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发《岷兆西固战役计划》，为二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创造条件
张国焘撂挑子，爷爷说：“他不干，我干”
张国焘坚持西进反对会师，徐向前助了爷爷一臂之力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爷爷与周恩来重逢百感交集
一点感悟(兼全书结束语)
■写在前面的话
更事之初，爷爷和奶奶就常给我讲长征中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长征”的烙印。故事很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爷爷、奶奶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的故事。
爷爷说：“红军翻越的雪山名叫夹金山。大家知道的红军过雪山，是指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过的那一次。实际上，这座夹金山爷爷和奶奶过了三次。1935年6月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当年的10月，因为红一、四方面军9月在草地分离，爷爷和南下部队一起再次翻越夹金山；1936年2月，战局对南下的红军十分不利，于是红军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北上……”爷爷讲的这段故事让我感受到的是革命征途的艰辛；而爷爷有时讲的故事，则充满着革命者的浪漫色彩。他说：“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困难极了，但我认为苦中有乐。大片的森林，辽阔的草地，蜿蜒的河流，成群的牛羊，别有一番好风光。之所以会这样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对革命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思索这些故事，开始更加深入地感悟长征，理解长征精神。
爷爷奶奶和他的战友们用艰苦卓绝的奋斗，铸就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在人类正义的战争史上，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篇章。
爷爷在晚年时，许多当年参加长征的老战友、老部下前来拜访他，也有不少党史、军史专家向他请教许多长征中的历史事件过程，他老人家如数家珍、一一回答，特别是他对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将士记忆犹新，随口就能道出他们的事迹……
爷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很少讲他自己。每当我和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起他对长征的贡献时，他总是平淡地说：“我个人没得什么，我只是跟着党走……”
爷爷越是不谈自己，我就越想知道他在长征中的故事：他是怎么指挥战斗的?怎么战胜困难的?他对长征的胜利到底做了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地增长，我对长征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一点点地了解到爷爷在长征中的一个个故事，一点点地感悟着长征中的爷爷：
――他和几万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一起走过了万水千山，战胜了千难万险。
――他不赞成“大搬家式”的转移、反对“左”倾领导者坚持错误的进军方向，旗帜鲜明地提出改变错误领导的主张，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贡献。
――他用坚忍和智慧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
――他坚决争取了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并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
――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爷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
――爷爷长征时，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红军长征时经历的千百次战斗大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号令三军。
……
啊，原来爷爷在长征中为党和红军作了这么多贡献……
随着我了解的越多，就越增加了我对爷爷的崇敬和怀念。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爷爷诞辰120周年。我通过多年学习积累，整理出这一本书，就算是我对爷爷奶奶的纪念，也算是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一份礼物吧！
朱和平2006年7月
■战友情深，毛泽东终于可以随军长征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归于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瑞金。爷爷和中央红军总部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据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吕黎平回忆，（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爷爷当时是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爷爷虽然年近50岁了，但为了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奶奶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
吕黎平回忆说，行军途中，爷爷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
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开始时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的爷爷的意见，他们并不重视。后来，爷爷说：“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而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长征中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则大都由爷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10月23日这一天，由爷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15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陆定一：《长征大事记》，《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86800余人。留下红军16000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本来，博古、李德等人曾不想让毛泽东一起走，只是周恩来、爷爷等人一再争取，才允许他一起随队转移，并和爷爷一同被编在首脑机关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
李聚奎将军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央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指爷爷和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后来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是周恩来和朱德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由于博古、李德没有充分估计战略转移行动的艰难，结果，数万人的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8万多人，庞大的军委、中央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大批物资，什么都得背上，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部队疲劳不堪……
■撕破强网，拉“旧友”抗日反蒋
8万大军，去向何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红军自己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10月16日，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五个军团和中革军委两个纵队总计8．6万人集结完毕，开始分别渡过于都河。
据时任前卫部队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岸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的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起来”。
杨成武住过的房东大娘烤了两个白薯送给他，这位60多岁的大娘3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她拉着杨成武的手说：“好好打，大娘等你们回来。”
这个依依难舍的场面，这个永远值得怀念的重阳节黄昏，不知烙印在了多少红军指战员的心中！（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17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开始分别从于都、花桥、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向赣县、信丰、安远边界的王母渡、塘村地域集结开进。
时任红一军团1师3团总支书记的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4时出发，行程70里，路过卦江时，赤卫队刘队长拉着我的手问：‘你们往哪里去？’我也只听说向南行动，反正哪里便于消灭蒋介石，好打破敌人‘围剿’，就打到哪里去。”10月18日，爷爷向各兵团、各独立团颁布了关于攻占固陂、新田地域的命令，攻击时间定于20日夜间。
“出发已几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了！”（《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是时任前卫军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童小鹏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写到一个在作动员讲话的指导员，（那个指导员）说：
“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地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铲共团’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以免失去联络，受‘铲共团’的袭击。”
而肖锋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当天的情景的：
“（今天）已进入赤白交界区了，白军离这不远。三营把林木村地主土围子打开，捉住10多人，还杀了两个恶霸，没收了4只猪，部队和群众大大改善了生活。”（《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而作为殿后的一方面军五军团这天才开始从驻地出发，向长征的集结地仓前进军。时任该军团13师师长的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夜经过12小时的时间，才到达宿营地仓前，因路碍及行军组织较差，落伍人员较多，部队较疲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这几天的心情好极了，正乘坐他的福特专机在西北各地视察。10月18日这天抵达兰州。他是15日离开南昌前往西安的。15日是这位属狗的蒋委员长的48岁生日，正是本命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18日下午3时半，蒋委员长赴当地一织呢厂视察机器，赴西郊小西湖视察农村状况。”这篇报道同时提到蒋委员长抵兰州时，“着褐色袍黑马褂，精神奕奕，与欢迎者点首微笑”。而当天的《中央日报》更是用难以按捺的喜悦心情在《第三路军收复兴国县详情》的大字标题下，称：“剿赤军事近来势如破竹，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伪一、五两军伤亡奇重，狼狈溃退。”
但《中央日报》殊不知，在“国军势如破竹红军狼狈溃退”的表象后面，是红军主动后退、转移。而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此时却全然不知，更让国民党情报机构想不到的是，在爷爷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红军已于一个月之前就和国民党“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秘密谈判，达到了一定程度上互不攻击的默契，在蒋委员长看来固若金汤的包围网，实际上对红军已是网开一面……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爷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之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了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邓小平1980年9月在接见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柏博士时说：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陈树柏博士的“令尊”，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其实，早在1933年5月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之时，爷爷就开始在两军搏杀的层层迷雾中，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机智地利用这种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力量。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7岁时入学广东陆军小学，后在粤军担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1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可见，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利用爷爷和旧军队的高级将领的关系，于1934年9月由爷爷出面亲自给陈济棠写信，以陈明民族利益和陈济棠的自身利益来打动陈，并同周恩来一起主持了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爷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提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设想。爷爷在信中说：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斗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惟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原文如此）日可待。（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爷爷陈述利害之后，坦率地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爷爷说：为求是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通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刻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爷爷写这封信时，中央红军已经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在严重的敌情威胁面前，爷爷和周恩来一起决策，派遣潘汉年和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到寻乌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密谈。爷爷给陈济棠的信就是在谈判中发出的。
经过谈判，红军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知陈济棠，陈济棠的部队就后撤20里。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8日，红军按照和陈济棠的协议，在很短时间内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爷爷给陈济棠写信及争取他放开一面的成功之举，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美谈。
■支持毛泽东，实施“通道转兵”
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
按照原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此北上，同红二、六方面军会合。可是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的这一意图，急调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扼守通向湘西的要道，张开口袋等候红军往里钻，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于湘桂边界地区，同时命贵州军堵击红军西进贵州……
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对不能中了敌人所设的圈套，否则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爷爷历来是尊重毛泽东的，同时，他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也完全一致。但当时毛泽东已不在红军中任职，也很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
关于红军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负责人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原来计划，力主西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打几个胜仗，摆脱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之后，爷爷和周恩来等人也发言表示支持。会议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毛泽东和爷爷的这一边。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会后，爷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1934年12月13日21时半。）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在长征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为红军走出困境，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爷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定，是在通道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爷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31日，爷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2月31日3时。）
“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1934年12月31日2时半。）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坚决主张不过乌江。为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
在红军进入遵义之前，爷爷等人早就对李德等独断专行、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红军不断受挫的行径提出批评，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等商量后，最先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倡议一出，立刻得到爷爷、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响应。红军占领遵义后，面对红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险境的这种状况，召开遵义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爷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据伍修权回忆，会场设在公馆爷爷和奶奶住的同一层楼上一个较大的房间里，房间中央仅有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和长条凳子，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所以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进行，每次都要开到深夜。
会议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做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做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稍后，毛泽东发言。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并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是中央最高负责人，担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也是最高核心成员，但因为他是“三人团”的成员，所以要做一些自我批评。因此，作为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爷爷，他的表态，在当时是非常有分量的。
爷爷历来的谦逊稳重是有口皆碑的，但他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王明一伙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了根据地的事实，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爷爷的发言，代表了红军全体官兵的心声，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在发言中首先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被直接批评的是博古，批评博古实际上就是否定李德的那一套做法。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就像是处在被告的位置上。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的组织路线、领导作风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做了结论。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爷爷、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根据陈云同志的记录：
一是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
二是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后不久，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纠正自己错误的一次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
■危急时刻亲临火线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然而，军事形势却仍不容乐观。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其总兵力有40余万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仅余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前面是敌军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至的敌人重兵。此时此刻，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打破僵局，树立信心，这对于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变被动为主动十分关键。
土城战斗，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而紧迫的时期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和爷爷等反复研究，决定留下少数部队阻击敌人，红军主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1月27日，毛泽东、爷爷率中央军委到达赤水河边上的土城，发现这里的形势十分险恶，川军的4个团正尾随杀来。
川军是地方军阀部队，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属于“杂牌军”，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并且只有4个团，也只不过六七千人，比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央军”好对付。毛泽东提议，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五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于是，红军迅速组织了土城作战行动。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它在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援兵源源而至……（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形势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敌军不断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压来，后面就是赤水河，红军将面临背水作战的绝境。
爷爷感到，如此形势，已经不是打大胜仗的问题了，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人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爷爷决定他自己亲自去。
在总部的屋子里讨论时，爷爷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打好这一仗，就走活了一盘险棋，我到前线走一趟。”
后来有人回忆说，爷爷当时语气十分平静、恳切。
爷爷的这一举动，震动了在场的红军高级将领们。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爷爷，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信任、敬佩和担心。
毛泽东心里更是矛盾，他大口大口地抽烟，抽完一支，又接上一支，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爷爷看着毛泽东，心里知道毛泽东也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就把帽子一脱，说：
“得咯，老伙计，只要红军能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我朱德的！”听了爷爷的这一番话，毛泽东使劲地扔掉手中的烟蒂，从椅子上站起来，紧紧握着爷爷的手，用力点点头……
爷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亲自率领着一、三、五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阻住了敌军的猖狂进攻。
爷爷和刘伯承走后，毛泽东十分担心爷爷的安全和战斗的成败，于是决定派陈庚和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的干部团紧急前往增援。当时红军的干部团，全部是由红军排以上干部组成的。是在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后，为保留革命骨干而组建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它关系到红军的发展和革命的未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投入战斗的。毛泽东在此时动用这支部队，一方面说明这次战斗之关键，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了毛泽东和爷爷的感情之深厚。
干部团的到来，极大地支援了前线。爷爷亲自到干部团指导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
长征途中，爷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并使红军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件皮筒子留给站岗的同志用”
长征时期，一直在爷爷身边工作的贾守仁说，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腊子口便是他们通往陕北的最后一道难关了。队伍还没到腊子口，毛毛细雨就下个不停，官兵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这时，大家见到疏疏落落的村庄和隐隐约约闪现在云雾之中的腊子口，便高兴地谈笑开了。
有的说：“又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了，翻过这座山，离陕北就近了。”
还有的说：“听说腊子口很高，站在山顶，也许就能看到陕北了！”大家说笑着，加快了脚步。
他们来到腊子口山脚下，抬头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腊子口像一堵高不见顶的巨墙，直插云霄，山势陡峭险峻。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像是一条天上挂下来的彩练，蜿蜒曲折，盘旋于群峰之间……
好在大家此刻心里充满着对陕北的憧憬，身上的劲头儿很足，一个个奋力向山顶攀登。
翻过山顶，雨下的是不大了，但本来又陡又滑的山路却更难走了，不时有人滑倒。宣传队的同志在路边作鼓动宣传，同志们情绪也很高。有的同志开玩笑说：
“老天爷知道我们很辛苦，特为咱们落点雨，好让咱们坐‘滑梯’下山。”
从早上开始上山，直到黄昏，整整一天过去，腊子口终于被红军战士们甩到后面去了。半夜时分，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这是他们自进入草地以来第一次住进房子。当时，正值1936年8月底。走出了腊子口，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这时，虽然他们白天行军，还要遭受到国民党军阀胡宗南、鲁大昌部队的堵截和敌机的轰炸、骚扰，但是，红军战士们却说：
“雪山、草地都阻挡不住我们，胡宗南、鲁大昌算个什么！”
有的战士还风趣地说：“在雪山草地，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掉了队。现在胡宗南、鲁大昌又来给我们送东西，连收条都不要。”
战士们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部队刚刚经过洮州一带，先头部队就打掉了一股国民党杂牌军，缴获了一批战利品，其中除了枪支弹药、吃穿用品外，还有一件没有来得及做成大衣的皮筒子。
当时，部队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大部分同志身上穿的还是从苏区出发时带的衣服，有的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爷爷也和同志们一样，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单薄。在分配战利品时，同志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大了，一致要求把那件皮大衣筒子送给他。爷爷说：“这件皮大衣筒子是战利品，应作公用。先放着，待天冷了时，给站岗的同志用。”
转眼已是1936年的秋末时节，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来到了甘南的渭水河边。这里，天气变化无常：中午，天气闷热得像头“秋老虎”，毒毒的日头烤得人头发蒙；忽然一阵狂风吹来，黄色的沙土卷地而起，布满天空，直往人们的脖领、袖口里钻；一到夜里，冷不丁地一股寒风吹来，天上雪花舞，地上结冰凌。一天，爷爷到达宿营地，办完公后，已是深夜了，他又习惯地到同志们住的地方走走看看。爷爷转了几个地方，又向总部电台的驻地走去。
总部电台，身为总司令的爷爷一向十分关心。那时，由于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台是我们与党中央联系的惟一通讯工具。为此，爷爷常对电台的同志们讲：
“你们的岗位很关键，责任重大呀！你们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保证随时能够联系得上。”爷爷不仅关心电台的建设，对于在电台里工作的同志们也特别关怀。在行军路上，他看到电台的同志抬着机器过来，总是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用，自己和同志们一样步行……
这时，爷爷轻手轻脚地走进电台的临时报房值班室。这是一家老乡的旧房子，墙壁裂了缝，纸裱的窗户透了几个孔，直往屋里灌风。值班的报务员正坐在电台跟前，头戴耳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党中央电台的讯源。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冷风打来，身子微微颤动……爷爷目睹了这一情景，双眉不禁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显得更加深沉、严肃。他凝视了好一会，才轻轻地走到这位同志的身边。值班的同志见爷爷来了，连忙站起身来。
爷爷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亲切地问：“和党中央联系过了吗？”
“报告总司令，一住下，就联络通了，我们的电报也发了。”
“好，好。要注意收听，保持不断联系。”爷爷说着又摸了摸这位同志的身上，关切地问：“夜里值班，穿这点衣服受得了吗？”
“不要紧，总司令。现在比在雪山草地那阵强多了，我能坚持。”
听了这位战士的回答，爷爷的眼眶微微地湿了，他又拍了拍这位战士的肩膀，便离开了报房。
爷爷回到自己的屋子，立即问勤务员：“那件皮大衣筒子呢？”
勤务员从包袱里取出了那件皮大衣筒子，问：“首长，您现在穿吗？”
“不，给电台的同志送去。他们晚上值班，冷啊！”爷爷严肃地说。
“首长，那您也需要啊！”勤务员不情愿地说，“眼看天气一天天冷了，你穿得也不多，夜里又要办公。万一冻坏了身子怎么办？”
“别光顾我。电台的同志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值班，夜间的天气很冷，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啊，快送去，快送去。”
从此，这件皮大衣筒子就成了总部电台的公用大衣……为此，贾守仁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一段感慨：
每当报务员同志夜里值班披上它的时候，总司令那亲切、和蔼、慈祥的面容就出现在他们眼前，总司令那深沉、有力、关切的话语就回响在他们耳畔。严寒驱走了，疲劳战胜了。那件皮大衣筒子，就像是总司令那温暖的身体，无微不至地体贴、温暖着他们的心田，和他们一起度过漫长而又寒冷的黑夜，直到迎来霞光万道、温暖如春的明天。
■一点感悟
爷爷爱兵如子名闻天下，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答案很多，根据我和他生活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我感受较深的是：
首先，与我们的家世有关。我们家世世代代是贫苦的农民，爷爷出生时，全家三代十一口人，生活过得十分清苦。那时，爷爷的祖父已年过花甲，还经常领着全家下田干活。爷爷的祖母是一位十分能干、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在爷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除了能把这个穷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外，还能把全家领导得和和顺顺，深受邻里的称赞和尊敬。爷爷的生父和养父都是为人诚实、纯朴、忠厚的老式农民……爷爷出身在这样淳朴忠厚勤劳善良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过着苦日子，就感受到穷苦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公，这给了爷爷深深的影响，使他一生都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真诚善良、爱憎分明、宽怀大度和光明磊落的品质。当时的红军战士也大都是贫苦出身，爷爷与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从这一方面看，爷爷的爱兵如子，是有生活基础的。
其二，与爷爷接受的教育有关。爷爷在席家砭私塾断断续续地读书8年，不仅打下了旧学的基础，而且在席聘三先生的引导下，涉猎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爷爷在顺庆府中学堂就读的一年中，在刘寿川老师的帮助下，除了涉猎了一些如《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外，还大量接受了爱国维新思想和科学强国、教育救国的新理论，并从中学到了不少治国兴国的经验教训。我想，正是这种进步的早期教育，才使爷爷在心灵的深处打下了从旧传统向新观念转变的思想基础，这种基础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意识……
其三，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建军之初，我军就实行官兵平等的原则，这是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以军阀官僚为核心的旧军队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我军能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拖不垮、打不烂”的重要原因。爷爷曾在旧军队中带过兵、打过仗，对旧军队中的那一套军阀体制深恶痛绝，他一参加革命，就对创建新式的人民军队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因此他总是视每一个革命战士为自己的同志，自己的职务再高，也与其像兄弟一样平等相处，真正做到了“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爷爷一生都保持着良好的军人作风，即使到了晚年，近90岁的时候，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步，每逢哨兵给他立正敬礼，他都会立刻止住脚步，还以注目礼或举手礼，这一小小的细节，使警卫战士们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