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朱家兄弟三人被安排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就是那些少爷们。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兄弟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还故意把“朱”写成“猪”，用各种方法来奚落他们。“人穷志不短”，朱德兄弟仨反抗过、斗争过，将这些事情上告先生，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结果受斥责、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们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们凭什么抢去？……”
话才出口，丁家的少爷们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地对朱德就是一阵拳脚。大哥朱代历上前阻止，同他们评理时，丁家少爷们对代历又是一顿拳脚。朱家兄弟实在忍无可忍，齐心协力进行还击。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个个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哪个也不是朱家兄弟的对手。朱家兄弟正在狠狠还击时，被先生吼住了，还被罚站了一阵子。朱德兄弟俩虽然觉得先生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受雇于人的先生也有难处呀！
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你们要学会忍耐。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么读下去？古人云：不忍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鼓励他们：“要刻苦用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这些话让朱德刻骨铭心。
一天，下了私塾后，朱德邀了几个同学去新河游泳。他们又说又笑，高高兴兴地到了新河岸边，只见几个常来游泳的孩子，犹犹豫豫不敢下河去。朱德走上前问原因。小孩把一个张姓的地主家儿子小肥崽横行霸道，不许穷人在新河游泳的事说了一番。只气得朱德二目圆睁，怒火燃烧，顺手拔起一根芭茅杆，折成几节，愤愤地说：“这是啥世道，种庄稼受气，上学也受气，难道洗澡也受他们的气！我们偏要改改这个不公平的规矩！”说着招呼大伙儿，扑通扑通，跳下河去游个痛快。
过了一会儿，只听岸上有人喊：“上来，快给我上来，新河是我们家的。”朱德从水中挺起身，喝道：“姓张的，不要嘴巴不干净，河是地上的，水是天上落的。谁能把新河一口吞了？是好样的下水较量较量吧！”
小肥崽仗势欺人惯了，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再加上同来的人起哄拍马屁，便气势汹汹地下了河，径直扑向了朱德。朱德趁势钻入水中不见了，小肥崽扑了个空，抬头抹了一下脸上的水，四下里寻找朱德。突然，他的长辫子被朱德揪住，连头带人被按进水里，接连喝了几口水，吓得他苦苦哀求：“饶命呀！饶命！”
朱德把小肥崽提到岸边，得到教训的小肥崽哆哆嗦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以后再不称霸耍横了……以后你们随便洗澡吧！”
朱德制服了小肥崽，为小伙伴们出了气。从此，小伙伴们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新河里游玩了。
在丁家私塾读了不久，朱家实在负担不起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于是让两个大孩子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龄小，又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还开始学作对联。他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穿草鞋的孩子不但会种田，还会读书，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读得多！于是，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代珍这孩子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
当时，旱灾严重地困扰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1895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一进门就板着脸：“我家老爷有话交代，你家欠下的租，新账加老账，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至于今年是个荒年，那只能怪老天不帮忙。租子嘛，老爷有话，颗粒都不能少。你们听清了没有？”
朱家老小听到这里，恨得直咬牙，却没有敢吭声。最后，还是老祖父朱邦俊爆发了，他气愤地对管家说：“你家老爷也太狠毒了，那是要遭报应的。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年要租子没有，要命有一条！”话音刚落就摔倒在地，晕了过去。管家看到如此情景，也只好收场，临出门时，还撂下一句：“你装死也没用。年前你交不了租子还不了债，就莫想过年！走着瞧吧！”
这年除夕，琳琅山里下起了少有的鹅毛大雪，松树白了，竹林白了，田野白了，远近一片银白。不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那是“丁阎王”在丁家大院里关着大门欢度除夕。这时，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这年最后一个寒夜，企盼着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景。年迈的祖父朱邦俊苏醒过来后依门站立着，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思绪万千。他转过身对火盆旁边的子孙们说：“俗话说‘瑞雪兆丰年’，旱了一年多，这场大雪不易呀！”他像是看到了来年的丰收，看到了希望。
正说着，“丁阎王”家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租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这里！”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震碎了朱德全家人的心。农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飘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山道上四处奔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们奔波了一天，毫无着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全家人计议到半夜，认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人家借钱赎回祖屋和祖业田，分居两处各谋生路。于是，决定朱世林夫妇带着孩子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朱家大湾，在朱家老祖屋附近靠祖业田生活。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九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随伯父移居大湾的一年以后，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八里地的席家砭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八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是一位很有见地、又很有骨气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席先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也就打消了科考的念头，在家设馆教书，兼种几亩土地，聊以为生。
朱德入塾时，席先生年近50。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拜见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我给你起个学名‘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你看如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在席先生的指导下，朱德先后读完了《纲鉴》、《千家诗》、《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国语》、《战国策》等，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和诸子百家的一些文章。朱德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有一次，席先生领着弟子路过一株梨树下，见果实累累，兴之所至，便出了上联：“路边梨不摘”，让弟子对答。朱德当即对道：“月中桂常攀”，极得席先生的赞赏。
在朱德眼里，席先生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八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每天清早起床后，朱德干点家务，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早年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JP3〗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孩子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富国强兵”的爱国意识。〖JP〗
有一天，朱德正在私塾里读书，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男女老少约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褴褛，小孩子张着嘴巴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原来这是一群“吃大户”的受灾农民，他们认为席先生是富贵人家，几个手拿木棍的领头人闯进私塾，把席先生抓了出去。可到席先生家里一看，原来是一介穷书生。席先生对灾民深表同情，把家里仅有的一担米给了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财主向县衙门报信，官府派来100多个清兵，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对逃荒的灾民乱砍乱杀，又抓又捆。一时间，灾民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有的逃上山，有的藏在老百姓家里。朱德想：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再这样下去，穷人还有什么活路？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华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参加考试了。当时，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赶来送行，大家一句又一句地叮咛朱德一路平安。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家。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建德”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
县城的街道已年久失修，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扭曲着向前延伸。街市上倒很热闹，沿街店铺挑出的破旧幌子，五花八门；小贩们坐在路旁高声吆喝着，箩筐里装着青菜、豆腐、猪肉、鸡鸭等；空场上还有几个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时地伫足，总想看个仔细。当然，他更想知道，在这小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三天，科举考试开场。经过几场笔试，朱德自我感觉良好。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1000多名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20名。这是他自己不曾料想到的。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朱德家乡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在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是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不久，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顺庆，是仪陇等八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地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他对此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的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年9月，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按照封建习俗，朱德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曰”、“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有时课堂还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兴国的经验教训。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这里一年的时间内，朱德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后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且能写一手好诗文，接受到科学的教育，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当时，没有辫子就是反叛朝廷，是要定死罪的。对此，朱德十分佩服。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本《民报》，一部分铅字已模糊不清，显然小报已几经易手了。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刊中文章揭露了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其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习。
坐落在金城山下的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前身是“金粟书院”。1906年改办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把持学堂事务的仍是那些代表保守势力的旧派人物，他们认为千百年形成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教授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一类的旧学内容。
开学前，朱德回到了马鞍场，家人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让朱德坐在堂屋的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朱德看到家中依然破旧，生活愈加贫困，而且欠了许多债务，对于家人的“厚待”他愈发不安起来。
朱德把当体育教习的事告诉了家人，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后来回忆说：“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12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朱德倾尽全力向伯父作着解释，告诉伯父，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体育是新式教育的一部分。他十分清楚自己“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然而，尽管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打算再回到大山里去，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朱德离开马鞍场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伯父送出好几里路才回去。朱德望着伯父的背影，伤心地哭了。
回到县城，朱德全力地投入到办学的工作之中。然而，传统势力依然主宰着偏狭、闭塞的山城，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开学伊始，朱德就感到周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意识到面临一种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
朱德等人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果然，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有人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一时间，学生从原来的12人增加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刘寿川叮嘱：“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你就放心地去吧！”
“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来的关照与教诲。我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朱德饯行。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并不多。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然，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梦在朱德看来被击得粉碎，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是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落第后冒籍报考而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20多天，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
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着，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七八个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当时的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清政府对此有所警觉，代表着守旧势力的云南提学司叶尔恺暗中拉拢部分教官和学生，秘密监视讲武堂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朱德得到了几期由云南同盟会主编的《盟报》和《云南》杂志。白天挤不出时间阅读，朱德只好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天晚上，朱德正躲在被窝里看《盟报》，一个外号叫“田螺精”的教官，鬼头鬼脑地朝朱德床边走来。“田螺精”是反动提学司叶尔恺派到讲武堂的走狗。他听到有人告密，说朱德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进步书刊。于是，“田螺精”利用夜间查铺的机会，想从朱德身上抓到把柄，以此来压制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朱德对“田螺精”早有戒备，听到房门有轻微响动，就把《盟报》塞到铺板底下，侧过身子装睡着了。“田螺精”走到朱德床前，见他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悄悄地拿起来，用手电筒照着书面，原来是《孙子兵法》。“田螺精”气得把书往朱德床头一扔，灰溜溜地说：“熄灯了，不准看书。”
第二天早操后，一个同盟会会员问朱德：“昨晚是怎么回事？”
朱德笑了笑：“这种人，长得像个猴精，其实比猪还蠢。”
第一学期后的一天，一位同学找到朱德，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以及它的组织者孙中山，朱德早在体育学堂上学时就已经听说。那时，他曾寻求加入同盟会，却没有实现愿望。此时，有人主动地找他加入同盟会，他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他还是审慎地答复那个同学，待他考虑一番。
不久，朱德如愿以偿，歃血宣誓，加入了同盟会。随后，在朱德的介绍下，“五华社”的成员也先后加入同盟会。从此，朱德开始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1910年的一天，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行。修建滇越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在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法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企图侵略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各省，并进而控制整个广州湾。
这天早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全体学生早操完毕，全都被带到讲台周围，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讲话，站在排头的朱德发现总办的脸色十分严肃而阴沉。“同学们！”
朱德听出总办今天讲话的声音有些异常：“法帝国主义已将滇越铁路修到了昆明，今天要在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这是我们云南同胞，也是全中国同胞一个耻辱的日子，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军人，肩负着守土卫国的重任。大家在学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雪耻救国。今天，停课放假一天，大家可以到车站去看一看。回来以后，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你们的感想。”
会散了，朱德和其他同学一样，紧皱眉头，心里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沉重。
等朱德和同学们赶到火车站时，站台上下挤满了人。不一会，一列满载着法军士兵的火车驶进了站台。插在车头两边的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在阴凉的微风中飘动着，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候，朱德怒火填胸心欲炸，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身边的同学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唱着，唱着，朱德只觉得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心里像被毒蛇咬噬了一样感到绞痛，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眼前的一切，咬着牙，流着泪，扭头向学校的方向跑去。
从那以后好几天，朱德一直沉默不语。无论上课、吃饭、睡觉，他怎么也抹不掉那一幅幅屈辱的画面。不久，他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此后，他时常默默地提醒自己：“学好本领，雪耻救国！”
不久，为了扩展新军的需要，从丙班学员中，挑选出100多名组成了特别班，把原来需要学习一年的课程，压缩在八个月里突击学完。朱德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就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
1911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主席台上方挂着“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典礼”会标。100余名特别班学员肃立于礼堂中央。台上，列坐着云南显赫人物：云贵总督李经羲（注：原云贵总督锡良已调任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和他的僚属；新军十九镇的统制、协统、标统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逐次点呼学员领取毕业证书。
“特别班毕业生金汉鼎！”李根源刚喊出口，金汉鼎上台，接过毕业证书后退回原位。……
“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应：“在！”并以挺拔有力的标准军人仪态走向主席台。
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声对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说：“这位就是讲武堂学员中有名的‘模范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仪陇人。”蔡锷赞许地点了点头。
朱德从李根源手中接过毕业证时，李根源笑了笑，讲：“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你们可要知道，他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从四川步行数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裁缝。他幼年聪明异常，学习专心刻苦，曾有“神童”美称。后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受其影响极大。1899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任职。1911年2月，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曾耳闻过朱德有关情况的蔡锷一听李根源的介绍，喜上眉梢，骤然对朱德产生了好感：“看得出来，朱德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逼人的气魄和潜力，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也夸奖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