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三是“研究现状”，这不但表现为某项计划制订前的调查研究，而且表现为计划实施全过程中的继续调查，以及结束时的工作总结。毛泽东曾再三再四地著文指出了这一点并非一般重要，而是十分重要！就因为理论只有在同实际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历史传统也只有继续不断地摆到现实斗争中去鉴别，才能把弃糟粕而存精华这件事越做越好。例如，毛泽东认为：红军在总的战略上，只能坚持以弱御强、以寡敌众的持久战；而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就必须尽一切可能，集中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优势兵力，并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时机和地方，坚决去打以多胜少、以强击弱、一举歼敌的速决战。在这里，毛泽东对老子的军事思想和孙武子的军事思想都进行了有批判的继承与应用；而且枪是从现实条件出发，恰如其分地把这两派的军事思想放在不同的位子上进行灵活运用。在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灿烂的具体表现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它同我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岂不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特色
访问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有何特色？
周抗：据我看来，它显然表现出一种颇能引人入胜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可以说是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标志。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毛泽东研究的是具体的矛盾，而不是思辨的矛盾。这只要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对照就可以看清楚了。所谓具体矛盾，简单地说，就是具体事物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思辨矛盾中，存在着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但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而只有在具体矛盾中，才有一个一个的各自特殊的矛盾，才有必要研究其中的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中研究和应用矛盾学说的，所以就必然要涉及这些问题。
访问人：你怎不能具体地谈一谈？
周抗：好的，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具体而细致地去探索辩证矛盾的具体情况的：
第一，从统一中求对立统一。具体说来，也就是把作为统一体的某事物分解为它的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并从这些部分中考察其相互之间的既差异又联结、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毛泽东爱说的一句颇多传统味的话：“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就拿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说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早在二十年代就通过细致的考察和剖析，把它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的既统一而又对立的两个部分了。这也可说，是从一中发现了二。但这决不是像切西瓜那样，简单地一刀，将它切成两半。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并且看清了双方之间那种根源于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彼此磨擦、对立的一面，又有彼此依存、统一的一面。此后的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毛泽东的如上分析，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中国革命来说，又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从对立中求对立统一。这种探索比前一种又复杂一点。它不是从“一”开始作研究，而是从“二”开始，即从分裂着的或很少联系的两个事物开始来作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关键并不在于发现对立，而是在于探索统一的可能，亦即探索具体地联系、合作、配合或结合起来的可能，并且要求确切地掌握那些必然导致形成统一和巩固统一的具体条件。例如，从1927年直到1936年，人们大都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看成绝对不会握手言和的死对头。但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等人则不同，他们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研究，认为固然两党之间剧烈对抗的现实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可以变得缓和一点的；又认为虽然要求双方之间的和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而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也不是毫无可能的。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就指出：形成国共两党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各自独立而又合作抗日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其主要条件大致是： （1）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向关内深入；（2）中华民族大难临头的形势激起了全国工人、农民以及各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3）在国民党里面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以不同方式日益更多地向我党表示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4）我们党一次比一次更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创立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项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战略决策。就在这些条件日渐形成的情势下，1936年12月发生了张、杨“兵谏”的西安事变以及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寇突然进攻的芦沟桥事变，这一事变促使我们展开了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从那以后的一系列事变进程，更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从对立中寻求对立统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我们从这一成功中认清了，“相反”的两个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成”的。或者说，是可以“合二而一”的。而在这件事的实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就在于所谓“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如上所列举的这么一系列具体条件的齐备和成熟，那就不可能有这样个具体的对立统一。
第三，从统一的历史过程纵向地寻求对立统一。有些初学《矛盾论》的同志，往往不了解毛泽东所谓“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互相贯通”，这些话中作为矛盾的彼方与此方，是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的，而且是先后相继地出现的。例如，毛泽东多次分析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坏事与好事的矛盾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既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着的方面，都是纵向的。就拿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来看一看吧，这里既对立而又在一定条件下统一着的矛盾结构，实际上是既相反而又联贯的两个历史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毛泽东正是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分辨出显然有其本身独特现象和独特本质的特殊阶段 （例如抗日战争阶段），并同它的过去阶段以及将来阶段联系起来，在辩证法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哲学概括，再经实践反复验证之后，才把这个不仅完全符合矛盾规律，而且显出了一点作者的独创性的结论写进了《矛盾论》的。因此，当着斯大林的严厉“批评”突然袭来之时，这个独创性的论断始终巍然不动。这就因为，它本来就是实事求是的，无懈可击的嘛！
我想，从上述三点探索中，人们不难领会，毛泽东矛盾学说中的中国特色，不但表现为理论形式上的民族风格等等；而且更表现为理论内容上的具体化和中国化。诚然，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一般原理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等导师那里学来的，当然也参考过许多古籍的。但绝不是像鹦鹉学舌似地，从前辈或祖先那里搬过来就算数的。而是学来了精神实质，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通过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学生……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循环上升的长期过程，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个泉源之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即里里外外都中国化了的，一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花。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访问人：毛泽东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周抗：是的，我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时，已经表明毛泽东在应用唯物辩证法去批判继承传统哲学时；在应用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都显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下面我想着重谈两点：
第一，在对“应用辩证法”研究方面的创新和开拓。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研究和应用唯物辩证法。他主张不仅要研究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尤其要揭示它们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开拓了“应用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就说打仗吧，他不仅研究一般的军事学，而且更热衷于结合研究军事活动中反映出来的辩证运动规律。从而揭示出了：隐蔽身体与发扬火力，防御与进攻，后退与前进，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持久与速决等等一系列既相反而又相成的辩证关系，创立了被称为《军事辩证法》的“应用哲学”的学科。再说进行政治斗争吧，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又作出了高水平的敌我分析，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分解为官僚 （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依据这两部份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把前者归入敌人之列，而把后者归入人民内部。这一具体分析的实际价值，就在于：使面临的敌人大为减少而朋友和战友则大为增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中，其“专政面”就大为缩小，而其“民主面”则相应地大为扩展。这岂不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政治辩证法”方面获得重大开拓前进的光辉成就吗？此外，还有“党的建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等等，其中有些方面，可说是硕果累累；有些方面虽也有错误和失败，但其中也还存在着颇有价值的，例如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某些探索。
第二，在对唯物辩证法原理及其体系研究方面的深化和开拓。列宁曾经强调，唯物辩证法要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来进行研究；同时还说：这个问题要有人来加以发挥。据我看来，正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响应列宁的号召，站出来做了这一“研究”和“发挥”的工作。首先，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而且还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进而具体指出，例如生与死、福与祸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在性质上相反的两个阶段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同一性，因而才能相互转化。这个著名论断，虽曾遭到过苏联哲学界的非议，但它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早有这种辩证思维天才萌芽的反映。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它提到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阐明。这岂不是他对哲学基本理论上的深化和开拓的一例吗？
其次，他认为矛盾学说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先简要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同时就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道理；紧接着就以大量的篇幅详细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在阐述矛盾特殊性问题的过程中，不久就联系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指出了：人类的认识运动，总是先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认识提高一步的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紧接着又展开了矛盾特殊性问题的阐述，并用来论证了“对具体的事物，必须作具体的分析”这一貌似平凡而启发性极大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原理；此后，再一次联系到矛盾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才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它的共性和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即它的个性和相对性。而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对性的东西之中，存在着绝对的东西。显然，我们如果不研究这个毛泽东称为精髓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不但不能掌握上面已经指出的一系列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道理，而且也不可能弄清楚后面的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的辩证关系的。据我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哲学基本理论上有所深化和开拓的又一例。
再次，毛泽东关于矛盾学说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和唯物辩证法诸范畴的辩证统一；而且还体现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唯物辩证法的新体系。据我看来，这也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发展或创新的难能而可贵的成果。
总而言之，我认为毛泽东对哲学的确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如上所述的这些主要的发展之点，都要经过实践从正反两面检验之后，被认为是很成功的。如果要间毛泽东的成功之路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条成功之路，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要点：（1）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其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足仅仅学其词句；（2）坚持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不是丢掉马列主义进行盲目实践；（3）坚持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这也就是说，既指导实践，而又虚心接受实践的检验。我认为谁如果能真正抓住这些要点，那么也就抓住了这条成功之路了。
1992年10月5日于上海
访谭双泉——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谭双泉，1930年生，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师大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湖南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红叶初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集）、《中共党史论集》等书，曾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
谭教授这次是以笔答的形式与我们交流的。或许以后我们会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吧？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先是一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就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有自己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同时，它又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一个内和外、个体和群众、自力与外援的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独立自主正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独立自主侧重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自己创造，可借鉴外国经验但不受外来干涉；自力更生侧重于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艰苦奋斗，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盛，需争取外援但不依赖于外援。前者是指如何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后者是指如何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保证；自力更生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访问人：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
谭双泉：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共产国际开始成立时，列宁很注意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他说：“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3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渐渐支配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以至苏联的一切都神圣化的倾向极为盛行。一方面，共产国际一些正确的主张对中国党起了不少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提出的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则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的右倾错误和十年内战时期连续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抗日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上述一系列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自觉提出并完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纯依靠“本本”。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唯书”、“唯上”都是应当反对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大声疾呼：“必须洗刷”这些唯心精神，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当时能这样地提出问题，实在是不容易呵！要知道，“反对国际路线”是一顶多么不寻常的政治帽子。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见，而且也表明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极大的理论勇气。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一经提出，必然要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又是什么呢？
谭双泉：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不断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
早在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撇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结果，已蕴含着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干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日益严重，曾导致中国革命于最危险的边缘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左”倾错误的长期斗争中，终于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根据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国内外形势，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而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克服这种投降主义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建什么国”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一方面嘲笑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显然是徒劳的；另方面又顶住了国际上的交枪逆流和原子弹的恫吓，冲破斯大林不让我们打过长江去的阻挠，在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曾照搬苏联的做法，犯了一些错误和走过一段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1958年6月一个批示中所说的建国路线，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体系。
访问人：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条思想路线最主要的代表人。从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来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个精神、原则，那么，这八个字同毛泽东本人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确与毛泽东本人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内”、“贵我”的思想十分赞同，对三纲五常这种泯灭个性和人格的奴隶主义思想表示异常愤慨，他说：“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他认定这种纲常伦理观念表面看来是利他的，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端虚伪的利己主义者，他说 ‘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他说，墨家“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因此他得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见《（伦理学原理＞批注》）甚至说，“有独立心，是谓豪杰”。什么叫“独立”？即“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讲堂录》）这种朴素的独立自主意识，对于他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自主观是有联系的。
这个思想同中国本上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我们这样由封建专制统治数千年的东方古国里，一部观念文化史，就是注经、释经的历史。统治者调节人伦关系的轴心，是“皇权至上”的“官本位”。在这种文化心态和社会风尚的沿袭下，“唯书”、“唯上”禁铜着人们的头脑。近百年来，由封建制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处在仰人鼻息的境地，“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希腊”的崇古媚洋氛围十分浓烈，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实践力量，大多数出身农民，这使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极其艰苦而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继承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内”、“贵我”的精神，并形成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观，引导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根据中国本上的具体国情规定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访问人：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未能充分展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谭双泉：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实践检验并得到充实和发展的独立自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未能充分展开，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外部曾遭到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随即又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干扰，无法向外开放；第二，内部较长时期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的东西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把争取“外援”看作“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第三，对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标准的理解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这种格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这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从根本上说，自力更生是争取外援的基础，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争取外援则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条件，是矛盾的非主导方面，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开的。
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思想以后，1936年初冬，他在保安的窑洞里向斯诺表示过：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甚至“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比如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认定：我们应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互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与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在接见外国来宾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这点。比如1965年9月30日，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当外宾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毛泽东兴奋地指出：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同美国敌视态度的斗争中，从1955年8月至1970年的15年时间里，曾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达136次。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在美国对华政策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抓住有利时机，以邀请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引起连锁反应，迎来了70年代我国外交关系发展的新高潮，这就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面地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重要国际条件。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可见，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致的。
1992年9月1日于长沙
访苏星——毛泽东不懂经济吗？
苏星
苏星，1926年生，原热河省建平县 （今内蒙古敖汉旗）人。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著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等书，并出版了 《苏星选集》。
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有很高的行政职务。原想一定很忙，请他谈毛泽东可能要费些时日。谁料想，苏教授既很爽快又很谦虚！
不是因为不懂经济
访问人：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来看，他文史著作读得多，经济理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此外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建设上有不少失误。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太懂得经济。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苏星：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毛泽东是懂经济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照耀中国革命航程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哪些阶级是革命对象，哪些阶级是革命动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阶级力量如何改组和变化，并据此制定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著作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出这些著作来的。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毛泽东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前，还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书籍。
苏星：不容否认，本世纪初，马克思的经济学原著翻译到中国来的还不多，但介绍这些理论的文章和书已经不少。例如，1919年11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译本在1920年8且发表）和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前，上海报刊集中刊登宣传剩余价值论方面的文章有7篇左右，译文4篇左右。这些书和文章，对渴望寻找中国前途的毛泽东，都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他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可能就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根据吴亮平回忆，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其中第二编是政治经济学）。在延安，读过《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
正因为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战争问题作出那么透彻，那么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他还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问题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在井冈山，他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在延安，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些著作，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建设方针、工作方法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访问人：可不可以这样看，这些理论都是针对根据地建设来讲的，它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不一样？苏星：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光有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时，毛泽东就及时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作的。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他又一次阅读《资本论》，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1958年“大跃进”中，为了纠正当时出现的“左”的观点，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冬，又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比苏联和中国经济建设经验，讲了许多意见，其中有许多意见是独创性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很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于一直刻苦学习，才有可能写出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有深远影响的著作。
当然，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不过，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失误 （最大的失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不是因为不懂经济，而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认识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个人主观专断。他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
访问人：“八大”前后，毛泽东注重经济建设，后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建设不那么重视了。从总体上说来，您认为毛泽东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苏星：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是注重经济建设的。在大会以前，1956年初，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毛泽东同一些地方领导人酝酿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调动积极因素；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号召，国务院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以后，毛泽东也还提出一些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道路的可贵的思想（如利用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变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
访问人：我认为毛泽东很重视经济，但在他的心里有个结，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事常常困扰着他。所以表现在工作方式上，一会儿抓经济，一会儿又抓阶级斗争，就这样来回摆动。
苏星：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种说法，看起来和“八大”精神比较一致，但由于这种转移是同反冒进结合在一起的，又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把“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抛在一边，终于导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8年底到195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着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这些错误，但很快又被“反右倾”打断了。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后，才下决心调整，使国内形势逐步好转。在此期间，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主持农村政策调整，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形势好转以后，加上开展中苏争论，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阶级斗争上去了。在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问题，而且说，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就变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过，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还能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当时，毛泽东一面抓阶级斗争（这是主要的），一面也在考虑经济建设问题。例如，1963年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底他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此期间和以后，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抓了三线 （战略后方）建设，并且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1965年初，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报告，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方面，对经济建设就很少关心了。相反地，当时推行的一套“左”倾错误政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也有进展，但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局限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其历史作用如何？他的思想有无局限性，原因又何在呢？
苏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你提出的问题，下面我列举几个重要经济思想。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
一、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论证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就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
二、关于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7年毛泽东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垄断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有两重性质：反对它的买办性，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毛泽东把它比喻为主体和两翼。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就提倡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在过渡时期，他亲自抓农村工作。对个体经济，我们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经之路。他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正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这个思想，今天依然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五、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