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洪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让刘伯承在重要战略方向上独当一面，连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充分发挥刘伯承的指挥才能。这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刘伯承与毛泽东很少见面，彼此靠文电往还沟通联系，这种联系基本上限于工作的范围。毛泽东向刘伯承下达作战指示和任务，刘伯承则向毛泽东报告执行情况和有关建议。毛泽东对刘伯承十分信赖和尊重，不但在刘伯承负责的方向上注意听取刘伯承的意见，而且常就一些重大决策或部署向刘伯承提出征询，行文往往采用商讨式的语气，称呼上除刘伯承、邓小平并提时称“刘邓”外，单独发给刘伯承的电文则称“伯 承”，显得很亲切。刘伯承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指示是无条件执行的，有关征询必定认真回答。他总想用自己的积极努力来减轻中央和毛泽东的负担，替中央和毛泽东分忧。这里面基本上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贯彻执行中紧密结合战场实际，争取最佳的效果，总结出带有普遍规律的经验：二是时时刻刻维护全局利益，只要对全局有利，哪怕局部遭受一些损失也在所不惜；三是敢于发表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供中央和毛泽东决策参考。第一种情况，例如 1940年4月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在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敌进我退”方针作了补充和发展，并运用内外线转换和组织敌后武工队等方法来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毛泽东及时肯定了这个方针和有关措施，很快总结、上升为指导全国解放区的战略方针，使它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使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他解决了根据地游击战的组织法和游击战的基本战法。前者叫“游击集团”，村、区、县、军分区等各级都建立起基干武装、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游击网络，发挥根据地军民的综合战斗力。后者是关于伏击、袭击、急袭、吸打敌援、断敌交通等一整套游击战术，使根据地军民有所遵循。再如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刘伯承针对不同的战场条件和不同的敌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攻强则弱亦强，攻弱则强亦弱”“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歼其退者”“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等战术原则，指导和指挥了一连串胜利的歼灭战。毛泽东在电文中多次给予了表扬。
第二种情况，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电令刘伯承伺机攻击敌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取得打国民党王牌军队的经验。刘伯承明知以自己组建不久的部队打敌精锐部队有很大困难，但他坚决从全局需要出发，指挥部队与敌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交手。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但自身也付出了代价。刘伯承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通过实战摸了一下敌王牌部队的底，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下一步的作战指导提供了依据。1947年6月，刘伯承与邓小平奉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了战争史上大兵团无后方远距离突人敌纵深的先例。这次行动的风险是很大的，毛泽东曾要他们作好站不住脚被敌人打回来的思想准备。可刘邓下了义无反顾的决心，表示即使牺牲自己这支部队来换取兄弟部队转入战略进攻也是完全值得的。挺进大别山以辉煌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共中央、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刘邓顾全大局的英勇行为。
第三种情况，在一些重大作战行动上，刘伯承总是积极、主动地给中央和毛泽东献计献策，加强和完善中央与毛泽东的决心、部署。淮海战役开始前夕，刘伯承精心分析了战场的敌我态势，建议采取斩断敌人中枢的办法，先行控制津浦铁路徐州、蚌埠间的宿县等战略要点，形成对徐州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包围。这个重要的建议很快被中央和毛泽东采纳。刘伯承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一举攻取宿县，实现了“关门打狗”的有利局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进展创造了条件。在选取战役第二阶段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坚持主张打黄维兵团，并反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陈述理由，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批准。毛泽东的复电说：“完全同意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如果不是彼此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不可能出现这种上下融洽、协商一致的动人情景。通过以上事实和过程，可以看出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进程而日益加深的。
访问人：你上面说到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还可以从横向上看，这方面的情况可否也请您介绍一下？
薛洪兴：刘伯承与毛泽东在个人性格特点与素养等方面，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们亲密交往的基础。除了军事上易于沟通外，还有些别的因素。如他们都是果断、刚毅的人，对理想和具体目标有百折不挠的气概。他们又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对客观世界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指挥作战、处理事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创造力。他们还都是幽默风趣的人，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但毕竟刘怕承与毛泽东不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毛泽东是属于那种领袖型、全面型的，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相对而言，刘伯承的才能和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军事领域。这既是实践造成的差异，也有秉赋的关系。刘伯承很早就懂得扬长避短，他在川军时就对人说过，干别的行当也许难有作为，干军事一定会干出名堂来的。事实证明他对自己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感情世界非常丰富，有时显得深沉，有时又比较外露。刘伯承比较内向，他自己的座右铭是“深思断行”。刘怕承的特点，周恩来曾概括为举轻若重，这与他长期从事军事指挥活动有关。作战事宜，关系到千千万万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他曾说，下命令如果一字不慎，影响战局关系甚大，得枉流多少人的血啊。毛泽东高瞻远瞩，气魄宏大，善于抓本质、抓关键。周恩来还评价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毛泽东也应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性方面的因素不是最主要的条件或障碍，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感到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亲密而融洽的，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奋斗者和领导者。然而也不能完全抹煞个人特长、爱好、志趣等对交往的影响，多一点共同的东西，思想上就多一些交会点。不能不承认刘伯承在性格、志趣等方面与毛泽东的差异影响着他们在更广阔领域里的交往。例如，毛泽东可以与陈毅、叶剑英等谈诗，刘伯承在这方面似乎略逊一筹。
访问人：能不能从军事上把刘伯承与毛泽东做一些比较呢？
薛洪兴：毛泽东和刘伯承都是军事天才，他们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对战争规律有透辟的理解，表现为高超的谋略思想和出色的指挥艺术。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和负责的范围不同，毛泽东更擅长于战略指导，刘伯承则精于战役指挥。当然不是说刘伯承不具备战略家的条件和水平，因为他不负担全局性的指导，只负责一个方向，一个战略区，用现代军事术语讲，是战区战略。刘伯承最大的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作战训练都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创造性，善于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自己担负的任务与工作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来。像上面提到的“敌进我进”方针和游击集团的组织方法，就是这样的成果。建国后创办军事学院，从培养目标到教学计划，从教学内容到方式方法，从制度到校风，他都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其中著名的有：培养红专的军官，建设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贯彻“战术为经，技术为纬”，交织上升的教学方法，遵循“博而约”的学术研究方向。陈毅元帅说他“论兵新孙武”，确实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访问人：刘伯承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
薛洪兴：刘伯承对毛泽东历来是非常崇敬的。除了早期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心心相印及不谋而合外，后来曾一再肯定和强调毛泽东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作用。1942年8月1日，他在《合同战术》译版序言中提出：“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基本的第一种教材”。1947年5月，他在《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在军事指导上是划时代的人民军队的天才指导”。1948年4月17日，他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这是人民的战略，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完整的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8年7月7日，他又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实有它的特出之点，即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1951年1月，他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创造”。
以上可以充分看出刘伯承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精到的认识和理解。正因为有深刻、精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运用起来也就能得心应手，发挥自如。
即使在被误解的情况下，刘伯承也能够泰然处之，正确对待。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仍一如既往地为党为人民积极奉献。他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思维，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边境安全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邓小平称赞他：“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1973年，毛泽东指出刘伯承打仗是有功的。这个最后的评价可以说是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3年6月13日于国防大学
访顾永忠——毛泽东与贺龙
顾永忠，江苏无锡人。现任 《贺龙传》编写组组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军事研究工作。著有《贺龙用兵》、《贺龙军事大事记》、《贺龙军事文选》（主编）等。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着一批中华英才，他们如同群星簇拥着毛泽东，一同光辉灿烂，改变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却唱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雄壮的时代交响曲。当然，这里面也不乏令人回味与思考的地方。
访问人：毛泽东与贺龙见面相识在十大元帅中是最晚的一位。十大元帅中有八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就曾和他们一起共事，一起作战，和徐向前是在红军长征途中见面的，贺龙则是1936年长征结束，到了陕北，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顾永忠：毛贺见面认识的确是最晚的。但他们彼此相知是比较早的。或者可以说，毛泽东知道贺龙这个人，在十大元帅中又是最早的。
访问人：怎么说呢？
顾永忠：贺龙是湖南桑植人，毛泽东是湘潭人，他们都是湖南人。1916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湖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读书，对这个情况不会不知道。 1927年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三湾改编起义部队时，毛泽东就曾把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用贺龙不屈不挠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斗志，说明他对贺龙其人知道得比较早，对贺龙的经历也是相当了解的。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很响亮的，贺龙也早就知道了。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述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当时毛泽东在江西，贺龙率红军第四军在湘鄂西。中共中央与红四军保持联系，并把江西朱毛红军的经验介绍到湘鄂西。1929年9月10日贺龙以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谈道：“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由此可见，贺龙不仅早已知道毛泽东，而且知道朱、毛提出的16个字军事原则，并把它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导湘鄂西的根据地建设及红军的军事行动。再后来，进一步认为朱毛是红军的灵魂。1931年1月贺龙在一次收编川军的大会上讲话：“大家跟着我拖来拖去，不是拖着好玩的，也不是无獐打野。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朱（德）、毛 （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可见朱毛已经在贺龙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访问人：因为贺龙把毛泽东、朱德等视为红军的领导人，所以在 1935年张国焘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时，贺龙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
顾永忠：是的，旗帜非常鲜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活动，贺龙和任弼时开始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中央与贺龙曾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7月 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情况后，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积极活动，向红二、六军团派了工作组，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和《干部必读》的小册子，煽动对中央的不满。贺龙知道后，很严肃地指出：“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材料不能发”，并立即通知部队把已收到的材料统统收起来，不准讲反对中央和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贺龙坐在张国焘旁边，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因此，张国焘没有敢讲不利团结的话。由于贺龙、任弼时和朱德、刘怕承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同意北上，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对贺龙、弼时都有些害怕呢？（三支主力红军）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功的。”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向贺龙同志学习》一文中说：“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对抗中央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批评张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成了军阀了！’这说明了他对党是忠诚的……”
访问人：贺龙率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见到了毛泽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风云人物关系如何？
顾永忠：毛泽东对贺龙坚定的革命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十分高兴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在抗日战争期间，贺龙先后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后来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他与毛泽东工作上的接触就比较多了。贺龙对毛泽东十分敬佩，而且始终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对贺龙也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
访问人：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12月又发生了王明瞎指挥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的压力很大。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贺龙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顾永忠：在这个问题上，贺龙同样是不含糊地坚决拥护了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来，并召集会议，批评中央的方针不对，说什么国共已经合作，要国共两党共同负责领导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多，共产党的军队少，不能把国民党惹翻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二○师的一些干部也受到了王明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辟抗日根据地方面缩手缩脚。贺龙生气了，他在一二○师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确定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照某些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办，把自己的两只手脚绑起来，任凭顽固派来打我们”。但一二○师的有些干部听了，认为贺龙的讲话会损害统一战线。有几位干部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贺龙调离一二○师到中央学习。让师政委关向应也签了名。信发出后，关向应又觉得不对头，就赶到延安找毛泽东。毛泽东在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党忠诚；二、对敌斗争坚决；三、联系群众。一直到“文革”毛泽东还是重申这三条。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贺龙对毛泽东是非常崇敬的。延安整风时，贺龙提出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他还说，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的头上，我就要打倒他。贺龙的这个讲话轰动了整个延安。顾永忠：据胡乔木回忆，是有这么回事。前面讲了，王明从共产国际一回来，就说毛泽东等制定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党贯彻他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接着王明就到武汉去了，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到武汉后他给中央来了一份电报，建议延安以后不要再用中央名义发电报了，其理由是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不占多数，如果以中央的名义出来的电报就是命令和指示了。胡乔木说：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延安中央发的电报就是用毛（泽东）洛（甫）康（生）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的个人署名，不能用中央的名义了。可是王明本人呢，他不仅管长江局范围的事，像新四军，他也派人到那里去，说新四军应该怎么怎么办，还打电报给华北，对华北八路军的活动提出意见，就连晋察冀边区政府他也插手，管得很宽。所以毛泽东说，当时中央在延安嘛，“周天子守土”，我这个中央只能管延安城。从结果来看呢？王明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在武汉蒋介石对他很冷淡，没怎么理睬他。蒋介石只承认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根本就不想和共产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所以毛泽东又说了，王明是“胭脂水粉打扮前来，一个巴掌打将回去”。意思是说，王明要讨好蒋介石，结果挨了巴掌。他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所以事隔一年之后，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这就是贺龙对王明十分气愤的原因之一。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如何？
顾永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威望越来越高，贺龙对毛泽东也是更加尊敬，在国内外竭力维护他的威望，对毛泽东的决定是坚决服从。1952年8月，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建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时，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 （后改“行政”）委员主任已先后离开，贺龙实际上是握有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一路诸侯。但当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打电话征求贺龙意见时，贺龙首先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告诉他：“毛主席也赞成。”贺龙听后毫不犹豫他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就这样，贺龙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了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到北京担任了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实权”，当时还被有些人瞧不起的体委主任。
贺龙在建国以来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不是没有察觉。如他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对人民公社的吃大锅饭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后，对“大跃进”造成的军工企业追求高产值，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使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和军工产品质量普遍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国防建设和部队战备训练的状况深有感触。但贺龙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从大局出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和威望。1964年10月，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中国派出这样高规格的代表团，意在了解苏共新领导的对内对外政策，力争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但是，苏共新领导却要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坚持反华政策。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国庆宴会。当贺龙穿着漂亮的元帅服与周恩来等一起走进宴会厅时，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莫斯卡连柯、崔可夫、扎哈罗夫等贺龙熟悉的苏联元帅走上前来同周恩来、贺龙握手，表示友好。在苏联领导人致完祝酒词后，周恩来同贺龙来到苏军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是向周恩来挑衅，碰了钉子。但他仍不甘心，又向贺龙挑衅。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接着，他更放肆他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贺龙听后勃然大怒，瞪着眼睛指着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行。周恩来很愤慨，立即找来米高扬说，马利诺夫斯基胡说八道。米高扬立即表示：“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主要领导拜会中国代表团时，我方向他们郑重提出：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苏共领导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贺龙道歉，并一再声明：这决不代表苏共主席团的看法，并让马利诺夫斯基向中方正式道歉。我方表示，你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我们认为是“酒后吐真言”，他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决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及其他问题。这一次，中国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由于中国代表团坚持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尊严。所以，代表团回来时，毛泽东破例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要向苏共新领导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苏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周恩来、贺龙在苏联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一直对他比较重视，并委以重任。1959年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时，设三个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1960年起，又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管国防工业。后来林彪生病长期休养，贺龙实际上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63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直到“文革”之前，毛泽东与贺龙的关系总的看是比较好的。
访问人：从上面您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贺龙对毛泽东一贯忠贞不渝，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
顾永忠：贺龙出生在贫穷的农民家庭，饱受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欺压，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所以立下了打倒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宏伟誓言。贺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虽然读书不多，因从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十分丰富。贺龙也是一位很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很有判断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人。他自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发动“两把菜刀起义”以来，一直在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他对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了比较，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无论遇到多大风浪，都坚定不移。贺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汪精卫，与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等都直接或间接打过交道，经过反复比较，他认定只有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所以心悦诚服地爱戴与信任毛泽东。贺龙的性格豁达豪放，但对毛泽东，像学生对师长那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忠心耿耿，坚贞不渝。贺龙对毛泽东的感情，也是十分纯洁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
访问人：贺龙对毛泽东一片忠心，但在“文革”中，贺龙却遭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为什么？顾永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贺龙在“文革”受迫害的情况，也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革”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文革”中，不仅是贺龙，而且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迫害，有的被迫害含冤去世。其次，照贺龙的说法：“党内出了奸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地迫害反对他们，或与他们不同观点，不愿意跟他们走的人。林彪把贺龙视为篡党夺权的重要障碍，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
访问人：林彪与贺龙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贺龙除掉？顾永忠：在南昌起义前，贺龙是军长。南昌起义时，是起义军总指挥，而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与贺龙的地位相差甚远。在南昌起义后，国内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两人地位相当，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建国后到1959年，林彪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时，贺龙与林彪才有工作上的来往。贺龙对林彪是尊重的，工作上是支持的。在林彪养病期间，贺龙也经常向他通报情况，请示工作。但林彪容不下贺龙。首先，毛泽东在 1963年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使林彪有大权旁落之感，认为贺龙夺了他的兵权。第二，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林彪搞空头政治，强调“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政治好，其他一切都好，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专门搞虚的。贺龙则既务虚，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他更务实。他狠抓军工生产，努力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抓部队的基层和机关建设，落实民兵工作；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意提高其军事素质，他强调政治工作必须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这显然与林彪的观点大相径庭。林彪岂能容得。于是，他先派他的老婆下部队调查搜集材料，然后自己出面，说什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第三，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工作有声有色，成绩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也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戴。1965年10月，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也随同前往。对此，林彪十分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蜚语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那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进一步诬蔑贺龙在“拉山头”。所以，林彪把贺龙当作对头。开始他还想拉拢贺龙。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贺龙事先一点也不清楚，会议期间林彪专门派叶群去看望贺龙。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还说， 1965年8月 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意在拉拢贺龙，但贺龙没有理睬他。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林彪见拉拢这一招不能奏效，于是就决心千方百计地要把贺龙打倒。他先是在总参组织揪罗瑞卿的后台，随后对他在空军的亲信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又打电话给海军的亲信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解决他的问题。并授意他们给毛泽东写诬告信。不久，林彪就在一个由少数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小型打招呼会”上，把贺龙问题端了出来，他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访问人：毛泽东对贺龙应该是了解的，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顾永忠：开始，毛泽东是保贺龙的。1966年9月初，毛泽东把贺龙招进中南海，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由林彪送去的吴法宪的诬告信给贺龙看，并对贺龙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但是，后来毛泽东看了一些所谓贺龙问题的揭发与调查材料，又改变了主意，他在 1968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我对贺龙原来是想要保的，现在看来不能保了。这实际上给打倒贺龙定了调。
访问人：所谓贺龙问题，主要是什么，是“二月兵变”吗？顾永忠：贺龙的所谓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所谓“通敌”问题。此事发生在1933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和不停地“肃反”，使贺龙指挥的红三军到了毁灭的边缘。蒋介石便乘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去游说。此人是在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他作为省府驻镇守使官邪代表与贺龙结识的。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红三军艰难的处境和熊贡卿同贺龙的私交，劝贺龙投降。贺龙请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批准，先同意熊贡卿到红三军，在摸清国民党的意图后，便将他逮捕，公审枪决。湘鄂西分局将事情的经过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所以，说贺龙“通敌”完全是颠倒是非，蓄意陷害。二是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篡夺军权”的问题。这完全是林彪和他亲信对贺龙的蓄意诬陷。至于所谓“二月兵变”，完全是无中生有。
访问人：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顾永忠：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就失去了自由。但他还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形势。开始他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并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就参加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如实的反映，但没有任何回音。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贺龙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他的所谓问题的看法，不只是林彪的问题了。有一天，他曾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对薛明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句话的”。可惜，贺龙生前毛泽东没有说这句话。
访问人：林彪死后，毛泽东一定想了很多事情，所以立即给贺龙平反了。
顾永忠：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唯一接班人。他叛逃出国摔死后，无疑对毛泽东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过去的一些事必然要进行反思。但毛泽东不愧为一位伟人，一旦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能承认并加以纠正，对贺龙的冤案也是如此。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并公开承认“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不为贺龙平反。12月，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说，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毛泽东再次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因“四人帮”干扰，这次平反并不彻底；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八宝山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这场“文革”的空前浩劫中，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含冤而死，这是“文革”造成的历史悲剧。
抚今追昔，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应该更加珍惜。
访黄瑶——毛泽东和罗荣桓
黄瑶，1933年生，江苏扬州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和编辑工作，著有《罗荣桓传》 （合著）、《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罗帅最后十五年》（合著）、《罗荣桓元帅的故事》、《碧水苍山》、《罗瑞卿传略》、《一个大写的人》等。
毛泽东吊罗荣桓，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道出了许多感慨。人们自然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看重罗荣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和关系？
相识在秋收起义
访问人：毛泽东对罗荣桓评价很高，在元帅中是少有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黄瑶：据我了解，他们开始接触的时间是秋收起义以后，大约在文家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荣桓同叶重开率通城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9月19日部队到达文家市集合。次日清晨，毛泽东对全体官兵讲话，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回来再打长沙。毛泽东讲了很多道理。这对于当时为起义失败不知如何是好的罗荣桓来说，感到像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访问人：这之前罗荣桓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吗？
黄瑶：知道。他早就听说这个名字了。还在1919年毛泽东搞驱张运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毛泽东是湖南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的罗荣桓正在长沙读中学。 1927年年初，他还知道毛泽东到湖南傅山考察过农民运动，他也读过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印象。过去只闻其名，现在见到了本人，听了他的讲话，觉得毛泽东有办法，是可以信赖的人。
访问人：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接触呢？
黄瑶：据杨勇回忆，可能是通过朱建胜认识的。当时的起义军准备从文家市撤退到萍乡，派朱建胜和罗荣桓探路打前站。因为杨勇是文家市人，他们就先到杨家，问杨勇路怎么走，并且在杨家吃了饭。这次探路的结果，朱、罗发现萍乡街上和车站住满了军队，所以起义军改变了行军方向，未到萍乡。估计这期间和毛泽东可能发生了联系。
以后是三湾改编，起义军由师缩编为团，下辖七个连，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是当时七个连党代表之一。这个时候毛罗之间应该有接触了。再以后就是前往井冈山的途中，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10月22日部队在江西遂川县的大汾宿营，次日清晨，战士们还没有醒，突然枪声大作，四周都是敌人，队伍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时罗荣桓和连长曾士峨带着特务连迅速撤退，一口气跑到黄坳，一路上只剩三四十人，里面就有毛泽东。停下来了，战士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又渴又饿。搞点饭吃吧，结果呢管伙食的也跑丢了。大家就凑点钱到老乡家买饭吃。买来的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大家就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就用衣襟兜着，用手抓着吃了。当时的人们未免有点狼狈，吃饱后，毛泽东首先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下达了“立正”的口令。战士们被感动了，他们抬起头来，纷纷提枪人列。后来张宗逊带着一排人也赶到了，罗荣桓要张宗逊护送毛泽东先走了。这件事是罗帅自己回忆的，因为当时的情景非常艰难，所以他印象很深。
访问人：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和罗荣桓接触就多了，是吗？黄瑶：印象深的是八月失败。这时朱德和毛泽东已经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其中28团和31团是全军主力团，罗荣桓任31团第3营党代表。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到桂东接朱德、陈毅回来，率领的就是第3营。一路上从井冈山下山很不好走，有的地方坡比较缓，长着又高又厚的草。这种草叫野萁茅，走路时特别容易绊倒，红军就想了一个办法，坐在草上往下滑，结果又快又省力。
访问人：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中，“记得当年草上飞”是否就指这件事呢？
黄瑶：这句诗是毛泽东借用的，相传是唐朝黄巢《自题像》诗中的第一句。既然是借用到这里，又有这回事，可能是毛泽东想到了当年的这种情景才用的。
下山途中还有一件事，一天夜里部队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了，但因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比较稳固，打散了很快就能集合起来，结果各连清点人数，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战士已先他们到达井冈山了。这次罗荣桓领导的3营远征湘南，行程几百里，打了好多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真正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这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对连党代表的作用评价很高，当然这里也不一定仅仅指罗帅这个营，但起码包括进去了。尤其31团是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亲自带出的部队。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建军原则，如民主制度，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反对军阀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是从这时慢慢积累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起了什么作用？
黄瑶：我认为罗帅是实践者，当然党代表还有其他人，但大部分后来都牺牲了，而他是幸存者。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直接。1929年下山的时候，我军十分被动，敌人一直尾追不放，当时的前卫部队也是罗荣桓的第3营。到了大柏地，后卫28团的肖克那个连和敌人接触了，敌人追得很紧。这时的3营突然不走了，要求和敌人打。据江华回忆，当时军队的民主气氛很浓，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是过分了。罗荣桓和营长去军部向朱毛反映，朱毛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打伏击，结果打胜了，并扭转了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