这时《鲁迅全集》出版了吗？似乎要晚一些。
吴正裕：《鲁迅全集》是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毛泽东信中既然提到《全集》，可能他已得到了消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曾把已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专门托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封套是紫红布面的，装帧别致。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南北，直到中南海，现在还在他的藏书室里。这套书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画、批注，有些著作还是多次圈阅，1949年访苏时，还特别选出几本。抽空阅读。1958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为自由书》、《三闲集》等单行本，他把这些单行本放在床上，随时翻看。70年代初，毛泽东的眼睛患了白内障，动手术后视力也差了，他提出把《鲁迅全集》印成大字本，这套大字本也一直放在他的床上，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书角折了起来。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说，当他读到鲁迅著作深刻的议论和犀利的笔锋处，往往赞不绝口。可以说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读鲁迅的书，在他的读书生活中，除了马列著作，文史古籍，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最喜爱读的是哪些？
吴正裕：首先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毛泽东对外国小说和中国现代小说读得较少，他比较喜欢读中国明清优秀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有的不止读一遍，对《红楼梦》，他曾要求党政军领导人至少读五遍。对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文献中，从他的讲话中还没有看到他读过谁的小说，但对鲁迅的小说，他全都读过，并且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提得较多的是《阿Q正传》， 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 ‘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在党内的会议上，他还多次提到写文件要像 《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这是对 《阿Q正传》的另一种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