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才女 陈邦炎
• 前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法東缚,思想禁锢,妇女的人性受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失去了独立人格,失去了自我价值,失去了与男子平等的生活、学习、工作、竞争的机会,因而她们的才智也很难得到发展“五四”运动以来,随着发生在我国大地上的一次文化上空前的变革,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才逐渐为人所重视。尽管观念、习俗在短期内积重难返,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有待进一步推动;不过,方向既经扭转,女权运动之向前进展毕竟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走向近年在世界范围内,更兴起了探讨“女性主义”的热潮。妇女的历史,
• 现在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未来必将写出全新的篇章,这是可以预期的。但遗憾的是:她们过去的历史却无法改变了。因此,在我国传世的各类史籍中都难得见到妇女的名字,这就为编纂这本小书也带来了一些困难。本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系列丛刊》之一,题名为《十大才女》顾名思义,书中入选的必须是十位才华非凡的妇女,而从编纂要求来说,则需撰写十篇限在文史范围内有杰出成就的才女传记。本来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绵延数千年之久、从未中断的文化史中,仅仅介绍十位女史学家、女文学家,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只由于本文开端所述的原因,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一是过去历史上堪称为大作家的女性实在寥寥可数;二是她们的传记资料和作品,今天可以见到、可以介绍的也实在太少了。考虑到我国历史的跨度之大,本书希望各个重要朝代都有足以代表这一朝代的“才女”入选。在先秦,当然并不是没有才女,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些诗篇可推断为出自女性之手,却都未留下作者姓名,即令少数篇章,如《邶风》中的《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据《诗序》说,是卫庄姜作;《鄘风·载驰》,《诗序》及《左传》都说是许穆夫人作,但也无法据以写出她们的传记。限于资料过少,本书对先秦这段漫长
• 的历史时期中女性作家的介绍,只好付诸圆如,而不得不从汉代开始。汉代入选的是班昭。她是我国唯一的一位参加撰写正史的女性,是足以与《汉书》并存不朽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介绍她时也附带提到了另一位汉代著名的女作者班婕妤。汉、魏之际的蔡琰是选入本书的第二位才女苏轼曾称其“诗笔势似建安诸子”(见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条)。两晋南北朝的女作者,本书只介绍了谢道韫,她留下的作品虽然太少,但她是“咏絮”这个有名的故事的女主角,而“咏絮才”三字已成为称赞才女的习用成语,作为一部介绍才女的书,似乎不能遗漏了她。此外,晋代苏伯玉妻的《盘中诗》,特别是如胡应麟所说“古今诧为绝唱”(《诗薮》外篇卷四)的苏蕙《璇机图诗》,还有南朝女诗人如鲍令晖、刘令娴等,则都因限于篇幅而未能纳入本书之中。唐代是诗的极盛时期,但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所说:“声诗盛于三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其他莫能并焉。”这三位女诗人或是女道士,或是官妓,所以章学诚接着说:“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诫。此亦其明征矣。”这后几句话是从维护礼法的角度说的,却正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令在,b·
• 唐代,妇女也难以在这成为一代文学的诗歌领域里以与男子均等的机会展露其创作才智。就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身世而言,是不幸的但因非生活于“礼法名门”中,反而得到一点创作自由,有较多的篇什传世,这又是不幸之幸。在这三人中,本应首先考虑介绍被誉为“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胡曾《赠薛涛》)的薛涛,而因其已被收入本《丛刊》的《十大名妓》一书,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更因为篇幅所限,在李冶与鱼玄机两人中只介绍了鱼玄机。五代的花蕊夫人徐氏(一说姓费),照说可以入选,也因篇幅无法容纳而未收。宋代是词的极盛时期,本书所介绍的李清照和朱淑真是足以代表末代女性词人的两位作家,这是人所公认的,但应指出,两人并不是并驾齐驱的作家。李清照不仅在宋代女性词坛上而且在我国的通代文学史中是一个闪光的名字,证明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决不下于男性中也属第一流的作家,其成就远非朱淑真所能抗衡。至于末代的其他女词人,和唐代的女诗人一样,非无名篇佳构,只可惜非本书所能包容。千古江山,代有才女,元代也不例外。有《肃霾集》传世的郑允端、有《兰雪集》传世的张玉媲,以及居于“兰蕙联芳楼”的薛兰英、蕙英姊妹等,都是元代才女中之佼佼者。但本书只收才女十人,
• 考虑元代人选时,上要顾及唐、宋,下要顾及明、清,在取舍间颇费周章,最后决定跳过这一代,成任其为空白。至于明代的才女,就数量而官,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闺集《香奁》中所录即有百二十三人。本书在其中只介绍了十七岁就天折的叶小鸾。她在如此短智的生命里所展露的诗、词、文与琴、棋、书、画多方面的才华是惊人的,可说是一位极其罕见的早慧的才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三中称其“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又在卷五中说:“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蘋(徐灿字)。明末叶小齊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徐之亚。”这是本书在明代选中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其母沈宜修,其姐纨纨、小纨俱工吟咏,如钱谦益所述:“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姐、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誑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形曾之诒交作矣。”(《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香奁》中)这在我国妇女文学史上为一盛事,而对清初江南一带妇女文学的兴起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到清代,妇女文学逐渐为一些人所重视,如陈维崧《妇人集》的编纂以及袁枚、阮元等多人的先后倡导,对清代妇女文学的发展都有推动之功,因而清代女
• 性文学家的数量也远远超越前代。本书从中收徐灿、顾太清二人,以代表清代的女性词人、女性诗人;另收弹词《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以见女性在这讲唱文学方面的巨大创作才力。就清代的妇女文学而言,只介绍这三位作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这已经是宋、明两代所收人数的总和了。此外,在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等方面,还有一些历史上知名的、才艺卓越的女性,也都无法容纳入本书之中,这是编成本书时引以为憾的。陈邦炎一九九一年四月
• 班昭
公元前三十二年,汉成帝刘鹫即位不久,扶风(郡治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地区的一个官宦人家的班氏少女,被选进了皇家后宫。她仪态端庄,性格柔顺,很快就获得了成帝的欢心,进封为婕妤。这是班氏家族在西汉时最荣耀的一件大事。班婕妤又很有才德,她在失宠退居东宫时,曾写过一篇《自悼赋》,“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因被视为“非特妇人女予之能言者”,“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
• 《楚辞后语》引归来子语),并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然而这个祖上累代为官、“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望族,有功于当时和扬名于后代,还是在东汉时期。东汉初年,班婕好的侄子班彪就曾因在西汉末年的大动乱中,为河西大将军窦融策画归汉,而受到光武帝刘秀的亲自召见,并因此举茂才(即秀才,因避刘秀讳改),拜徐令(徐县县令,徐县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北),后数应司徒玊(音肃)况、冯勤等府之召,终举望都长(汉代望都县,今属河北保定)。班彪性格沉静,爱好著述,曾作《王命论》论述汉德,劝戒拥众天水(今属甘肃)的隗嚣不要与汉争夺天下,又多方采集前朝逸闻,为补踵司马迁的《史记》作了大量工作。他的两个儿子班固、班超,一个女儿班昭,更是绍继父业,光扬家风,在文武两方面为东汉王朝的隆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了留名青史的班家三杰。班昭的大哥班固是汉代继司马迁之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九岁就能写文章,吟诵诗赋,长大后博览群书,学贯众长。而且,他为人宽和,从不以才学自炫,故为当时士林所普遍推重。班彪死后,他即矢志完成父业,潜精研思,闭门撰写汉代历史,以至被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后因弟弟班超上疏申辩,显宗看了他的手稿,才获释,
• 并被派到国家校书机构任兰台令史(职掌校勘、文籍的官员),继又擢升当了皇帝的侍从官(郎)·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利用朝廷藏书,专心著述,完成了后来被定名为《汉书》的大部分篇章;一方面经常出入宫中,陪伴皇帝上朝、巡狩,与大臣们商议国事,呈献赋颂。班昭的二哥班超,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后随班固移居洛阳,以为官府抄写文书供养母亲。但他少有大志,在勤苦之余曾投笔叹道:“大丈夫没有其他志向,应当仿效傅介子(昭帝时使西域,封义阳侯)、张鶱(武帝时开西域,封博望侯)建功边地,以取封侯,怎么能长久在笔砚间谋生!”中年时终于投笔从戎,两次出使西域,屡建哉功,被封为定远侯,成了东汉王朝开拓疆域、打开“丝绸之路”的显赫名将。被后世誉为“班门女杰”的班昭,即出生和生活在这样一个积学深厚、祖德殷盛的家庭中。她自幼耳濡目染,深受熏陶。祖姑的不以才貌邀宠循礼守法的明智和贤惠,父兄的学贯古今、矢志有为的淹通和坚毅,都在无形中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现存《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她的生平经历记载不多,但这些有限的叙述以及少数几篇传世之作,还是为我们了解这位在史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女才子的生活、性格、感情和才学
•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大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前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敦育。建武三十年(54)班彪病卒,班昭当时还不满十岁。那年在洛阳太学读书的大哥班固赶回故里居丧,二哥班超也在家辛勤操持家务,兄妹三人难得在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一段最宝贵的时光。在三年居丧及以后几年中,班圄写了一篇《幽通赋》历数家世,表达了父亲去世后自惧孤弱、担心祖业失坠的不安;开始着手在父亲写成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上起高祖创业、下迄王莽篡政的西汉历史著述。他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在班昭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班昭后来为长兄此赋作注(见《文选》李善注引),又勉力续成《汉书》,在这时已种下了前因。而二哥班超的“有大志”、“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后汉书》本传),也在班昭日后的行事中有所体现。因此可以说二位兄长在这一时期内对班昭所产生的影响,是她一生成就的起点。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出于当时家境窘困或其他什么原因,班昭在十四岁那年,便早早地嫁
• 给了同乡的曹寿(字世叔)。更意外的是婚后不久,曹世叔在为她留下一个儿子之后,就过早地病故了。班昭年纪轻轻,即成了孤苦零丁的寡妇。而在这段时期内,她的两个哥哥,一个被诬入狱,获释后在京做官,一个在坐事免官后,又与郭恂起出使西域,兄妹三人除了书信往来外,很少再有见面相聚的机会了。班昭的个人生活是十分不幸的。她从十四岁嫁人、丈夫早卒到七十多岁去世,几乎整整守了五十多年的寡。一个青年女子在封建社会中,是怎样度过这段身心备受压抑和扭曲的漫长的生活的呢?从曹寿早卒至汉和帝在班固死后召其躍成《汉书》(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以后)这二三十年中,史书的记载除了“有节行法度”五字外,竟无片语道及。尽管封建时代的官修史书不会去顾及一个弱女子的个人生活和感受,被史书称为“博学高才”的班昭本人也没有像她的祖姑班婕好那样留下抒写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品,但她在这段时间内的处境和所受的痛苦,还是在无意间被透露了出来。班昭晚年写过七篇论述妇女道德的文章,起名为《女诫》,她在开场白中说的一段话,即可看作这段时期的生活和感受的概括:鄙人愚暗,受性不敏,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四,执笑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
• 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班昭在这里所说的“年十四,……于今四十载矣”,正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中、青年时期。然而在这四十多年中,她目夜操劳,备受艰辛,却不敢有任何怨言,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稍有差池,招来公婆的体黜侮辱,导致家楣的污损,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她在《女诚》中的具体叙述来看,一个出嫁的女子必须恪守“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一要“卑弱下人”,“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二要“执勤”,“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三要“继祭祀”,“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斋酒食,以供祖宗”。这些显然都是斑昭自已的经验之谈,从中不难看出她本人在长期守寡生活中身心双方所承受的种种沉重的压力。如果联系与她时代相距不远的曹植等人所作的《寡妇赋》的描写来看,我们可以对此获得更具体、更形象和更深刻的感受。建安十七年(212),阮禹早亡,曹植、王粲、丁廙等人因“感存其遗孤”,曾作赋加以描述: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佛哀伤兮告谁?
• 植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帏。涕流连兮交颈,心僭结兮增悲。(王粲)将迁灵以大行,驾龙糯于门侧。设祖祭于前廊。彼生离其犹难,况永绝而不伤!自衔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节。……(丁廙)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生活在旁人的眼里尚且这么凄苦,更何况心领身受的本人呢!以班昭的才情,完全应该写出比这些只是出于推想的描述更为动人的亲身感受。但她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一个妇教圣人的身份,在当时留下了一份向“方当适人”的青年女子训示“妇道”的《女诫》不以守寡为苦,反以“无二适”为德;不仅自己身受,还要他人效法,这是何等的可哀而可悲!不过恪守妇道、遵循礼教,在当时的班氏家族的女性中倒似乎是有传统的。当年成帝游后宫想与班昭的祖姑班婕妤同车,不料却遭到了她的婉辞拒绝:“我看古代的图画上,圣明的皇帝都有名臣在旁,只有三代时的末主,才亲近女嬖。现在您要我同车,不是和他们一样了吗?”成帝只得作罢。此事传到太后耳中,她不禁夸奖道:“古有樊姬,今有斑婕妤。”平时班婕好不但“每进见上疏,皆依古礼”(《汉书·外戚传》),而且在见谗于赵飞燕姐妹时,她也一再忍让退避,最后自请退
• 居长信宫奉养太后。她的这些言行,一直被视为封建时代女子贤慧有德的典范。班昭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婕妤在独居东宫时,还写了一篇抒写内心哀戚的《自悼赋》(另《文选》收有首以团扇至秋见弃来喻写女子被黜的《怨歌行》,相传也出自她的手笔)。班昭早年丧夫,守寡一生,本有许多感触和悲怨需要排解,可是她没有在这方面留下任何抒写真情实感的作品,相反却从身体力行中总结出一整套“妇女须知”,用束缚、扭曲了她的一生的封建礼教来束缚、扭曲更多本应有美好人生的女子。在《女诫》七篇中,她把以前有关妇女道德的零散要求集中起来,加以系统的整理,并归纳概括出影响了中国上千年之久的所谓三从四德。“三从”是指敬顺丈夫、曲从舅姑(公婆)、和亲叔妹。她认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行违神祗,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专心第五》),因而凡事只能敬顺而不能争讼,甚至不能开玩笑。对于公婆,则更应一味顺从、不辩曲直:“姑云不尔而是,固宜曲从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曲从第六》)“四德”则包括德、言、容、功四项清闲真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
• 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妇行第四》)她的这种理论一出,即受到当时士大夫的普遍重视。大学者马融更是倍加推祟,至“令妻女习焉”。尽管从具体内容来说,班昭的《女诫》并非一无是处,但从精神实质来看,它是套在妇女头上的一条沉重的枷锁。千百年来,它在无形中不知吞噬了多少女子健康活泼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班昭本人的不幸,即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此,她丈夫的妹妹曹丰生大概看得很清楚,相传她曾写了一篇很有文采的文章来反驳《女诫》的观点,可惜也许因与封建礼教相悖,今天已看不到了。不然,姑嫂相辩,各执一词,那一定是很精采的。三和帝永元四年(92),在与匈奴交战中,大将军窦宪被新起的南匈奴击败,以中护军(职掌中央军队的重要军事长官)身份随行的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y以后又因与他有前隙的洛阳令种兢的乘机陷害,死于狱中。不料这一突发事件,日后竟成了班昭改变生活和成就事业的
• 一个重要契机就在班固死后不久,班昭的儿子曹成(字子谷)在永元七年(95)被任命为陈留郡长垣县(今属河南)县官。这年春天,班昭随子赴任。她们的驿车从洛阳出发,一路日行暮宿,向东而来,经过偃师、巩县、成皋、荥阳、原武、阳武等地,进入陈留郡界,又经封丘、平丘两县,到达长垣。这是班昭一生中能考知的历程最长的一次旅行。悠久的历史在黄河流域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深受家庭史学渊源熏染的班昭过城经县,不免抚今追昔,感慨丛集。于是她仿效父亲的《北征賦》,写了一篇《东征赋》来记叙这次行程和由此生发的感叹。在这篇被《文选》保存下来的班昭唯一完整的赋作中,我们既能看到她作为汉代为数极少的女赋家所具的才情,也能体会出作为汉代乃至历代少有的史学世家成员之一的那种渊博学识。如赋在写进入陈留地界时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鳓。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棒橉。惕觉悟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 这里有行程的如实记录,也有对往事的即境追念有心情难平的形象描写,也有对立身处世的理性思考。它继承了由班彪开创的纪行赋的传统,熔记事、怀古、写景与抒情于一炉,明显地表现出賦兼才学”的特点。而赋中特别表出与长垣地方有关的历史人物子路、蘧瑗,并以“令德不朽”垂诫,也显然含有希望儿子在那里当好地方官的意思。所以赋的“乱曰”所谓“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哌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既是班昭本人的思想反映,同时也是她所希望于儿子的道德风范。这篇赋在收入收文选》时第一句作“惟永初之有七兮”,因有人据此认为賦作于安帝永初七年(113),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班昭此时已届六十多岁高龄,且在洛阳宫中为“皇后诸贵人师事”,并无随子东征之行,她的儿子曹成,据《女诫》和《三辅决录》记载,此时也在朝中官拜中散大夫,出任长垣长当是早年之事。《文选》李善注在这句下引《东观汉记》,有“和帝年号永初”几字,则“永初”当为“永元”之讹,班昭这次东征,应该在和帝永元七年被召继成《汉书》之前,而不应该在安帝永初七年被尊为“大家”之时。正当班昭母子风尘仆仆地从洛阳赶往长垣县
• 时,朝中的有识之士们却正在为班固突然死去、《汉书》尚未最后完稿而焦虑不安。中国古代朝廷向有重视修撰前朝历史的传统,自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纪传体的独创形式,写成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史事的巨著《史记》以后,历代史学家们纷纷起而仿效,而班氏父子就是其中的为首者。《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对于西汉时期此后所缺载的史实,东汉初就有不少人进行续写和补写,可惜大都不如人意。性格沉静好古的班彪在东汉天下初定时,即广泛搜集资料,专心撰著,把武帝太初以后的史料整理编纂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这就是《汉书》的最初底稿。班固在父亲死后,立志把撰修前朝历史的工作进行下去。从明帝永平元年(58)起,他就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着手编写一部记载上起刘邦创业、下至王葬篡政的西汉二百多年历史的巨著。他先是在家私撰,约历时四年;永平五年(62)被人告发入狱,获释后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开始官修巛汉书》。经过二十多年竭精覃虑的辛勤著述,《汉书》的大部分纪、传直到汉明帝建初中才基本告成。当时还剩下一些表、志有待进一步修补,然而班固却于永元四年突遭横祸,因而未能亲手最后完成《汉书》这部继《史记》之后、开历代断代史著述之先的历史巨著。班固死后,这部凝结着班家12·
• 两代人几十年心血的《汉书》不仅没有最后定稿,而且又面临着散佚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汉和帝一道诏令,将班昭召回洛阳,让她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内继续完成这一重要使命。班昭奉命回京后,即长年累月、夜以继日地置身于东观藏书阁的各种书籍资料中。为了完成父兄未竟的事业,为了给后代留下一部完整可信的史书,她以整个身心投入了《汉书》的整理、校勘与修订,不仅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全部书稿,作了大量细致的核对补漏,而且还在原稿的基础上,补写了班固未及完成的八表一志。八表是《汉书》中的主要体例之一,它们的功能是用表格的形式,筒明、系统地反映和网罗错综复杂的制度沿革、人事任免等情况,其具体内容是汉初受命,请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叶硕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赞功剖符,奕世弘业,爵土乃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吴楚,武兴师旅,后昆承平,亦有绍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 亡德不报,爱存三代,宰相外戚,昭韪见戒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汉迪于秦,有革有因,粗举僚职,并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从八表所涉及的内容和头绪来看,制作八表是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对《汉书》所记载的史实有清晰的了解和通体的把握,没有皇家藏书阁所能提供的丰富资料,没有像班昭这样既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又有女子特有的认真仔细的人来承担,要完成如此繁杂的任务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汉书》八表的补撰从体例上来说虽然承自《史记》,但它的宏富和精细却是难以企及的,因此后世一般史书都无法采用。八表之外,班昭还在当时著名学者马融的哥哥马续的协助下,完成了《汉书》十志中的《天文志》,这是专门记载历年天文、星象等变化的、专业性很强的篇章,至此,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的《汉书》在历经班氏父子、兄妹两代三人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之后,终于以“先后媲美,如出手”的完整面目问世了。在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中,班彪的发轫开创、班固的矢志继承和大力推进固然功绩显赫、彪炳史册,但如果缺少班昭的全面董理、细心补缀,那显然也
• 是不能毕其功的。何况班昭对于《汉书》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整理、补撰和定稿,而且在于它问世之后,又作了大量的解释和传授工作,为它的传世创造了条件。《汉书》刚问世时,有许多人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于是纷纷向她讨教。就连著名的学者马融,也曾经拜她为师,听她讲授《汉书》。尽管后来有不少人注解《汉书》,但班昭的意见无疑是最有权成性的。《汉书·叙传》收录班固《幽通赋》一篇,今传《文选》李善注引班昭注达六十余条之多,即是她当年曾诠解《汉书》疑难的有力佐证,同时也可看出她在文字学方面也深有造诣。正因为班昭长期恪守妇道、奉行礼教,并在续修和传播《汉书》的过程中表现出杰出的才学,所以深受和帝的器重,他经常召班昭入宫,让后宫的皇后和贵妃们拜她为师,向她学习封建礼教和各种知识,尊敬地称她为“大家”(读gu,古代对品行才学出众的女子的尊称,又因她是曹世叔的妻子,人称“曹大家”)。在这段时间里,朝廷中凡是有外邦异域的使者来贡献各种珍奇宝物,和帝总是按照先朝武帝和成帝等人的做法,召大家即席写作赋颂。如《艺文类聚》中保存了她的一篇《大雀賦》的片断,其序中说“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日……”,即为班昭常应诏作赋的一个例子。按班超在永元七
• 年被封为定远侯,此赋当作于其后不久。班超自永平十六年(73)出使西域后,即常年征战边地,到和帝永元十二年(100)时,年已七十。这年他以久在绝域,年老思乡,上疏乞还,疏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悲楚语。不久,班昭也收到了哥哥与她生诀的书信,不胜悲哀,急忙上书和帝,请求让班超早日返乡。她在书中先追述班超在异域近三十年中竭精尽力,身被金夷、转战沙漠的忠勇,接写她们兄妹“骨肉生离,不复相识”,班超此时已“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即使如此,虽“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最后又力陈古代“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和《诗·大雅》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道理。全书写得情辞恳切,理义周全,和帝读后深受感动,随即将班超从西域召回洛阳。不料班超于永元十四年(102)八月抵达洛阳后,胸疾瘁发而亡,所幸者得以生还中原,兄妹见上了最后一面。公元104年,汉和帝刘肇死后,皇后邓绥先后迎立刚出生百日的殇帝刘隆和十三岁的安帝刘枯,亲自临朝执政。由于邓太后在和帝生前就以皇后的身份从学于班昭,现在亲自处理国事,对班昭就愈益敬重了。凡是遇到朝中难以决断的大16·
• 中央社令主义毕阡事她总要与班眠★藏好数邓太后临朝时期尊礼三公、状班昭的参与和影响无关。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太后的哥哥邓骘,在永初(107-113)中曾因母丧而请求辞官还乡,太后起初不同意,去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就写了一篇上疏,说明“四舅(邓鹭、邓悝、邓弘、邓)深执忠孝,引身自退”的举动,符合古代谦让之风、可以扬名后世的道理,并引《论语》“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为据,终于说服了太后,让邓骘等人回了老家。由于班昭经常出入宫廷,屡有建言,太后特地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一种没有封邑的侯爵曹成后官至齐相),这时班昭已七十高齡了。大约在安帝元初至永宁年间(119年前后)的一天,汉宫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举哀仪式。年近四十的邓太后身穿白色丧服,亲自向自己的老师——班昭行哀致祭,场面十分悲切。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女子品行才学的典范,年过七十的班昭受到了当时宫中妇女的普遍尊重。邓太后的亲自举哀,并派使者专门监护丧事,是封建社会对个体现它道德规范的女子的最高奖誉。当然,如果撤开被人捧为“立盲不朽”的《女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谈,而仅从她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史学、文学、教育学、文字学等)所作17·
• 的贡献来看,班昭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值得人们纪念的女学者、女才子纵观班昭的一生,青壮年时的孤独辛劳和晚年的出入宫廷、著书授学,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事业上的有所成就,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而后者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前者,这种关系,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来比喻,无疑是很贴切的。据史书记载,班昭一生的著述除了补缀《汉书》八表一志和《女诫》七篇之外,还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英十六篇,由她的儿媳丁氏辑成《曹大家集》三卷。可惜由于年代久远,集子早已散佚,现在所存者有一书(为班超求返)、一疏(劝邓太盾让邓骂返乡)、五赋(《东征》、《大雀》、《铖缕》、《蝉》、《欹器》,后四篇仅存片断和逸句)。作为体现封建道德的楷模的班昭,已与那个时代一起离我们远去了但她留给后代、传之万世的,却是一部完整的《汉书》和那出众的才学人们在班昭的故乡扶风县飞凤山南,建造了一座“四班祠”来祭祀她。明代凤判知府项始震还专门作了一篇《曹大家并祀班庙说》,来称扬她对当时
• 和后代所作的杰出贡献。文见乾隆《风翔府志》卷十《艺文》,现移录于下,为本文殿孟坚氏有一代之书,因以存一代之人物事功典章也,孟坚氏之有功于汉固已。独所谓大家者,有功于孟竖氏,因以有功于汉,因以有功于天下后世是时也,天下不乏才人,孟坚氏死,天下群以《汉书≯让之大家,而不复有异言者,其班氏世业耶?其后无复杰出者耶?且粉黛青蛾其中秀者弄月耳,大家独成代之书,千古无两。嗟呼!事业文章,天下只知樽俎乎叔皮父子兄弟,而大家不与焉。嗟呼!不有大家,千秋万世,其知西汉有杨子云否耶?是为之说曹明纲)
• 蔡琰在中国古代的汉民族和甸奴族的友好交往史,曾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话,“昭君出塞”和“文姬归汉”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故事。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用诗词、歌赋、图画、戏曲等艺术形式来赞美、讴歌这两位古代女性。如果说王昭君是以自己的美貌、贤淑、识大体而不绝于人们的口碑的话,那么,蔡琰则是以自己的绝代才华而名垂青史、幼承家学,博才多辩蔡琰,字文姬,又作昭姬,东汉末年陈留圉
• (今河南杞县)人,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女诗人和女书法家。她约生于汉灵帝熹平六至七年(177178)间。父亲蔡邕,曾拜左中郎将,史称“蔡中郎”。据一般说法,蔡琰是蔡邕的独生女儿,但据《晋书·景献羊皇后传》说:“讳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衙,上党太守,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同书《羊枯传》又说:“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羊徽瑜与羊祜就是蔡琰的姨侄女和姨侄。可见蔡琰还应该另有姐妹一人。蔡琰以才情名世,同其父蔡邕对她从小的影响、教育是分不开的。蔡邕字伯嗜,为东汉一代学宗。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音律、天文,当时人就称赞他为“旷世逸才”(见《后汉书·蔡邕传》)。他的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为时人推重,辞赋也独步一时。他又擅书法,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之评。他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帚写字,得以启发,创“飞白书”(见《书断》卷上)。熹平四年(175),他奉诏与堂谿典等人写定“六经”文字,其中部分由蔡邕自书丹于石,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这些石经遂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汉隶”的代表作之一,正如元吾邱衍《学古编·字源辩》所说:“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最1
• 为后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则异。”事实上,当这些石碑正式立起来以后,都城洛阳为之轰动,“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由此可见蔡邕书法艺术在当时影响之大。在音乐方面,蔡邕堪称或琴圣手。他亲手选材所炙焦尾琴一具,木质精良,与西汉司马相如之“绿绮琴”等同被世人视为天下名器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学艺术气氛的家庭环境熏陶下,蔡琰自幼聪颗异常。在父亲的教育之下,无论是在文学、音律、书法诸方面,都达到很高的造诣,所以《后汉书》作者范哗称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后汉书·董祀妻传》)。在文学方面,蔡琰一生所写的诗赋文章自不在少数。除《后汉书》所引两首《悲愤诗》和见之于宋人文集题名蔡琰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以外,她还有《蔡文姬集》传世。据《隋书》的编撰者长孙无忌在《经籍志》中“后汉黄门侍郎《丁廙集》一卷”之下自注云:“梁又有妇人后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女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这说明,至晚在南朝梁代,还有蔡琰的专集行世。在音律方面,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注引刘昭《幼童传》说,还在琰幼年时,有一天蔡邕夜
• 鼓琴,突然弦绝,蔡琰即指出断者为第二弦。蔡邕初以为这是女儿偶尔猜中,便又故意弄断一弦问之,蔡琰即答日第四弦,结果丝毫不差。可见蔡琰辨音能力之强。唐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称“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并非虚言。在书法方面,蔡琐也卓然成家。当她归汉后应曹操之求缮写茱邕遗著时,曾说:“乞给纸笔,真草唯命。”《后汉书·董祀妻传》)这说明她对于自己的书法有一定的自信。到唐代,张彦远著《法书要录》,在卷一中有“传授笔法人名”一项,其中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据郭沫若分析,这传授说有一大部分不可信,所谓“蔡邕受于神人”已经是神话!崔瑗早于蔡邕锺繇比蔡琰的年龄大,地位也高得多,所谓“文姬传之钟繇”也是靠不住的。不过,张彦远却坚信蔡琰能书,蔡琰的墨迹在唐代可能还有流传,故构成了这种有关书法传授的说法。另外,在北宋初期,还出现
• 了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墨卷。那个墨卷最初是刻印在《淳化秘阁法帖》中,它写有《胡笳十八拍》的开头两句“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是用章草写成的。制成帖文以后,在帖文右面有蔡琰书”三字。《淳化秘阁法帖》本是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就淳化阁所藏墨迹,命王著合南唐《建业帖》而事刻的。蔡琰书是由墨迹摹刻,或由《建业帖》复刻,不得而知,但宋代书画名家黄庭坚是坚信这十四个字出自蔡琰手笔。他在《跋法帖》中说:“蔡琰《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见《黄山谷全集》卷二十八)他在评蔡襄书时又说蔡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气顿挫,时有国房态度。”(见明人王世贞《王氏书苑》卷八所收苏霖《书法钩玄》卷四《黄山谷评书》)虽然,对存世的蔡琰书十四字,也有人怀疑是假托的,但蔡琰长于书法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二、身遭离乱,一生坎坷蔡琰的一生,是饱经忧患,充满坎坷的一生。在蘩琰出生后不久,家门就叠遭不幸。根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七月,蔡邕仼议郎,奉灵帝密诏至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
• 蔡邕在应对时,因“讥刺”宦官及其亲属而获罪下于洛阳狱,被“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幸亏中常侍吕强同情蔡邕无罪被冤,在灵帝面前极力求情,灵帝才又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这时,蔡琰刚出生,尚在襁褓之中,但也已成为罪隶,随父充军到北方荒凉之地蔡邕罪徙朔方共九个月,于第二年即光和二、年(179)四月遇赦。不料在归途中,又得罪了宦官王甫的弟弟五原太守王智,弄得又不得不“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蔡爽自然也跟随父亲东奔西走,受尽苦难。等到蔡邕亡命生活结束时,蔡琰也已十三、四岁了。可见她的童年,一直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不过蔡琰在文学、音乐、书法诸方面受到父亲严格的训练和指点,当也在这一段时期蔡琰随父回朝不久,京都发生大乱。起始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和与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互相争斗火并,继则董卓以“清君侧”为名,率领西凉军杀进洛阳,挟持皇帝,把持朝政。就在这一段时期,蔡邕在董卓的胁迫下,任左中郎将,后又随献帝迁都长安,受封高阳乡侯。其间,蔡琰是否随父去长安,现不得而知。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诛,蔡邕也以依附董卓罪被司
• 徒王允关进监狱,不久就遇害。这一年蔡琰才十五岁。家庭突遭变故,父亲被冤而死,这对于尚未成年的蔡琰来说,打击是很大的。然而命运偏和她作对,父亲死后没有几年,巨大的痛苦又一次降临到她的身上。约在她十六岁时,嫁给了河东人卫仲道,新婚一年左右,丈夫又猝然病故,她无子,只得又回到原籍娘家寡居。短短几年,父死夫亡,蔡琰真是悲痛万分。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到了兴平二年(195),朝中又发生了董卓余党李郭之乱,杨奉等人竟引南匈奴军进入中原平乱,战火一直蔓延到蔡琰的家乡陈留圈县。棊琰被乱军所掳,最后掳到匈奴,做了左贤王的妻子她在匈奴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文姬归汉”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曹丕《蔡伯嗜女赋》序中也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抻玄玉壁,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当时,中国北方已被曹操统一,曹操并在这一年进位汉丞相。在武功成就之余,曹操自然很想进行文治。这样他就想起了已经屈死的好友蔡邕,想到了流落于南匈奴的蔡玻。“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
• 兮布阳和。羌胡蹈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胡笳十八拍》十二拍阔别中原十二载的蔡琰,突然听到遇赎南归,心情自然是激动的。但是由于她的两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回去,这又给她增加了新的痛苦。正如《胡笳十八拍》十三拍所写,“不调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蔡琰归汉以后,嫁给了同郡的屯田都尉董祀。婚后不久,董祀犯法当死。蔡琰曾亲自到曹操那里请求给予赦宥。当时朝中诸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正坐满堂上,听说蔡琰来到,曹操对宾客说:“蔡伯嗜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等到蔡琰进去后,只见她蓬首徒行,叩首请罪,而且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举座都为之改容。连一向执法严峻的曹操也为之感动,他对蔡琰说:“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尞何?”蔡琰说:“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最后曹操还是收回成命,赦免了董祀,并赐给蔡琰头巾履袜以御寒。(见《后汉书·董祀妻传》)《后汉书》称蔡琰“博学有才辩”,从她为救丈夫董祀而与曹操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确实出言不凡。后来,蔡又应曹操之请,凭自己出色的记忆力,将父亲巴散失的书籍背诵出来,并亲手缮写清楚,文无遗误,继承丁父亲的遗业,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保
• 存和传播作出了贡献关于蔡琰的最终归宿,史书未见记载。五言《悲愤诗》末尾有“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诗句,似乎结局也带有悲剧意味。清赵翼在《陔余丛考》“蔡邕女甥多贵显”条中说,蔡琰“后归董祀,生女为司马师之妻”。此说不知本于何处三、《悲愤》一曲,无双之璧现存题名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即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尽管这三首诗的署名都是蒸琰,写的大致也都是蔡琰的身世,被称之为自传体作品,但对于它们是不是真出自于蔡琰手笔,从北末的苏轼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悲愤诗》二首,一为五言叙事体,一百零八句;一为骚体,三十八句。对这两首诗,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认为都是蔡琰所作。主要根据是这两首诗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但也有人对这两首诗的作者持怀疑态度。北宋的苏轼认为两首《悲偾诗》都不是蔡琰所写,他说:“《列女传》蔡琰二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