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样，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
8月底，党中央和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前来会合。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抵达阿坝的左路军才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这使本不愿向右路军靠拢的张国焘找到了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于是，潘开文骑马蹚过河又返回来，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于是，朱德更是坚持左路军继续向班佑前进。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为此，朱德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专断下令要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11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12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两大主力会合时大家多么高兴啊，可是会合仅仅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
一天晚上，朱德利用和张国焘下棋的机会，开导起张国焘别走“南下”的逃跑主义路线，应该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开局之后，朱德连赢三盘。为了不使张国焘难堪，朱德故意输了一盘，并趁机借题发挥说：“下棋也同打仗一样，我刚才就输在不该步步退却，落入你的包围中。”
张国焘听出朱德的话外音，知道又要劝他北上，勉强笑着应付：“哈哈哈！朱老总，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南下不是胜利了吗？前进了1000多里，夺取了好几个县城。”显然，张国焘还陶醉在南下以来的几次小胜之中，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部队面临的严峻局势。
于是，朱德耐心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早就讲过的。带兵打仗，不仅要了解自己的部队，还要了解敌人，了解兵要地志，了解当地民情。不能只看到眼前打了几个胜仗，占领了几个县城。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仗，是与敌人硬拼消耗的仗。我们前进了1000多里，却没有把敌人主力消灭。我们只不过是把敌人赶跑了，有的是敌人自己主动退出的，我们一进攻，反倒把敌人打得更集中了，把四川军阀都打得集中起来了，北面胡宗南也来了，云南滇军也来了，听说蒋介石还要调李宗仁、白崇禧来进攻我们，我们腹背受敌。我们高级指挥将领要有战略眼光，正如我俩下棋一样，不能只贪吃几个小卒子，要走一着想三着，每一步对我军有没有利都要考虑到。”朱德的一席话，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
9月中旬，张国焘经过秘密策划，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朱德走进会场时，一眼看见会场上挂着一条“反对毛、周、洛、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一下子警觉起来。
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朱德和刘伯承紧挨着坐下后，主持人就宣布开会了。朱德随身带了一本书，必要时他就以看书抗议。
张国焘在讲话中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在大是大非面前，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庄重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北上才有出路。”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里吵得更凶了，有人还逼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党中央北上。在旁的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说：“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话如同捅了马蜂窝，几个人把斗争矛头转向刘伯承：“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审案子！”还有人冲着朱德高声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一听这话，朱德意识到张国焘是想把他逼走，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那一套错误路线。为了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争取和教育更多的人，朱德决定留在左路军同他们斗争。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这些话戳到了张国焘等人的痛处。有人暴跳如雷：“你既然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明目张胆地威胁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张国焘唆使人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听后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认为南下才是“进攻路线”。走出会场时，朱德很气愤，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一天，张国焘的亲信在部队放出口风，说：“康克清不仅是朱德的老婆，更是朱德的情报员。她同朱德在一起起不了好作用，应当趁早将他们两人分开……”接着就采取了组织手段，免去了康克清“总部”指导员的职务，调她到他们控制的四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去，还派了一名女同志去“陪伴”她。康克清当然知道这“陪伴”不过是实际上的监视而已。
康克清拿着调令，非常气愤地找到朱德说：“我就是不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朱德看着康克清，久久没有说话。他明明知道，这纸调令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不愿意把这层意思说明，怕惹出康克清更大的火气，从而惹出更大的麻烦。他走到康克清身边，拍着她的肩膀，把她按在椅子上，又给她倒了一杯水，才缓缓地说：“你还是去吧，这也是组织的决定，要服从。四方面军的妇女运动也很重要，那里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干。”
康克清说：“张国焘的目的就是想封锁你、限制你，怕我给你通风报信，他明明是故意想把我和你分开。”朱德说：“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把多数人都团结起来……”
康克清说：“底下好多人都说——朱老总太忠厚，太老实了，忠厚老实得竟受人欺负！”朱德凝重地、憨厚地一笑说：“人总是要老实一点好，不能闹个人意气。”康克清说：“我受不了！干脆，你带我北上找中央去吧，别留在这里了。”
朱德凝视着康克清，久久才说：“别人不了解我，你我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朱德从来不争名、不争权、不争地位、不争待遇，只求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我留在这里，许多人包括四方面军的人，也包括一方面军的人，都可能对我说三道四，但我朱德问心无愧。这支8万多人的部队是党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既然党把我派到这里来，我就要对这支部队负责，绝对不把它丢下而自己一走了之。”
康克清听着朱德语重心长的言语，不再说什么了。朱德又说：“我们千万不能单独出走，我们一出走，正好授人以柄，让他们找到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克清，这些你想过吗？”
康克清默不作声了，半天才说：“四方面军那里离这里有些远。我走后，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朱德说：“你放心去吧，我这里有警卫员照顾着哩。再说，四方面军也属左路军，都在我的领导下。另外，张国焘不让我干事，我每天看文件、看书，有时还下棋、打打球，蛮清闲自在的呢。”
他们告别了。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多数人对康克清很热情，她很快就熟悉了情况，开始了工作。就连那个派来监视她的肖朝英通过与她的接触，也发现康克清是个好人，两人的关系也慢慢好了起来。这时，康克清开始向更多的人宣传北上的正确，认识张国焘的错误……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一听，在场的不少高级干部都傻了眼，毕竟这举动太突然了。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胁迫朱德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张国焘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很狼狈，窘迫地笑了笑。
为了扩大所谓“临时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什么的。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张国焘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朱德到了前方，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见到原红五、九军团的指战员，总是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克服眼前的困难和曲折，同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他又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亲切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当张国焘打击迫害对他搞分裂不满的指战员时，朱德总是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使一些同志幸免于难。
朱德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给南下红军找到立脚生存之地，他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10月中旬，南下的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3000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10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战役开始进行得顺利，红军毙伤俘敌1万多人，控制了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对红军南下川西作战高度重视，调集重兵“围剿”。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红军与十几个旅的川军展开决战。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毙伤国民党军队15000多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终因众寡悬殊，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地区。从此，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左路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左路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这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个转机。
这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随后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朱德得知后十分高兴。
12月30日晚，处在困境中的朱德想念党中央，想念多年并肩作战的毛泽东等战友，于是致电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等，希望“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情。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1936年元旦直接复电给朱德个人，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到了2月，战局的发展对四方面军更为不利。朱德和徐向前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正在这时，因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又听到张浩介绍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于是顺水推舟，勉强同意北上。
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5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这时，党中央来电，明确表示对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又说“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
6月22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
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悄悄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迫使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
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朱德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会师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二、六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根据朱德的建议，会议决定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正当朱德率部亲手开垦、播种的菜地里的菜长得茂盛的时候，部队却接到命令要开拔了。警卫员惋惜地对朱德说：“总司令，我们把青菜拔点吃吧！”并且马上就要动手拔。朱德劝阻道：“不能拔！菜苗还不大，拔了太可惜。”警卫员说：“好不容易种了点菜，马上又要出发，还是拔几棵尝尝吧！”朱德听了，觉得应该开导一下警卫员，便耐心地对他说：“不能拔，我们走了，还有二方面军在这里休整，留给他们吃吧。就是我们的部队不来这里住，还可以留给老乡吃嘛！”见警卫员还是有些想不通，就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做事，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的精神。我们种菜是为部队所需，为人民所想，留给后续部队吃不是很好吗！”
7月上中旬，四方面军三路纵队先后进入茫茫草地，经过艰难跋涉，于8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是朱德和第四方面军第三次草地行军，虽然已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并做了相当准备，但由于路程远、时间长，所带的粮食有限，仍不得不以野菜、树根、皮带等物充饥，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对二方面军十分关照。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
恶劣的环境无情地折磨着红军战士，一个个极为疲惫，更重要的是面临饥饿。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战士们又累又饿，不少人一坐下就不想站起来。炊事员老杨端着个盆喊道：“同志们，快来喝鲜鱼汤啦！”开头，大家不信，茫茫草原，荒无人烟，哪来的鱼，真会开玩笑。可当老杨走近时，一股浓浓的鱼香扑鼻而来，大家一骨碌爬了起来，围住了老杨。果然是鱼汤，没放盐更没放油，但这是红军离开苏区第一次吃上鱼，鲜美可口极了，可谁也说不清鱼是从哪里来的。后来问到朱总司令，朱德诙谐地说：“这是草地慰劳我们大家的。”
原来，一天午后朱德带上警卫员准备找些下锅的东西，找了半天收获不大。走着走着来到一条小溪旁边，大伙准备在这儿歇歇脚，突然一个灰色的东西一晃，溅起了点点水花。“鱼！”朱德兴奋地一喊，几个警卫员也乐坏了，这意外的发现使朱德脸上出现了几天来少见的喜色。
不多久，朱德找到一根别针，把它弯成鱼钩状，从针线包里找出一条麻线，折了一枝柳树条，几分钟的工夫，一副土造钓鱼工具做好了。警卫员弄来鱼饵，朱德便聚精会神地垂钓。也真怪，草地小溪里的鱼特馋，钩子一着水，就抢着吃，不大功夫就是好几条上钩。从那以后的几天里，大家常常吃上总司令钓的鱼，或喝上一点鱼汤。大家其乐融融。
一天，朱德跟进在行军部队中。只见伙夫小陈双脚打了血泡，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桶，后面是口铁锅，一瘸一拐地前进着。朱德见了好生心痛，上前对小陈说：“小同志，你歇一歇，我替你挑一会。”他不管人家同不同意，夺过担子挑上肩，迈开大步就走。
朱德挑了一阵，在休息号声中放下炊事担子，掏出烟斗悠闲地抽着烟，同周围的人摆起龙门阵来。这时，从后面走来几个喘着粗气的战士，他们一看这个上了年岁的老同志：黑黑的脸膛，满嘴的胡须，身边放一口大锅，断定是伙夫班长，于是亲热地上前招呼道：“喂！老班长，有开水喝吗？”
朱德抬头一看，见战士们渴得那副模样，连声应着：“有！有！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烧。”说罢，就起身拿锅。这时，坐在旁边的小李着了急，一边夺下铁锅，一边向着那几个战士气呼呼地大声说：“这是总司令，什么班长不班长的！”战士们一听愣住了，脸红红地低下了头……
8月，朱德率红军走出草地，突破腊子口，然后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任弼时回到二方面军，和贺龙、刘伯承率部由哈达铺向甘陕边境一带推进。这时，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一部西进，策应二、四方面军，形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有利态势。
9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党中央要求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至隆德、静宁一线，不让敌人占领该线。在接到中央来电后，朱德多次找张国焘等商量部队的行动问题。可是，张国焘畏敌如鼠，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恼羞成怒，提出辞职。朱德也毫不退让，说：“你不干，我干！”
于是，朱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张国焘看甩手不干也难不倒朱德，又改变态度，愿意放弃个人意见，赞成北上。于是，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北上实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9月2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等通报岷州会议决定并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21日，中央回电：“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中央为统一指挥，准备让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
可是，张国焘并不是真心同意岷州会议的决定，他到达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做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
朱德得知张国焘突然变卦、擅自决定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后十分忧虑和气愤。正是一年前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导致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致使南下部队陷入困境，遭到巨大损失。现在，眼看三大主力要会师，张国焘又想另搞一套，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德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坚持斗争。他通宵未眠，于22日凌晨到黎明连续发四封电报。他致电张国焘，对其改变行动部署“不胜诧异……深为可虑”，提出立即在漳县再召开会议“续商大计”。他又致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人员立即赶往漳县开会。同时，他不顾张国焘不准对外发报的禁令，排除干扰，致电中央和在陇南的第二方面军，通报情况，表示他坚持北上的计划。
天一亮，一夜未睡的朱德又飞身上马，疾奔漳县，一天内赶了120里路。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一反平时讲话的平和语气，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为什么不会合？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朱德尖锐地批评张国焘这个错误做法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张国焘还在会上大肆宣传：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
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表示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9月26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四方面军要求北上。同时，张国焘接到先头部队报告：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致电党中央：“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请求党中央做出西渡还是北上的抉择。
很快，党中央于27日回电，提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至此，张国焘不得已放弃了他的西渡方案，并在同一天和朱德等人向党中央报告了部队行动计划。
10月9日，朱德率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受到红一方面军迎接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见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陈赓时，朱德这位铁骨铮铮、有泪不轻弹的硬汉，激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人知道，为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他经历了多少曲折、艰辛！
随后，朱德抓起电话筒跟在90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话，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电话打了足足半个钟头之久，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这一天，歌声嘹亮，人山人海，不少群众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参加这次盛况空前的庆祝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而悲壮的战略大转移。
○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在全国各地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听说蒋介石被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提出要杀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的罪恶，杀他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解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很快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7年元旦过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机关单位就准备向延安搬家。1月10日起，陆续动身迁往延安。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一部分人和部队打前站，康克清也跟随同行。很快，他们安家在延安城北凤凰山下的凤凰村。从此，宝塔山、延河水、小米饭、窑洞……所有的这一切，康克清逐渐地由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变为亲切了。
3月2日，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红军大学)学习，成了抗大第二期的正式学员，并担任二队女生队队长。开学典礼这一天，1300多名学员服装整齐，队列雄壮，精神百倍地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继毛泽东讲话后，朱德讲话，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学习对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努力学习政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担负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对于康克清这个“望郎媳”出身的人来说，红军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到了红军队伍中她才开始真正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和提高觉悟。如果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的那次学习她还感到比较吃力、还跟不上记笔记的话，那么这次在抗大，她就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比较系统地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严肃的、紧张的，也是活泼的、愉快的。在这里学习的，不仅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军、师、团级干部，也有来自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可以说来自全国各地，真是五海四海呀。白天，他们听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听朱德讲党的建设和军事理论，听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听张闻天(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听萧劲光讲游击战术……每天傍晚自由活动时，则到处是欢歌笑语。
朱德在给抗大学员讲完课后，常到女生队一起打篮球。他一来，康克清就希望同他不分在一个队。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克清见球传到朱德的手里，就大喊：“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朱德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去，康克清接过球就跑到对方篮球架下投篮，或者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朱德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康大姐？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记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朱德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康克清喊：“快！把球传给我！”朱德又飞速地把球传过去，同康克清同队的队员乐得哈哈大笑，与朱德同队的则气得撅嘴：“总司令！你怎么又传错了球？”
后来，与朱德同队的队员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所在队就等于少了一个队员，过不多久又恢复老样子。同朱德一个队的队员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将朱德与康克清编在一个队里。于是，谁也没意见了，开心地赛球。
朱德在工作余暇和抗大学员一起打排球
延安一时的平静、祥和的生活氛围被“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
延安的反应是迅速的。8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JP+1〗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JP〗
康克清看到，这几天，朱德一直激动不已、坐卧不安。她知道，朱德在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焦急，他一定在谋划着一个重大行动。果然，14日这一天，朱德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走到康克清面前，将纸交给她，说：“你看看吧，这是我起草的誓词、一个革命军人的誓词！”
康克清郑重地接过纸一看，只见上面朱德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康克清抬起头，激动地看着朱德。她理解自己的丈夫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总司令，他的内心怎能平静？他早已以身许国了，他的这篇誓词就是他内心的写照。康克清一时感到不知说什么为好，只是动情地叫了一声：“老总……”
朱德扶着她的双肩，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也动情地说：“克清，我已报请党中央，中央业已决定，最近几日我将率队出征——”康克清急忙说：“我也跟你去！不光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还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朱德说：“我将走得很急，你等一等吧。再说你的去留，还要由组织决定。”康克清想了想，说：“那好，我一定去争取！”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22日，抵达云阳。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8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十余个年头。长达十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惊奇呢？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十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氏扣押软禁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你去也不合适！”任弼时担心，“蒋介石要吃你的‘猪’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对谁去南京是慎重的。朱德坚持前往。正好一直在西安负责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叶剑英把各方面征询的意见报来：“毛不必去，朱必须去！”朱德为争取到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是夜，康克清一直忙着给朱德收拾行装。不觉之中，她鼻子发酸，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刚刚经过万里征途，一路战场厮杀、流离颠沛，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身的窑洞，有了一块平静的根据地，老总又要去面临新的风险。她担忧、焦急，甚至还有一些害怕。但她不能说，她知道老总此行责任重大，知道老总定下来的事情她说什么也没有用。
6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从那里改乘飞机去南京。清晨，康克清用一只旧皮箱把朱德的衣物、用品和她的关怀送出远行之路，和老总什么也没有多说——同志、战友、夫妻间的道别都留在无言的心底。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朱德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他们很快被车辆接走。
车在行进中，朱德感觉到南京这座历史老城的特殊气息。不少仁人志士在街头呼吁，青年学生游行请愿，老人送子从军、妇女送郎卫国。这些都给古都南京平添了一幅幅令人激动而酸楚的景观。朱德似乎无暇顾及，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秘密使命。
8月11日，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啰，谢谢委员长！”
当日，朱德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朱德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红军总司令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朱德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不管是对手还是后辈，他们尊称朱德为“玉阶兄”或“朱将军”，朱德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