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叫茅坪河。河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饭后，到河边和树林里散步，思考问题。朱德常常和毛泽东在河边相遇，大家随意地说说笑笑，非常惬意。
6月下旬，刚恢复不久的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杜修经来到八角村，找到毛泽东。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撕开内衣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一封指示信来。来信要求朱毛红军参加第二次湘南起义，向以郴州为中心的湘南发展，开辟新的区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毛泽东看完信，脸色冷峻，明确表态：“我不同意省委意见。我们刚刚打开永新，需要巩固这块根据地，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杜修经也不让步：“这是省委的决定！”毛泽东看硬顶不是个办法，便委婉地说：“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这样大的事情，我个人决定不了，还是开个会讨论吧！”
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
7月上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了六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会剿”。为粉碎敌军“会剿”，红四军主力分兵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牵制赣敌，一路由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去进攻湖南酃县、茶陵，调动湘敌回援，再寻机击破赣敌。朱德率两个团于7月12日攻克酃县，达到调动湘敌回防的目的。本拟按计划折回永新，但是，随军行动中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由原宜章农军改编的第二十九团官兵也以省委指示为由闹着要回湘南。军部未能有力加以制止，又担心第二十九团回去孤军作战，乃决定第二十八团也同去湘南。
两个团冒着盛夏酷暑向湘南郴州开进，300多里路走了一个星期。到了郴州附近，方知这里的驻军是范石生部队。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也是没法克服的。”结果，袭击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只剩下100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毛泽东所率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后，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途中，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为追击一个叛变的营长不幸牺牲。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是毛泽东当时亲自撰写的一幅挽联。在王尔琢牺牲的第二天，朱德在王尔琢墓前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对英勇献身的战友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
9月8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9月中旬，朱毛率部攻克遂川城，10月初收复宁冈全县，11月初又大败赣敌周浑元旅，逐渐恢复被湘、赣敌军在二次“会剿”时占领的根据地，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10月4日，朱德出席了在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决定了边界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19人特委会委员，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不久，又依中央的指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等五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之下组织红四军军委，朱德为书记。
12月11日，朱德正在写一份报告，忽然警卫员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声说：“军长，彭德怀、滕代远两位同志率领部队上山来了。”
朱德一听，喜上眉梢，连忙迎了出去。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5个大队共1000余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一见面，彭德怀猛地一把拉起朱德的手，兴奋地说：“我早就知道井冈山上有一支‘朱毛红军’。朱军长，红四军在井冈山干得很漂亮嘛！”朱德乐了，说：“你们来了，好呀，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就更强大了，敌人再进行‘会剿’，也是枉费心机。”
从11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这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
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部上山后，军粮供应更是成了问题。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运粮运动。当时生活条件很困难，缺乏运输工具，只能人背肩挑。每天天刚蒙蒙亮，山上红军、农民自动编成运粮队，挑着大箩小筐、背着竹篓、拿着布袋麻袋跟着朱军长抢运军粮。
从井冈山到宁冈的茅坪，每天上下100多里路，山高路险，朱德毫不在乎。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着两大箩稻谷，迈着稳健、欢快的步伐走在运粮队前面。不惑之年的军长同自己一起挑粮上山，战士们于心不忍，心想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于是便劝他不要挑。可是朱德却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份，挑粮也有我的份！光吃饭不挑粮，那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
怎么办呢？红军战士朱俊才想了一条“妙计”。有一天，队伍又要到茅坪去挑粮。天没亮，大家都起床了。吃过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麻包，有的提着布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朱德也准备动身，便去拿放在墙角里的扁担。奇怪？扁担突然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
扁担哪去了呢？原来通信员朱俊才为了让朱军长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故意把扁担藏起来了。谁知朱俊才与战友刚走上黄洋界，只见朱德又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赶上来了。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朱俊才发现朱德又新削了一根扁担。而且，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扁担，不能乱拿”八个大字。
据悉：老红军朱俊才如今90多岁了，现住在河南省方城县县城一个幽静的小院里，身体还挺好。朱俊才１５岁时就参加了红军，因个子矮，被分配到朱德率领的部队军部当通信员。谈起朱德，朱俊才老人深情地说：“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能乱拿’八个字。”
“事后，我主动找朱总司令，承认了藏扁担这件事，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姓朱，我也姓朱，咱们是一家嘛！我跟大家一样要吃饭穿衣，为什么你们能干我不能干呢？”而今，朱俊才老人经常用当年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教育年轻人，他说：“干部的形象影响着党的形象、威信和凝聚力，干群一致，官兵一致是革命的传家宝，千万不能丢呀！”
从此，朱德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他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大家。不久，有位红军战士还编了首歌谣：“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会剿’。”每当挑粮爬山累了时，红军战士就用这首歌谣互相鼓励。
一天，朱德走到半山腰看见一位老汉挑着一担粮食，箩里堆得高高的，因此老汉有些吃力，于是他对挑粮老汉说：“大伯，您挑得太多了，匀一点给我吧。”老汉说：“你的担子也不轻呀！”说什么也不肯匀谷。朱德脱下灰色军装，解下绑带，从老汉箩里匀出些稻谷捆成一个包裹，放在自己箩上面，说：“大伯，放心吧！我常挑担子，脚板硬，腰板直，肩膀宽。”说完和老汉打了声招呼，挑着粮担起身要走。
正当朱德起肩时，老汉突然看到扁担上的“朱德扁担，不能乱拿”八个字，又惊又喜，转过头指着朱德背影问一个走过来的战士说：“他是朱军长？”战士点点头。老汉心中不安起来，想：“军长的担子比谁都重，累坏了军长还了得，他还得领着我们闹革命呢！……”想到这里，老人马上挑担追了上去，喊道：“朱军长，请等等！”
朱德没有停下脚步，回头说：“大伯，不要紧，您老人家放稳脚步走吧！”老汉又焦急又感动，泪水汗水一起流下来，他擦了擦泪水抬头望去，朱德已登上海拔千多米高的桐木岭了……
“一根扁担四尺长喽，年年用它来送粮。往年送粮泪涟涟呵，家中没有隔夜粮。今年不同往常年喽，人人喜送翻身粮，朱军长带来好光景，支援红军打胜仗。”一天，运粮的战士们忽然听到山岗下传来这么一阵充满喜悦的歌声。留神一听，这歌声是在颂扬朱德和红军。
领头唱歌的是麻上村的邱祖德。这一年，朱德领导他们村打土豪分田地，老乡们精耕细作，获得了好收成。为了支援红军打敌人，报答朱德的恩情，邱祖德把最好的稻谷用来送军粮。他挑着沉甸甸的担子，翻过山岗，越过小溪，不知不觉走到朱德面前。
“老表，去送粮吧！快放下，休息一会儿。”邱祖德回头一看，见是朱德，就顺从地歇了下来。他和朱德已是老相识了。
“今年打了多少粮食？交了军粮还够吃吗？”朱德问。“够了，够了！红军来了，地也变了，今年我们收了3000多斤稻谷，交上1500斤，我还剩1500来斤呢，够吃了。”老邱显得有些激动。
朱德仔细一算，觉得邱祖德一家孩子多，只要交1000斤军粮就够了。于是又和蔼地问：“真个够吃了？”邱祖德笑了：“不够吃，我们还有南瓜和红薯呢！”
朱德被老乡淳朴的言语打动了，显得激动起来，说：“红军是为穷苦百姓的，你们把粮食给了红军，自己吃南瓜红薯，这怎么行呢？”当朱德了解到根据地许多老乡都超额交了军粮时，他特地对地方干部说：“一定要劝说老乡，不要超额交军粮，要留够自己的口粮！”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笔者曾见到过朱德的这根扁担。深褐色的扁担笔直地站立在橱窗里，透过玻璃，清晰地看到扁担上的“朱德扁担，不能乱拿”八个字。其实，朱德就像一根笔直的扁担，具有山岩般坚强、刚毅的性格，他一生热爱人民，憎恨敌人，胜不骄，败不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敦厚朱德第四部分
部队刚把饭吃完，就在村外的田坝上露营了。不料，敌军紧追不舍。朱德刚刚照料部队休息，就接到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报告：“大股敌军已到达离这里只有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出发时连军号都没吹。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亦悲亦喜的真情军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3600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幕。
一场罕见的大雪，给赣南的群山披上了银装，也给部队的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雪水的融化，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战士们浑身上下湿成一片，他们当中许多人只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人连鞋子都没有，打着赤脚行军。很多人的脚冻裂了口子，痛得钻心，但还是坚持行军。
红军沿着罗霄山脉的左侧偏江西的一面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每每经过村镇、县城就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走一路点燃一路火种，很快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饶，在占领崇义城之后，又于1月22日攻克了大余县城。这时，新任国民党“会剿”总指挥何键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立刻从“会剿”红军的5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4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使初下赣南、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红四军主力遭到巨大困难。
大余县比较富庶，街道整齐，铺子很多，前委决定在这里筹粮筹款。第二天傍晚，赣军两个旅尾追到此。因刚到大余一天，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红军耳目不灵，不知道敌人已经迫近，于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和陈毅组织部队突围，朱德率特务营掩护撤退。脱险以后，朱德和毛泽东在距大余40里地的杨眉收集整理部队，才发现第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都在激战中英勇献身。
二十八团有1900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不能群龙无首。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出发，仍由朱德率特务营殿后。指战员们不顾激战后的疲劳，立即上路，赶了二三十里地后才在一个山沟里宿营。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没有生火做饭，大家饿着肚子等到天明。
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一口气跑了90里，傍晚来到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部队没敢进村，就在野地里做饭吃。
毛泽东没有见到朱德，连忙问：“朱军长还没有来吗？”“没有。”“怎么回事？”“不知道。”毛泽东有点急了：“会不会出事？”没有人回答。
“毛委员，要不要派人去迎一迎朱军长？”语音刚落，一群战士围了上来，“我们去！我们去迎！”毛泽东没有答应。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再稍等一会儿。
茫茫夜色中终于传来一阵阵嚓嚓嚓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是朱军长，是朱军长回来了！”有人欢快地喊道。毛泽东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朱德的双手：“你可回来了！大家都在为你着急，再不回来，我就要带着部队找你去了。”朱德笑呵呵地安慰着大家：“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部队刚把饭吃完，就在村外的田坝上露营了。不料，敌军紧追不舍。朱德刚刚照料部队休息，就接到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报告：“大股敌军已到达离这里只有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出发时连军号都没吹。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来到安运。
2月1日夜晚，红四军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第二天早晨，追兵两个旅四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进攻。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放弃担任后卫的责任，拉起部队就走，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危急时刻，朱德带领独立营担任后卫，吸引敌人，掩护毛泽东带领军部机关乘晨雾突出重围。朱德手提机枪，领着众人左冲右突，拼命战斗，且战且退，跑出十几里地。
伍若兰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后落入敌人魔掌。敌人马上把活捉伍若兰的消息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回电：“软硬兼施，为我所用。”于是，敌人对她施以严刑逼供，妄图得到重要机密。敌人威胁说：“你不怕死吗？”她昂然答道：“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斗争而死最光荣！”敌人又诱她同朱德脱离关系，伍若兰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我同朱德脱离，只怕是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敌人想尽办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赣州敌首如实地电告蒋介石：“软硬兼施，伍难为我所用。”蒋介石遂回电：“斩首示众！”
这年2月12日，年仅２6岁的伍若兰被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被无计可施的敌人处决。行刑后，敌人又灭绝人性地将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沿江示众。最后，还将她的头颅送到长沙，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恐吓革命群众。
朱德得悉噩耗的当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两人相处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3月11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
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正在升起的暮霭渐渐笼罩了长汀城。朱德像往常一样走出住所，到近处散步。微风吹来，送上缕缕凉意，他伸手扣上颈下的扣子。这时，走来一位红军女战士，她就是曾志。
曾志看到朱德在踱步沉思，猜测他可能还在为失去妻子伍若兰而难过，心里不由得同情起来，走上前说：“朱军长，您在散步呀？”
曾志是伍若兰在湖南第三女师低两级的校友，而今是红四军的民运股长，所以同朱德很熟悉。听到有人打招呼，朱德转过脸，一看是曾志，便问：“你到哪里去？”曾志答：“刚吃过饭，随便走走。”
“今天宣传怎么样？”朱德想转移自己的思路，赶忙换了个话题。曾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回答道：“群众的情绪很高，不少青年人都要求参加红军哩！”
“好呀！”一说到青年人参军，朱德的语调顿时变得兴奋起来，“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只要替群众办了好事，他们是会拥护和支持的。”曾志凝思了一会儿，说：“朱军长，到我们那里去坐一会吧？”这个邀请出乎朱德的意料之外，他猛地一愣，很快又镇静下来，点了点头：“好吧，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曾志和一些女战士住在一起，是一间装饰很好、但并不宽敞的房间。当朱德在曾志的引领下走进房间时，女战士们都站了起来，欢迎自己尊敬的朱军长。朱德忙说：“都坐吧，各人照干各人的事情，是曾志让我来坐坐的。”
女兵们都坐在各人的床边，显得有些拘谨。“怎么都不讲话了？”朱德扫视一遍后，说：“刚才进门时还听到你们在这里蛮热闹的嘛，我一来都变成了哑巴！”
“你是军长，她们有点怕你。”曾志说。朱德扬了扬浓眉，说：“敌人怕我，你们怕我干什么？还不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巴。”幽默的话语，逗得女战士们哧哧地笑起来。其中，一个女战士笑着说：“朱军长，你真有意思。”
朱德边听边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中间的这个高大健壮的女战士。她没有绰约动人的风姿，但她那黑里透红的脸蛋闪耀着青春的光彩，特别是那双在长睫毛覆盖下带着泼辣神情的大眼睛，像黑宝石，闪闪发光；如清澈的泉水，莹莹透明。朱德不禁问：“你是哪里人？”这位女战士说：“江西万安县罗塘湾。”朱德接着问：“叫什么名字啊？”曾志抢答：“康桂秀。”朱德又问：“今年多大了？”这位女战士害羞地答：“17岁。”
朱德这才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叫康桂秀的女兵，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便问她怕不怕流血牺牲之类的话，康桂秀用浑厚稔熟的江西万安口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朱德夸奖道：“好，回答得很好嘛。”
接着，女战士们同朱德谈开了，无拘无束。过了一会儿，曾志犹豫了一下，谨慎地说：“朱军长，若兰大姐牺牲了，再给您介绍个女战士吧？”
一提到伍若兰，朱德的心头猛地一紧，仿佛在他未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痛得发抖。但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关心，随便说一声：“好嘛。”
曾志先是看到朱德沉默，以为自己的话刺痛了他，有点儿内疚，接着听到朱德没有反对，就用目光悄悄地扫了一遍在座的女战士们，在康桂秀的身上停留的时间最长。
17年前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塘下村的康桂秀，是一个善良贫苦渔民的女儿，因打鱼生活漂泊不定，当她出生才40天时，就被父亲康定辉送给大禾场村罗奇圭家做望郎媳（即童养媳）。在当地，先找个媳妇，以便这望郎媳能望来个儿子，是千百年来传下的风俗。然而，这个望郎媳没有给罗家望来“郎”。后来，养父养母逼迫她出嫁。那时，康桂秀已经见过一些世面，懂得一些道理。她对养父母果断地说过：“我的婚事不要你们操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不久，康桂秀远走高飞当了红军。这件事，在她的家乡传为佳话，广为流传。1926年，康桂秀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党），并在妇女协会工作，1927年参加万安暴动，1928年参加红军上井冈山。
凭着少女的敏感，康桂秀发觉了曾志的目光，脸上有些发烧，心跳也加快了。她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出了房间。除了曾志，其他人并没有发现康桂秀的异常表现。
朱德不愿在这些女战士们面前谈论这个问题，又与大家寒暄了几句，就回到了他的住所。
一天晚饭后，康桂秀刚回到住处坐下，曾志就走了进来，坐到了她身边，还亲切地拉着她的手，仔细地打量着她，康桂秀被看得怪不好意思的，她暗自寻思：这位曾大姐，过去总是说说笑笑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有事吗？曾大姐。”
康桂秀小声地问。曾志没有回答，依旧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桂秀，你看朱军长这人怎么样？”
康桂秀不假思索地回答：“军长，人很好的。他带领部队打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对士兵还特别和蔼可亲的。”
“我是说，我是说……”曾志仍打量着康桂秀，“你个人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康桂秀说：“军长就是军长，个人可不能随便瞎议论。”曾志说：“不，不。我们红军讲究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讲的。你只管说，没什么关系。”
康桂秀说：“他这样的军长可真少见。我们家乡的那些挨户团团长，一出门就地动山摇，前后的保镖、随从一大帮子人，可够威风的。而我们的朱军长，虽是个那么大的官，能打仗，又留过洋，有学问，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每次见着我们这些小兵都有说有笑的。”曾志问：“如果要你同他结婚，你愿意吗？”
康桂秀马上惊住了，变得很严肃：“你又在瞎凑合，前几天我没有怪你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的，今天你怎么又……”
曾志亲切、温和地说：“你放心，朱军长是个好人。这几个月你也看到了，他对若兰大姐多好，感情多深呀。若兰大姐牺牲后，朱军长精神上很痛苦的。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很大的安慰。”
康桂秀起先是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过了好久才说：“可我不像伍大姐。人家伍大姐能打仗，又有文化，字写得那么漂亮，还能讲那么多的道理。我……”
“你也可以学，可以进步呀。”曾志最后说：“当然，这事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我现在有些事先出去一下，你再认真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曾志走后，康桂秀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当晚，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结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重大的终身大事。康桂秀随红军上井冈山前，养父养母曾逼迫她出嫁，她曾说过：“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如今，自己的这件终身大事真要她自己做主了。可这个“主”怎么做呀？
不错，朱军长是个好军长、好领导。可好军长、好领导与好丈夫是两码事。自己与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论年龄，我还不满17岁，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论水平，我思想幼稚，理论、文化知识都很差，现在也才粗通文字，他早已是个成熟的军事家；论地位，他是军长，我不过是个红军女战士。这样大的差距……
康桂秀几乎一夜没有睡着，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饭，她照样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尽管康桂秀拒绝了曾志的建议，但是，当朱德亲自找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之后，她被朱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也被朱德的人品所吸引。朱德说：“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如果能走在一起，我会好好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康桂秀被朱德十分真诚、十分恳切的话所感动。她抬起头，只见朱军长正两眼紧紧盯着自己，样子是那样赤诚，那样憨厚，那样朴实，她的心开始动了，红着脸，低头坐着。
朱德像讲故事一样平静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康桂秀静静地倾听着。康桂秀的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暖流，但她毕竟还是个少女，少女的矜持使她不愿说什么。
朱德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不摇头，就表示同意，可以吗？”
康桂秀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
“那么，我再问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朱德问后，康桂秀仍然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朱德的脸上露出了喜色：“那么，你答应了。”
康桂秀脸颊绯红，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开始了她与朱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的情缘。
当这一切展现在朱德面前时，他适时地准备采撷爱的果实，就像鲜桃成熟，需要及时摘取。于是，一天，他充满激情地握着康桂秀的手说：“桂秀，我们现在结婚怎么样？”“一切都由你定。”
康桂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朱德心里一阵喜悦，他喜形于色地望着康桂秀，说：“那好，趁着现在休息，我们就喜结良缘吧！”
“你真是得寸进尺，总不至于是今天吧！”
康桂秀的话好像戏言，但声音甜美极了，宛如黄莺鸣翠柳，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不能是今天，明天总可以吧！”朱德一面抚摸着康桂秀的秀发，一面动情地说：“我们明天就把喜事办了，回头一打仗，又没空。”康桂秀乐滋滋地点点头，声音像蚊子哼哼：“好，明天就明天吧。”
翌日晚饭后，斜阳的余晖把天地衬托得无比绚丽。就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曾志喜气洋洋地进屋，挨着康桂秀坐下，悄声说：“我们走吧！”
康桂秀慢慢地站起来，抬起眼睛看看屋子里的姐妹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个月来，她们生活在一起，有说有笑，多么亲密无间啊！今晚，她就要离开姐妹们了，去和朱军长一起生活了。一想到这些，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颗热泪不由滚落下来。
“你搬走了，我们会常去看你的，你也可以常到我们这里来嘛！”不知是谁这样慰藉道。康桂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跟在曾志的后面出了屋，几个女兵拎着康桂秀的东西，跟在后面，护送新娘到新郎家。
朱德住在长汀县城的“辛耕别墅”。说是别墅，其实比普通房屋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大一会，曾志领着康桂秀走进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让她在一张大床边坐了下来。
刚刚开完会的朱德听说新娘到了，忙三步并两步地走了进来；跟着，毛泽东、陈毅、谭震林和其他几位亲密战友拥进新房祝贺。毛泽东一进门，就风趣地说：“打了胜仗又结婚，你们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哪！”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和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说：“朱军长今天容光焕发，我陈毅当然要借光呷酒喽。新娘子，你说要得要不得？你要晓得，是我把你带进红军队伍里来的，你同朱军长结婚，我陈毅是第一大功臣哟！你要不要多敬杯酒？”
毛泽东指着陈毅笑着说：“你陈毅就是喜欢耍，你看人家江西妹子都害羞了呢。”这时，机关的年轻干部和战士们高兴地笑着、跳着，嚷嚷着喊：“军长请客！军长请客！”站在人群中的朱德嘿嘿地笑着，连声说：“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朱德用他那仅有的、这次打下长汀后同每一个战士一样分得的5块银洋，又向警卫战士借了几块银洋，叫人买了几个罐头、几斤酒。朱德兴高采烈地说：“这点东西，就是我和康桂秀同志结婚的宴席，虽然太寒酸了点，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条件嘛，等取得了胜利，我们再请同志们，怎么样啊？”听军长这么说，气氛更为热闹，人们异口同声地直嚷嚷：“行啊！行啊！军长说了话要算数。”
夜深了，贺喜的人们渐渐散去。这时，朱德窗口的那盏油灯还在亮着，而且亮了很久很久。他们兴致勃勃地谈笑着；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谈信仰、贡献和幸福。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信仰，尽管从年龄上说，朱德可以作康桂秀的长辈，然而，共同的信仰、事业和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这一天，朱德同样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想得很多很多……
就在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朱德坐在熠熠闪光的油灯下，亲切而认真地对她说：“桂秀，当前战事少些，看来有点时间，让我毛遂自荐当先生教你识字吧。你很年轻，今后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几句话儿，把康桂秀噎住了，她不由暗想：是呀，一个红军战士，连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个，往后如何挑更重的担子啊！可她又一想，自己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女孩，能够握住笔杆子吗？她犹豫起来：学，还是不学？这时，朱德好像摸透了她的心思似的，忙鼓励她说：“一个革命战士，既要习武，也要习文。山沟里的女孩子能扛枪打仗，也一定能握笔写文章。你是踩着困难走过来的人，只要勤学苦练，我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呀？”
“是的。是这样的。”康桂秀连声说，“小时候，我家里穷，想读书识字苦于没有钱，没有法子跨进学堂的门槛。如今有了你这个家庭教师，我一定要好好学点文化，以便今后更多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从这个晚上开始，只要能挤出时间，朱德和康桂秀便聚在一起，两人并肩而坐。油灯下，朱德一手拿着识字课本，另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康桂秀全神贯注地盯着课本，一字一字地念，一字一字地写。在朱德的辅导和影响下，倔强的康桂秀把学习文化看作是同打仗一样重要的事情，非要打赢不可，进步很快……
○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
1929年4月1日，朱毛红军离开长汀，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
4月30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向凭借城高墙厚对抗红军的宁都城守敌发起了强攻。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全歼守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雷世琮。
从4月开始，红四军在赣南活动、转战一个多月，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革命政权，初步形成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
自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后来，已经在闽西立足的红四军，数量比以前大增，赣南、闽西根据地也扩大了。朱德和毛泽东等前委成员又开始感到前委的工作有些顾不过来，因为它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基本上陷于日常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3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操着一口湖北黄冈腔，尾音很长：“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混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在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红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到会的各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计四五十人。会议由陈毅主持。
在沉重的气氛中，陈毅代表前委对前一段工作作了报告，朱毛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了发言。朱德与毛泽东各抒己见，态度都很激烈。陈毅听完朱德、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不无幽默地调解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小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起来。”嗣后，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