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爷爷才真正得到了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敬爱。有一位老同志说：“我对朱老总是敬而不畏，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热爱。”
■面对淫威，爷爷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由于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三个月后便分离了，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危机。
据史沫特莱记载，张国焘宣布，这条河（噶曲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地方。他坚持爷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爷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爷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张国焘明白，爷爷和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说服了爷爷，就一切都好办了。当天晚上，张国焘采取突然行动，带着他的特务营，包围了爷爷的司令部，把爷爷和刘伯承软禁起来。张国焘登门“造访”爷爷，张国焘向爷爷讲了很多不能北上，只能折回川康的所谓理由，他用命令的口吻对爷爷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爷爷鄙视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柔中带刚地答道：“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它！”接着又补充道：“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却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爷爷的这一不屈的举动，到“文革”时期竟被歪曲为与张国焘一起分裂党中央。跟随爷爷多年的秘书沈毓珂回忆说：“关于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问题，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耍尽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卑鄙伎俩。1967年，他们以不署名的方法，印发了一个小册子污蔑朱德在1935年长征到达川西时，曾伙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朱德看到这个小册子后，很坦然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持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张国焘曾将我软禁起来，胁迫我发表宣言反对毛主席，我当时干脆告诉他：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我也是拥护毛主席。”
此时的爷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立即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原五、九军团的部队寻机北上。这样虽冒一定的风险，但可以早日回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队伍里。二是继续与南下的部队在一起。并设法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陕甘的道路。
■爷爷选择了后者。
他认为，随党中央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仅有7000余人，而南下部队仍有8万人以上，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同时，他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好的、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一旦通过实践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就会拥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实现与党中央会合。所以他坚定信念跟着这支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与党中央会合。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爷爷的围攻。
张国焘先是派人同爷爷谈话，要爷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爷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
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并要爷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爷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爷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
有人冲着爷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爷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爷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
“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一来，一些人又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
刘伯承和爷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开完会，爷爷忧心忡忡地对奶奶说：“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张国焘把中央、军委北上说成是‘制造分裂’，看来他是要搞分裂了。”
阿坝会议没有使爷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爷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爷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奶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
爷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爷爷这一番有根有据的话，直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中共中央继续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特别说明必须转达爷爷、刘伯承：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一致。……（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的命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张国焘在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月17日，在张国焘的哄骗下，整个左路军及右路军中留下来的四军、三十军，于10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爷爷仍然不停地劝说张国焘北上。
潘开文回忆说：“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迫害朱德总司令，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朱德总司令看完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张国焘不干。朱德总司令只好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多么想赶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可是，张国焘见到这种情景，惊慌失措，怀恨在心，暗地里继续采取阴谋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迫害。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总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张国焘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爷爷准备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
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达到了顶峰，他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当时在场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出我们的热闹。”（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虽然如此，张国焘仍不死心，继续拉拢爷爷为他壮门面，宣布爷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此，爷爷坚决反对，严正驳斥他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硬搞，我也不能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见拉拢爷爷不成，心中大为不快，但慑于爷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又有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等许多同志关心他，也拿他没办法。刘伯承回忆说，当张国焘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并自封为主席之后，“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辞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爷爷既讲斗争，又讲团结，以团结为重，把问题作为红军内部的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作无代价的牺牲。他教育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说：我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当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文件发到红五军团时，有的同志气愤地一把将文件撕碎。整个部队似一座火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少数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甚至气愤地说：“如果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爷爷看到这一危险局面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浩劫。为了革命大局，在危难之际毅然担起了维护红军内部团结的重任，他不顾自身的荣辱与安危，主动给同志们做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有一天，爷爷来到红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红军和红军冲突起来，那意味着对革命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都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善守能攻，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可是你们人少嘛！革命光有你们也不行，团结就是力量。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切不要上敌人破坏团结的当。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
卓木碉会议后，爷爷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为了防备不测，爷爷和刘伯承暗暗地做着各种准备。
一次，刘伯承担心地对爷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看样子，他们有可能在逮捕人。”
爷爷沉思片刻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我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于是，爷爷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张国焘放弃自己的主张，回头北上，与中央会合。
■讲究斗争策略，爷爷千方百计保护同志
对于同张国焘的斗争，爷爷也很注意讲究策略，不激化矛盾，给张国焘留下回旋的余地，赢得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使张国焘不敢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惟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复杂斗争中，爷爷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如爷爷所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婉，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
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爷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由于爷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爷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面对这种情况，爷爷很是担忧，他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爷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爷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爷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
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
爷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爷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接着，爷爷借故支走了彭绍辉，这才使彭幸免于难。
爷爷听说廖承志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便派奶奶康克清去了解真相。在获得一些线索后，便向张国焘提出放人。张国焘最初矢口否认，后来又说有些事下面不报告，他常常不知道，待查了再说。针对张国焘的推诿，爷爷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
在爷爷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表示：一定认真去查，若有此事，一定保证这几个人的安全。
直到确定北上陕甘后，廖承志等才被释放出来。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20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爷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20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受到爷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等。
■张国焘撂挑子，爷爷说：“他不干，我干”
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并逐步靠近，使得蒋介石如坐针毡。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平息，胡宗南部正在北上途中，蒋介石决定，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3个军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彻底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
根据战场形势变化，爷爷和张国焘于9月13日致电中央，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战建议。
也是在此时，9月11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并答应在宁夏占领后给予武器、技术援助；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爷爷和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共产国际电报内容，对红军作战行动做出新的部署。
但张国焘对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担负战役主力大为不满，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作战。他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令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休整，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只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大道之青石驿或界石铺突击，做截断交通的准备，“但必要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
是按中央要求北上还是按张国焘主张西进？爷爷旗帜鲜明地执行中央的方针，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部队迅速北上至隆静线。终于，陈昌浩被爷爷说服，站到了爷爷的立场上，同意部队迅速北上，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但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坚决反对在静宁、会宁地区迎击胡宗南部，顽固地坚持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
9月16日至18日，张国焘在十三里铺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爷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萧克等参加会议。会上，爷爷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却坚持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因此提出西渡黄河，进军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会议因此争论不休。
会议开到第3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爷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爷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自动复职，派人通知继续开会。爷爷等人赶到了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此时都支持爷爷的主张。陈昌浩此时完全站到了爷爷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方案，这对于会议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18日晚，爷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发布《通（渭）庆（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爷爷和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岷县会议决定：“决定红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开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速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十四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并建议“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面，商决一切。”
毛泽东接电后，如释重负，于21日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复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