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毕业典礼结束时，蔡锷还特别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朱德很高兴认识蔡锷，并得到蔡锷的赏识。那一年，蔡锷只有29岁，只比朱德大四岁。
自从结识了蔡锷，朱德很快就被这位面颊清癯、表情冷峻、不苟言笑的青年将领所吸引。也许是对蔡锷那不平凡经历的兴趣，也许是对蔡锷那敏捷的思路和干练能力的敬佩，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蔡锷。
一天，吃过晚饭，朱德来到讲武堂主楼旁边的一处院落，这里原是讲武堂第一任总办高尔登的住所。当时，蔡锷就住在这里。一踏入房间，只见蔡锷正在伏案疾书。朱德转身便走，听到脚步声的蔡锷放下笔，喊了一声：“朱德，你过来。”
坐下后，蔡锷问：“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你知道不？”
朱德点了点头，憨厚一笑。蔡锷接着说：“这些天，我受镇统钟麟同委托，正在编写一篇训练部队的讲话稿。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虽然不是武将，但他们所讲述的兵家之事见地颇深，他们讲的治兵方法值得借鉴。我把他们著述中有关治兵的言论辑录下来，加了些按语。你看看。”说着，蔡锷把稿子递给了朱德。
朱德接过稿子，聚精会神地翻看起来。朱德很钦佩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言论的精辟分析。
从那时起，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就在中国军队中流传开来，有的军事院校甚至把它列入训练军官的一本教材。抗日战争时期，已是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据说身上还时常带着蔡锷所编的这本书。
1911年8月，朱德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第三期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云南新军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于是，与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往来更是密切了。能分到蔡锷的手下，朱德十分高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蔡锷将军的麾下带好兵，打好仗。从此，朱德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戎马生涯。
见习期满后，朱德被任命为左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司务长，在连队里除了管理军械之外，主要管的还是全连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这就为朱德接触士兵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平日里，他挑担上街买菜，在伙房里帮着伙夫兵挑水、洗菜、烧饭，样样都干。连队收操后，他常去士兵的宿舍查看，问寒问暖，拉家常，帮着战士写家信，深受战士拥护。
1912年秋，已是少校的朱德被调任讲武堂生徒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负责管理学生和教授射击教范、步兵操典以及野外演习等学科、术科。
1913年秋，朱德回到原来的部队，升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二团一营营长。次年初，朱德随部奉调滇越铁路沿线及边境的临安、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
○滇军名将加入中共的一波三折
1916年底，朱德率第三支队从泸州来到南溪驻扎。冬季里，朱德避居房中，看书、写字，很少涉足户外。
1917年初春的一天，当地士绅孙炳章偕其弟孙炳文登门拜访。孙炳章把孙炳文介绍给朱德，说他新近回乡探亲，久仰朱支队长大名，一定要来探望。朱德含笑谦让，吩咐卫士沏茶待客。
落座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在成都时，与老同盟会员李贞白结识，两人常在一起谈论
古今人物。谈话中，李贞白向他提起朱德支队长，认为是一杰出人才，因护国战争而名震川蜀，劝他有机会一定要与朱德支队长面叙。
寒暄过后，朱德询问起孙炳文的经历。他了解到，孙炳文，字濬明,比自己年长一岁。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京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后曾在北平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因参与刺杀载沣活动，受袁世凯通缉，被迫返回四川，以教书为生。叙谈中，朱德被孙炳文广博的学识所感染，他希望孙炳文能留在南溪，经常在一起摆谈。
对于朱德，孙炳文一改原来传说中的印象，“视玉阶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他感到，朱德在言谈中显露出的谦逊态度和坦率、质朴的性格，与他那不平凡的军事经历，融汇成一种难以言表的独特风格，颇有儒将风度。
在几个小时的长谈中，孙炳文对时局作了仔细分析，严词抨击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他向朱德介绍了新思潮的兴起。孙炳文颇富见地的谈话，似雾中一盏明灯，一下子照亮了朱德苦闷已久的心怀。握别时，朱德向孙炳文表示了挽留之意，孙炳文答应有机会一定再来相聚。
11月，朱德奉令率部和其他3个旅及1个团一起抵抗从隆昌、永川向泸州进攻的川军。靖国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不得不进行整编，朱德改任第二混成团团长。他看到官兵们衣衫单薄，情绪低落，补给无源，为此深感忧虑。
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18年3月间，滇军恢复原建制，朱德仍担任旅长。他率部进驻泸州，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
1920年9月，滇军在成都郊区被川军打败，朱德所部损失严重，撤回云南昭通。1922年初朱德决计与新旧军阀彻底决裂，出国寻求救国救民之路。6月，他告别了巴山蜀水，出三峡、过汉口，经九江到南京，改乘火车，六天后抵达上海……
船到上海，朱德在朋友家住了几天后，朱德便迫不及待地登上北去的列车。途经南京，朱德顺路去探望他的老师、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
李鸿祥，字仪廷，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进振武学堂，毕业后又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期间，深受孙中山先生民族革命思想的启迪。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被任命为新军第七十三标管带，并参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李鸿祥，在讲武学堂主要讲授步兵科教程，教课之余，经常接触朱德，从此朱德与李鸿祥，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1922年3月，唐继尧重回昆明复辟，实行暴政。到处抓人杀人、李鸿祥离滇乘车经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又经香港到上海，寓居在上海霞飞路上贤坊。6月，朱德抵上海探望李鸿祥，李家里有人告知李鸿祥当时在南京的地址，朱德匆匆由上海到达南京和李鸿祥晤面。
金陵重逢，师生之谊备感亲切。朱德向李鸿祥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并且表示了要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深得李鸿祥的赞赏。临别时，李鸿祥取出两千元广东毫洋，送给朱德作为旅资。朱德也回赠李鸿祥一尊乌铜马留作纪念。
35年后，1957年2月，朱德重返昆明时，再次探望李鸿祥。这时，两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时任委员长的朱德说：“日子过得真快啊！自从1922年在南京一别，已经35年了，从我到云南进讲武学堂算起，差不多半个世纪，今天见老师，心里非常高兴！我承蒙您推荐考进云南省讲武学堂，又受到您的教诲，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一直惦念您，今天亲眼看见您身体很好，我也就放心了。”两位老人打开了话匣，回忆过去，仿佛如昨。
说着说着，李鸿祥目不转睛注视着那尊陈列在客厅的乌铜马，说：“35年前你在南京去德国时送给我的这尊乌铜马，矫健奔驰，志在千里。每当见到这匹马时，我就极其自然地联系到你在35年中，对党对国家立下的丰功伟绩。”
兴奋之余，朱德即席挥毫赋诗两首七言绝句赠给李鸿祥：“忆昔重阳大义伸，而今始得告功成。英法势力杳然去，且喜国防有善邻。”“英侵法略视眈眈，革命当年秘密谈。制度更新歌乐土，彩云永是现滇南。”为表达感激之情，李鸿祥也奉和三首。
李鸿祥在世时，曾抚摩着那尊珍贵的乌铜马对儿子李光溪说：“这是玉阶（朱德的字）送我的，这匹英姿焕发的乌铜马象征着我们的友谊万古长存！”李鸿祥极为珍视，儿子李光溪也非常爱护，一直珍重保存，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当作“四旧”抄走了。
1922年7月初，朱德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他雇了辆人力车，找到宣武门（旧称顺治门）外的方壶斋胡同一所宅院。朱德的到来，使孙炳文欣喜万分，赶紧将朱德让进屋里。寒暄过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烜介绍给朱德。
坐定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很不巧，当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门上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孙炳文说，我们要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要从上海走，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第二天，朱德随孙炳文和黄志烜游览了北平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北平的现状，特别提到了北平政府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控制下，使中国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朱德后来回忆说：北平政府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平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恰好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对朱德说，孙中山最近从广州来到了上海，很想见一见滇军的将领。孙中山比朱德要大20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于是，朱德随同孙炳文、金汉鼎在法租界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日后，朱德这样回忆。
这时，孙中山由于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正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他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因此，希望朱德等能够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
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10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踱着步子自责地说：“怪我缺乏知人之明，致使错用陈炯明，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这时，金汉鼎激动地站起来：“陈炯明、唐继尧这些本来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坏蛋，咋能怪大总统用人失当呢？”
孙中山的自责令朱德敬佩，他的思绪已飞出屋外：硝烟滚滚，横尸遍野，田园荒芜，路有饿殍。一张张新老军阀的面孔，闪现在朱德的面前。
“朱将军，你在想什么？”孙中山见他跑神儿，问道。朱德委婉地回答：“可恨这些大小军阀，往往打着革命的旗号，拿着国民政府的供奉，可羽翼一丰便调转枪口向革命进攻！”孙中山仔细地听，说：“你的意思是……”
朱德诚恳地说：“大总统，您应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一支真正为国民而战的军队啊！”孙中山琢磨：“真正为国民革命而战的军队？……”
“大总统，我们自参加同盟会，重九起义以来便立下誓言，终身追随大总统，矢志不移！”金汉鼎慷慨激昂。孙中山欣慰地说：“好，好。我党有你们这样的忠贞之士，何虑革命不能成功？”旋即，他以坚定的语气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10万元。重整军威，打回广州，如何？！”
金汉鼎顿时热血沸腾：“大总统令出如山，金汉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朱德没有表态，一脸难色。金汉鼎用脚碰他，朱德无动于衷。
于是，朱德明确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孙中山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美国科学发达，又没有封建背景，相反有许多进步的制度。”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另外，作为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颔首：“这个主意好。学成归来，仍然可以报效祖国嘛！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好自为之吧！”
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那幢陈旧的简陋房屋。朱德轻轻地叩门，等待，又敲门，又等待。好一会，房门开了一条缝。朱德看到，门缝中有一张略显疲倦的黧黑的面孔，连忙礼貌地凑上前：“请问陈先生在家吧？”
在那张脸上，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朱德，语调格外沉静：“你找陈先生有事？”
朱德满脸含笑地说：“我是从云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和陈先生谈，请你转告陈先生一下。”
门随即开了，朱德和孙炳文面前是一位穿着一身陈旧而笔挺的绽青色绸袍的中年人。他笑了笑，表示歉意，说：“我是陈独秀，你们请进。”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朱德和孙炳文随着陈独秀穿过一段狭窄昏暗的过道，走进陈独秀那间零乱地塞满各种书籍的房间，陈独秀指了指书架旁两把旧藤椅和气地说：“请坐，不知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谈？”说着，他拉开写字台前那把木椅，稳重地坐下，两眼凝望着朱德和孙炳文。
面对这位令人崇敬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思考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述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
这时，朱德说：“尽管我是一名军阀部队的军官，但我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是不骚扰百姓的，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随后又是沉静，只听到墙上的法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快速走动，陈独秀对他的表态没有做任何正面的鼓励，只是久久沉默。朱德这时并不知道，陈独秀这么个堂堂总书记，看人却是喜欢“以貌取人”的。陈独秀站起身来，浓浓地吐了一口烟，仿佛要吐出郁闷,他踱着步，想着怎么打发走朱德。陈独秀心想，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的，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
陈独秀不顾朱德急切的神情,自言自语地说，“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一边抽烟一边喷出似乎一个个问号的烟雾。
朱德听着陈独秀的这番话,一时搞不清这与他要求入党有什么关系,没有吱声,等着陈独秀的下文。陈独秀感觉眼前的朱德是一个“难题”，陈独秀眼睛直直地再次上下打量一番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心中没有“松动”，中共确实需要发展优秀人士参加进来，但在计划中的中共组织发展之中，确实没有想到要发展军阀行伍中的人，何况是军官，这是个棘手的事。再棘手也得解决，陈独秀看看朱德，狠狠吸了一口烟，顺手摁灭烟头，调整了思绪，问朱德道：“你是国民党员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那里么？”
朱德铿锵有力地回答：“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
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一边是朱德的热情双眸，激情陈述，一边是陈独秀眼神黯淡，不置可否。陈独秀没有对朱德的入党要求明确表态，既不说同意吸收朱德加入中共，也不说反对朱德加入中共，朱德看看陈独秀脸色不太对劲，心中顿时感觉有点发凉，有点手足无措。这时陈独秀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说：“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你还是先拿回去学习一下，一定要学好了学懂了。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没有。”
朱德有些紧张。“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呢？”陈独秀又接着问。朱德有些尴尬：“也没有。”
陈独秀淡淡一笑。朱德小心地说：“我一直在军队，西南又地处偏僻，这些书籍很难找到。不过，看过一些您和李大钊先生主编的杂志，像《新青年》、《新潮》……”
“可以说你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啊！”陈独秀打断他的话。朱德诚挚地说：“我可以学，尽快补上这一课，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朱德赶紧表白，以为接下来就是陈独秀同意他加入共产党了。陈独秀仍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表示，他主意已定，不会被朱德的真诚所感化，他脸上还是没有流露一丝热情，不为所动，他捋一下自己微秃的后脑勺，摆摆手，“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共事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党员必须有坚定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份，还是回到旧的军队去起积极的作用比较好，站在国民党那儿帮助革命也是一种办法，何必非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中来呢？”陈独秀掀茶盖端茶碗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德喝茶，朱德吃了一惊，显然，这是送客的姿态。
朱德告辞出来，他没有失望，当他走出那间沉闷的斗室时，迎面射来一束耀眼的阳光，他兴奋地抬起头，仰望无垠广阔的蓝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怎么办？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那儿“碰了壁”，朱德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极为虔诚地翻阅着陈独秀给他的几本革命理论书，这里面包括了陈独秀的几本著作，朱德感觉陈独秀对自己还是寄予希望的。
在孙炳文的鼓动之下，此时朱德主意已定，他要到欧洲去，去留学，到革命的发源地去接触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
“呜——”，汽笛长鸣。9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淼的大洋。朱德默默地与这座一度使他神往而现在又使他若有所失的城市告别。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妻子贺治华和好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10多人。第一次换上西装革履的朱德，颇有些不自然。可以想象，在当时穿惯了戎装和中式长衫的朱德乍一换上洋人的衣装，心里还真有些别扭的感觉。
轮船行驶在海上，水天一线，一望无垠，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海鸥伴随着轮船，无忧无虑地嬉戏、追逐着。大海，对朱德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在大山里长大的他只见过家乡有小河、嘉陵江，以及长江，但同大海比较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渺小。
这天，朱德丝毫没有观涛的兴致，而是在苦苦思考着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前途。不多久，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你想家了？”
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注视着那海天一色的神秘世界。
凭栏远眺，任海风吹拂，朱德对孙炳文说，“我有信心向共产党靠拢，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毫无抱怨地坚持走下去，我要经受考验，一次又一次地争取，争取成为这个先进组织的一分子。”
孙炳文说，“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是张申府,是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他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现在应华法教育会之聘到法国出任大学教授，他在法国已经先后发展了同船去法国的天津的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听说，周恩来现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到那儿，要先想办法找到张申府或周恩来等，可以向他们直接提出入党的要求！”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朱德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两天，甚至还比两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
经过40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朱德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房主青年时就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谋生，但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时，房主也将一些巴黎的见闻说给朱德他们听。一天，房主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房主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第二天，房主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
原来，1920年12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光荣地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也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随后，周恩来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了节省费用，团结进步青年，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1922年6月，周恩来从德国赶赴法国，与赵世炎等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书记。7月9日，在柏林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朱德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
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散。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作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他叫孙炳文，字濬明。”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般年龄的。
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期间，孙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产党。
朱德全部讲完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两道浓眉一挑，说，“大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好感，周恩来所交的朋友都是具备了共同的特点：乐观、热爱生活、不虚言假语的，实实在在的性格。
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
周恩来抚慰道：“真的，你们太激动了！”
朱德喜极而泣：“我……朱德闯荡半生，今天终于……终于像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得成正果，得遇……得遇知己！谢谢你，恩来同志。”
但周恩来马上对他们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我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才……”
说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与周恩来相握。紧紧相握的两双巨手——在粉碎一个旧世界，开拓一个新世界的伟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握手。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两位伟人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起点。
这年11月，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与陈独秀不同，他认为只要要求入党，就要批准，没有什么“纯”不“纯”的问题，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同时，朱德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从此，朱德走上新的革命旅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马列故里的求索与回国之初的策应北伐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36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先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带着它出去走一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
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
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在几个月内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难度要比日常会话高得多，朱德没有退却，经常一本词典在手上，一字一句地对照德文书硬啃。没过多久，朱德的德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基本上也能读下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4万人。那里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88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有一张合影照，照片上有8个人，最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那位漂亮的少妇是朱德的妻子贺治华，而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笑容的是章伯钧。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朱德主持的座谈会不是正襟危坐的，往往是与郊游踏青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大家也骑着自行车，骑到那儿是那儿，边玩边学习边讨论，一般一出去就是半天。他们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大家当时很纯，把理想描绘得十分美好，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情。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朱德小12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这个留学生还记得朱德曾对自己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朱德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德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在沉重债务的打击下，德国经济崩溃了，马克大幅度贬值，一度跌到2.4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借机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使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也换不来几片面包，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朱德十分同情德国人民的这种处境。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5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
有一天，朱德忽然听说房主已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这幢以5美元卖出的楼房，法院已送达传票。当时，一些学生感到很气愤。有的说：“买卖楼房是双方情愿的事，怎么能反悔？”还有的说：“给他马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马克不值钱。”
朱德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给房主。他对大家说：“世界上哪有5美元买一幢楼的便宜事？德国经济崩溃，老百姓可遭殃了。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才使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退还给原主。”
朱德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做，就由他出钱赎这幢楼，再交给房主。朱德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深思考，纷纷同意朱德的意见。
法院开庭那天，朱德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学生会代表实际上是在法院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野蛮的经济掠夺，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同情德国人民，当场宣布不要赎金，把这栋楼退还给房主。
中国留学生的举动使许多旁听的德国人非常感动，房主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地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哥廷根城。德国人知道退楼是朱德将军的主意后，纷纷竖起大拇指。
1925年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
朱德身在异国他乡，对中国国内的革命依然十分关注。1925年，朱德得知孙中山先生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3月12日9时30分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溘然与世长辞时，心情非常悲痛。上海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他和孙中山之间的惟一一次会面。为了悼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同留德的海外学子一起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登载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追述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为拯救中国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追悼大会上，朱德沉痛地说：“40年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下起了
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
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道：“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
警察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
敞篷汽车，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7月4日，朱德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杜基祥等30人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段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火车行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1926年5月18日,
朱德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踏上了返国的旅途。车窗外，晨雾遮掩下的山脉，形同一条巨龙俯卧在天际，朱德的心绪随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上下翻腾着……
近四年的国外生活，拓宽了他的眼界，他不但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腐朽，而且也看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活力与生机。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问题，观察中国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帮助他解开了以往对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困惑，使他坚定地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回到上海后，朱德再次见到了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四年前向他要求入党的朱德。他细细地倾听着朱德向他叙述国外的经历。当时，派朱德到哪里去工作，陈独秀还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职位。他只得一一介绍所需人才之处。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