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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波 当前章节:15433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07:33

《给杨希闵的训令》(1923年2月24日)

《孙中山全集》第7卷 第l35页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国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

《孙中山全集》第ll卷 第639-640页

革命终有成功之日,中国终有强盛之日。

《在广州石围塘检阅滇军的演说》(1924年4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l0卷 第33页

6、哲学思想

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此种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种,如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以利用原生者是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l95页

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l95页

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l2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2—13页

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56页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58—159页

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尚(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95—196页

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

《建国才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96页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95—196页

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故古来学说,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l3年2月2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25页

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人同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

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

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

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了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l924年3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58—261页

作者则以为进化之时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l95页

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其进步方速。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 第281-282页

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耍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76—377页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选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5页

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9页

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60页

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5页

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9页

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9页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相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相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95-196页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64页

讲到这里,便要归宿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362页

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地,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30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577页

盖人生行事,惟顺其自然,固未有于呱呱堕地时,而预算至末日如何乃人生者。我国人一作者,往往欲通盘计算乃行,其胞根实中旧涫说之流弊也。此旧学说维何,所谓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二语。以兄弟见解,实则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乃真理。

《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1918年1月23日)

《孙中山全集》第4卷 第314页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58页

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59页

为什么近来二千多年没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详细的说,可分作两项:

一是政治关系。从前政府做事,是很宽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时候,尧把天下让到舜,舜把天下让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权都可以让到别人,其馀对于人民的事情,该是何等宽宏大量。就是“家天下”的时候,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吊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有自由去发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进步。到了后来,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

二是古今人求进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千年以前,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便实行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复再去做,所以更进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饥饿,非有适用的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不可,便亲自去教民稼穑。禹见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有相当的水利方法泄去低地之水不可,便亲自去疏通九河。其馀若燧人氏发明火,试问他不去钻木,怎么能取出火来呢?神农发明医药,试问他不去尝百草,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到了后来,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象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

照这两个理由看来,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l922年1月22日)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68—70页

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对之曰“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则人必难遽信。无已,请以一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以证明之。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l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60—169页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制裁;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要之,今日欧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钱者,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他无所知也。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而社会主义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69—179页

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85页

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易”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其二为用钱……其三为作文……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难之十证,于事功上诚无间言,而于心性上之知行,恐非尽然也。”吾于此请以孟子之说证之。《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

《建国方略·孙丈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85—197页

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87页

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198页

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l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204页

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l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 第222页

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105页

本总理发明的学说是“知难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从前的革命、不知还能行;此后的革命,能知当更能行。知了才去行,那种成功当然象俄国一样。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107页

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知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知识;有了知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我们从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讲到结果,没有俄国成功那样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没有好学问、好方法。至于实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去干,实在是不知而行。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106页

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尢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力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孙中山全集》第1卷 第15—16页

强权虽合于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验泯于天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

《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507—508页

三、政治与国运

1、政党政治

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国民因之而希望于政党者亦大。故为政党者,对于一般国民有许多义务,均应相(担)当而尽心为之。

《在北京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69页

一以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此皆共同活动之精神也。

《致坝罗同志函》(1914年12月3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l47页

惟思政党天职,在恪守党纲,观察国情,以舒展国民意旨,种种应付,当剔除偏见,一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清澄,党势必日臻强盛。

《致南洋同志书》(1912年10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86页

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l页

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不可用欺骗手段逸出范围之外……政策之不能施行,必思有以改良之;手段之不合国民要求,必思有以变更之,务使有得胜之一日。愈研究,愈进步,方能谋政党之进行,方能谋国家之发达。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7页

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故政党之目的,无论何党,皆必以实行政策与研究政策二者为其目的。由是观之,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有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策者,乃为良政党;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

《<国民月刊>出世辞》(1913年5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64页

政治里面又有两种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于人者。孟子所谓:“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必有知识的,治于人者必无知识的。从前底人可说是同小孩子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已渐长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将治人与治于人底阶级打破。欧洲近世纪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底自由。兄弟这个五权宪法,亦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底阶级,实行民治底根本方法。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492页

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不如是也……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

《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6页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2页

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革命党以外未必无长才之士,而可信其爱护民国必不如革命党。

《致吴敬恒书》(1914年)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152页

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1页

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

《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69页

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0—281页

要想振兴党务,讨论的事件当然是很多,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l页

入党与受职,皆当宣誓,乃能振起本党精神。

《批彭素民呈》(1923年2月上中旬)

《孙中山全集》第7卷 第109页

淡然权利,一矢精诚,此为成功基础。

《复翟汪电》(1920年10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354页

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I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l913年1月l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政党之用意为政策。一党之中,有一党之政纲。政纲,此全党人之心事所定之方针,或人民心理一方面能行之。此行之一国之中,非立宪政体不能成立政党。立宪有民主君主之分别。民主之国有政党,则能保持民权自由,治一致而无乱。君主之国有政党,亦能保持国家秩序,监察政府之举动。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之国,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l3年3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3页

倘人人不问国事,于国家则极危险,故有政党可以代表民意。为无政党,于国家则更不堪问矣!所以有政觉则可以一致不乱,无政党则积滞进行。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4页

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其所以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实国家进化自然之理,势非如他之普通结社,可以若有若无焉者也。

《附:国民党宣言》(l91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7页

(国家)之兴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惟是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即征诸各文明国之党史,亦莫不如是。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1页

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演说》(1913年l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2页

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一附: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l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8页

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

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430页

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431页

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96页

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每一政党的明确的政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下来。

《中华民国》(1912年7月中下旬)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3页

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也。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政党竞争,各国皆然,惟当以国家为前题〈提),不当以党派相倾轧。且各党尤当互相磨励(砺),交换意见,否则固守私见,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已,国家必随之而亡。

《在北京迎宾馆与某君的谈话》(1912年9月上中旬)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77页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7页

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5页

国家如有政党,一切政治能发达。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他党争胜。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5页

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5页

国家之进步与否,即系于党争之正当与否。凡我党员,必注意于争,尤必注意于正当之争。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6页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54-255页

“政治”二字的意识,译成英文是Politics。英文Politics的意思很广,用途很多……故就P01itics这个字讲,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国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国家大事;一个是党争,就是政党中彼此所用的诡谋;一个是说是非,就是像以前所举的家庭是非之例。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1923年10月21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3l7页

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

《附: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l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7页

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实事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

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实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藉法力,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实事上之政党也。

《附:国民党宣言》,(l9l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6—397页

且夫政党之为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与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同其趋向,非具有所谓强健而良善之条件,不足以达其目的。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非他,即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是也。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靳响。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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